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洮岷藏族地区朝贡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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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河洮岷地区是入藏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学界围绕明代藏区朝贡研究，在朝贡的背景、类型、贡道、贡品、贡期、规模、意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简单梳理明代藏区朝贡研究成果，对今后进一步研究藏区朝贡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代;河洮岷;朝贡;藏区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25.014
明代河洮岷地区是入藏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明代河洮岷藏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其中朝贡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河洮岷藏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藏区更加了解，尤其对河洮岷藏区的朝贡。河洮岷藏区朝贡的背景、类型、贡道、贡品、贡期、规模、意义等问题研究，便于了解藏区朝贡活动以及藏区与明中央之间的关系。
1朝贡背景研究
著名的马大正学者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论述了明朝通过多种手段加强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治理。熊文彬、陈楠主编的西藏通史的明代卷部分，论述了西藏地区朝贡活动的发展，包括朝贡贡品、年限、人数、回赐等，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为了确保藏区的有效治理。陈国光的《青海藏族史》，从贡赐、设僧纲司、等方面阐述明廷对青海的施政。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论述了明朝在甘肃藏区的施政方针政策，指出朝贡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丹曲、谢建华的《甘肃藏族史》，指出甘肃居住藏族的地方经济发展、朝贡赏赐等几种经济形式的相互促进是分不开的。秦永章学者所著的《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一书指出，明朝治藏重要政策有赏赐、纳贡等措施。王玉祥的《论朱元璋经略洮州》一文指出，洪武前期西番人经常截夺贡使的事件，使得明朝在洮州地区建立卫所制，为明朝藏区后期的朝贡提供不可多得的稳定环境。丁汝俊的《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一文，收复藏区为藏区的朝贡奠定基础。石硕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一文指出，明代管理藏区以经济手段为基础，通过“朝贡”“分封”“优予贡利”三种连环管理政策，使得明朝治藏政策达到治理的成效。他认为，明朝治藏的隶属关系的最高体现是对僧俗首领的分封，分封以僧俗首领的朝贡为基础并通过朝贡得到具体的展现;僧俗首领的朝贡体现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又成为维持分封的方式;优予贡利为僧俗首领的朝贡提供动力。杜常順的《略论明朝对西藏的施政》一文，叙述和分析了明朝对藏区统治权的确立、藏区地方朝贡制度、藏区宗教管理等问题，从而指出明代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更加有效的管理。
彭建英的《明朝治藏方略的内容及特点》，从茶马互市、朝贡等几个方面论述明朝治藏的内容及特点，指出明朝通过朝贡与赏赐等经济手段掌控藏区。喜富裕有一文指出，明代在洮岷地区采取薄熟番而厚生番的政策，主要在于在国力变弱的情况下，想通过鼓励生番朝贡，扩大明朝在实力不足地区的影响。解晓燕、尹伟先的《明朝治理乌斯藏政策的阶段性特点》一文指出，明代管理乌斯藏，大力发展完善朝贡贸易的经济作用，使得经济关系逐渐巩固。夏春峰的《明朝前期中央治藏措施述略》一文，指出明代在藏族居住地区设置卫所制，使得藏区相对于明中央来说有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
2朝贡类型、贡道、贡期及其规模的研究
顾祖成编著的《明清治藏史要》从朝贡的类型、贡道、贡期、人数、贡品及回赐等方面，论述了明朝西藏地方的朝贡制度和明朝的“厚赏羁縻”，指出朝贡的政治性质以及在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与意义。次旦扎西主编的《西藏地方古代史》，在第六章“明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中，指出明代西藏地方的朝贡类型可分为请职朝贡型朝贡，谢恩、贺庆型朝贡、年例型朝贡三大类型。贾霄锋同志的《藏区土司制度研究》，对藏区土司制度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全面的考察，指出明代时候的藏区土司朝贡，不论朝贡入藏路线、类型，还是朝贡者身份以及规模等方面都已经形成制度化模式，构成比较完善的朝贡制度，成为维持明中央与地方土司隶属关系的核心制度。
杜长风的《明代乌斯藏朝贡述略》全面地对明代藏区人员朝贡的路线、时间、人数、类型、性质以及意义的分析，认为明代乌斯藏朝贡具有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功能，经济上促进了明代乌斯藏地方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政治上加强了明代对乌斯藏地方的有效管理与控制。就此之外，庞琳与冯汉镛专门分别对朝贡的贡道进行了研究，庞琳的《明代入藏道路站点考释》一文指出，明朝藏区朝贡的道路主要有南北二道，南北二道又称贡道。冯汉镛的《明代西藏“贡道”研究》一文分析黎州与天全在康熙前的入藏路线，指出康清圣祖康熙帝以前的进入藏区的路线是不经过康定及泸定的。另外，喜富裕先生还对明朝藏区朝贡贡道的改道进行了研究。他的《明中后期乌斯藏朝贡使进京改道原因探析》一文指出，改道主要原因在于“洮岷道”这条朝贡道路的安全变得极其复杂，同时为了防止蒙古与藏族之间的结合等方面是考虑的核心，使得以前的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
许立坤老师的《明代的贡赏与互市-明王朝民族政策研究之三》指出贡赐予互市是边疆民族交流的主要渠道，这一重要的渠道对明代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杨绍猷、莫俊卿的《明代民族史》论述明代藏区归附后，朝贡使团进行的朝贡活动。贾大泉的《汉藏茶马贸易》一文，考察了汉藏茶马贸易兴盛于明朝，衰落于清朝，前后相沿革数百年，成为汉藏友好关系的明证。同时也指出明朝广泛团结藏区僧俗首领，给予丰厚的赏赐，使得来往的朝贡人员规模很庞大。喜富裕老师的《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一文指出由于厚实的回赐，这使得该地区的治理表现出特殊性、复杂性等特点。
3朝贡物品与回赐研究
马大正所著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对藏族地区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等措施分析，同时对朝贡进行了论述。陈庆英、高淑芬老师主编的《西藏通史》指出，明代在藏区采取设置卫所、分授僧俗首领等措施，为藏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曹群勇老师的《厚赏与羁縻：论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贡赐关系》一文，分析明代藏区朝贡的类型、贡品、赏赐等，反映出朝贡的政治意义与经济功能等，指出明代朝贡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政治，一个经济。谢铁群先生编著的《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论述了明代藏区朝贡的路线、朝贡的时间、中央的回赐、朝贡的类型、朝贡的物品以及明代贡赐关系的政治性质。陈崇凯的《西藏地方经济史》介绍了明朝对西藏经济政策的扶持，包括制定优惠的商业税收政策，健全互市贸易措施;推行朝贡回赐制度。王辅仁、索文清编著的《藏族史要》，通过比较元明治藏政策的优劣，指出明朝对藏区的治理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藏族地区社会发展环境基本安定，有效的推进了社会向好进行。黎宗华、李延恺著的《安多藏族史略》，叙述了明代甘青藏族的僧俗首领定期派人朝贡马匹、方物，明廷依例给予回赐。指出藏族与汉族之间的贡赐关系进加强了他们之间关系。秦川同志的《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政策》一文指出明廷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等措施，使得甘青藏区与明中央日益密切，僧俗首领经常上京朝贡，给予丰厚的回赐，成为佛教寺院重要的经济收入。
4朝贡意义研究
尹伟先先生的《明代藏族史研究》，论述了朝中央政府下的藏区朝贡制度的形成，指出明代藏区的朝贡行为是在政治的约束下所表现出的经济行为，其中第一意义便是政治意义还具有经济意义。苏发祥老师的《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一文，从经济、宗教等方面分析明朝管理这一地区的特点，分析指出明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为巩固边疆、防止外来其他民族深入中原腹地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为藏区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相当规模的马匹，这些朝贡的马匹，使得明朝增强了军事力量。赵毅老师的《论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历史意义》一文指出，直接任命藏区的僧俗首领官员，施加政治影响，利用这种“贡”与“赐”的经济手段关系，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管控。邓前程同志的《统一与制宜：明朝藏区施政研究》指出，朝贡被明中央视为民族地区归附的依据，同时通过此种方式可以行使治权。格桑卓玛、陈改玲合作的《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一文指出，频繁朝贡不仅有密切了藏地与内地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使得藏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更加促进了藏汉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张向耀同志的《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指出，藏区僧俗首领对明廷的进贡在促进藏汉之间的经济、政治的交流以及入藏路线状况的改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柳刚同志的《试论明初对藏族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一文指出，明中央政府采取朝貢的方式以此来扩大交流范围，一方面使得中原与藏族地区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将藏区纳入明朝朝贡制度下的经济体系，使之紧密相连。明朝对藏政策，是以长远政治利益为前提，以朝贡贸易为牵制，以宗教扶持为辅助，以军事为震慑，受到良好的效果。著名的学者张云指出，明代藏区朝贡能深刻揭示出政治经济两个意义。
5结论
明代河洮岷藏区朝贡应该包括众多的内容，如贡使的名称、身份、接待等能体现僧俗首领朝贡事实的有力证据。因此，对于明代藏区所来的贡使，他们的身份、名字、接待的研究，也应该是其中研究的一个方面。黄奋生先生著的《藏族史略》，指出朝贡与赏赐，在政治上的隶属，经济上互通有无，都是一种形式，同时涉及到朝贡使的身份问题。高士荣著的《西北土司制度研究》，介绍了明代西北土司主要职责有朝贡以及所来的朝贡使者接待。至于其他方面相关研究内容，本文不再赘述。
总之，梳理与分析明代河洮岷藏族地区的朝贡研究，充分肯定明代藏区对明中央的政治隶属关系，毫无疑问是明代对藏区施政成功的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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