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花钱
时间：2020-07-31 03:44: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
如中医大夫，如气功师，街头摆摊卜卦的，酒桌上的饮者，路灯下拥簇着的一堆博弈人和观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了十二分的能耐，连破棉袄里扪出一颗虱来，也是珍贵的，有双眼皮的俊。
依我們的经验，凡是太显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个小孩子在街上说他是毛泽东，由他说去，谁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
前些年里，戴口罩很卫生，很文明，许多人脖子上吊着白系儿，口罩却掖在衣服里，就为着露出那白系儿。
后来又兴墨镜，也并不戴的，或者高高架在脑门上，或者将一只镜腿儿挂在胸前衣扣上。
而现在却是行立坐卧什么也不带的，带大哥大，越是人多广众，越是大呼小叫地对讲。
—— 这些都是要显示身份的，显示有钱的，却也暴露了轻薄和贫相。
金口玉言的只能是皇帝而不是补了金牙的人，浑身上下皆是名牌服饰的没有一个是名家贵族，领兵打仗了大半生的毛泽东主席从不带一刀一枪，亿万富翁大概也不会有个精美的钱夹在身上。
越不是艺术家的人，其做派越更像艺术家;越是没钱的人，越是要做出是有钱的主儿。
说句好话，钱是不能证明一切，但也不能说钱就不是一种价值的证明，说难听点，还是怕旁人看不起。
过日子的秉性是，过不好，受耻笑，过好了，遭嫉妒。
豪华宾馆的门口总竖着牌子写着：“衣着不整，不得入内。”
所谓不整者，其实是不华丽的衣着，虽然世上有凡人的邋遢是肮脏、名流的邋遢是不修边幅之说，但常常有不修边幅的名流在旁人说出名姓后接待者的脸面方由冷清到生动。
于是，那些不失漂亮的女子，精致的手袋里塞满了卫生纸，她们不敢进澡堂，剥了华丽的外套，得缩身捂住破旧不堪的内衣，锃亮的高跟皮鞋不能脱，袜子被脚趾捅出个洞。
她们得赶快谈恋爱，谈恋爱了，去花男朋友的钱，或者不结婚，或者结了婚搞婚外恋，傍大款。今天猎住这个，明日瞄准了那位，藤缠树，树有多高，藤有多高，男人们下海在水里扑腾，她们下海，在男人的船上。
社会越来越发展到以法律和金钱维系，有定数的钱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来来往往，人就在钱上穷富沉浮。
若将每一张钞票当一部小说来读，都有一段传奇的吧。
如果平静地来讲，现在可爱的倒不是那些年轻的女子了，老太太更显得真实、本质，做小市民有小市民的味;头梳得油光光的去菜市，问过了这一摊位的价格，又去问那一摊位的价格，仰头看天，低首数钱，为一分两分与摊主争吵，要揭发呀要告状呀地瞧摊主的秤星秤锤，剥菜叶子，掐葱根，末了要走了还随手捏去几棵豆芽。
年轻的女子在市民里仍有个“小”字，行为做事却要充大。
依一般的家庭，能花钱的都是女人，女人在家庭有没有地位就看是否掌握花钱的权利，如今的“气管炎”日益增多，是丈夫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经济的独立。
事实是，真正的男人是不花钱的。
日本的一位首相说过，好男人出门在外身上只装十元钱。
他有能力去挣钱，挣了钱就让女人去花吧，看着女人去花钱，是把烦琐的家庭日常安排之任交她去完成了。
即使女人们将钱花在衣着上、脸面上，那更是男人的快乐，试想，一个人被他救过命又救过另外人的命，他是从内心深处不愿常见到恩人而企望被救过的那人常出现在他面前的。
不管如何地否认和掩饰，今日的社会还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 如张爱玲所说：“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
所以，有了自己钱的，做了强人的女人，实指望一切要主动，却一切皆不主动，尤其是爱情。
钱的属性既然是流通的，钱就如人身上的污垢，人又是泥捏的，洗了生，生了洗。
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守财奴全是没钱的。
人没钱不行，而有人挣的钱多，有人挣的钱少，表面上似乎是能力的大小，实则是人的品种所致。
蚂蚁中有配种的蚁王，有工蚁，也有兵蚁;狗不下蛋，鸡却下蛋，不让鸡下蛋鸡就憋死。
百行百业，人生来各归其位，生命是不分贵贱和轻重的。
钱对于我们来说，来者不拒，去者不惜，花多花少皆不受累，何况每个人不会穷到没有一分钱（没有一分钱的是死了的人），每个人更不会聚积所有的钱。
钱过多了，钱就不属于自己，钱如空气如水，人只长着两个鼻孔一张嘴的。
如果这样了，我们就可以笑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人，笑那些没钱而猴急的人，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完成各自生存的意义了。
古人讲“安贫乐道”，并不是一种无奈后的放达和贫穷的幽默，“安贫”实在是对钱产生出的浮躁之所戒，“乐道”则更是对圆满生命的伟大呼唤。
（选自《万物有灵》/贾平凹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11月版）
编后
1962年春，北京市文联举行了三次“林斤澜创作座谈会”，主持人老舍在会上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果不其然，后汪曾祺和林斤澜被称为“文坛双璧”，老舍当年确实火眼金睛。
林斤澜的写作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先写剧本，后改为写小说。《台湾姑娘》是其成名作。然而“文革”十年，林斤澜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对此，林斤澜曾说，“那时候你要写就得按照江青的‘三突出理论来写，按照‘三突出理论没法写。文学不同于政治，我觉得我明白这一点，我不想把文学变成那种工具。”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而言，被迫封笔十二年，其中的煎熬可想而知。好在1978年，林斤澜重新开启创作生涯，专写小说，且只写饱含“真情实感”的短篇小说。
林斤澜曾在台湾监狱里蹲了一年多，在“文革”中挨过批，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免去《北京文学》主编一职，用林斤澜自己的话说，他“出生入死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经过形形色色的时候”，一生跌宕起伏，但他从未在人前抱怨过，就像汪曾祺回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那段经历时，笑言自己“很幸运，不然人生就更平淡了”。林斤澜也是一样，从不言说曾经的痛苦，而是将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犀利的文字。
或许，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更懂得风平浪静之下的深重，更爱才、惜才，更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所以，他甘于寂寞，不跟风，不追赶潮流，用自己的心去写作;他重视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后辈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所以，他的“哈哈笑”只是他的保护色，其实那微笑背后隐藏着智慧的风云，他的原则与担当从未缺席。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
作家孙郁说：“汪曾祺把写作看成一种自娱和自我的升华，而林斤澜则在泼墨中承受着沉重。汪曾祺时常将心绪隐到文字的背后，用美丽驱走丑陋，而林斤澜往往直陈死灭，以坚毅的目光迎着苦难……”
清澈明媚的文字带给人温暖，给予人希望，是必须的，但今天，撕裂丑陋的文字同样是必须的，有痛感，有反思，社会才会有真进步。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