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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痛斥张继看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的心境

    时间:2020-11-04 06:00: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1941年3月29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突然当众斥责国民党元老张继。除了易怒的性格因素外,此事还与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复杂的心境密切相关。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审时度势,采取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取守势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激烈交锋,迫使蒋介石不敢进一步扩大事态。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包括张继在内的党内元老表面恭敬,内心却颇为不满。皖南事变后,张继投机取巧,趁机公开发表反共言论。殊不知蒋介石此时并无意与中共彻底决裂,在紧张、压抑的心境下,张继的言论招致他的痛斥也就不难理解。

    【关键词】蒋介石;张继;新四军;皖南事变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1-0108-05

    皖南事變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事、政治冲突。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事件高度关注,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均颇为丰富。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事件都是放在全面抗战时期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一框架里进行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四军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唐纵、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灏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日记相继出版,尤其是蒋介石相关史料诸如日记和《事略稿本》的利用,皖南事变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a循着既有研究成果,结合近年来新出史料,本文拟从1941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突然当众斥责张继一事,管窥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的心境。

    一、痛斥与道歉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属于“后起之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对党内元老甚为倚重。随着其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逐渐开始闲置元老。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情况略有变化。1941年元旦,为了表示对党内诸位元老的尊敬,蒋介石亲自逐一前往贺年。对于这一“敬老”举措,蒋氏本人还颇有自得之意。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党国元老,分别亲往贺年,以示敬意,本年乃为创例。”

    短短三个多月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3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当着众人之面,突然对国民党元老张继厉声痛斥,令张氏大受侮辱。此事经过,《蒋介石先生年谱长编》记载如下:(1941年3月29日)对张继厉声痛斥,甚为自责。国民政府委员张继向来反对共产党,言词中往往指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等亲共。本日,于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中,又直言党政机关均有共产党存在。先生闻言当即厉声面斥,谓彼自中华革命党创立以来,虽极忠于党,然其言论则常常有害于党。”a

    张继辛亥革命时期投身反清革命,在同盟会、国民党内历任要职。至抗战时期,已经成为国民内屈指可数的资深元老。以其地位之尊,而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遭到“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厉声斥责,对于张继而言,无疑颜面尽失。突如其来的这一幕在国民党内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些了解情况的高层政治人物在日记中留下了记载。1941年3月31日翁文灏在日记中记载:“日前谈话会,普[溥]泉(指张继——引者)言蒋左右也有共党分子,蒋责其失言。”b王世杰也在日记中记载此事,蒋介石除了痛斥张继之外,还表示:“大家对于共产党不应恐惧,只应自己努力工作,以健全本党组织。近一二年来,本党党务略有进步,亦未尝不由于敌党竞争所致。”c

    蒋介石这一严重“失态”,颇有违其此前敬老之“初衷”。因此,事情发生之后,蒋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记中表达自己悔恨、懊恼之意,并分析原因。《蒋中正总统五记——省克记》记此事经过称:“本日(3月29日)下午,全会谈话中,对张继厉声痛斥其非,此为两年来之积愤,乃竟洩于一时,席中虽向张继敬茶,表示歉忱,但懊悔惶惧,终觉寝食不安!”d在29日日记中,蒋介石自我反省称:“戒慎恐惧尚忧不足以自免,奈何暴戾激烈,逞快一时,徒自暴弃哉!会场中对人发愤,不敬之罪之尤大也!”同日所写“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蒋氏对此事叙述得更为详细,称:“对溥泉侮辱之举,甚觉悔恨,然已晚矣。此乃好直之动机,与客气自矜之所致,自制与自检竟成暴弃之身,全会同志虽不我责,而我实无地自容矣。”接着,他分析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称:“此乃事繁心苦,而又无良友益自即可以研讨规戒,中委之中与干部能为我所敬而重,或能为我补过警戒者,几无其人。万事皆集于一身,党务乃无法改善,根本腐劣,以致全身遍鳞,心神忧伤已久,乃至一发而不能自制。”随后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张继言行的不满。e

    次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昨夜对张继无礼不敬,至今犹觉惶惑也。”f《蒋中正总统五记——省克记》则记为:“昨晚甚悔对张继无礼不敬之过,至今晚犹觉惶愧。甚矣,言寡悔而行寡尤之难也!”g

    此事结果,3月31日,在八中全会纪念周的训词里,蒋介石郑重向张继道歉。h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因此便觉得心安。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对溥泉事惶惑不安,不知所属,竟至寝食不能忘怀。虽觉党部与党员老朽可痛,不能不令余发洩此久郁不吐之积郁,无妨大事,然而自我声色不改,将必自害耳。”

    一般认为,蒋介石性格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这一点他自己并不讳言,正如1926年6月26日他在日记中给自己写下的“淫荒无度,骄傲慢惰”八字考语。j除了好色、骄傲外,蒋介石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尤其容易暴怒,一生中斥责过的人不计其数。因此,如果只是一次普通的发脾气,显然并无多少深入讨论的价值。然而此次当众痛斥张继,无论时机,还是对象,均异乎寻常。1941年4月5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第一条中写道:“对溥泉(张继)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戴传贤),民廿对(胡)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k以前有一种说法,蒋介石一生中曾经三次下野,每次下野前后,都要杀害一名高级将领发泄私愤。这一点是后人的观察与总结。至于“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的恶习,则是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自我批评之语,当属可信。所谓“民十对季陶”,估计应是1920年与戴季陶冲突的误记。当年3月戴季陶烂醉之后“以狗牛乱骂”,蒋介石盛怒之下,差点要与其拼命。而“民廿对汉民”,则指1931年因约法之争将胡汉民扣押在汤山。十年之后的1941年,蒋介石再次大发雷霆,在中央全会上当众痛斥贵为国民党元老的张继,当与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复杂的心境有关。

    二、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的“心事”

    关于皖南事变前,蒋介石是否有一套完整的“剿灭”新四军的方案,前引杨奎松、童志强、曾凡云等文观点不一。从现有资料看,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应该说是游移不定的。限制中共的发展是他一以贯之、梦寐以求的目标,正如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要“严正约束”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但他自己内心里又不是太有底气。约束之后中共方面会如何报复?国际上,苏联及美、英等国会做出如何反应?如此等等,蒋介石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如何处置中共可以说他一直在“严正”和“宽容”之间摇摆。

    1940年底,随着新四军北移期限的不断临近,蒋介石内心深处亦存在着某种紧张情绪。该年12月15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委座嘱一周間,非急要者,公事不必呈阅。不知委座又有何心事在胸。”a这时蒋介石心里到底有什么“心事”?目前还尚无确证。11天后,12月26日,周恩来和蒋介石面谈后发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称:“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何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无复电),不断骂人,而过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b可见此时蒋介石心情比较沮丧,情绪非常低落。在周恩来所列的四个方面的因素中,国共关系紧张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

    1941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将这一事变定性为整饬军纪,只针对华中新四军,而不牵涉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整体。c1941年1月27日,在国府纪念周上,蒋介石亲自主讲了一个半小时,称:“为国抗战,不问有无内乱,不问国际形势好否,此为革命精神。日本不尊纪律,故‘九一八事后,天皇下诏停进,日军不从……中国亦应整饬军纪。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如果军队违令,统帅不治,则统帅有过。以前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皆因违令枪毙。今新四军违令多次,反攻友军,违□(原文如此——引者)抗战,忍无可忍,故不能不枪其首领,解散军队,其用意实全为整饬军纪。至于任何个人、团体或党派,只要尊重抗战建国纲领,政府必尊重保护;如果有违法行为,政府必依法制裁,但决不轻用军队。”d

    2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事件纯为严明军纪问题,绝不牵及政治或党派问题。故中央虽明知新四军与中共有关,但对中共仍抱定宽容态度,绝无压迫中共党人,或停止其刊物之举。”e

    蒋介石虽然最终抱持不扩大事态的态度,但对于这一事件的真正性质,蒋介石和中共领导层彼此均心知肚明。蒋介石认为此事的影响有过于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1941年1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解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此为抗战历史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广州发难救党之运动也。自验决心坚强,不为物质所诱,不为谣诼所动。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而内外形势必更好转矣。”f中共方面则认为此事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g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对皖南事变谈话,认为皖南事变预示着国民党将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a有可能成为“四一二”政变的翻版。同日,已经落水当汉奸的周佛海也做出自己的判断,认为“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b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除小部分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损失惨重。中共方面在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从抗战形势及当时国共实力对比态势出发,改变事变爆发之初“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的决定,c转而采取政治上取猛烈攻势、军事上暂时取守势的斗争策略。d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全面尖锐对立,不仅很快重建新四军军部,还提出十二条要求,在是否出席参政会等问题上与国民党激烈交锋。

    国际上,苏联、美国纷纷过问此事,使得蒋介石面临空前巨大的压力。据师哲回忆,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给共产国际发去长电,详细汇报此事的前因后果。e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等人,纷纷面见蒋介石询问事变详情。蒋介石虽然“义正辞严”地予以回绝,但他毕竟心里没底。为了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他不得不特地放下架子,亲自赴苏联大使馆参加庆祝红军建军的活动,“打破不亲到各大使馆之前例,以示隆情”。f令蒋介石始料不及的是,美国方面也对中共极表同情。为防止中国重新陷入内战而无法牵制日军南进,他们明确反对国民党意在“剿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内战行为。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派秘书居里赴华实地考察中国经济情形,国务院同时宣布美国对于中国国共内争表示关怀之意。g

    这一时期,蒋介石神经高度紧张,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虽然在继续获得苏联武器援助和争取美国对华援助方面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在反共问题上他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意在限制中共发展。然而事变发生之后,中共方面据理力争,顺势提出了许多蒋介石无法接受的条件,并彻底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国民党方面对此并无有效对策。在这一点上,皖南事变的结果,对于蒋介石、国民党而言,无疑得不偿失,从战略角度看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尽管蒋介石在口头上不愿意承认失败,但他也不得不哀叹从此中共已成无法就范之势。

    皖南事变前后,可以说蒋介石的内心深处紧张、压抑。皖南事变发生之初,由于消灭了新四军军部,蒋介石因尝到一丝“甜头”而感到欣喜。1941年1月21日中午12时起至下午2时半,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约顾孟余和沈怡午餐。据沈怡回忆,此次见面,“蒋先生听我说时总是含笑颔首,显然(他)的脸上满露着一种欣然色喜之情。再加那天蒋先生特别高兴,因为正巧那几天新四军的问题有了解决,苏俄方面并不见任何反响”。h然而,短暂欢愉之后,等待蒋介石的更多的却是苦头。张继之所以遭其痛斥,据蒋氏自称是两年以来积愤的总爆发。蒋介石把满腔的负面情绪一股脑都发泄到张继这位党国元老身上,冷静下来之后,不免觉得懊悔不已,只好一再反省、道歉。真所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三、为什么遭痛斥的是张继

    为什么是张继被痛斥,而不是别人?除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内心紧张、心绪不佳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第一,对国民党内的元老群体,长期以来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尽力表现出恭敬之意,内心里却颇为不满。在其日记中,一再用“老朽不堪”“老弱无能”“老朽可痛”等词来形容叶楚伧、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兩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其颇有恶评,称:“孑民(指蔡元培——引者,下同)逝去,盖棺论定,其在中国文化上之影响如何,吾不敢武断,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a同年3月16日,蒋介石又在“本星期反省录”写道:“部属无人,殊为忧惶,党国无以为计,而老者叶(叶楚伧)、戴(戴季陶)诚老朽不堪,见之心悲。”b

    第二,具体到党内元老之一的张继,蒋介石一直看不惯其自以为是的做派,心存积愤。诚如1941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所称:“平时以独怪溥泉,彼自以为直,又自以为公,而以他人为不公;彼自以为爱党,而以人人为害党者,以致全党对之嫌恶痛恨。所以余乃出而打此不平,使众人不平之愤气,得以嚣舒,然而我反自陷于卖直卖公之罪矣。惟溥泉害党与不法之行为,自总理以来,已受其损害不少,此人实有害无益之人也,吾何悔乎?”

    第三,张继遭到痛斥又与其这一时期发表的具体言论直接相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高层意见分歧。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定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与惩治该军正副军长案,文人多延迟,而军人皆赞成。”d换言之,即文官多主张推迟发布,而军事高层则多赞成。军事方面,此前白崇禧等人甚至主张借机全面“剿共”。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白氏大加批评,称:“白(崇禧)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与十年前毫无进步,可叹!”e文官方面,王世杰、贺耀祖等人则明确表达他们的忧虑,顾忌中共方面的报复行动,f尤其害怕影响与苏联及美英等国的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蒋介石既反对白崇禧等人不顾现实条件的全面“剿共”主张,也反对当时国民党高层里普遍存在的“恐共”心理。皖南事变后,他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一再表示中共实力微不足道。1月21日蒋介石召见顾孟余、沈怡时,也向彼等表示对中共“不必畏”。g在和居里面谈时,要求其转达罗斯福,“中国之统一可以绝对保证”。h其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他并不想与中共全面破裂;第二,如果中共一旦“叛乱”,他有能力“维持”国家统一。

    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张继夸大其词,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散布国民党高层甚至蒋介石左右就有共产党员的言论。这一言论在蒋介石看来极其“不负责任”,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恐慌,尤其是加剧高层文官们的“恐共”心理。这恰是蒋介石所不愿意见到的。

    张继是国民党内的老右派分子之一,素以反共著称。他见蒋介石挑起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军部,以为机会来临,趁机发表反共言论,多少带有投机取巧的意味。殊不知蒋介石此时并无意真正与中共彻底决裂,他的此番言论引起蒋介石的极端反感也就不足为奇。在其发言之后,遭到蒋介石劈头盖脸一顿痛斥,可谓是自取其辱,这恐怕也是张继始料不及的。张继本人对此事有何看法,限于史料,目前尚不得而知,还有待以后继续考察。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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