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劝业会场馆设计考论

郑立君

摘要：南洋劝业会的大部分场馆设计对国外博览会场馆设计的模仿最为突出，其场馆设计是由中国人完成的，而非借助外国人之手。该会场馆设计可能是把1903年日本大阪第五回博览会作为最完善的参考样板，同时对其他国家博览会场馆设计也有所借鉴，总体上本会的场馆体现的是中外设计杂糅风格一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对国外博览会的场馆设计模仿、较多展馆中外合璧的设计样式与风格，反映出了20世纪初中国设计以模仿西方为主的态势，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中国设计本土化的思想萌生，同时也反映出了此时期以会展为介质的中外设计交流思想的初步发展。

关键词：艺术史；
设计艺术；
自行设计；
参考样板；
模仿各国新式；
杂糅风格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南洋劝业会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但归纳起来看，大部分学者侧重的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商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探讨。有关其场馆设计问题的专题讨论很少，所见皆为文中间接提及，且对其设计者和对国外博览会的模仿等说法，均值得商榷。有鉴于此，本文试从其场馆规划与设计师主要参考样板对各国新式场馆模仿和总体设计风格等方面展开考论。

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展期历时半年之久的南洋劝业会，是在晚清政府谕旨下举办的国内首次大规模的商品展览会。会场设在当时南京三牌楼至丁家桥一带，占地面积千余亩，设置34个主要展览馆所，展出有全国22个省和欧美东南亚等14个国家的产品达100万件，尽管时人对之反应较冷漠，最终导致赤字，但“论其阔大。虽日本之第三次博览会。尚不能及。论其繁盛。亦可与欧洲之地方博览会相颉顽。猗欤休哉。此固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亦为近世祺来东亚赛会之特色焉”。

从会场平面设计图看，场地规划整体呈长方形，会场中心地带为椭圆形。一条自南向北通往椭圆形会场的主干道至会场入口处，依次设计有松枝（用松柏枝扎制的）凯旋门红木牌楼（图1）正门和左右售票处，以及东边的钟山旅馆和礼查旅馆等。椭圆形会场内自南向北依次分布有教育馆、工艺馆、公议厅、喷水池、纪念塔、音乐亭、公议厅、审查室和美术馆。椭圆形会场之外往北延伸的主干道东边，自南向北主要分布有金陵缎业馆、照相馆、四川馆、劝工场、食道馆、演剧场、景德镇瓷业公司、广东馆、湖南馆、湖北馆、水泥阳蓬、东三省馆、陕山馆、河南馆和醴陵瓷业馆等，西边自南向北主要分布有农业馆、事务所、马戏场、跑马场等。

与椭圆形会场并排的东边，自南向北主要分布有广东教育馆、医学馆、临时病院、武备馆、江南武备分馆（又名兰铸馆、江南制造局出品陈列所）云贵馆、暨南馆、京畿馆、直隶馆、江西馆、浙江馆、福建馆、安徽馆、水产馆等，西边自北向南主要分布有通运馆、机械馆、第一二参考馆等。除此，诸如海军陈列馆、博山玻璃馆、江浙渔业水产公司馆、电景馆、戏剧舞台和众多公司、酒楼、菜馆、茶舍等相间各处。其中，教育馆、工艺馆、武备馆、机械馆、医药馆、水族馆、美术馆、京畿馆、暨南馆、第一二参考馆、事务所、公议厅为本会的专馆，其他分别为各省馆、娱乐场所和服务设施等。

从现存场馆图像与文献记载看，上述场馆设计样式可分为三类：模仿各国新式，例如松枝凯旋门、正门（图2）、13个专馆、劝工所、电景场等娱乐场所、钟山旅馆和礼查旅馆等都较显著。中外合璧式，例如农业馆、各个省馆与广东教育馆、兰镝馆等较明显。纯正的中国传统式，例如牌楼、审查室、湖南馆、金陵缎业馆等较显著。并且，除松枝凯旋门、红木牌楼外，大部分场馆建筑的外墙立面均涂刷白灰泥，整个场地夜间统一采用灯光向下照射，形成了统一的视觉效果等。可见“会场区域甚广，各馆甚多”，时人感言“一入其中，恒苦茫茫无适从”。

但它们是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设计的，众多有关该会文献中均未明确记录。笔者目前查阅到的例如该会《观会指南》中仅记录当时办理劝业会事务的科室数与人员来源。即共分六科。“科员无定数。约共四十余人。均系遴选留学东西洋高等商科及在内地学堂毕业生。或曾赴各国参与博览会务具有经验之官绅，分别委任”等。其次是当年5月27日《时报》中列举的承担各种业务的14名正副科长，即庶务科长张铭彝（日治大学毕业，字君琴），副科长李鸿宾：展品科长沈祚延（东京高商毕业），副科长胡哲显：工程科长黄锡成（美国留学），副科长束日璐：编纂科长彭渊洵（明治大学毕业），副科长郭宝书；
外事科长陈辉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审查科长高彤墀（东京高商毕业），副科长李佐廷：调查科长陶逊（字宾南），副科长凌文渊：文书科长江暮陶（字小楼）等。

对于这个问题，韩国学者河世凤依据该会宣传刊物《劝业会旬报》刊载的纪念塔图片下段的“ATIKIN-SON&DALLAS CIVIL ENGINGEER&ARCHTECS”的英文小字，即“英资通和洋行”的英文名称等，推定说“展览馆（图3）是由南洋劝业会主办者传达博览会的宗旨，并依托ATIKINSON&DALLAS为博览会的空间安排进行规划，而ATIKINSON&DALLAS则按照博览会的宗旨进行设计，由中国方面的建筑技工们施工而完成的

所以南洋劝业会主办者所表现出的近代化意识在当时的国内近代建筑技术落后的背景下，不得不借助于西方建筑土木师之手而表现出来”等。

需要商榷的是，这种依据与推论不足以证明该会的场馆是由“英资通和洋行”设计的，或说“借助于西方建筑土木师之手”。因为当时不独这个纪念塔图片下段印刷有该洋行名称，其他有关该会的平面图明信片、招贴画、出品图册、纪念册等等印刷品的上下端或左右两边等处，印刷的诸如此类的洋行、公司等中英文名称小字很多。例如当时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和商务印书馆分别代印和自行印行的“南洋劝业会场平面全图”的底端正中与右侧，就印有“上海集成图书公司代印”和“商务印书馆印行”中文字样，说明这两个单位都印刷了该会平面图纸，不同的是前者中英文并用，后者全为中文，但并不能说明场馆是由这两个单位设计的。

笔者分析，本会场馆（图4）应该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首先，文献中记载的“约共四十余人”科员和14名正副科长“均系遴选”出来的中国人，其中必然有直接负责或参与场馆设计人员

例如工程科长黄锡成、副科长束日璐，即可肯定。其次，日本学者小岛淑男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和东亚华侨》一文中引据《通商汇纂》（明治四十三年十月一日）上题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的报道，说记者对该会的筹备工作写到：“中国第一次博览会，丝毫未假手于外国人，可以说完全是依靠对此道缺乏经验的留学日本的青年科员们的热情而举办起来的”又说报道虽有对日本留学生的偏爱之嫌，但“总之，中国是初次经办这么个大事业，完全是依靠众多的留学日本和美国的青年们承担起来的”。所以，据此分析，该会的场馆设计应该是由中国人完成的，不应是借助外国人之手。

南洋劝业会的一切事务“遂规各国博览会事务局之成例”、“师各国博览会征集出品之办法”、“所有一切规章。悉规各国之成例”，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场馆设计尤其是模仿各国新式的这类对国外博览会的模仿最为突出。

但具体模仿了哪些国家哪些博览会的设计样式与风格，有关该会的文献记录亦未详尽。《观会指南》等文献中仅记载“本会因陈列赛品，鸠工庀材，模仿各国新式。相地建筑馆院。凡十有三”。即教育馆工艺馆武备馆和机械馆建筑均仿德国式，医药馆建筑仿意国式，水产馆建筑仿荷兰国式，美术馆建筑仿罗马式，京畿馆建筑仿法国式，暨南馆建筑仿南洋群岛式，第一参考馆建筑仿英国式，第二参考馆建筑仿法国式，公议厅建筑仿美国式，事务所（图5）系仿各国之最新官厅。除此，也简单地记载了松枝凯旋门系仿法国凯旋门式，会场开设的礼查旅馆和钟山旅馆建筑系仿西式楼房。马戏场、歌舞厅、赛马场、电景馆、照相馆、戏院舞台等设计，均系参仿最新式样等。

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较多。国内有学者认为“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模式就拷贝了美国1893年芝加哥‘白色之城世博会，在当时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依据是近代中国门户大开，在“西潮东渐”下中国掀起了对西方文明的模仿热等。也有人认为分别借鉴了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比利时博览会和意大利米兰博览会等模式。韩国学者河世凤认为，“南洋劝业会展览馆看来是模仿了1903年在大阪召开的第五回劝业博览会”。其依据是在这次日本博览会中，晚清政府不仅派官吏直接参与展览和各省都选送了展品，而且说观看这次博览会的大多数人可能是清国人，说明人数众多的中国官民认识了博览会的真实情况。两者都以劝业会作为名称，场馆都是采用穹隆型屋顶拱形窗等西洋式建筑设计，正门入口中央的钟表塔（图6）左右对称形的展览馆、喷水池照明等诸多方面都有相似点等。日本学者野泽丰则依据《时报》记载“南洋劝业会在举办时，将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1903年在大阪举办的第五次内国博览会作为最完善的样板进行了参考”并且，引证说用劝业会而不用博览会之名，是因为“博览会之设在工艺已发达之后互出其技交换智识，劝业之设在工艺未发达之先引起国民注意实业”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理由，无可厚非。

笔者认为该会场馆设计可能是把日本大阪第五回博览会的场馆设计作为主要参考样板，同时对其他国家博览会的场馆设计也有所借鉴。

首先，近代中国举办的新式博览会主要向日本学习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例如民国学者武埔斡说：“中国近代新式的博览会，是完全效法日本的。日本最初知有博览会之字义，还在日本庆应元二年间（1865-1866年）即我国清代同治五年。当时福泽论吉等人曾于所著书中提及外国‘博览会的事情，称道弗衰，故愈十年——日本便有第一次内国劝业会出现：我国闻风兴起，也渐知所谓‘博览会的重要，一般人尝盛倡商品陈列所的事业，又屡开各种展览会，这都可视为中国博览会事业当初的情形”。尽管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即是说虽然1873年晚清政府才正式以官方名义参加了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但此前中国官方与民间已知晓国外举办博览会事业，只是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近代中国举办的各种博览会，应该对欧美等国家举办世博会的做法经验等都有借鉴，并非“完全效法日本”，但包括场馆设计在内主要向日本学习是可信的。

其次，晚清政府与民间参赛日本大阪第五回劝业博览会的态度与行为是很积极的。赛前一年政府就拨付了大批银两以资参会，且各省对参赛品无不详加验收，精心包装。尤其钦批圈出了贝子衔载振。户部右侍郎那桐外务部左丞瑞良左参议陈名侃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宗室毓隆等中央高官要员，以及大批地方要员和学生等前往观会。官民也的确认识到了“日本明年三月开会在即，自应选派工商赴会，以开风气”等目的意义。这也能说明以日本这次博览会的场馆设计为主要参考对象的可能性。

再次，《劝会指南》中记载：“日本劝业赛会。第一次至第四次，其建筑无研究之价值，至第五次开于大阪，尚有可观。最近所开之东京劝业会，其正门采巴黎之凯旋门式，各馆则采德意英法诸国式，其可法者，则光线从上探入，陈列者均甚称之”等。

据此话语表述，对照南洋劝业会场中用松柏枝扎制的作为景观的巴黎凯旋门（图7）、13个专馆分别仿德意荷兰罗马法英美国式，以及正门喷水池纪念塔和灯光向下的照明效果等设计看，与日本大阪第五回劝业博览会场馆设计是极其相似的。此外，位于会场东南角的劝工场（图8）三幢建筑较明显地体现出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设计者是否有刻意点题之意，也不可排除。

最后，前引文献记载被遴选出来的“留学东西洋高等商科”的人员中“担任工程科长和外事科长的虽是美国留学生，而其他的科长就都是日本留学生，而且大多数是高等商业和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倾向于主要参考日本博览会模式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南洋劝业会的场馆设计应该是选择了日本大阪第五回博览会场馆设计作为主要参考样板的。

主要参考样板不是照抄照搬，也是一种借鉴方法。依据《观会指南》等文献中记载一切事物仿照各国博览会之成例13个专馆模仿各国新式”和中国设计师的美日留学背景，以及大部分场馆外墙立面统一涂刷白色等看，应该对此前其他国家博览会的场馆设计都有所借鉴。例如主要馆所的外墙立面统一涂刷白灰泥等做法，可能借鉴了美国芝加哥“白色之城”世博会的场馆设计，因为本届世博会是19世纪末美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同时也是世博会历史上最成功者之一。设置建造了涵盖工农业和艺术等领域的14幢主展馆和不少娱乐设施。建筑设计师约翰·维尔伯恩·鲁特（John Wellborn Root）和丹尼尔·赫德森·伯纳姆（Daniel Hudson Burnham）在总体设计上采用了正规对称的纪念碑式的大建筑手法，并在荣誉区的中心地带采用新古典式和以白色为基调的统一风格，而被称为“白色之城”，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担任南洋劝业会工程科长的黄锡成和外事科长陈辉德都是毕业于美国的留学生，在拟定设计中倾向于借鉴美国芝加哥“白色之城”的某些设计艺术表现也不无可能，此外，1908年英国的“伦敦法兰西——不列颠世界博览会”也步其后尘，主要展馆也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新古典式和统一白色基调，也被称为“白城”，且比南洋劝业会举办时间仅早两年，那么南洋劝业会的设计师们是否也对其也有所借鉴，也不能完全忽略。

再如南洋劝业会的暨南馆“建筑仿南洋群岛式”，应该是中国的新创意。因为设置该馆的目的是“吾国人在南洋营业已数百年。现在（当时）人数有二三百万之多，然则南洋实吾国之殖民地也此次南洋华侨热心与会，组织斯馆，以表章（彰）吾国在南洋之成绩，令吾人得见所未见，诚盛事也”。这一方面说明该馆模仿南洋群岛热带建筑设计样式与风格，以求对应；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了本会的场馆设计并非模仿某个或两个国外博览会的场馆设计。所以，南洋劝业会的场馆设计可能是在模仿日本大阪第五回博览会基础上，悉规了各国博览会场馆设计之新式。

南洋劝业会的场馆设计整体上体现出了什么样的风格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其场馆设计风格上的‘全盘西化”，“纯粹传统中式的场馆建筑并不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整体上刻意模仿西方古典建筑样式的设计风格”等。也有学者认为“南洋劝业会与世界上一般博览会的做法一致”，其“举办之时，‘全盘西化的呼声很高，因此南洋劝业会的新建筑完全仿照了世界上几个大国家的建筑样式”等。的确，特别是上述模仿各国新式的场馆“全盘西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统治摇摇欲坠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殖民侵略进一步加深和中国社会被迫“全面开放”，以及在要求全盘引进学习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高涨呼声等话语环境中，全盘模仿学习西方设计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潮流之一。所以，说南洋劝业会的场馆设计“全盘西化”也不为过。

笔者认为，总体上看，南洋劝业会的场馆体现出的是中外设计杂糅的风格。也即是说，上述主要展馆办公场所娱乐和服务设施等，不仅有模仿各国新式中外合璧式和纯正的中国传统式的共同存在，而且有大部分建筑外墙立面统一涂刷白色和整体统一采用夜间灯光向下照射等设计表现，这实际上是把多种不同的设计句法结构混杂在这个大型的商品展览会场的表达式中的体现。

首先，如上所述，在沿着主干道及其两边和在椭圆形会场及其东西两边，自北向南分别设计的有松枝凯旋门、红木牌楼、正大门和主要展馆、办公场所、娱乐与旅馆服务设施等。虽然这些不同的场馆在整体排列布局上有一定的秩序，但其中三种不同设计风格的建筑相间一地，共处时空，整体上就展现出了杂陈混乱的场景和语义纠缠不清的风格。

其次，从中外合璧式看，这类不仅数量相对较多，而且是中外设计杂糅风格的具体表现。例如农业馆“建筑为方形，四角有亭，四面有门，外为洋式，内部构造为华式”（图9）。山东馆整体造型、外墙立面和三角形山墙、立柱等几乎都采用了西式样式，仅有三间大屋的坡顶体现了中国样式、山陕馆“建筑为中式楼屋五间”，但门前的两层楼屋的尖顶与开窗造型和外墙立面涂刷白色，体现出了模仿国外的新式特征河南馆正门为西洋式，但馆屋却是中国传统的平房式。安徽馆“官口为高大牌楼，内为中式楼屋”，但牌楼是西洋建筑风格。浙江馆的正门为西式楼房造型，但展馆是白墙黑瓦的微派建筑风格。湖北馆建筑略似凹字形而附属竹楼亭榭，但大门的穹窿形圆顶和门柱等是西式。四川馆正门也是典型的西洋穹窿顶样式等等，都具典型性。但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大门采用西方建筑设计样式和墙壁涂刷白色，里面的展馆则分别采用具有各个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不仅呈现出了杂糅的景象，而且显得生搬硬套。尤其是农业馆四角上中国传统的凉亭与下面的西式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然表现手法生硬拼贴，设计风格显得不伦不类。

再次，从纯正的中国传统式看，这类不仅属于少数，而且在整个会场中显得极不协调。特别是红木牌楼的设计建造，极形壮丽，上方还悬挂匾额恭刊谕旨“南洋劝业会”和“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楷书，显然有着通过该会展示晚清国家形象的思想。也就是说，尽管本会一切事务皆模仿国外博览会做法，但它是由中国自主举办的首次大规模的商品展览会，通过这样的媒介向国内外展示天朝大国的形象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按本国之内情、悉心拟订”的然而它的中国传统建筑设计风格与模仿各国新式的完全脱节，与中外合璧式的也不统一，所以也是一种整体杂糅的风格表现。

最后，这种中外设计杂糅的风格产生也有其必然性。即从近代世界设计发展史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先后流行着诸如希腊复兴式罗马复兴式、哥特复兴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和罗可可式，以及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新艺术运动等古典与现代建筑设计流派和折中主义建筑设计样式与风格等。它们不仅在世博会等国外博览会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展示，而且随着西方列强进一步对中国殖民侵略、中国社会进一步被迫开放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发展等，先后传播到了上海、南京等地区，并在“20世纪初人们开始推崇西洋建筑的便利、卫生、坚固等优点”甲话语中，逐渐在具体设计作品中折中运用等。所以说南洋劝业会的场馆整体上体现出的是中外设计杂糅的风格。

综上所述，场馆设计是南洋劝业会对国外博览会模仿学习的最显著部分，对国外博览会场馆设计的模仿与借鉴，既是20世纪初期西方设计对中国传播与影响的表现，也是当时中国设计发展以模仿西方为主的集中展现。其总体上体现出的中外设计杂糅风格，既是此时期中国设计对国外盲目模仿的行为和在作品中生搬硬套的表征，也是当时中国现代设计初步发展的反映。

本会场馆设计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仿照国外博览会模式而自行规划设计场馆，既与晚清政府自主办会树立国家形象等主题思想一致，也反映出了此时期中国人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中国设计本土化思想萌生：对各国博览会新式设计的模仿与借鉴，既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学习方式，也有着藉此振兴实业，富强国家，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性。特别是在较多的中外合璧的场馆设计方面，虽然设计艺术表现显得幼稚，但也反映出了此时期以会展为介质的中外设计交流思想的初步发展，为此后在西湖博览会等国内博览会上中西调和的设计实践运用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贾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