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及其时代价值

[提 要]一直以来，君子人格都是中国仁人志士不断追求的理想人格。庐陵文化以鲜明的君子人格而世代传扬，内心存仁的思想品质，做事循义的道德行为是庐陵君子人格的重要体现。他们以“君子不器”的为政哲学稳定政局，以“使人如器”的用人智慧营造了优质人才库，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也对当今党政干部君子人格的培育有着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庐陵文化;君子人格;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肖惠萍（1977—），女，中共吉安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基础理论。（江西吉安 343000）

“国有君子，国可不亡。”千百年来，君子人格一直是中国仁人志士不断追求的理想人格。时至今日，“君子”仍是一个活的传统。若在生活中说“谁是君子”，那肯定是最高的褒奖，这说明中国人在心目中给理想人格留有位置。[1]因此，知君子、做君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庐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鲜明的君子人格而世代传扬，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君子人格力量有助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构筑。

一、庐陵文化中的君子人格体现

“居仁由义”是传统君子的集体人格，诸多的庐陵先贤用历史和生命铸就了忠贞节烈的精神和刚正坚毅的品格，是对儒家仁义的继承和发展。

（一）“内心存仁”的内在思想品质

“仁”是处理人际关系时对自身的一种道德要求。用“爱”来处理与别人的关系，是“仁”的思想本质，也是庐陵先贤突出的内在思想品质。

1.践行了“孝悌”这个“仁”的基础。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基础。“孝悌“包含三层境界，初始境界是事奉自己的双亲，中层境界是事奉自己的国君，最高境界是修身立命。庐陵文化中欧母画荻教子、文母毁家救国的故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母教文化的典范，她们用自身做人的哲学和行事的亲身实践影响和造就了欧阳修和文天祥的人生，成就了他们的伟大。欧阳修感念母恩，常怀凯风之恩，把母亲的抚育比作温暖的南风，把母亲的大恩大德视作圣善。文天祥从小听母亲讲述“庐陵四忠”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和周必大的故事成长，对其品格的养成有着巨大影响，曾作诗“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表达对母亲的追思孝敬。后期他们的为政处事更是谨遵母训奋发图强，为国效力，为民担当，达到了孝悌的最高境界，践行了“仁”的基础。

2.诠释了“忠恕”这个“仁”的主旨。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庐陵“五忠一节”就是为国家为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恕典范。文忠欧阳修在他的学术领域尽忠尽智，他是宋代文坛的领袖，完成了唐代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结束了骈文独霸文坛的历史，使古文走上了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在政治领域，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祭而丰不如养之薄”等从政处事格言，还举贤任能为当朝培养了很多人才。吉水人杨邦乂，在民族遭受凌辱之时，赤胆忠心，挺身而出，与金兵奋力抵抗。在战败被俘后剖心殉义。青原区人胡铨为维护民族尊严，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冒着被砍头的危险三疏斩奸，与卖国求荣的奸贼秦桧等奸贼殊死斗争。庐陵“五忠一节”不但是宋代“国家之元气”，也是元明清以来吉安及江西乃至全国士人效法的典型。

3.实现了“克己复礼”这个“仁”的要求。

具体表现在：一是独善其身管住自己。吉水人杨存当年赴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夜宿旅馆时拾获二万引盐钞，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他没有占为己有，而是留言要失主到其工作地京城领回。二是坚守原则，恪尽职守。明朝成化年间，吉水人彭教任侍读兼经筵讲官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当时很多翰林学士对于此事都是敷衍了事，唯独彭教很认真。当轮到彭教讲学时，彭教拒绝用宫廷趣闻和后宫艳事来迎合皇帝喜好，教育皇帝应当修身自爱，威仪天下。三是克己奉公，做出典范。泰和县人杨士奇，辅佐明朝从建文到英宗五代皇帝，在内阁42年，其中任首辅20多年，虽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不贪不占，保持清廉的操守。杨士奇不仅克己，还十分奉公，他将自己本应得的俸禄少领一份，为朝廷省下些开支，以供养军士或用于急需的地方，还将宣宗赐予的庭院分出一半给刚调入京城的官员居住。杨士奇的高洁品行，赢得了朝野的敬重。

（二）“做事循义”的外在道德行为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是人心最本质的特征，义，是人应该走的道路。做事循义是庐陵先贤显著的外在道德行为。

1.将“义”视为高于天的政治原则。文天祥被称为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其人生事迹可歌可感。曾参加过秦王军的王炎午称赞文天祥说：“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清朝乾隆皇帝称赞“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文天祥之所以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是因为他将正义视为高于天的政治原则。在宋朝遭受蒙古族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文天祥大举义旗，主动应召抗击金兵。在朝廷无法供给军费的情况下，他带头捐钱捐物，变卖富田老家几幢房产和十几亩地以充军资。在被俘入狱后，关在监牢里整整受了三年的煎熬，面对元军的威逼利诱丝毫没有动摇，还数次请死以保全对宋朝人民的忠义，充分展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将“义”视为高于天，高于生命的壮举。

2.将“义”视为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安福人刘球是个刚正不阿的直臣，他把国家安危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責任。当年，明朝军政大权操纵在宦官王振手中，王振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利用手中权力大量赚取私利。刘球视国家安危为己任，与兵部侍郎于谦等忠臣，上书皇帝，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但这一对策断了王振的财路，便谋划陷害刘球，最终被王振残忍杀害。泰和人曾鹤龄为人坦荡率真，敢于承担责任。正统三年（1438）乡试，他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资格出任顺天府考场正主考时发生了火烧考卷的事件，有的考官担心降职或者坐牢，建议曾鹤龄严格封锁消息。为了对考生的负责和不埋没良士，曾鹤龄将失火的责任一人承担，并立即报告朝廷，请求重考一次。曾鹤龄对考生负责和对国家选择良才负责的义举倍受人们赞扬。

3.以“义”市“仁”彰显仁义无价。战国时期，冯谖为齐国公子孟尝君讨债烧毁借据，为孟尝君买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能清楚仁义价值所在——以义市仁，仁义无价。吉水人刘俨是庐陵版的“冯谖”。明正统七年（1442）任戌科状元。49岁中状元，是位“年龄偏大”的新科状元，他为人刚直忠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也曾演绎庐陵史上的烧毁借据。刘俨在朝廷任侍讲期间，江南连续两年大旱，大量田地减收或绝收。刘俨了解实情之后把租种他家田地的农户的田租欠条全部叠在一起烧了，还把家里的田划出三分之一，无偿借给村上最困难的几户人家耕种。刘俨这种仁义之举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实际困难，也彰显了刘俨至高的德行。

（三）知礼知敬的处事哲学

1.以礼待人，君子之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明代理学家罗伦（1431-1478）系永丰人，成化二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学术上笃守宋儒为学之途径，重修身持己。他不仅富有才华，而且品行高洁。在他身上，较好地体现了庐陵先贤“文章节义并重”的品格。在他去世40多年后的嘉靖初年，朝廷追赠他左春坊左谕德之位，还封了“文毅”的谥号，这在明代十分罕见。见微知著，这从罗伦“立雪拜师”的故事就可见一斑。罗伦小时家穷，无钱买书，由于好学，深受老师邓表臣的关爱。罗伦十分尊敬邓表臣，中了状元后回家探亲，首先去拜访老师。因怕打扰老师午休，罗伦就站在门外等候。当时天正下着鹅毛大雪，罗伦久立不动，身上沾满雪花，直到老师醒来他才进门拜见，充分地体现了罗伦对恩师的感激和尊敬。

2.修己以敬，君子三畏。吉水人杨万里一生秉持敬畏，仁民爱物，堪称典范。他敬畏自然，在自然生态方面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他畏天，强调“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和“以天地理天地”的“易之道”。他畏人，提出敬畏自然但是不迷信自然，而是强调人为，提出“天不能逃于人”的观点，明确指出天、人之间没有神秘的内在关联，世事成败关键在人。他畏民，继承了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他认为，仁爱既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也是处理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准则。杨万里因诗成名，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正是由于他心存敬畏，不断修炼，在从政的道路上，清廉清正清直，深受世人赞赏。

二、庐陵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对当时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庐陵君子讲求仁爱、以义为上、重视民本、好学上进、自强不息，在当时社会的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仁爱”的思想内核促使其推己及人、悲天悯人、心怀天下，和谐了人际关系。以义为上的价值观促使其形成了淡泊名利、清正廉明的政治品格，赢得百姓尊崇。以人为本、重信践諾的民本思想在广大民众中形成了一种“心理契约”，构建了政治诚信。好学内省、进德修业促使其具备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任的能力。[2]正是这种君子人格使得庐陵君子在辅佐朝政时能够充分把握“君子不器”和“使人如器”的政治智慧，为当朝政府和百姓的社会治理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一）以“君子不器”的为政哲学稳定政局

泰和人杨士奇是明代政治舞台上在内阁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庐陵有史以来一直在朝廷中任职历时最久、最有权力的名相，他是庐陵先贤中唯一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获取官位的朝臣。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仅与他出众的才学、高洁的品行分不开，更与他能“鼓五音、和五味”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

1.处事不随大流有主见，从而思不器。辅政期间，明成祖困扰于太子立废问题。长子高炽较仁厚，已定为太子。另一子高煦跟随父亲征战，屡建功勋，勇猛多智，想当太子，且得到不少大臣拥戴，成祖也有此意。但换太子不合礼法，弄不好会引起内乱甚至战争。杨士奇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从维护政局稳定的立场出发，未随大流，极力巩固太子的地位。他对太子的教谕很严格，也很有思想，用正统的儒家思想灌输治国理民之术，凡出言有据，以古为证，备受皇帝和太子赞赏。在“太子之争”的宫廷争斗中，杨士奇始终固守正统大义，在汉王、赵王联合离间太子时杨士奇挺身而出，竭力维护太子，维护了太子的地位和政局的稳定。

2.独具政见具备综合才能，从而行不器。作为内阁大臣，杨士奇总是以国家安定和人民利益为重，向皇帝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体恤民情，仁宗登基不久，力谏仁宗休养生息修复战争创伤，而不是歌颂太平盛世，节省财资改善民生，赢得民心，得到仁宗赞赏。他勇于担当，五次上奏章，指出时弊。宣宗登基后，很多地方屡遭水灾旱灾，杨士奇主张实行宽恤厚爱的政策，多次奏请皇帝下诏恤民，救民于水火。如免去百姓拖欠的赋税，降低官田租额，清理冤假积案，裁汰劳苦工役。他还向宣宗建议安抚逃荒外徙的难民，组织耕种，发展生产，要细察官吏，惩治贪污受贿，推举文武人才，承担治国安邦之责。这些有利的奏议，有效地推动了宣宗励精图治，勤于朝政，理国安民，在10年不到的时间里，缔造了“仁宣之治”。

3.待人待物胸怀宽广、心怀天下，从而量不器。杨士奇位高权重，却待人宽宏大量。明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到朝廷办事，带了许多岭南的土特产进京，赠送给当朝的大臣，被朝廷的监督机构定性为地方官员贿赂京官的行为，还秘密侦查到了一份徐奇送礼的名单呈报给了明成祖朱棣。但这份礼单中唯独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成祖不解，便专门召见杨士奇询问缘由。杨士奇深知其中利害，如果皇上动怒，那一大批朝廷官员都会因受贿受到查处，弄得朝野不安;如果皇上认为这是礼尚往来的小事，就不会追究。于是，他并不计较地方官没有给他送礼，沉着向明成祖说明徐奇回赠土特产给之前为他写了诗文送行的旧友合情理，明成祖于是不追查，命令烧毁了那份名单。如果杨士奇因为没得到礼物而怀恨在心，在皇帝面前挑唆几句，那将会造成一场人灾。

（二）以“使人如器”的用人智慧营造优质人才库

人才使用是否得当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兴盛与否的关键。知人善任、举贤任能、爱才育才方能充分发挥每一位人才的作用。所谓“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人才的使用是一门艺术，更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功课，庐陵君子“使人如器”的用人智慧为当时朝廷营造了优质人才库。

1.知人善任。永新人刘沆在位以“长于吏事”著称。至和元年，刘沆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当时中书省任官多近臣举荐，刘沆向皇帝进言指出其三弊：一是近臣保荐，授非公选，多出私门，浮薄权豪之流交相荐举，互以贸易，以致不能选贤任能;二是任人唯亲，造成“当入川广，乃求近地;当入近地，又求在京”，边远贫困之地无人愿去;三是奖罚升迁，“常格虽存，侥幸尤甚，以法则轻，以例则厚，执法者不能持法，多以例与之”，以致赏罚不明。刘沆恳请皇帝能革除这用人上的弊端，使真正有才德的人能被挑选到朝廷中来。在仁宗诏令施行后，刘沆奉诏实行“三举”，其中着重举荐贤才。当时欧阳修被谗出守同州，刘沆奏请皇帝把欧阳修留在史馆修书，过后不久，推荐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刘沆荐人，不为私利，完全出于公心，他引富弼共政，勉其大展经纶，富弼感激不尽。

2.用贤任能。以胡铨的用人观为代表。绍兴三十二年，刚登基的孝宗启用胡铨，任他知饶州。不久，孝宗颁旨，命胡铨进京商谈国事，请胡铨为治国执政谈新的见解。他谈到“用人的诀窍是巩固政权的关键，也是德行好坏的一种体现。”他对孝宗说：“要善于吸取历朝帝王巧用人才的经验。亲近、尊重正派之人，疏远、斥退心怀鬼胎的小人。亲近小人，不是国家大治之道;疏远君子，就无法达到兴邦的目的。大宋没有达到民富邦兴的现实，正是历届帝王用人之德行太差，无法做到施政以用贤臣为根本，治国以革除腐败为要务的古训。”

3.爱才育才。欧阳修明道通达，正立直行，是一个立定脚跟，又不拘守前人的大儒，是一个是非分明，直言褒贬的坦荡文人，其才智、胆识、胸襟和品格，均高于同时代人。他不仅自身才华盖世，而且爱才心切，平生以提拔贤才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他在任地方官时，发现了有才能的年青人，便着力培养，并向朝廷举荐，对于后起之秀，他总是感到欢欣鼓舞。在曾巩拜其为师时，他说，过其门者百千人，独于得巩为喜。他赠诗以李白、韩愈来称许王安石。对于苏轼、苏辙的推誉更是以“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的胸怀待之，那种爱才、让贤之心溢于言表。欧阳修对于曾巩、王安石、苏軾等后学的识拔和培育，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北宋前后相继、蔚为大观的散文创作的新面貌。

三、庐陵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在人格培育中的时代价值

美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林肯总统认为，坚守人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力量。有人格魅力的干部才能拥有形象魅力，才能拥有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才能得到群众的敬重和爱戴。庐陵君子旷达涉世，温文尔雅，谦恭谨慎，不急不躁，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集美德于一身，其君子人格的修炼对培育新时代党政干部健康人格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一）守正出新，创造转化

人格特征要顺应时代要求，要在继承庐陵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转化，赋予新时代君子人格新的内涵，着力培育新时代的君子人格。

首先，着眼于时代要求以独善其身。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君子文化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融会贯通。做到“知者乐”，从而做到“知者不惑”。要常以万物为师，向自然学习，向人民学习，向身边的人学习，谦虚谨慎，每日三省己身，摒弃杂念，排除外物干扰，讲求勤廉。

其次，着眼于时代责任以达济天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做君子要有更强的责任和担当，要顺应时势变化，承天地造化的运势，厚积薄发，要顺应时势担当重任，以万物之长、宇宙之精灵的身份承载、继承、发扬、变化，不断生发，培养高强的创造力。

再次，着眼于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在今天做君子要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齐家立业、家和万事兴、家庭和谐、长幼有序;敬祖敬老、孝敬长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相敬、人格平等;坚持诚信立业、言行一致;廉洁奉公、爱国爱民、仁者爱人、以民为本。

（二）以文化人，构筑品格

一个时代尊崇的君子人格具有时代的特点，人格的涵养很大程度上依靠时代文化。文以化人，通过文化引领培育新时代党政干部君子人格是时代之需。

首先，通过宣传引导，让君子观念、君子道德规范等深入人心。积极宣传君子文化，树立党政干部正确的君子观，让君子观念、君子道德规范等深入人心。宣传典型以引导规范党政干部行为与从政道德，将其个体行为选择、思维路径等内化于各种行为规范与约定，构建完善的君子人格实践标准。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建立公正的奖惩机制，用道德激励机制保护、激发党政干部做君子。

其次，通过教育深化党政干部对君子人格的认识。将君子人格教育融入党校、行政学院等课程中，深化党政干部对君子人格的认识。可以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来培养党政干部健全的人格，用体育强健体魄，用德育构筑优秀品格，用智育提升学识，用美育提升审美能力，内外兼修，最终实现君子气质、情感、心态的完美和谐。

再次，以文化活动为载体进行君子人格实践。今天做君子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知行合一”，重在力行。不仅要有“立功”“立德”“立言”的思想，同时也要有足智的谋略和高强的创造力，要有坚定的信仰，更要有奉献的精神。可以通过定期组织行政单位好人榜评选等活动进行君子人格实践。

（三）规范礼制，内圣外王

“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礼能够实现公序良俗的教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加强礼制规范，应侧重党政干部这个重点群体。

首先，加强礼制规范，提升礼仪修养。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荀子说，“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由此可见，礼仪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提升党政干部文明礼仪修养，一要提升其服务意识，并以此驱动服务行为，塑造政府良好形象;二要培育其平等观念，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平等的位置，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促进同事关系与干群关系和谐。

其次，加强作风建设，净化党内风气。党政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党组织的形象，事关党的政治影响力和生命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的顽疾，是党政干部极端无礼的表现。因此，规范礼制，一定要加强作风建设，净化党内风气。作为党政干部，应当秉承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追求创新;在工作上勤奋敬业、有所作为、拒绝平庸;在生活上严于律己、志趣高雅、注重形象。

再次，任人唯贤，把干部用好。用好干部是兴国安邦的重要国策。好干部不仅造福一方，更能在全社会掀起一股正能量，带来积极的影响。“身正令行”，最优秀的领导者不只注重绩效和人际关系，还注重自身的品格修养。现代领导模式理论以“品格取向”为重，注重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选任干部要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注重领导干部的品格修养，要任用君子人格型领导干部，从而让群众信服尊崇，达到内圣外王的执政效果。[3]

[参考文献]

[1]孙钦香.着力培育新时代的君子人格[N].光明日报，2018-04-03.

[2]王自芳.论传统君子人格在完善领导干部社会信任中的现代价值及运用[J].广西社会科学，2016，（3）.

[3]陈丹.党政领导干部如何强化文明礼仪修养[J].人民论坛，2018，（3）.

[责任编辑：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