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疫病医籍序跋中的疾病救治与健康信息素养图景分析

李文林 杨丽丽 李正钧

摘 要 健康信息素养形成和培养于日常，其水平高低表现于生命与健康受到威胁的生活应激状态。传统中国没有健康信息素养与健康信息教育之说，但却有读书人以书籍为中心，儒而通医、儒而兼医的文化现象，在疫病流行之际，文人群体也积极应用健康信息参与社会救治。探讨明清疫病医籍序跋中的健康信息素养表现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可为图书馆基于传统文化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服务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医籍序跋 健康信息素养 健康行为 传统文化 驱动因素

分类号 G252.7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10.013

Abstract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formed and cultivated in daily life， and its level is manifested in the life stress state when life and health are threatened. There was no theory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health information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But many scholars knew the medical treatment due to they were all book-centered， which formed a cultural phenomenon. At the time of the epidemic， the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social treatment by using health information. Exploring the manifest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epidemic disease book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library to develop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service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epidemic disease books.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Health behavior. Traditional culture. Driving factors.

0 引言

健康信息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利用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或服务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一种能力[1]。自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如何促进个体或社会公众健康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2]，部分图书馆对此也开展了实践探索[3]。2020年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拥有健康信息素养能力对促进个体福祉及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重要性等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关注。但是，由于这一问题概念诞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故在讨论图书馆参与促进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时，业界通常放眼于国外同行的理论支持与实践经验[4]，过于强调图书馆所藏的健康信息资源、设备技术、人员和设备如何对公众健康有所裨益[5]，却没有对个人或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给出相应的测量标准，导致图书馆在主导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与服务时不仅无法从科普性与专业性角度提出相应的内容框架，也使施教者或服务方忽略从自我与他人维度同时看待这一问题，仅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帮助读者或公众、自我成长这一路径上，而忽略了文化因素对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与服务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文化可影响人们对健康的认知和态度，并通过人们与社会和物质环境的联系塑造与健康相关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6]，对文化因素影响作用的关注不足，会使得公共卫生干预在维持行为改变方面极易遇到困难[7]。

中国古代没有健康信息素养与健康信息教育之说，但汉唐至明清之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医为儒者之一事”的教育传统造就了读书人以书籍这一健康信息资源为中心、儒而通医、儒而兼医的典型现象[8]。如果应对疾病威胁是个人健康信息素养的一个检验指标，那么分析我国古代文人群体在应对疾病时所表现出的健康的态度、行为和技能，或许可为图书馆基于传统文化有效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服务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参考。

中医古籍是中医药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炎黄子孙健康福祉的重要保障。序跋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特殊的体例，虽附于书前、文后，但因其内容直接指涉正文创作与流传背景，故可从中管窥古人围绕医籍传承输布，应对疾病、促进与维护健康的图景。

中国古代将传染性、流行性疾病通称为“疫病”[9]。疫病以其极强的传播效率、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造成社会恐慌的同时，也会给幸存者带来异常痛苦的体验。尤其明清时期，受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影响，特大性疫灾的高峰期和多发期交替出现[10]，在印刷術的发展与助推下，与疫病有关的专题性医籍大量编撰、刊刻与流传，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体的健康知识生产、传播图景。在文人撰写的医籍序跋中，留下了亲历者寻求、参与医疗救治的感知与记忆，以当代视野探讨历史背景下的文人群体为促进自身及他人健康，应对自身及他人疾病方面持有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表现，则可从文化语境上更好回应国内健康信息素养服务工作的学术关切和实践需要。

1 生活应激事件下的健康信息决策

明清医籍中的疫病范畴广泛，专题性医籍中，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疫病名称有“疫”“疠”“温（瘟）疫”“伤寒”“时气”“痘疹”“大头瘟”“吊脚痧”“羊毛瘟”“烂喉痧”“鼠疫等[11]。在医籍序跋者的描述中，为维持和促进自身或家人的健康，读书人常常在生活事件的压力应激下激发出强烈的健康责任意识，即为疾病救治而发愤研医，甚至做出身份改变。

有因丧亲之痛或孝亲之念而加强健康素养、久而成医者。明代蔡维藩《痘疹方论》自序[12]：“幼弟病痘委之庸医，坐视而损，心切痛之，业儒之暇愿学焉。”清代余霖《疫疹一得》自序[13] 称“干隆甲申，予客中州，先君偶染时疫，为群医所误，及奔丧回里，抱恨终天，曷其有极？思于此症，必有以活人者。”清吴塘《温病条辨》自序[14]：“瑭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后至发黄而死。瑭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清王孟英撰《温热经纬》自序[15]中也述及因其时战乱，疫病流行，亲人死于霍乱，遂专心温热病。清乾隆十年进士、曾任职于刑部的袁旬在《天花精言》自序[16]中提及：“生平儿女辈半伤于痘，每见出痘之儿，触目而伤心之，发愤究心十有六年于此道。”与之类似，清代出身于儒官之家的刘企向[17]1523，曾先后在昌乐（今山东昌乐）、漂水（今江苏漂水）为县令，述及留心医学信息的缘由：“丙戌，予两岁一孙出疹，依《疹略》之方治竟不愈，予心伤之，遍阅方书，予孙之疾，忙不知其所以也。”而原生于仕宦之家的乾隆二年进士、官知县的缪遵义[18]，因母亲患病，周围医生诊治四年，疗效都不显著，竟辞官“博览方书，潜心参究”，不仅治好了母亲的病，后又因吴中“大疫流行，连床共榻，沿门阖境，互相传染，死亡枕籍”，专注于温疫，而成吴中名医。

有个人染疾幸存之后留心于医者。明代曾官至户部陕西司郎中和云南副使的张凤逵[19]，曾因于万历戊子年（1588年）夏天患伤暑之证，几被庸医所误，命危之际幸得徽医汪韫石救治的经历，于是发愿搜罗群书并认识到“暑病中人毒且速，前哲未详尽，据之恐有误”，至五十岁辞官以后写成《伤暑全书》。明代方有执[20]则是两任妻子及五名子女皆病于伤寒之疫，“遍求多医，治殊弗效”，自己深感“厄苦惨痛，凄凄无聊”，客游淮楚国后，自己染疫却幸而获救，于是“笃志专此，锐力愤敏，鬓霜而后豁悟性”。

有不忍疫病肆虐下耳目所及之生灵涂炭而从医者。原本儒术的明代吴有性[21]7-9述及自己肆力于医缘由：“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甚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枉死不可胜计。”明代万全原为廪生，科场不得志之后专于儿科，认为“医术之仁乃为生民立命者，窃思方脉之中，保婴最难，婴孺之疾，痘疹最酷”，故“考诸前言往行，广询博访，间亦附以己意，著为《痘疹心要》” [22]。

个体的生命历程与人生处境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医籍编撰者的序跋描述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疾病的恐惧是一种切实的存在。评估、反思疾病对个人、家庭或社会健康的影响之后，在自救、自疗及对周遭生命的悲悯情怀下，读书人往往会以“求人不如求己”的态度来满足自身或家人健康与医疗需求。因此，明清时期大量疫病医籍的编撰，与其说是医家为总结经验而做，不如归因于救疗与健康养护需求的驱动。

2 共情心理下的利他性健康信息传播

医籍与人类的健康福祉紧密相关。医界中人对于传授学术向来慎之又慎，一般情况下，医家往往会将祖传医籍视为传家珍宝，除承续于家族或作为课徒之教材外，往往秘不外传。也有些习医者为稻粱之谋计，对医学经验秘之为恒产。但疫病肆虐之下，却常见医籍在共情心理下被广泛传抄刊刻的记述。

有得医家救治而广传医家本人著述者。如明代郧阳佥都御史的孙应鳌是因名医万全治好了其女的痘疹而刊刻其《痘疹心药》[23]，“以予爱女求医之心推之，则为父母之保赤子者，斯心大略相同”。清代萧弘士[17]1523也是因刘启向治好了其两女之痘，“感其使吾两子二女共登于成人之列也，以其书公诸斯世，请付梓人”。

有得到医家抄本而予以刊刻者。清代白喉流行，生于世医之家的郑梅涧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辑撰成喉科专著《重楼玉钥》后[24]，经其子郑承瀚加以补充，曾“秘惜此书，未尝授人”，但被“仆人竊出”后，有抄本流传在外。嘉庆二十年（1815年）春，天津冯君石“家居无事，日取医书玩味”，一日友人带《重楼玉钥》来访，告知他此书无刻本，可抄录一本留存。冯氏抄写之后，“凡遇喉症，按方投药，无不神验，乡党知有此书，时借抄写”。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津时疫流行，“患喉症者极多，因治不得法，往往受害”。当时冯氏因“闭户养疴，未能遍告邻里，私衷歉然”，考虑到自己“未解针灸”，对其中传抄错漏之处“惟能以意更订一二”，于是与弟辈谋，将此书再录稿本，寄与苏州孙学诗，委托其请人补栽校订后刊刻出版，“则此后人人得所指南，患者即不延医，而对验检方，谅亦不致夭枉，余心庶稍慰矣”。

据孙学诗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刻《重楼玉钥》之序[24]，他作为冯君石弟弟的朋友，也只是医籍爱好者。“余素不知医，而遇古方之百试百效为人人所传播者，手抄成帙，或刊附善书，或锓刷片纸以赠人”，冯氏兄弟之所以托付孙学诗刊刻，不仅因为当时的天津“鲜良工校雠”，也因为他们知道孙氏对刊刻医书“亦乐为之”，故而拜托他“刊刻广传，使人人挟是书以防患于未然”。

有主动刊刻医家所参考前人之医著者。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江苏常熟海虞疫病流行，医生沈南昉参酌汉代张仲景之《伤寒论》救治了藏书家赵开美一家多人，为“惠厥同胞”，赵开美对沈氏家藏的《伤寒论》[25]重新校对后予以刊刻。又清雍正乙巳年（1725年）春，古越山阴（今浙江绍兴）余邦昭携从友人处偶得的吴有性《温疫论》另一版本《醒医瘟疫六书》[21]4来广东拜谒大中丞年希尧，二者晤谈当地医疗状况，余氏感觉年氏所述诸多不治之症与瘟疫相符，待余氏亲自检查患病之人，发现当地人不仅失察于瘟疫流行，也不知《温疫论》中所列的治疗方药，于是“悯而出是书”，年氏“览之大悦，遂付剞劂，刷印百千本，使普传于粤之东西”。

清代顾洵重刊明代聂尚恒所撰《痘科慈航》[17]1487的情况也是如此。顾氏一儿一女相继发痘后，急延时医之有名者诊治，然遭医家误诊，相继夭殇。后“第三女复患症如前，医坚持前说，谓非苦寒不治，然亦侥幸于万一。余闻之仓皇失措，几不复知有生人之乐也。适裘君南凕南来，予恳其治疗。如其言按日而治，卒以无恙。因出是编授余。因念痘疹人之不免，而误于庸医者不少，余既得是书，不当私为枕中之秘，遂开雕以广其传，欲得者举以赠之”。

有因直接受惠于医籍而刊刻传播者。典型如万全所著《痘疹心要》，督学使者吴门（今苏州）陈允升于万历癸未年（1583年）、黄州进士曹继孝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西昌丁此吕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山东临清进士秦大夔于万历辛丑年（1601年）等均[23]因依书治好了各自儿女的痘疹而先后重刊。又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宦于江南的孙宏智[26]对杨璇《伤寒温病条辨》手稿的刊刻：“乾隆五十年，第三儿忽感温病，延医治之，百方不效，半月而损。自儿亡后，合署染此病者几至十人，惊弓之后，益惶迫不知所从，适明府杨公自溧水来，出其尊甫栗山先生《伤寒温病条辨》见示，智反复细读，旷若发蒙，急以其方治家人之病，无不应手而愈。呜呼！使智早见此书，儿之亡或犹可逭，然因此书以救吾家之多人。又据其方合药，施诸外人，凡以温病来告者，予之药无不霍然起，日踵门求药者数十百人，因念先生是书，旷代宝书也……智于先生之德无以为报，爰捐资付镂木之工，以广其传”。

医籍他序（跋）的作者既有官员，也不乏无官无职之士。请他人尤其有一定身份或影响力的人为书籍撰写序跋，是古人为了增加书籍影响力的一种惯用手段，但在疫病医籍的大量序跋中，许多官员、读书人往往以患者或患者家属的身份，从感念医家或医书再生之德角度，结合个人的痛苦感受来撰写序跋。在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下，构陷亲人的生死来叙述虚假事实似乎有悖于伦常，尤其一些医籍的重刊离作者创作的年代久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确有疗效的医籍往往具有久远的生命力。而文人、官员基于自身感受对医籍所做的证言式评价，客观上对健康信息起到了把关作用，他们对医籍的主动刊刻，也促进了健康信息资源的有效传播。

3 以效为标的健康知识构建原则

疫情流行之际，从医籍中寻求救治之法是序跋中经常呈现的图景。检阅到的方药有效，则以推己及人之心予以传播。若参照某书之方药疗疾无效，不仅医家会被称为“庸医”，其所据之书，也会被受到质疑、批判。然而正是在对某些不效之书的批判与否定之后，医家往往通过试错的感受，再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撰写新的医籍，以便为世人提供“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例证。

因古方能治今病而直接向世人证言医籍之效者。如前所述之明代赵开美重刊《伤寒全书》、孙应鳌、孙光祖等重刊《痘疹心药》、孙宏智刊刻《伤寒温病条辨》等。再如清雍正六年（1728年）朱永思参订《治痧要略》：[17]712“至今日而病起卒然，沿门阖户，邻里相传，率皆仿佛者，痧症也。郭右陶先生所著《痧症》一卷，为古越东白李君康熙庚辰年（1700年）所编次，依法施治，捷如应响，不敢自秘，稍加增损，取其重复，补其阙略，以济斯人之危急。” 又如康熙年间补敬堂主人述及《瘟疫论补疑》[21]4的刊刻初衷：“本堂非业医者，春正月偶于残书堆中市得抄本（吴又可之《瘟疫论》），展卷阅之，如获拱璧。嗣后得遇斯症，一诊即知，药投立验，间或少有变化，究竟不越范围。转授医家，辄多凑效。有浙杭乐善诸君子捐资鸠工，愿公诸海内，以从前未有之方疗天下日有之险症，将见瘟疫之诊治有传而生民之灾厄可解”。

认为医籍中的方药变通之后有效而推荐医籍者。如清道光戊子年（1828年）庄锦在刊刻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疫疹一得》序[13]中指出：“前辈余师愚先生《疫疹一得》中，石膏治疫疹奏效尤多”，但书中“用药过重，予每临症，或暂去一、二味，或大减分量。即如石膏，或熟用，或生用，由三、五钱以至二、三两，无不应手辄效”，又因其每见瘟疫患者亦有耳聋之症，以其方治之，亦极神效，故特意指出“书中谓伤寒有耳聋，瘟疫无耳聋一条”为“千虑之一失”。清代徐锦在序言中述及《温毒病论》对吴又可《温疫论》的传承[17]721：“窃闻江南疫疬莫甚于崇祯之辛巳，當时吴氏（吴又可）立论主以达原饮，同时西昌喻氏（喻昌）则主以人参败毒散，识者谓遵吴则邪解正伤，宗喻则留邪遗患也。乾隆丙子，江南治法多遵吴而变通之，往往应手取效”。

对前人医籍进行批判与反思后形成新知识之创建者。如明代吴又可关于《温疫论》的编撰缘由[21]4：“昔（汉）仲景立《伤寒论》，盖为伤寒设也。嗣后论者，纷纷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之证甚略。是以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犊，俱系伤寒。迨夫临症所见，悉见温疫，求其所谓伤寒者，百无一二……嗟乎！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书，斯投剂不效，病者日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无独有偶，清代吴鞠通面对新的疫情，认为吴又可及其他前贤之法不能完全治时疫而撰著《温病条辩》[14]：“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

医籍中方药的“效”与“不效”虽然植根于具体社会情境中不同人的感知与体验，但所得结论却多以曾经鲜活的生命为代价。医籍序跋中，医者视角下“守古方治今病犹如拆旧料盖新房”、担心患者“不死于病而死于书”而进行的新知识构建，患者视角下因自己“检方为药，应手辄验”而积极倡导他人“依样画葫芦，按症施治”的现象虽互相矛盾，却展示了中医药以医籍为基础，结合实践验证进行知识构建与传播的历史图景，也显示了古人以临床疗效为标准对健康信息予以评价、筛选与应用的原则。

4 古人健康信息素养成因及启示

中国传统价值观以“仁者爱人”为核心， 强调通过“内得于己、外显于行”的自我修炼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疾病相关的危险和不测则是对个人日常自我修养的一种考验。

明清之际，各种疫情的频繁发生，使处在其中的个体与家庭都必须直面生死存亡的威胁。为了维护健康预防与治疗疾病，不惟有仕途不顺者弃儒从医，亦官亦医甚至弃官从医者也大有人在。他们编撰、辑录医籍，对试之有验者尽力予以刊刻传播，使医药信息在抵御痘疹、白喉、温疫等社会公共灾难中基本成为维护生命与健康不可或缺的凭借。文人在“儒”之通业与“医”之专业之间的身份兼备或转换，固然与当时的社会医疗资源不足、科舉入仕竞争激烈、文人立名立德立言之需等历史因素有关，但时代的烙印总是与个体的选择相耦合才会对生命产生塑造作用，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古人形成这种健康信息素养特点的影响因素。

自汉代张仲景提出主动习医具有“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的实际作用，其后宋代范仲淹又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价值观定位，在“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孝悌思想与家国相关的济世情怀引导下，许多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多以仕宦为第一追求，但由于传统医学知识的开放性，加之疾病的救治与护理基本是以家庭为中心[27]，收藏医书、采集验方、研习医理、抄录医籍便成为他们涵养健康素养，应对侍疾奉亲之需的日常生命样态。

疫病之下，有些人因家人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治而在创伤应激下进一步深研医药知识，他们通过对错谬认识的纠正、或既往医学知识的批判性反思把自己锤炼能护佑家庭与社会健康的医者，有些人的医者身份是独立的，有的则同时或曾经兼有官职。有的则因个人或家人得到医家或医籍的救治而把自己转变为医籍的传播者。在对庸医之误、丧亲之痛的悲悯与哀伤中，在试之有验、如获拱璧式的庆幸与惊喜中，我们能感受到文人群体在中医药知识构建及社会救治中所发挥的作用。

序跋中对医籍这一健康信息资源的评价往往仅代表了个体的认知与体验，结论的准确性与普遍性难免有时代的局限，但可以想见，在疫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快速、及时获取并应用上有效的医学信息资源，能够极大地提高自我防护及救治能力。在医方素有秘不外传之风气的时代背景下，大量文人积极参与医籍编撰与传播的现象，表明文化因素对社会群体健康信息素养的滋养与提升。

综上，人是否具备特定领域的相应素养，对能否成功解决问题起关键作用。然而“素养”的构成，除了知识和技能之外，还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内的动力支持因素。素养的高低，通常体现于复杂的、不确定的生活情境之中。传统文化下，古人对个体健康目标的设定、价值取向的定位始终统一于与家庭、社会的联系之中。个人日常健康素养的促进有强烈的自主驱动意识，在突发情境下的健康信息行为也表现出对他者的关照。近代以来，专业与业余的知识二分法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区分了医者与患者之间的职业与身份，全球化挑战、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把健康问题交给专业的医院与医生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在对健康信息素养促进的影响因素与干预研究中，我们通常习惯于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角度寻求突破口，却把文化因素对个人乃至公众健康意识激活的驱动作用置于视野之外。

去古渐远，传承至今的中医药知识依然护佑着我们的生命与健康，医籍中那些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对我们的日常行为与行动有规约作用的健康观、疾病救助观却淡化为模糊的符号。在当前健康中国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为有效唤醒个人的健康责任意识，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的角度审视散落于中医古籍中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内涵，应成为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服务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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