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灰娃：天真与高贵的合一

邓郁　程馨雨　夏勉

自2010年丈夫张仃去世，灰娃已经有10年没出过远门了。

在北京西郊山林被银杏、梧桐和爬藤植物包围的房舍里，她安安静静地蛰居了近三十载。2020年秋，因新诗集《不要玫瑰》面世，老人在一周时间里接连到访了四座南方城市。返京接受我们的面访时，装束照样一丝不苟。黑色外套和呢子裙，脖颈上搭着一条青蓝间灰紫色的薄纱巾。眉毛、两腮和嘴唇可见淡淡的妆容，衬出面庞的白皙。说到沿途的见闻，93岁的灰娃兴致勃勃。

“我喜欢南通，天际线很好看。走到哪空气里都是桂花香，灌木从南到北的树种都有。地面不是平的，像丘陵地带，有绿的青苔，还有野草，我好想脱下鞋，在那青草地上走一走，可惜时间不够……”

在雅致而精力充沛的外表下，她像丛林里孤身探径的鹿，对周遭格外敏感。

诗人王寅邀请灰娃赴上海参加“诗歌来到美术馆”专场朗读交流会。出乎王寅的预料，老人精神状态很好，“耳聪目明。而且她的手很温暖，比很多年轻人都暖和。”

有片刻闲暇，两人坐在秋阳下。“灰娃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觉得在上海，看到的人都很友善。‘我不觉得害怕。”

王寅忽地有点难过。“她这份恐惧由来已久。因为她经历过坎坷和磨难，有她的脆弱。如果不被善待，她会有感觉的。”

忠诚地守护早年所受的教育，笃信真实、自然和美好，道德与言辞上秉持“洁癖”;但在数十年的跌宕里，目睹种种颠倒的是非、信仰的崩坏、各种斗争与非人行径的上演，让灰娃生出巨大的恐惧，一度求解无门。

写诗，成了灰娃自1970年代一个并非自觉的出口。每个字仿佛岁月凝结，又让读者感受到平静之下的岩浆。文学评论家谢冕称灰娃的诗风诡异奇绝，毫无师承，独此一个。

灰娃却道，自己是无意中走到诗的森林、诗的园子里来的，就如同这回新书出版宣传在文化界引发的一点波澜，全不在她的预想中。她只是牢牢地记得那句：“宇宙神说：地上的路，你还没有走完，每个人必须走完自己的路，这就是人生。”

火种

出生于关中以东的灰娃原名理召，祖上算前清举人。到上世纪初家道凋敝，外公外婆均务农为生。对文学的情感，大抵得自教书的父亲和舅舅。“灰娃是我小时候的小名，这是西部省份常用的名字。‘灰的意思是有点灰色，大人觉得你有点乖，有点怪，有点让人怜惜。”

九十多岁的灰娃，只有起身时才会显出行动的迟缓。“我这腰可有故事，给你慢慢说哈”——她把它当成个掌故，开朗地道来。

13岁，刚去延安不久的灰娃，因为“想学习英雄保尔·柯察金”，在冰面扛大包粮摔倒，尾骨重重地砸下，造成骨折。长时间没有治疗，脊椎长成S形， 身高因此矮了四五公分。

“那可是延安，是我这一生最最自由的幾年。”

高寿之外，“延安”成为诗人灰娃的一个重要标签。但她的诗歌里几乎看不到被规训过的红色文风与唯物的背景。那一片地方，究竟带给了她什么？

1939年，表姐带着灰娃，经过安吴青年训练班的短训，直奔延安。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贺绿汀领着这群娃娃背诵《琵琶行》和《归去来兮辞》，音乐家史洛蒙、作曲家刘炽讲音乐鉴赏;张仃、艾青、萧军等人则带着他们参观抗战漫画，还有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复制品展览。

延安时期的“儿童艺术学园”。图右侧靠着圆牌、留齐刘海的是灰娃

“延安的文艺活跃而丰富，没有禁忌， 处处能听到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文艺作品。加之我的智力、身体发育迟缓，整天整年，一心想着些有趣的事，滑冰、游泳、种菜、纺纱、唱歌，到处看看走走……开会、下乡扫盲、练兵、排练……对于我都大有兴味。”

灰娃接触到的许多师长都来自“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或是从“鲁艺”出来的张仃这种，有着另一种飘逸的气息。她最爱数“延安三怪”的趣事：“张仃把头发梳得高高的，一件夹克、一双高筒靴，发型活像普希金再世;塞克喜欢哥萨克，立领，很宽大。他眼窝深，鼻子特高，走起路来，拿着手杖走，目不旁视;杜矢甲是个天才艺术家，个子高大。张仃当时找件用不了的破毛毯，拿剪子随便铰开缝了两下给他披在身上，当个短披风，他穿了可有兴致。他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男低音之一。”

“文抗”人发起成立的作家俱乐部，张仃担纲设计，装饰完全就地取材：墙壁安装的壁灯用农民筛面的箩做成：短木片围成一圈，一面底部绷上细铜丝网。把圆的箩从中间切开成为半圆形，扣在墙上，里面放一个小油灯，灯光从细网透射出来，柔和而朦胧，暖意融融。

正面墙上高处，悬挂着“文抗”的会徽：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间一把钥匙，意指文艺家是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取光明。“张仃给我们大家做黑色的面具，大人们戴着跳交谊舞、聊天，我们小孩一人也发一个，满屋里头瞎串。萧军用俄语唱《五月的夜》，我在童话剧《公主的旅行》里演过公主……”

年幼的灰娃认为在延安享受的这一切理所当然——世界可不应该就是这样？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尘，她才愈发觉察出那时的幸福。“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我们是何等幸运，没有被封闭，是与人类先进文化相通的。”

张仃研究专家、学者李兆忠认为，灰娃的延安记忆，是由德才兼备的左翼文化精英、平易近人的首长、纯朴美好的陕北乡情合力形成。“这种记忆与现实的延安存在深刻的错位，然而具体到灰娃，一切显得顺理成章。只是，这限制了灰娃的视野，使她对错综复杂的人事缺乏起码的认知。”

我问及灰娃，她不觉得自己美化了延安。王寅也认为，灰娃脑海中那个精神原乡似的延安，与某些研究者深度挖掘的延安其他侧面，应该都是真实存在的。“灰娃对延安的感情，不如说是她对那群人的感情。”

“脸不对”

1945年，灰娃被外派至部队，新婚不久便辗转晋冀鲁豫。此后好几年，她饱受肺结核折磨，已经到了护士为她准备后事的地步——幸亏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参谋长调来新药，休养许久才转危为安。

其实，在理想化的延安，她也遇上过整风和“抢救运动”，“好多单位绝大部分人都成了‘特务。那种痛苦和无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人何以如此不堪呢！”但这些始终不如1953年抵京之后所受的“打击”沉重。

那份打击首先来自——脸。

“单个儿或者群体怪相的脸，卑微的、奸笑的、趾高气扬的、诡诈的、假里假气的、阴气十足的……不一而足。”

她告诉老领导王司令，想回延安，因为“这些人脸不行”。司令哑然，“脸不行，怎么不行？”

说不通。最终还是劝服了。理由除了延安“人都散了”，还有“夜里狼群多，你不怕吗？”

在“真空”里生活了近20年的灰娃终于意识到，从前的桃花源不复存在。

“她穿的衣服，其实也没什么特别，总会让外人觉得哪里不顺眼。”灰娃的外甥女肖菲菲说，姨会选洋红间白条的布料给她做衬衣，或者在衣服上绣一个咖啡色的大铁锚;冬天，她会上前门买毛料。“下身是格子裤，上身是上海蓝土布做的棉罩衣。那时我可不敢穿。”

不管是写文章还是上台发言，灰娃都沿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方式，改也改不过来。“你还是老延安老党员，怎么一点都不像？一个党员都没发展过？”“瞧你像只小鸽子！小鸽子，你飞走吧！”责难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历次政治运动，她统统经历，却看不明白。“也许这一切只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手段，但这个过程为什么这样难受呢？”

渐渐地，走到街上，但凡有人举手——可能只是拨弄头发，她也会当成“有人无缘无故地打我”，赶紧低头跑到附近。还不时看见死去的人变了形的脸，“站在自己棺材旁，默然地居心叵测地环顾四周。又听见过宇宙运行的声音，朦胧的轰隆声。”

去农村抗旱，“8月的大太阳老不下雨，火苗都着火了，我们拿着脸盆，一接一盆水给庄稼倒水。大夫跟我说过不能暴晒，我戴着草帽就去了。书记问我，你为什么要戴着草帽抗旱？你怎么能够怕太阳？”

灰娃有些恍惚。“我就假装着听他们，但是我脑子胡思乱想，我想我的事，想那些我喜欢的。一会儿看一个樱桃树，一会儿一个丁香树，风一吹一摇，画眉鸟还叫，那些场景就是我的心情。那时候我没写诗，现在想那不是诗吗？对不对？”

神奇岛屿

诗，就这样找上了她。

桌子上有什么纸、盒子，她随手拿起来，由着自己胡想，有时拿笔写一两个字，有时是一行句子。

她写故乡，写夏季暴雨下的树木花草。在上海的“灰娃诗歌研讨会”上，金宇澄说起，她诗里的植物，看不出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隔天的美术馆沙龙，汪家明也谈到，灰娃笔下的植物来自遥远的诗经、楚辞，带有神秘感。

灰娃的回应是：“它们是人想象的，不要北方、南方。这些植物也可能是天上的，也可能是美洲的、欧洲的。生活给了我星星、月亮，这时候就有这个花，就有这个树。心里的真实，不是地理的真实。诗歌是写灵魂的，不是叫你描摹客观事实的。”

她最先写下的那首只有两行的《无题》，被很多人一再提及。

没有谁 敢 擦拭我的眼泪

它那 印痕 也 灼热烫人

——《无题》，1972年

她说自己对人类绝望，“觉得好人再也没有办法了。”但满腹的忧惧、冤屈，却没有在笔下淌溢，而是以一种倔强和刚强，甚至挑衅出现。

我再不担心与你们

遭遇陷身那

无法捉摸猜也猜不透的战阵

我算是解脫了

再不能折磨我

令你们得到些许欢乐

我虽然带着往日的创痛

可现在你们还怎么启动

——《我额头青枝绿叶》片段，1974年

有人将灰娃与同样罹患精神疾病的格丽克、西尔维娅·普拉斯等女诗人相提并论。王寅却觉得，灰娃的诗句里看不出这是一个病人的文字。“很平静，没有非理性的、失控的迹象。听她读诗，不是像火车一样行进的感觉。她绝对不是把病症直接用文字写下来，而是经过了转换。”

灰娃相信，即便灵魂被扭曲、煎熬，思考和质问也不能停歇。她在读书笔记里摘抄过这样的话：“痛苦是报信者，惊告我们有些东西须要修正，包括修补我们破碎的心。把痛苦只看成不公，是误解了人生的目的。”对于她，写诗就如她喜爱的佩索阿，在那些白日梦的某一片断里，获得了永远的自由——“就像一些从未发现过的神奇岛屿，作为南部海洋的赠礼豁然展现。”

45岁时才开始写诗的灰娃，一起笔便在诗里一次次地碰触死亡。在《不要玫瑰》《墓铭》等诗里，她屡屡想象自己作别尘世后，再回到墓园：

不 不要玫瑰 不用祭品

我的墓 常青藤日夜汹涌泪水

清明早上 唤春低唱 一只文豹

衔一盏灯来

——《不要玫瑰》片段，1975年

我们提起这首意象纷呈的诗，如同带泪的微笑。灰娃说自己想过很多次，人死了有没有灵魂。“有的话，就在我坟墓附近，听蛐蛐叫，溪水流。我喜欢启明星，就让早晨的露水和风，吹着我好了，亮晶晶的，多好看。”

1992年春节，灰娃在延安寻找到了五十年前住过的窑洞，已成了漂泊的山民的栖身处

这些美好的诗，差一点灰飞烟灭。

写的时候，兴之所至，笔不由人。一旦“醒”过来，写作者才猛然意识到这些字的可怕。“它们和墙上的大字报太不一样了，一定要害我，谁叫你写这些乱七八糟的？”灰娃常常想过要烧掉它们，或者撕碎了装在口袋里，用马桶冲走，也曾叫肖菲菲帮她处理。

小姑娘却留了个心眼，把其中两首夹在自己的手抄歌本中。

“那些句子，每看一遍，我的心弦就拉一下。谁对死亡都恐惧，她还写我的墓地。又美好，又神秘。跟学校学的完全不同，我说不出太多，就觉得是好东西。”

等到若干年后，听说灰娃要出头一本诗集《山鬼故家》，肖菲菲赶紧给姨打电话，把手稿寄去。毫不知情的灰娃惊喜不已。那两首，便是后来备受好评的《我额头青枝绿叶》与《墓铭》。

生活样式

即便在人人自危的年代，有些东西也被灰娃像护宝似的拼命维系着。

1960年代后期，肖菲菲学业中断，每年都从湖南跑到北京灰娃家数次。“我姨家有东西吸引我。”

很多个晚上，灰娃会拿出珍藏的一点咖啡或红茶，有时还会往滇红茶中放几滴干红酒、一点冰糖、一片鲜柠檬，随后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拉上窗帘。

“她会把灯都熄了，点上几根蜡烛，带着我们几个女孩子听唱片，有德沃夏克、德彪西和柴可夫斯基——都是偷偷藏在阳台杂物下面才幸存下来。我们还一起读雪莱、莱蒙托夫、普希金，安徒生童话。反复读，我姨也不怎么解释。偶尔蹦出一句，人家（作家）怎么能這么想啊？”

肖菲菲说，那会儿自己的心情跟着音乐，像被洗干净一样。秋天女孩子们跟着灰娃这个“大小孩”去日坛公园捡树枝，春天去香山摘野花。到今天，肖菲菲走到外头看到树木花草，都会多看两眼。

那时，灰娃嫌家里的床罩不够好看，会费很大的劲缝个荷叶边，把底下遮住。简陋的书架上，她会做一层印花布的帘子，铁丝绑着，没有铁环，就拿曲别针固定。

所有的讲究其来有自。

“七七”事变后，为避战乱，灰娃曾随母亲迁到距西安一百多里的一个村庄，住了一年多。启蒙老师常带着她和小伙伴到文庙去，拿出巴掌大一小块纸和铅笔，拓下碑林石碑上的书法;祖母的衣服上绣满花鸟人物和戏文片段，或是整首的恋歌;母亲教她用草茉莉、指甲花来染指甲。“夏天，我不愿睡竹床，就给我的百草园边上铺一凉席。仰面躺在那里，数天上的星星。似乎这样，就在星星月亮中间了，人也就在歌谣里了。”

村里有姑娘出嫁的夜里，娘家把墙角、神龛，水缸上头，都摆上蜡烛。灰娃用手比划着给我们看，“这么大口的水缸上头，飘了好多个蜡烛，火苗映到水里，在水上游来游去。可你知道怎么能插到水里，怎么能平稳地让它走？就是萝卜把它切这么厚一片，用竹签插着。这长明灯（烛）就表示着虽然她嫁了，但她精神上还跟家人在一起。”

她曾见到有个头上缠着白麻布的中年人，带着儿子在一口水井边默默地打水。过不多久，村里出来个十多岁、刚嫁过来的女孩，见到这对父子，折回来，走得离他们近一点。

“你猜这姑娘说什么？她管那个男的叫叔叔。那婶婶不是刚走（去世）了嘛，女孩对着男的说——我婶儿，把难处，都留给你一个人了。”如此平实的一句，灰娃反复品着，咀嚼到今天。“这样子带着感情说出来了，把人生的艰辛都表达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城里人死了，顶多说一句，‘节哀，很公式化概念化，有什么意思呢？”

她在诗里写出嫁、哭坟，写水井、纺车，写《心上的清泉》《美丽忧倦的大地》。在《野土九章》和《祭典》里，充满了乡俗民风、人情世故、生老病死、节庆悲欢。她把这一切都叫作“生活样式”。

“我很伤心失去的那些很有人情的、深意悠远的文化气息，我们中国人怎样看待宇宙自然、人、生命鬼魂;怎样度过一年中那些特殊日子;季节更替、二十四番花信风次第吹拂大地人间，这些神秘奇妙情境，先人们如何迎来送往它，又怎样地接待并且送上那些流浪者、乞讨者、五体投地朝山进香的圣徒？？每当这种种时节，人们的服饰、仪容、举止无一不是关乎人文、文化及文明，难道这些都是万恶的四旧？必得砸烂铲除而后快吗？”

这段文字是灰娃内心的声音。对于往昔种种美好的丧失，她有刻骨铭心的痛惜。

采访中又一次触及到生活样式，她忽地直起身，“我的结论就是，人类永远依着美和善往前走。”

“他们满足了我的精神需要”

审美上有着高要求的灰娃，在选择另一半时毫不迁就。“最重要的就是要讲正义，为人正派。”她很欣慰，自己的三段婚姻，都符合这个标准。

第一任武昭峰，是1946年外派去新四旅政治部文工团认识的年轻军官。因情势紧急，他们听从领导建议闪婚。婚后没几天就各自踏上征程。几年后，武昭峰在朝鲜战争中牺牲，年仅23岁。两人正经在一起的日子，不到一个月。

这一隔，便是14年。

1964年，在编译社工作的灰娃从朋友处认识了年长自己20岁的白天。白天原名魏巍，早年从一名思想偏左翼的国民党军官转投中共，改名即取“从此黑暗结束，白天来临”之意。60年代，少将白天投身军事史研究，是公认的“好读书，善思考，文武双全”的将才。

据灰娃描述，白天沉浸在思考中时绝不开门，若有看不惯的人与他搭讪，他会当场回绝——不做无谓的交际;对于邮寄东西时附上字条，白天觉得写字的纸应当另装信封，另付邮资，“不能占一丝便宜”;“文革”期间，灰娃教育孩子要端正，“不要像邻居孩子谁谁那样，抄别人家，把人打伤”，白天斥责她不该在背后议论人，有话应该当面说;家里有剩饭剩菜，灰娃好心在厨房偷偷吃了。白天气得发火：“你又不是奴才，大家剩的饭菜，大家吃！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吃呢？”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白天反对照搬苏联模式，坚持己见，坦荡孤绝到死。到后来，灰娃越来越理解了他。“他是一个典型的堂·吉诃德。那时别人说你怎么找了个国民党？我不在乎。”灰娃很肃穆地对我们说，“他满足了我精神的需要。我这辈子头一次见到真正干净、真正高尚的人。”

有一段时间，灰娃怕被开除出党，白天劝她：“不当党员，难道就不是革命者了吗？而什么又是革命呢？”一席话，让灰娃豁然开朗。

白天知道灰娃写诗，很是鼓励。“他老说，你知道你像谁？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像雪莱。”说这话的灰娃眼睛眯了起来，如受到肯定和包容的少女。

灰娃个性当中的刚强、正直、执拗，多少有这位严厉先生的熏染。

1993年夏，北京平谷，灰娃与张仃及孙女关关（ 左）翻拍/本刊记者 姜晓明

“她对我们讲话用词很在意。到什么程度？上洗手间，你别说‘上厕所，这她受不了。”灰娃与武昭峰的孙女喃喃说，语气里又敬又畏。

写诗时灵感涌来，灰娃形容如记录下心电图一样，要第一时间捕捉住。若家里人叫她喝水吃饭，她往往勃然大怒。“他们说，你要渴了饿了怎么办？嘿，我渴死，我乐意。不是有句话，有钱难买他愿意嘛……”

“因为那个状态不管喜怒哀乐，都是美，都是幸福的，我愿意永远在那个里面。打断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1973年白天去世后，灰娃又独自过了十余年。

问她，怎么化解长年的孤独，她摇摇头，“当然我想白天先生，我对他是很满意的。可他不在了，我也就那么过，并没想着非得跟个什么人去。再说，哪里还找得到白天那样的人呢？”

直到与画家张仃结合。这个如老鹰般犀利的男人，不但绅士，还多了一份浪漫。

张仃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上4点起床，用灰娃的话说，“家里谁起来都不用讲话，光听见纸哗哗响。”张仃不做其他家事，但早餐从来都是他准备：拿出面包，黄油先软上，果酱备好，再热杯牛奶、咖啡，摆好盘子。

“吃完饭张仃爷爷就开始作画，铺纸、磨墨、盖印章这些，一定都是奶奶。他只相信她。到山里、野外写生，撑伞、挡风、递水和湿毛巾，也都是奶奶。”喃喃回忆。

张仃热爱民间文化，也喜爱摩登。到七八十岁，他也会爬上凳子，把放错位置、摆错面的瓷器、物件归位。“他说，这些物都是有生命的。只要经过你的手，就要处理成最美好、最应该的样子。你羞辱了物，等于羞辱了你自己。”灰娃说，自己对丈夫并非盲目服从。“觉得他说得好，严谨，便很高兴”。

在灰娃看来，张仃待人礼貌有加，温和善良，内心又有刚烈的一面。他始终厌恶贪欲、虛荣、做作。“文革”中千篇一律的色彩，导致他反感到呕吐，故此画起了纯焦墨山水。

2009年6月，汪家明去探望过92岁寿诞的张仃，并给他们夫妇拍照。“灰娃把张仃当作依靠一样，照相时侧过去。张仃就这样（做一个双手合抱的动作）。张仃个子不高，但就像座山，很厚重。他其实和灰娃一样，后来是很孤独的，对一些事情很排斥，但是又不能表现。我那几年去看他，每次都是看到他捧着一本鲁迅。”

汪家明没想到，那是他为这对伉俪拍的最后一张合影。几个月后，张仃突发脑梗，次年辞世。灰娃抑郁症复发。

又是诗歌，慢慢地将她从悲伤和空落里捞起。在张仃去世后的七十天、百日、一年、五年，她都用诗歌写下对丈夫的思念，也抒发着两人共同的理想和心愿：

我们灵魂的敬意、灵魂的叹息

永远向着

敢大声号哭的人

勇于质疑、勇于呼救的人

突破意念重围自救的人

以沉思的最亮音释梦解梦的人

怒指俘获灵魂为业者，无奈而

纺织微词妙语予以笑刺的慧心者

持守仪态文雅、情致卓越的人

——《童话 大鸟窝》片段，2014年张仃逝世五周年之际

2020年10月，灰娃又经历了一个落叶纷飞的秋天。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拷问

客厅里，一个光亮如新的单人大藤椅敦实地立着——那是张仃在世时的专座。灰娃时常觉得，她的“曼兄”（灰娃对张仃的爱称）还在上头坐着。偶尔，她会下意识地说一句，“桌子上有什么不见了，是爷爷拿去了吧？”

前些年，为整理张仃文集，她每每工作到深夜。这作息习惯后来也没再纠过来。如今，她依然夜里阅读，偶然想写什么便写上一笔。到日头起来，瞌睡了便闭眼休息，昼和夜对她来说无分别。

从两行的《无题》至今，半个世纪将逝，真正留存、发表的灰娃诗歌不超过百首。她也从未被“诗人”这个身份定住。

1997年第一本诗集《山鬼故家》问世，诗界一片惊异。老诗人牛汉激赏它的自由与勇锐，称之为“野诗”，引为同道;翻译家屠岸认为它是“灵魂冒险、灵魂遨游的记录”;评论家谢冕则直言，诗歌界对灰娃的到来毫无准备，“那时我们正沉浸在新诗潮变革的兴奋与狂热中，我们的诗歌思维中装满了意象、象征、变形、建构、现代主义等等热门话题，对灰娃非常陌生。读灰娃的诗也如读她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历险的过程。”

此后灰娃又出版过两本诗集，很快也便没了声息。

《不要玫瑰》这本新诗集里刊出的最后十余首，皆作于2015年之后。诗人杨键感觉，从早年措词较为英雄主义，节奏如同急行军一般;晚年的诚恳，让灰娃离诗越来越近。“早期和中期，现实是灰娃的主人，她只能跟着变化;到晚期则随心所欲——这是判断一个诗人是否优秀的标准。”

许多评论者热衷于探讨灰娃诗歌的节奏、韵律与文字特点，杨键更喜欢晚年灰娃诗歌的声音，认为那是“天真，高贵，自然的生命声音”。

早些年便读过灰娃诗歌的王寅，惊叹于她的独特性。偶然的机会，他从灰娃孙女婿、艺术家冷冰川那里获悉，老人身体康健，远行应无大碍。他花费一年筹划，终于将灰娃请到了“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现场。他觉得好的诗人应该被更多人知道，但形成社会现象并非他的初衷。

“灰娃的诗歌、她的表达，一点也不落伍，还很当代。而在当代诗人里，她没有学过谁，也和任何文学潮流和诗歌流派无关。她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也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诗人。”说到这儿，王寅克制的声音里浮起一丝情绪。“诗人在这个时代能‘出来，多半还是因为社会效应和社会属性。像海子、余秀华，大家关注的是他们的经历、话题性。灰娃身上有很多值得发掘的东西，不是做一两个活动，出了诗集，便能挖掘够的。对文本的读解更重要。”

晚年灰娃的诗句里时常浮现出“神”的存在，拷问也依然继续。

神性之光照临宇宙，人应当自问

人性灾难的轮轴，谁还在加紧转动？

人怎样面对神？怎样回答自己？

——灰娃《浇祭》片段，2019年

灰娃说，她心中的神，便是宇宙，是一切最本真的所在。“我只对美和人性智慧臣服。”但这些又不是那么虚妄缥缈。她关心当下，会给朋友发送有关国际时事的微信链接;既读洛爾迦、阿多尼斯和顾随，也会买《格雷厄姆·格林文集》和《斯通纳》，读书笔记密密麻麻，蛛网曲谱似的修改笔迹，一如当年。读到一些哲学篇章，有搞不明白的学术概念，她会直接问喃喃在大学当教授的丈夫，那份好学和执着让后者非常吃惊。

喃喃眼中的奶奶，或许是个晚熟的女子，但不笨，且永远觉得自我教育得还不够。“有人对世俗权势天生敏感。而她一直觉得，喜欢挣钱很不好。奶奶认为高尚的人得是读书人。这点其实有片面的地方，对后辈的影响很大。但在写诗上，她从来不会觉得：为什么大家没有认识到我？她只是为自己而写。”

灰娃说，曾经的幸运和幸福奠定了她的心性，现在她不光知道了自己不要什么，还知道了要什么。

她给我们唱起年轻时萦绕耳边的《热血》，“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第伯尔河似的奔流……这些歌，在延安半夜的山头都能听到。每个人都会唱。”

“我要什么？要的就是社会整体的文化，不再下行，而要往上走。文化不是简单地写在书上。我还老是想到整个人类。但一般的人我不愿意跟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出来，别人的第一个表情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我很难过。不能以任何借口来降低文化的水平。对不对？”

她柔和而又坚定的声音原本保持着从容的节奏，此时突然沉默，嘴唇颤抖着，哽咽到不能自已，双手紧紧攥成了拳头。

（参考资料：灰娃作品集《山鬼故家》、《不要玫瑰》，灰娃回忆录《我额头青枝绿叶》，李兆忠《灰娃：寻觅消失的贵族风流》，实习记者方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