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小说与媒介书写

张东芹 史岩林

摘要：媒介时代带来了文学书写的视觉化转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文學与媒介之间的多重互动中，媒介已经超越了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而日渐由外在表现形式转化为文学探讨的对象与内容。库普兰德、德里罗和品钦等人的后现代小说从媒介与文化、政治及历史三者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媒介话语的运作逻辑，揭示了现代媒介与后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后现代小说媒介书写的探讨有助于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现代小说;媒介书写;文化;政治;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186-007

后现代社会浸染着市场化逻辑，以欲望生产和消费文化为典型特征，作为文化产业的大众传媒不断与大众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烙印。一方面，现代传媒活动竭力迎合大众消费文化，以最大限度抢占市场份额，谋取经济利益，使得集团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消长;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为现代传媒的散播开拓了多种渠道，保证了传媒活动的有效进行，促进消费社会的蔓延和消费符号的全球化复制。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为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注入活力。然而，传媒技术的进步和突破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将带来思想意识上的束缚。传媒成了现实生活的延伸，人们不自觉地生活其中，被以文字、声音、图像等符号表达权利的媒介话语所牵引，形成了传媒无意识。在媒体话语的引导下，公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逐渐趋同，形成具有一致公共价值的群体，继而巩固媒体对人群的操控，易于形成大众受媒介话语操纵的怪圈。

道格拉斯·库普兰德、唐·德里罗和托马斯·品钦等人的小说从媒介与文化、政治及历史三者的关系入手，以后现代反讽形式生动再现了媒介话语的运作逻辑：后现代传媒产业带来的视觉盛宴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把消费者带入一个充满仿真和超现实视像的世界;媒介文化与政治话语合谋，政治简约为形象、展览和故事，政治意义通过表面无害的消遣方式展现给广大观众;媒介制造的超真实影视和影像代替了历史，以娱乐的方式篡改甚至抹去历史。

一、媒介与文化

以现代数码技术为依托的电影、电视、摄影、互联网等媒介用机械性复制手段完成商品化生产，正在营造着一个视像时代“读图”的氛围，并促成当代社会审美文化消费的蓬勃发展。现代媒介凭借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大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人们的目光被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巨幅广告招贴画和海报栏上一个又一个转瞬即逝的图像所吸引。铺天盖地的广播、电视、报刊、广告宣传悄无声息地将人们塑造成没有思想、没有判断力，甚至丧失个体感官经验的消费者。在这个图像充斥、信息横流的时代，大众并非依据客观的现实存在对外界作出反应，而是被动接受大众媒介以技术手段对现实世界的拟态投射，这些经过刻意加工的图像形态成了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将这种通过现代媒介向千家万户复制传播的视觉影像称为拟像，大家就生活在这种拟像化的文化境遇中。

现代媒介技术的发达带来一个模糊了现实和幻想的界限而让人无从分辨虚实的时代，人们体验到的不是过去那种可怕的孤独和焦虑，而是一种浮于表面的非真实感。可以说，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媒介和拟像建构的超真实的世界。超真实的领域比真实更真实，虚拟体验比真实生活更具诱惑力。库普兰德的《X一代》中，克莱尔兴奋地告诉安迪“纽约除了有更好的发型和纪念品以外，就像是一个迪斯尼主题乐园”。[1]178由此可见，在人们心中迪斯尼乐园成了现实生活的范例，不是迪斯尼乐园在模仿真实生活，而是真实生活在模仿迪斯尼乐园，并最终超过迪斯尼乐园。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迪斯尼乐园的存在就是为了隐藏这一事实：‘真实的国家，‘真实的美国才是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被呈现为想象世界，为的是使我们相信其余世界是真实的。”[2]迪斯尼乐园是仿真序列里最完美的样板。它是一个微缩的世界，通过各种模拟造就了人们想象中的景观，体现着美国安定和平的价值观。那些非真实的人造景观影响着真实的美国，成为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蓝本。这种仿真起到了掩盖美国价值缺场的作用，并恰恰通过这种掩盖来证明美国价值观念。实际上，迪斯尼乐园这个公开的文化工业掩饰了美国这个模仿文化工业的国家的真实面貌。主题公园可以代替旅行、探索真实文化或是了解他人的需要。主题公园作为一种心理技术，与媒介时代相联系，含蓄地隔离甚至明确地抹去虚假与真实的界限，逐渐导致大众的去社会化和疏离感。在这一点上，库普兰德在《香波星球》中借泰勒之口讽刺性地用“法定”（legislated）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对迪斯尼的印象，用“迪斯尼乐园的法定记忆”[3]5来展示主题公园的强制性作用，强调了媒介时代中拟像世界强加给人们的历史记忆。当泰勒表示要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他的朋友哈默尼很是吃惊：“欧洲？我不明白……我们已经在佛罗里达艾波卡特中心（epcot）主题公园建立了一个很完美的欧洲啊。是不够好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3]96迪斯尼乐园提供了空间游戏世界的一个虚幻之旅。它把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适当净化和神化后，聚集在了这个包含多重空间秩序的纯粹幻觉的地方，藉此消除真实旅行的麻烦。它仅仅以一种纯粹的、净化的和非历史化的形式使商品文化和专业技巧的拜物教永久化。在这里，模型再一次超过了真实世界：在迪斯尼乐园的乌托邦世界里已经包含了几乎所有东西，为什么还要去见证欧洲衰败呢？迪斯尼不是以那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哈默尼的态度生动地表现了后现代媒介社会的文化惰性，相信迪斯尼乐园的绝对表征，相信历史和地缘政治可以被包装和再生产，而拒绝探索真实历史的行动;认为历史是用来消费的，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满足任何苛刻的消费者。他对迪斯尼的偏爱展示了后现代社会生活的刻板，真实的生活被视为想象的、非物质的、令人不满意的，媒介传播中虚拟的幻想才是真实可信的。人们对媒介技术及拟像世界的信任和依赖暗示了后现代世界是一个符号和形式加速增长的虚无世界，存在着一种不断加速的内爆和惰性，一切都是可见、明晰、透明的，但又是高度不稳定的。

伴随着消费主义全球化的浪潮，遍及全球的超市成为以美国化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使者，在全球范围内传递着西方现代性的理念和美国文化价值观，成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性符码。连锁超市的广告和宣传噱头宣扬的是美国价值观、家庭亲情和享乐主义，把消费者带入了一个神话般的超现实世界，仿真的逻辑决定了个体看待自身、他者和世界的方式。这类超市已成为美国价值的典范，比美国社会更能体现出美国人的价值观。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中也在消费其“符号价值”，即对其所表征的文化的认可，获得了西方现代性的消费体验及社会归属感。换句话说，消费者被带入一个充满仿真和超现实视像的世界，同时依靠购物场所构建了个人的文化身份。在德里罗的《白噪音》中，看电视和超市购物成了主人公杰克一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个周末，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观看电视，欣赏插播的商业广告和突发新闻。大家对“飞机失事”和“自然灾害”这样的新闻事件充满兴趣，因为对他们而言，镜头传递着短暂的暴力美学和绝妙的想象空间，可以压抑内心的死亡恐惧。[4]14他们也从电视广告中获取最新的商品信息，依据广告宣传的美好画面规划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杰克一家的超市购物清单完全依赖于电视广告的宣传。与具有持久诱惑力的灾难新闻一样，电视商业广告也已悄无声息地嵌入观众的深层意识，不断生根发芽。杰克一家人甚至在说梦话时都会蹦出商业广告中频繁出现的品牌名：丰田卡罗拉（Toyota Corolla）、丰田得利卡（Toyota Celica）、丰田克雷西达（Toyota Cressida）、松下电器（Panasonic），这些宛若计算机自动发出的跨民族的名字，几乎全世界人都会发音。[4]155这表明，媒介文化最终将观众转化为数字化链条上的一个节点，成为媒介网络传输的一部分，促使欲望驱使的个体产生某种虚假的自我超越感。杰克一家在遭遇毒雾事件后倍感孤单和无助，想到自己无望的未来更是无奈与沮丧。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孤独和无助感在进入超市时一扫而光，超市就如同一面镜子一样确定了杰克一家人在消费社会中的地位，使他们瞬间找到属于某一群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让他们在灵魂深处“达到一种存在的圆满”。[4]19-20如此巨大、干净而现代化的超市，伴随着橱窗、广告、包装和生产商标发出的刺眼光芒，似乎为困于荒野的杰克一家指出了未来的出路，成为某种神明的启示。[4]38在杰克看来，超市象征着荒原中的文明和安全感，是矗立着自由雕像的舒适的大众聚会场所，可以瞬间填补内心的空虚，甚至可以代替他所抛弃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超市这一文化符号，帮杰克缓解了焦虑，购得自我意识和自尊身份，使他体会到自己属于便利社会一份子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但是，这个形式巨大、设计人性化的超市只能为身体和精神提供垃圾食品，其内容上的空虚和微不足道令杰克一家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迅速消失。为了满足个体的欲望，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光顾，重复同样的购买行为。事实上，表面琳瑯满目的超市可供选择的产品种类却不断减少，暗示了多元文化的衰落。跨国公司日益控制着全球的产品生产，决定了人们有什么商品可以选择，信从什么价值体系，而全球连锁大型超市的激增则彻底扼杀了个性，使得公众消费、思考和行为都出奇地一致，就像店里流水线上统一加工复制的商品一样。大众逐渐顺从和适应这种环境，其购买行为看似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个人的自主和自由选择最终成了追求便利的牺牲品。杰克自以为占有主动权和选择权，可以依个人喜好选择商品，依靠广告和商品形象建构一个自以为完美的个体，最终却被媒介主导的消费文化所左右。

显然，这种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媒介文化带有强烈的“宿命论”和“历史虚无感”。人们认为生活在便利的无历史的世界很幸运，可以维持文化进步和稳定性，却无力改变生活，只有被动地接受，用媒介包装的升级换代的产品安慰自己，掩饰虚假的社会进步和面对自我堕落的无力感。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形象的媒介社会，一个仿真的“超真实”时代。现代媒介和拟像构建的世界是围绕着仿真以及形象与符号的运用组织起来的，在这个现实缺乏的社会，人们逐渐失去个性而趋同，周围环境出奇类似，克隆式的连锁机构遍布全球。这种商店特许权侵蚀了个体与物质来源和历史的关系，成为了滋生单一文化的空间。在这样的后现代空间，人们追求越现代越好，越方便越好，却忘却了过去，只关注虚无缥缈的未来，使个体深陷于一个充满仿真和超现实视像的世界。

二、媒介与政治

后现代小说家对意识形态形塑的探讨揭开了后现代媒介文化与政治话语的合谋关系，切入了晚期资本主义媒介政治的实质。随着传统媒介向数字化媒介的转变，政治操控手段也变得更加隐蔽。广告和电视等现代媒介不再围绕着一般意义上的告知或宣传的观念来建构，而是日益适合于通过各种形象来操纵各种欲望和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灌输某种权威意识。媒介文化制造的表征旨在诱使人们同意某些政治立场，使社会的成员将特定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事物的现状，认可霸权性的政治立场，进而重新界定公共意识。[5]换句话说，媒介文化与政治话语一样，可将政治形态简约为形象、展览和故事，将大众意识禁锢在电视、电影、音乐等娱乐活动中，以达到操控公民意识的目的。

在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的创作谱系中，《坠楼人》和《指向终点》描绘了政治权力通过现代媒介在美国社会确立主导性社会话语，进而将这种社会话语转变为对外干预的政治话语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坠楼人》是《指向终点》的前奏，关注布什政府如何通过媒介文化构建主导性社会话语。《坠楼人》以美国“9·11事件”为故事背景，描述了袭击事件后纽约城的生活状态，展现了“9·11事件”给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带来无法愈合的创伤经历。其中，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以电视为代表的传播媒介全天候播出将这一事件变成让人身临其境的活剧，那些飞机先后撞向双子楼，双子楼先后坍塌和行人四散奔逃的场景成为让全世界观众永生难忘的画面，随后幸存者从瓦砾堆里被拖出、救助和搜索过程中感人至深的故事以及美国民众应对灾难的过程都在观众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许多事件亲历者都受到梦魇和心理危机的困扰。[6]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在当天就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对高举自由和理想的美国的攻击，所以必须联合盟国坚决消灭恐怖分子。他的这番讲话不仅迅速凝聚民意，而且为随后媒体的大规模宣传报道预先设定框架和议程。美国媒体不断再现恐怖袭击的悲惨画面，竭力渲染美国公民的悲痛和绝望以及此事件对全球经济的损失，刻意凸显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模式。没有媒体愿意为民众梳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展开批判性的辩论。事实上，这些反复播放的画面让我们记住了具有特殊效果的不真实的影像资料和媒体中混杂的情绪与感情，而媒体的精心安排和故意放大又刺激了我们的情感反应，让人们误以为得到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恰恰揭示了我们感觉的分裂。[7]通过精心选择的新闻事实，美国媒体不仅使公众的情绪得到集体宣泄，而且增强了美国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挽救了支持率不断下滑的布什政府。在事后一周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布什又特意强调恐怖分子并非整个伊斯兰世界。布什政府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仅以伊斯兰世界为敌的印象，布什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古巴、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列为“邪恶轴心国”，指责他们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危害世界和平。[8]在诸如“美国有线电视网”《今日美国报》《华盛顿时报》和《纽约时报》等美国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美国政府因捍卫自由平等而遭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形象深入人心，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性思维逻辑。随着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这种受害者心理迅速转变为固有的偏见和狂热的复仇言论，支持布什政府发动报复行动的呼声不断。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不仅升高，而且将美国推向了道德制高点，使得美国在全球谋求霸权师出有名。

如果说《X一代》中安迪的历史记忆始于越战碎片，品钦《葡萄园》中索依德·威勒的记忆则始于里根时代的右翼保守政治。在1980年大选中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战胜前任总统卡特，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出身于好莱坞职业演员的总统。里根集政治领袖和职业演员于一身，开创了名人政治的先河。他精彩的政治台词和绝佳的公共形象都通过媒体完整地呈现给公众，仿佛是在按照好莱坞电影剧本扮演着美国总统的角色。媒体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清楚地表明美国总统要想获得成功，首先要成为媒体上的名人。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成为总统选举和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决定了其政治生命的成败。换句话说，媒体文化的符码决定了总统政治的形式、风格和外观，因此好莱坞能培养出美国总统并非历史的巧合。在由传统媒体向数字化媒体转变的影像时代，媒介技术的泛滥使个体沉迷于影像的世界，而丰富的频道选择造成政治自由选择的假象，使观众能够随时跳过不悦的画面，由媒介控制新闻和历史的表述形式最终使大众逐步远离历史。在里根时代，风起云涌的60年代被定义为荒谬、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只能作为映衬80年代伟大进步的历史影像得以再现。对于当时的右翼保守势力而言，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反战示威、反文化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及环境保护运动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噩梦，必须予以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这种传媒政治所渗透和塑造的文化记忆又不断影响着80年代美国民众的反抗意识和对待社会运动的态度。例如，在60年代曾叱咤风云的嬉皮士摇滚乐手索依德，在80年代只能以精神失常的形象示人来获取政府的抚恤金，而在60年代臭名昭著的检察官布洛克·冯德在80年代却成为媒体的宠儿，成为“反大麻运动”的领军人物。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篡改和歪曲，60年代用追求社会政治变革的叛逆形象转化为80年代颓废堕落的代名词，60年代疯狂镇压学生运动、搞“政治改造计划”集中营的极权形象则转化为80年代正义的化身。这些60年代残存下来的文化遗迹恰恰表明，里根时代的政治与媒介联手重写了60年代，篡改了人们过去的历史记忆。当索伊德忆起60年代婚礼时的美好情景，海克特和弗瑞尼茜在赌城“哈瓦那夜总会”喝的“巴蒂斯塔复仇”酒、DL和同志在去救弗瑞尼茜的路上看到的反卡斯特罗塑像提醒人们，这一切不过是索伊德的幻觉罢了。索伊德对美国政府过去行为的有意忽略反衬出80年代媒体政治对公众意识的成功塑造。80年代的美国民众在这样一个被媒体和政治共同营造的历史语境中成长起来，政治和媒介合力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像“类死人”一样沉溺于消费的瞬间快感和不断膨胀的个体欲望，拒绝对社会和历史承担任何责任。当1984年里根获得连任，也就是《葡萄园》讲述的“现在”，反共尚武的右翼保守思想开始主导美国的官方政策。里根政府一方面利用大众文化和传媒（如电视和电影）营造个人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氛围，调动人们的情绪和情感，为越战败北带来的耻辱感提供补偿;另一方面，通过图像、场面、话语和叙述等媒体文化再现善恶对立的两元叙事话语，诱使公众支持官方意识形态，用侵略性的军事行动解决国际政治争端，如入侵格里纳达、轰炸利比亚等。正是这种媒介与政治的权力运作机制使得里根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麻痹大众的思想与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对公众和个体的规制，让他们永远禁锢在娱乐文化与总统迷人的微笑相融合的电视节目中，规规矩矩禁锢在官方经济体系中。[11]

后现代小说家借助主人公的琐碎记忆回望历史，以讽刺口吻勾画了一个历史愈来越少，真实性愈来愈低的媒介社会，揭开了与政治力量合谋的媒介技术甚至将真实历史转变成娱乐工业来迷惑大众的真实面目，批判传统官方历史叙事的虚伪性。他们的小说展现了媒体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的真实生存状态，警醒大众意识到美国社会日益极权化的残酷现实，同时引领读者回眸过去以实现对历史真实性的把握，颠覆了现代媒体和官方历史携手共建的叙事话语。

四、结 语

自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12]这一观念以来，整个世界似乎变得更加自觉自愿地接受着媒体的影响，文学也不例外。媒介时代带来了文学书写的视觉化与图像化转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文学与媒介之间的多重互动中，媒介已经超越了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而日渐由外在表现形式转化为文学探讨的对象与现实意义。以库普兰德、德里罗和品钦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家不断以媒介话语为切入点真实展现了媒介与文化、政治及历史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晚期资本主义内在的文化逻辑，媒介书写为后现代小说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对后现代小说媒介书写的探讨有助于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值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Douglas Coupland.Generation X：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M].London：Abacus，1996.

[2]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Trans.Paul Foss，Paul Patton，and Philip Beitchman[M].New York：Semiotext（e），1983：25.

[3]Douglas Coupland.Shampoo Planet[M].London：Simon &Schuster，1993.

[4]Don DeLillo.White Noise[M].London：Penguin Book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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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14.

[7]Fredric Jameson.The Dialectics of Disaster[J].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Spring 2002，101（ 2）：287.

[8]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18.

[9]Don DeLillo.Point Omega[M].New York：Scribner Press，2010：23.

[10]Jean Baudrillard.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C]//The Anti-esthei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Trans，J.Johnson，in H.Foster （ed.） Port Townsend.WA：Bay Press，1985：130.

[11]托馬斯·品钦.葡萄园[M].张文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36.

[12]聂艳梅.媒介变迁中女性广告形象的呈现形态与社会意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97.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