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新建泾河长庆桥碑铭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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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新建泾河长庆桥碑铭概况及建设背景，分析了新建泾河长庆桥建设的原因及历史意义。认为，一是泾川、长武间的司家河渡口是连接陕、甘、宁三地的重要枢纽，军事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应为兵家必争之地。二是此地连接陕甘宁，且河谷交错，除修桥接通以外，别无他途可通。三是其“长庆安澜”与“长途庆慰”的寓意深远。四是便利了陕甘宁交通，便利了群众生活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关键词】 新建泾河长庆桥;碑铭考述;历史意义
庆阳境内金石碑铭丰富，其中发现于宁县的《新建泾河长庆桥碑》对研究国民党为剿共而疏浚交通、发动军民协作生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新建泾河长庆桥碑铭概况
《新建泾河长庆桥碑》立于1936年10月10日，位于长庆桥旧址附近的二郎沟路口，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改建公路时被推倒，据说碑座被庆阳市西峰交通管理站拉走另有所用，碑身则由平凉市泾川县交通监理站拉去用作石桌，现存于平凉市公路总段驻地。
此碑碑额分两行自右至左横刻“新建泾河长庆桥碑”8个篆书大字，每字约12cm。碑阴无字，碑阳自右至左竖刻，全文如下：
陆军骑兵军同上校主任秘书：胡邵撰。郃阳党晴梵书。泾川、长武间司家河渡口，泾、汭、蒲、茹诸水汇焉，乃通庆阳、环县，及于宁夏之要津。冬春筑土桥资跨越，而厥工弗缮，夏秋雨作，交通辄断，行人往来，佥为疾首。军旅转输，亦因之梗滞。乙亥岁杪，何军长督军剿匪驻节西峰镇，虑桃汛为灾，或偾兵事，乃请于陕、甘两省府，以丙子岁五月，命技士樊锡梁、杨复春二君来董其事，并由泾、长、灵、宁四县各出民工日二百人，择占郭村河幅较隘处，筑灰石漫水桥。以其衔接长武、庆阳两县，兼寓“长庆安澜”与“长途庆慰”之义，因命名曰“长庆桥”。并修缓坡盘道于南岸，以接西兰公路。计阅时约半稔，斥资两万七千元，始观厥成。所以贯通宁陕公路之捷径，而利济四民，不独军运称便已也。惟是保厥久远，尚必有赖于来兹之修护者，为殷且钜，爰纪其始末而勒之于石。陆军中将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监修。长武县县长党佰弧、泾川县县长张东野、甘肃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胡抱一、灵台县县长何世英、宁县县长王序宾协修。陕西省建设厅技士樊锡梁、甘肃省建设厅技士杨复春设计。关中王尚玺刊字。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立。[1]
此碑为石灰岩质，碑身高222.5cm，宽91cm，厚22.5cm。碑文也是自右至左竖刻，共11行，每行约36字，共400余字，隶书，每字约4cm见方。碑文两侧镌有署名隶书小字10行，每字约2cm见方。碑文通俗易懂，叙事清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新建泾河长庆桥的建设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內忧外患的危难之际，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军的侵略，成为当务之急。10月，以原晋西游击队的力量为基础组成陕北支队，转战到陕、甘两省边界的南梁地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游击队汇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根据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陕甘游击队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4年2月，红26军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辖1个师，500余人，并先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地域涉及旬邑、三原、耀县、宜君、淳化五县边界根据地和以南梁为中心的吴起、保安、鄜县、合水、甘泉、华池六县交界地区根据地。6月，在广大军民的协作努力下，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后，照金和南梁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极大地拓展了根据地的范围和壮大了军事力量。8月，开辟了绥德、清涧;安定、延川;神木、府谷;葭（今佳县）、吴堡四个革命根据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后，于11月，为更好地组织、发动群众，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随后，陕北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根据地面积扩大到保安、延安、安塞、延长、靖边、横山等地区。为了统一对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有效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凝聚革命力量。1935年2月初，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崔田夫代理西北工委书记一职。5月1日，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刘志丹，政治委员是高岗。国民党军为遏制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又一次发动了“围剿”，7月中旬，苏区军民团结一致，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苏区范围扩展到30个县境，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有人口70余万，其中20多个县正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1万余人。从此，统称陕甘苏区。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10月，一举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10月中旬，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11月初，陕甘支队同红15军团会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势力进一步壮大。
国民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惨遭失败后，蒋介石誓不罢休，火速集结10万兵力，亲自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围剿”，企图一举消灭西北红军，侵占陕甘苏区，迫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2]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时，国民党部署了周详的作战计划。其中东面沿黄河一线由阎锡山部的6个旅防守;西南是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董英斌、何柱国部共10个师;北面是高桂滋、井岳秀部的2个师，南面是东北军王以哲的4个师、杨步飞的1个师及西北军一部。1935年7月下旬，国民党军除84师、86师已在根据地北线外，在南线担任“剿匪”助理的国民党67军，已开始在洛川地区集结;东线晋军5个旅于榆次地区集结，先头部队已渡过黄河，进至绥德、五堡一带;国民党35师105旅进驻甘肃环县。据王世泰回忆，此时，西北红军主力和游击队队伍只有1万余人，敌我对比为10比1，而且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刚刚结束，我军还未得到休整和补充。面对敌人大规模的的“围剿”，刘志丹认为，敌人如此大规模调动兵力，一定会受到交通运输的限制，粮秣供应的困难，行动定会迟缓;而且国民党军内部各个军阀之间，杂牌军与嫡系之间为保存实力和地盘互不信任，互相牵制，矛盾重重，各线“围剿”根据地的行动不能完全协调一致;加上东北军远道而来，不熟悉黄土高原的地形地貌，也没有与红军、游击队交过战，难以发挥其优势。这些都是敌军弱点。根据刘志丹对敌情的分析，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迅速集中红42师和84 师，在敌人未完成作战部署前，乘敌之隙，各个击破。[3]首先从东线攻打阎锡山的晋军，随后攻打立足未稳的南线东北军，同时，前委命令红26军42师1团、骑兵团在咸榆公路东西两侧，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南线敌人，并动员陕甘边、陕北所有的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陕西省鄜县利用直罗镇的有利地形，有力阻击国民党军，消灭东北军1个军和1个师的兵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的节节胜利，其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为了联合各方力量，抵御外辱，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国民党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周围大量增兵，山西的阎锡山沿黄河设置了层层壁垒，企图阻拦红军开往华北抗日前线，宁夏甘肃的马家军也不断向红军挑衅。在这红情况下，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封锁，开赴抗日前线，于1936年2月东渡黄河，实行东征。
红军东渡后，蒋介石一面增调了10几个师进入山西，阻止红军东进;一面令陕甘军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中共中央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在山西阎锡山军队从陕西退回山西后，即令红军回师西渡，重返陕北根据地。1936年5月，边区红军又发动了西征战役。其目的在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西征途中，首先发动了歼灭马家军冶成章所部的曲子镇战役。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全部敌军缴械投降，冶成章也被炸伤俘获。此后，马鸿逵部队也望风披靡，被迫困守宁夏，不敢再和红军列阵较量。[4]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是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故国民党要严防死守。
曲子镇战役后，西征红军奉命开往七营川、清水河一带（今宁夏固原一带），积极组织群众力量，建立人民政权，并通过各种宣传，争取东北军抗击共同的敌人。在七营川、清水河一带和红军对峙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他们是被蒋介石卡着脖子赶到西北来的。西征军根据上级指示，在何部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但开始时，东北军上层无视红军的强大力量，于6月初，派了4个团的骑兵向红军挑起战端。红军迫于无奈，也组织兵力进行了反击，消灭了东北军的4个骑兵连，但我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待之以礼，极力讲解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并揭露蒋介石企图削弱和消灭东北军的阴谋所在。最后大部分东北军官兵提高了认识，愿为抗日救国而共同效力。据王世泰回忆，在抗日救亡思想的影响下，东北军往往与红军拉歌对唱、互赠礼品，甚至在红军提议下，还进行战地联欢会。[5]1936年7月，红军和东北军骑兵师签订了停战协定，使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消灭红军的阴谋开始破产。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认真执行党中央为建立抗日爱国统一战线而制定的各项政策，把消极颓废的东北军将士，推向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前途。
三、新建泾河长庆桥建设的原因及历史意義
国民党军队之所以非常重视陕甘边这一地区的交通建设，一是泾川、长武间的司家河渡口是连接陕、甘、宁三地的重要枢纽，军事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应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因原来此处只有土桥相连，每逢大雨便不能顺畅通行，国民党为了剿灭中国共产党，便派遣陆军中将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督军西峰时主持修建了此灰石桥，以便与西兰公路相接，贯通枢纽。二是此地连接陕甘宁，且河谷交错，除修桥接通以外，别无他途可通。从碑文中可知，在修桥的过程中，协调陕甘两省四县县长，而且“由泾、长、灵、宁四县各出民工日二百人”参与，“择占郭村河幅较隘处，筑灰石漫水桥。”历时半年竣工，耗时之长，动用人力之众，思虑之周全，当时少见，也为今日畅通陕甘宁交通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此桥选择立于纪念辛亥革命爆发的“双十节”，且被名为“长庆桥”，其“长庆安澜”与“长途庆慰”的寓意深远。四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陕甘边地区的交通一直处于落后闭塞状态，而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恰恰要比经济地位重要。蒋系势力入甘后，为了加强对甘肃的控制，将甘肃的交通事业列入其议事日程。长庆桥的建设，无疑便利了陕甘宁交通，对“开发西北，巩固边疆”具有深远的意义。五是泾河长庆桥的修建，不论国民党的初衷如何，无疑“利济四民，不独军运称便已也”，便利了群众生活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后来国共合作，共同开赴抗日前线，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吴景山.庆阳金石碑铭菁华[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264.
[2][3] 王世泰.王世泰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03.204.
[4][5] 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398.399.
【作者简介】
强进前（1983—）男，汉族，历史学硕士，中共平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西北史地和中共党史方面的学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