开国部长，群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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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璐璐
1953年2月24日，毛主席在南京下关码头视察人民海军“南昌”舰。左起：陈毅、毛泽东、罗瑞卿。
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政务院任命了4位副总理，分别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下设21个部，分别为周恩来兼任部长的外交部，强力机关公安部、司法部，经济机关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铁道部、轻工业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与民生相关的机关内务部、劳动部、卫生部、文化部、教育部。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首届政务院的组建是从当时的实际需求出发——21个部中，经济部门占了13个，足见摆在新政权面前的压倒性任务是恢复经济;两个强力部门，承担着建政之初荡涤一切残留特务和暗桩的重任，没有这个先决条件，经济工作无法开展;5个民生部门，则覆盖了民政、就业、医疗、教育、文化等基本民生需求。
公安部长罗瑞卿，要学南方人插秧
“新政权面临各种挑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妄图卷土重来，大陆残留的國民党特务猖狂破坏，城乡社会秩序不安。北平的社会治安状况比较乱，给解放初的治安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石仲泉说，建立一支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武装力量迫在眉睫。那么，由谁来当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呢？毛泽东心中的人选，就是罗瑞卿。
1949年5月14日，刚刚解放了山西太原，正准备向西北进军的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突然接到毛泽东的电示：“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工作后，乘火车到达北平。先是周恩来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即将成立的政务院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感到很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随大军挥师南下，并认为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部长更合适。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他有他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当晚，毛泽东在北平西郊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意识到，当公安部长是形势所需，任务艰巨，便接受了任命。
“罗瑞卿和毛泽东关系匪浅。”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早在1929年的井冈山，罗瑞卿就结识了毛泽东，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和卫士。1933年，罗瑞卿出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他积累了丰富的保卫经验。红军长征后，罗瑞卿任先遣队参谋长，负责打前站;后来又回到保卫局工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随红一方面军军团行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有出一点差错，这与罗瑞卿的领导是分不开的。罗瑞卿在保卫方面的出色才干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新中国的公安部部长自然非他莫属。
在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治安工作一直归中央社会部领导。194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给各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里说：“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原来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就成了筹建公安部的基础。原来的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也调来给罗瑞卿做副手。但人手还是奇缺。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50名到公安部工作。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50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罗瑞卿转变了想法，开始物色精干人员。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11月1日，公安部启用印信，正式开始办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基础部教授许新源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道：“公安部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的公安保卫工作开始由党的形式转变为政权的形式，全国统一的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公安武装开始组建。人民公安机关既是政权的行政机关，又是党的保卫机构。”罗瑞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干部，组建班子。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三层小楼，新中国成立前是北平银行行会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被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并提出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
罗瑞卿对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地痞流氓等进行严厉打击。他先开展了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同时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信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北京的登记工作进行了3个月，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被摧毁了。
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至1950年6月，北京、上海等13座大城市共缉捕盗匪5477名。到1950年底，大城市盗匪活动已基本消灭。北京处决东郊大流氓孙起后，当地百姓拍手称快：“这一下可晴了天了。”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起草文件，在10月10日凌晨2点，把草稿送到了毛泽东手上。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
当时，美国特务和台湾保密局勾结，让特务段云鹏再次从台湾潜入北京。段云鹏自幼习武，号称“飞贼”。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他三次潜入京津地区，策划了北京火药库爆炸案和天津无轨电车爆炸案。京、津两市公安局进行了大量调查，逐步清除了他的爪牙。1954年6月，段云鹏来到香港。在公安部门“内线”的诱导下，段云鹏完全按照为其设计的线路潜入广州，落进预设的圈套就擒。罗瑞卿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高兴地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罗瑞卿率领着他的“部队”，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为保障新政权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可称之为“能”
新政权还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些观望者、幸灾乐祸者开始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得了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中心任务。由谁来干呢？周恩来提议说，东北局的陈云同志适合主持财经工作，毛泽东立即赞同。
陈云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遵义会议开始，陈云就一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政策。延安时期，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战胜利后，陈云又在东北财经工作中表现突出。
1949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请陈云同志来中央一叙。”8日下午，陈云到达西柏坡，当晚向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汇报了东北的工作，介绍了东北的工业情况。毛泽东说，中央正在酝酿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由陈云挂帅。
陈云立即投入了平抑物价的战役中。此战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的物价。6月10日，上海刚解放不久，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这是上海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从而一举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让人民币顺利进入市场流通。此后，又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煤炭，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抛售，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粮棉之战”也告胜利。
毛泽东评价这两场经济斗争，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他赞赏道：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
1949年10月1日，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担任重工业部部长。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必须要有自主的、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当时重工业部的内设机构包括钢铁工业局、有色金属工业局、机器工業局、船舶工业局、化学工业局、兵工总局等，可见发展重工业的思路和方向。
1949年12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重工业部的全国钢铁会议，确定了以东北为钢铁工业建设重点，华北、华中等地以恢复为主的工作方针。他对已有钢铁企业进行接管，组织企业恢复生产。在陈云的领导下，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1950年便同期增长了11倍。
1954年，（左起）朱德、毛泽东、陈云、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
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左三）等人到淮河视察。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它的复兴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1952年6月，由陈云负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宣告完成。第二稿包括大量的内容，共有25个小册子，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这一稿提出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
由于工作过分忙碌，从1950年4月起，陈云不再兼任重工业部部长。作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他投入了一个艰巨的变革中：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在新中国建政之前，各解放区处于被分隔的状态，财经工作是政策上统一，业务上分散经营。从1950年3月起，陈云开始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使得新中国十分有限的财力物力能够集中起来办大事。到1950年8月底，全国银行存款比1949年增加了14倍以上。此前的几十年里，无论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做到过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每年都依靠发行巨额纸币和举巨额外债度日。而新中国建政一年之内，就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
水利部长傅作义，三下淮河治水患
今天的人们讲述1949年时，很容易聚焦于喜庆：年初的军事胜利、年中的群贤毕至和金秋的开国大典。但史册的记载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自然灾难：1949年夏天，发生了特大洪水。全国被淹没的耕地有12156万亩，减产粮食220亿斤，灾民4000万人，重灾区灾民1000万人。第二年，淮河又大决口。政务委员曾山亲眼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许多灾民挤在高地上求生，断炊的已达109万人。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面对的又一个艰难挑战：治水。
千百年来，治黄治淮都是中央政府的重任。谁来当新政权的水利部部长？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征求傅作义的工作打算，傅作义明确表示，他想做水利工作。
傅作义有过治水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政河套地区。1941年，他派出麾下第十七师约3000人，在绥远兴修水利，使3万多亩耕地及时得到灌溉。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带着部队在河套挖了1700多里宽达15米以上的干渠，还有超过1万里宽为3米以上的支渠，使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
开国大典后，中央一度拟安排傅作义等起义的高级将领一道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但毛泽东说：“对傅作义这样安排还不够。傅作义立了大功，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中央尊重傅作义本人的意见，任命他当了水利部部长。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在酝酿其他人员时，中央请傅作义推荐合适人选。毛泽东说：“凡是傅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傅作义立即推荐了两位著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为原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家;另一位则是与他一同起义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刘瑶章，此前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北平市长。最终，张含英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则成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傅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傅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傅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傅作义点头答应。毛泽东挥笔写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8月25日，水利部召开了第一次治淮会议，由傅作义主持，确定了根治淮河的基本方针是：蓄泄兼筹，上中下游统兼顾。11月3日，傅作义在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治理淮河的报告。
次年3月17日，傅作义亲赴淮河进行了历时49天的视察工作。他视察淮河上游时，认为这里非常适合建造人工水库，当即决定建一座大坝。最终，石漫滩水库建成，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淮河流域上修建的第一座人工大水库，在防汛、工业供水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1951年到1953年，傅作义先后三次视察淮河，对河流治理情况和防汛、灌溉、水土保持等工作做了详细考察，有效治理了淮河水患。在和平起义、保全古都北京的高光时刻之后，傅作义投入了他擅长的事业中，成就了一段毛泽东和中共知人善用、人盡其才的佳话。
薄一波曾回忆道：“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对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马叙伦出任教育部部长、章伯钧出任交通部部长……21个部中，有10个部长为党外人士出任。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同济，开启了新中国建设辉煌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