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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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其国
马相伯激赏于右任
于右任，原名于伯循，字诱人。生于1879年，陕西泾县人，后迁居三原。于右任幼承庭训，继进私塾;后中秀才，并入书院就读。父亲于宝文寄望于他的，就是“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但于右任似乎并没有恪守父训。
1900年，二十岁出头的于右任入陕西中学堂读书。当时眼见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和光绪西逃。青年于右任出于民族义愤，写信给巡抚岑春煊，建议杀掉慈禧，拥护光绪重新施行新政。信写好后，知情的同窗好友怕他遭到不测，力劝乃止。但仅过了三年，也即于右任得中举人次年，他还是因诗贾祸，遭到三原县令德锐（满籍）通缉。这些诗包括《杂感》（四首），以及《署中狗》等。前者讽刺清廷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后者指向更是一针见血：“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诗中直言，养着你们这些官吏有何用，平时只管吞噬民脂与膏;与其空谈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不如用实际行动，效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由于此时激赏于右任的兴平县知县杨吟海调升商州知州，他聘于右任出任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使于右任一时得以逃过德锐魔爪。在此期间，适逢开封举行最后一次春闱会试，也许是为告慰父亲希望他作“一个读书人”的期望;也许是于右任一直感慨于“旧日求学之困难，或有志而无其时，有时而无其地，有地而无其师，有师而无其资”。而此次赴汴考试有地方资助，他便欣然前往赶考。几乎与此同时，三原县令德锐向陕甘总督允升密报于右任为革命党，请革去其举人，缉捕归案。允升严令“无论（于右任）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幸好有人及时将此消息传出，于右任因此出逃到他一直向往的“志士云集，议论风发”之地——上海。他曾在《牧羊儿自述》中写道，“我此时心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但是东奔西突，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我儿时，二伯父曾经叫我到香港读书，以家计困难，未能成行。及闻上海志士云集，议论风发，我蛰居西北，不得奋飞，书空咄咄，向往尤殷”。
1904年春天，于右任终于来到心向往之的上海。但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就在他感到茫然无措之际，不意竟在街头巧遇泾县同乡吴仲祺。后者有侠义心肠，知道于右任的窘况后，当即请他搬到自己家住，并待之如上宾。更让于右任喜出望外的是，他住进吴家后，认识了吴的邻居吴彦复。后者家里有丰富的藏书，当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后，书籍也都寄存于吴家，于右任因此得以在这里尽情阅览，视野为之大开。通过吴仲祺，于右任又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其中就有他的陕西老乡雷祝三。后者系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学生，一日他与震旦学院监院（校长）马相伯先生叙谈，说起于右任亡命沪上之事。马相伯此前已通过报纸，知道于右任其人其事，对其才华和行事颇为激赏，现得知于羁留上海，工作、生活尚无着落，当即请雷祝三通知于右任来震旦学院就读，还免去他学费和伙食费（一说于右任认识马相伯另有人介绍——笔者）。于右任因此一直感恩并师事马相伯先生，自称“受业”，并尊后者为“夫子”。
于右任（左）与恩师马相伯在上海（1931年9月）
于右任手迹
震旦学院后因学校管理权与外籍教师产生分歧，最终引发学生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而离校，于右任亦在其中。随后他们即筹划另建新校，以吴淞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鉴于“震旦”校名已被盗用，马相伯采纳了于右任的建议，从《卿云歌》中撷取“复旦”二字为校名，一示不忘“震旦”;二寓恢复中华之意，是为复旦公学。除倾情参与打造复旦，于右任还在上海一手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不过说到于右任和上海的交集，最有影响的，当数他在上海的报人生涯。不夸张地说，是上海成就了他作为“著名报人、元老记者”的声誉。
“民呼报案”始末
那还是在于右任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期间，他第一次用“于右任”这个名字给梁启超等办在横滨的《新民丛报》寄去一篇五千字政论文，文章论据充分﹑说理透彻﹑文笔流畅，深得梁启超激赏;文章刊出，名声大噪，梁启超也从此与小自己六岁的于右任订交。后者有此体验，深感舆论重要，也因此谋求发展革命舆论，于是开始关注起报刊。有一天，于右任发现上海某报在社论中诬革命为叛逆，公然为清廷张目，他当即撰文驳斥。不料文章寄出，该报根本不予理睬。于右任这才意识到，革命者手里如果没有自己的报刊，那些别有用心者就有可能“任意传递歪曲之主张与不确之报告，以蛊惑人民视听”。就这样，他开始萌念创办一张报纸，用以宣传革命主张。决心既定，又获得复旦公学叶仲裕、邵力子等人赞同和大力促成，并为这份报纸取名《神州日报》，一方面寓以期再造神州之意;另一方面“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于右任语）
于右任没有办报经验，想起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办过不少报刊，《民报》《新民丛报》也都在日出版，所以他决定去一次日本，以期有所借鉴，同时进行募捐。甚至他还期冀此行日本，能见到敬重的孙中山先生。
1906年9月，于右任终于开始了他此番的日本之行。他先是乘船抵马关，然后改乘火车到东京，会晤陕西人中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康心孚等留日学生，并由后者介绍，结识胡汉民。一个月后，孙中山由越南西贡抵达东京，他此前已知晓于右任因宣扬革命被清廷缉捕逃到上海一事，如今从胡汉民、康心孚嘴里得知于右任正在东京，非常高兴，不僅很快会见于，还就于关心的平均地权等问题，与他作通宵长谈。又一个月过去，11月13日，于右任在东京正式加入“同盟会”。
从日本回到上海的于右任，与复旦和中国公学同学经两个多月筹措和奔波，《神州日报》终于在1907年4月2日创刊。社址设在四马路（今上海市福州路）群益书店楼上，报头系由南通实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题写。“发刊词”对当时新闻界诸如无的放矢、黑白不分、传播谣言、不尚实际、党同伐异、私而忘公等流弊，一一进行针砭，其影响一时远播。悲催的是，1908年3月26日晚，因毗邻的广智书局失火，殃及《神州日报》，后者几遭灭顶之灾。后幸得保险公司保险金，报纸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嗣后报社又发生人事纠葛，于右任即自动求离。
接下来的故事，于右任外甥周伯敏在《记于右任》一文中记述道：“《神州（日报）》失败后，上海道蔡乃煌想笼络他（于右任），办了一个《舆论日报》，重金邀他当总主笔。他终以政见分歧而另发起组织《民呼日报》。在广告词中有这样几句话：‘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呼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民呼》命名，寓意于屈原诸章。”
于右任挥毫题字照（1962年）
于右任以政见不合拒绝与蔡乃煌合作，这就使蔡乃煌埋下了衔恨他的因子，只是于右任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忙于筹划创办《民呼日报》。“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报，因火后不支而退，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于右任语）在他的设想中，《民呼日报》无论是持论还是内容，都比《神州日报》要更激烈，也更丰富。其间他因父亲病重和病逝两度回乡，加上其他波折，《民呼日报》至1909年3月26日才正式创刊。巧合的是，此时恰遇甘肃旱灾，一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对此惨状，《民呼日报》作了大量报道;于右任还倡议募捐救灾，并组织甘肃赈灾公所，为便于开展工作，就将地址设在报社内。短短一个月，就募集到数量可观的款项，于右任迅即将这些款项交给救灾机关，请他们寄往甘肃用于救灾。
与此同时，《民呼日报》本着为民请命的宗旨，揭露陕甘总督允升只求个人保官，不顾百姓死活，刊登《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等犀利文章，揭露允升隐匿地方灾情三年不报，以致田赋不能豁免，灾荒无所赈济，酿成甘肃辖境赤地千里，树皮草根挖掘殆尽，最后终于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允升此前已衔恨于右任，只是因为于右任在上海租界，他一时无从下手。如今见于右任主政的《民呼日报》如此猛烈地抨击他，允升再也坐不住，必欲置于右任于死地而后快。当他知道后者倡议募捐救灾，并组织甘肃赈灾公所，顿时想以莫须有的“侵吞赈款”之名，陷害于右任。于是他即捕风捉影地电告上海道台蔡乃煌，诬告于右任“侵吞赈款”。须知蔡也是一直衔恨于于右任此前不肯与他合作，此时当然与允升一拍即合。尔后二人便迅速联手，将于右任和报馆经办赈灾捐款事务的陈非卿拘捕，并将他们押至租界会审公廨过堂。对此，周伯敏还补充记述道：“《民呼（日报）》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意愿，触忌当道。好在馆址在英租界，蔡乃煌无法迫害。乃与甘肃藩司王庆藩串通，转借于为甘赈灾募捐事，诬以借灾招摇敛钱，勾结英捕房拿办，入狱。”这时候，一些曾经被《民呼日报》指责过的官员，如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台朱云锦、已故上海道台蔡均的亲属蔡国桢、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趁机落井下石，一时间控告《民呼日报》“诽谤罪”的多达十四起，乃至引发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
1909年6月19日，会审公廨对于右任和陈非卿进行审讯。主审人是上海县知县，陪审人是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出面告于右任的是上海道台蔡乃煌，以及朱云锦、蔡国桢等人。其实无论是朱云锦还是蔡国桢、陈德龙，他们知道自己告于右任的底气并不足，他们这样做，只是为配合蔡乃煌意图整垮《民呼日报》造声势，同时也借此为自己曾被《民呼日报》揭批出口恶气。允升和蔡乃煌自然更清楚，他们这是对于右任的蓄意诬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整垮《民呼日报》。所以庭审者对于朱、蔡诬陷于右任等所谓的“诽谤罪”，不敢深入审讯，更多的是将重点聚焦在后者“侵吞赈款”上。1909年8月3日至11日的《民呼日报》，曾连续发表十篇特别启事;1909年8月26日新加坡《中兴日报》等都对该案审讯情况进行详细报道。其中就有于右任的辩护律师费信惇在公堂上作的如下辩护词：“被告于右任等，实与侵吞赈款丝毫无涉，纯属误拿（抓），经调查：甘肃赈款乃刘姓道员经办，因刘与于友善，故借报社开办，刘道员有账房二人，经手出入之款，均有账目收据，与于右任无干。于右任因赈济灾民公益善事，故赈济机关借住报馆，亦不收任何费用。如有不信，现有刘道员的账房、赈款所存的林丰号经理，以及经手解款的蔚丰厚钱庄经理等人，均在堂下，可以询讯。”
上海县知县此时发问：“既云（款项）进出皆有收条，收条可在？”
在堂的林丰号和蔚丰厚号经理闻讯，立即将解款账本和清单呈上。上海县知县见后，一时无可言对。费律师随即指出，这场诉讼，原告本应是陕甘总督，他是封疆大吏，不能前来对簿公堂，乃委托上海蔡乃煌道台，蔡又未见出庭，如此做派不符合文明国家的法律，故本律师建议，改期审讯;被告于右任可交保在外，听候传讯。但上海县知县与英国驻沪领事商量后，决定先释放陈非卿，于右任仍带回巡捕房，继续关押候审。结果这一关押就几近一个月，其间对于右任连续审讯七次，案子依然没有了结。一直关注此案的读者，在1909年8月13日出版的《民呼日报》上，忽然读到这样一则启事：“……报纸（《民呼日报》）一日不停，讼案（便）一日不（能）了，加以酷暑如焚，总理于右任被系于狱中，备受苦楚，（报社）同仁委曲求全，不得不重違于君之意，自行停刊。”就这样，在蛮横强势面前，于右任的报社同仁为救他，只能宣布出版仅92天的《民呼日报》“自行停刊”。
随即，会审公廨于1909年8月27日对于右任进行第八次复审，略做讯问，便当堂宣布于右任获释，驱逐出租界。至此，这场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闹剧终于收场。
不屈的报人精神
闹剧收场，于右任不屈的个性在继续彰显。这不，很快，上海一些报刊在醒目位置刊登《民呼日报》启事：“呜呼，本报自停刊招盘，业经多日，近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又说，“《民吁日报》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报社地址）仍设上海望平街160号内，即日出版”。对于取报名“民吁”，于右任解释道：“民不能言，则唯有吁耳！”
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正式发行，由于于右任被逐出租界，他不能出面任社长，但实际主事还是他。此时《民吁日报》除继续关注民生疾苦外，还逐步将评论重点聚焦国际问题，接连发表《论中国之危机》《锦州铁路与远东和平》等社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种种侵华行径，引起日方恼恨，最终会审公廨屈从日方要求，查封了问世仅一个多月的《民吁日报》。未几，于右任又创办《民立报》……后来这些报纸虽相继停刊，但于右任作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名著名报人、元老记者的鲜明爱国立场，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