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申报视野下的塞尔维亚遗产治理

高晨翔　温大严　吴婷

摘要：中国和塞尔维亚在巴契文化景观①申报世界遗产方面开展的合作交流，是中国首次参与欧洲国家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该项目也是我们了解塞尔维亚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窗口。巴契申遗展示了塞尔维亚在世界遗产申报环节的关注点和策略模式，与我国申遗“广泛培育，优中选优”的思路不同，塞尔维亚的申遗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属于非典型性申遗。一方面，巴契地区历史悠久，民族和文化多元，与我国国情有相似之处，其申报模式可为我国遗产申报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了解塞尔维亚这种非常规的申遗布局，对我们认知和理解其他国家的类似申遗行动有一定助益。探究其申遗背后的核心诉求，将为中塞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后续合作，乃至中国与东欧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世界遗产申报;塞尔维亚;巴契文化景观;中塞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倡议

引言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较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②，在世纪之交的十几年中，东欧格局几经变化，但作为前南斯拉夫主体继承者的塞尔维亚共和国长期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在经贸和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2016年，中塞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中塞双边关系推向新的高度[1]2017年5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塞尔维亚文化与媒体部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其中专门提及在世界遗产申报与管理方面开展合作交流，合作围绕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的巴契地区展开，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伏伊伏丁那省文化遗产研究院执行。这是中国首次参与欧洲国家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该项目也是我们了解塞尔维亚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窗口。一方面，巴契地区历史悠久，民族和文化多元，与我国国情具有相似之处，其申报模式可为我国遗产申报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巴契申遗项目具有遗产视野之外的深意，了解这种非常规的申遗布局，将对我们认知和理解其他国家的类似申遗行动有一定助益。本文将以巴契申遗为例，剖析塞尔维亚在世界遗产申报环节的关注点和策略模式，探究其申遗背后的核心诉求，以期为中塞文博领域的后续合作，乃至中国与东欧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借鉴。受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世界文化遗产。

一、塞尔维亚参与世界遗产申报的历程

塞尔维亚是较早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之一③，早在南斯拉夫联邦时期便已有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后期因战争和政治动荡，相关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在2001年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后又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身份重新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塞尔维亚选择能够证明其宗教正统和悠久历史的两项遗产进行申报。随后，又是长时间的申报真空期，除去2016年与周边国家的一项联合申报项目，截至2019年，塞尔维亚已连续12年未提交新的文化遗产申遗项目。

（一）初创阶段（1979-1989）：南斯拉夫时期体现强盛国力的遗产申报

“二战”后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施行各族均等政策，减少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因民族冲突造成的内耗，加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经历了约30年的较快经济发展阶段，至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的1970年代末，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3000美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彼时，大国间的较量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领域向更多维度延展，以缔约国为主体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成为新的角力场④，而雄厚的经济基础为文化行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南斯拉夫共有5个文化遗产项目登录《世界遗产名录》，意在展示其作为东西方文明节点、重要宗教中心、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的突出作用和辉煌灿烂的文明。其中斯塔里斯和索泼查尼修道院（StariRas and Sopodani）与斯图德尼察修道院（StudenicaMonastery）两项遗产位于今塞尔维亚境内（见表1）。

对比其他国家在此期间登录的世界文化遗产，综合国力首屈一指的美国占7项，传统遗产大国法国15项、意大利6项、中国6项⑤。

（二）停滞阶段（1990-2001）：被战争和政权更迭打断的文物工作

一派祥和的外表下却蕴藏着危机。进入1980年代后，南斯拉夫逐渐深陷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和财政赤字的陡增。在1986年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申遗成功次年，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陡增至170%并愈发不可收拾[3]，再无暇顾及新的遗产项目申报。

经济下行引发民众不满，经济较好的成员国不愿再为联邦赤字埋单，伴随而来的是民族主义抬头，大塞尔维亚主义在塞族人中间重新盛行，而其他族裔则认为铁托的均等政策是对本民族特色的抹杀，开始表达独立意愿。

自1990年起，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今称“北马其顿”）、波黑相继发起全民公投，脱离南斯拉夫并宣布独立。文物工作也深受政治时局影响。

直到2001年9月11日，塞尔维亚才宣告继承前南斯拉夫在《世界遗产公约》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而此前，克罗地亚（1992年7月6日）、波黑（1993年7月12日）、马其顿（1997年4月30日）均已先后宣告继承事宜[4]。

（三）应激阶段（2002-2007）：宣誓历史传统和宗教正统的遗产申报

经历了国家分裂和战争后，作为民族国家存在的塞尔维亚必须遏制其他民族对其进一步蚕食和分裂的势头，科索沃成为矛盾的焦點。科索沃是历史上塞尔维亚王国的故都、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重要属地[5]，在文化和宗教层面具有重要意义。科索沃独立无异于斩断塞尔维亚的文化根基，这是塞尔维亚所不能容忍的。

2003年，塞尔维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援助申请，希望获得9000美元的经费用于科索沃地区德卡尼修道院（Decani Monastery）的申遗工作[6]。尽管这一请求未获批准，同时国内财政也捉襟见肘，塞尔维亚仍持续推动该项目申遗（2004年德卡尼修道院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又于2006年以“科索沃中世纪古迹”的名义获得扩展），可见该项目对于塞尔维亚意义之重大。科索沃中世纪古迹的申遗，标志着塞方对科索沃主权和塞尔维亚正教宗教正统的宣誓。

2007年，塞尔维亚又趁热打铁，将贾姆济格勒一罗慕利亚纳的加莱里乌斯宫（Gamzigrad-Romuliana，Palace of Galerius）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处建于罗马帝国末期的堡垒式宫殿建筑群，该项目的列入一方面是向国际社会宣称塞尔维亚悠久的文明和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向西欧主流“希腊一罗马”文明史观靠拢，以便获得西欧的文化认同和更进一步的国际支持，为“加入欧盟”这一塞尔维亚关切的重要议题增加筹码。

（四）培育阶段（2008-2019）：根据本国需要开展的新申报项目培育

自2008年以来，塞尔维亚未再有新的主动申报项目登录《世界遗产名录》，仅在2016年参与斯特茨中世纪墓地（Ste6ci Medieval Tombstone Graveyards）跨国联合申遗。在此期间，塞尔维亚着力培育预备名单项目，新增或更新预备名单中6项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线性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的培育，同时积极参与跨国系列申报，向国际学界展示塞尔维亚在遗产领域的先进性和包容性。

巴契文化景观是塞尔维亚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培育较为成熟的项目。该遗产地位于中央政府管理相对薄弱的自治省，同时也是边境地区，区域内多民族聚居、多文化共存，塞尔维亚选择该项目筹备申报，体现了其遗产视野之外的考量，具有典型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相比于此前仓促上马的项目，巴契申遗项目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培育，由伏伊伏丁那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了大量保护、修缮和展示阐释工作，最能体现出当下塞尔维亚对于遗产申报管理的理解和实践。

二、新时期塞尔维亚申遗项目培育模式——巴契文化景观申遗

巴契文化景观位于塞尔维亚西北部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以巴契镇为主体，同时囊括周边其他村镇和景观环境，横跨巴契（Bac）、巴契卡巴兰卡（BackaPalanka）和奥扎齐（Odzaci）三个市镇，拥有城堡（图1）、教堂（图2）、史前考古遗址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广袤的耕地、森林、河湖湿地景观。

巴契地区位于潘诺尼亚平原上，东部有喀尔巴阡山脉，南部和西南部有巴尔干山脉和迪纳拉山脉，潘诺尼亚是区域内不可多得的广袤平原，土壤肥沃适合耕种，河湖众多水源充足，为人类定居和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巴契地区从地理上可分为西部多瑙河河漫滩平原和东部莫斯通佳河河谷及冲积平原，多瑙河故道将两个单元分隔开来，西部地势较低，多湿地沼泽，多瑙河泛滥时常被淹没，故建设有防洪堤、水泵站（图3）、引水渠等水利设施;东部地势相对较高，为自古以来人类定居地区，形成了众多聚落（图4），一条水量相对稳定的莫斯通佳河为生活、防御、水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优握的地理环境赋予了巴契地区田园牧歌式的景观风貌，除大面积小麦种植的农业景观外，还有森林和湿地自然保护区等。

巴契的历史可追溯到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公元4至7世纪，匈人、斯拉夫人等外来族群迁入，在此逐步形成了多民族环境，进而发展出多样的文化。1154年，阿拉伯地理学家穆罕默德·伊德里西在《鲁杰罗之书》中的世界地图上标注了巴契，并将它描述成一个庞大的人类定居地、繁盛的商贸市镇和富饶的小麦产区。历史上，巴契长期处于边境地带，受不同势力和文明交替控制，历经匈牙利、奥斯曼土耳其、塞尔维亚的统治，其中以匈牙利统治时间最长。为巩固边防，匈牙利曾在多瑙河沿线建设一系列城堡，巴契是多瑙河中下游唯一现存的建设在左岸的设防城。“一战”奥匈帝国战败后，巴契所在的伏伊伏丁那才并人塞尔维亚版图。

（一）申遗筹备的协调机制

塞尔维亚国家体制转轨后，中央集权制度放松，国有资源大量进入私有领域，行业资源趋于零散化。目前在塞尔维亚尚无综合性遗产管理和研究机构，也没有专业从事世界遗产工作的部门，国家层面对世界遗产工作的关注和投人有限。塞尔维亚中央遗产研究院与地方遗产研究院间联系松散，加之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加入塞尔维亚时间较短，国家在巴契申遗前期对该项目的推动意愿较弱，巴契的申遗筹备并非“国家一地方”垂直指导，而是一定程度上由地方自发开展。

巴契申遗工作由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导和协调，核心申遗队伍由该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自然保护研究院联合组成，学科背景涉及考古、建筑、人类学、生物学等，与省内的规划设计院、诺维萨德大学以及国内外遗产专家在规划、保护修缮、申遗文本编制方面开展合作，形成跨学科多领域的综合团队。由于申遗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较多，遗产所有权状况复杂，申遗团队与省市级政府、遗产地管理者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会商申遗进展以及过程中涉及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申遗团队定期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ICOMOS国家委员会汇报工作并获得指导。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尽管推进速度不能达到最优，但各部分力量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一种稳定的机制（图5）。

（二）遗产价值认定的过程

巴契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认定经历了螺旋式上升、不断深化的过程。巴契文化景观不及故宫、长城一类遗产具有举世公认的价值，也不及大运河、丝绸之路一类遗产具有明显的价值脉络，在申报初期，对其遗产价值的提炼整体上较为模糊。

最初得到关注的是3处“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具有重要价值”的遗产点（保护级别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具有重要价值”的遗产点（保护级别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若干考古遗址。同样得到关注的还有几处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在2010年塞尔维亚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的预备名单项目描述中，将巴契定位为一项混合遗产，其价值则是各遗产点自身价值的简单加和。这种模式未能有效整合巴契各遗产点的价值，显得过于零散;同时，由于过度关注单体遗产的民族价值，导致价值的主观意识有过而客观性不足;加之其自然遗产部分未满足世界遗产标准，导致其整体价值未获得國际专家认可。

而后，对巴契申遗的研究工作在人文地理学的视域下重新开展。新一轮的研究工作更为关注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和人地关系，廓清了以多瑙河和莫斯通佳河水文变迁为脉络的环境变迁，以及人类为营造安全栖息地而进行的适应性和改造性活动。在优握的地理环境下，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进而形成繁盛的商业市镇和宗教中心，巴契作为区域内重要交通节点，吸引了不同群体前来开展交流活动或定居，形成多民族混居、多宗教共存、多文化交织的局面，和而不同并孕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新文化，不同族群又以各自的方式对这片土地开展改造。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巴契因而以文化景观中“有机演进之延续类景观（Continuing Landscape）”的类型开展申报。

在最近一轮的研究中，在开展跨国合作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塞尔维亚申遗团队提供了对比分析和价值研究支持，匈牙利考古团队为理清几处新石器时期考古遗址的文化脉络提供了支持，区域间及其国内的合作研究也持续开展。此举有效避免了价值研究受到民族情怀的影响，使研究结果更具客观性。

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贯穿价值研究的始终，为遗产价值的提炼提供了支持。历史舆图显示，至迟在16世纪，当地仍是河湖水网密布的状态，为军事防御、农业活动、水路运输提供重要便利。考古发掘则证明在巴契堡垒等重要遗产点有完整连续的地层叠压。拟采用的价值标准基本得到支撑。

遗产价值的认定始于对遗产本身的理解，但不局限于此，在更广的维度中寻找对全人类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是世界遗产价值认定的着力点。而对于巴契这种“结果导向型”的遗产申报，即对给定范围内的特定遗产进行申报，在工作初期开展深入的价值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三）申报主体的明确

巴契的申报对象理论上包括所有能够反映并支撑遗产价值的物质载体，即遗产要素，并且需符合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但鉴于延续类文化景观具有动态性，并且作为景观应具备一定的美学观赏性，因而要素的划定通常较一般遗产更为复杂。

世界遗产专家苏珊·丹耶尔曾指出，文化景观具有三大要素：人、环境及联系这两者的力量，而这三大要素的动态互动产生了带有一系列特征的显著文化回应[7]。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文化景觀特征及其运行规律，所选取的申报对象应包含非物质实践且能体现非物质关联的有形载体。换言之，除传统的申报对象——建筑、城市、街区等，还应包含体现耕作传统的农田及配套水利设施、体现巴契地区原始崇拜和宗教传统的橡树等、体现塞族狩猎传统的森林生态系统等。各申报对象间应彼此关联并形成完整体系，具体操作时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宏观层面上，申报对象为巴契空间规划中整个文化景观所属的44，684.75平方千米的地籍区。从地理形态上可具体划分为西部多瑙河河漫滩平原和东部莫斯通佳河河谷及冲积平原。从行政区划上覆盖了巴契、巴契卡巴兰卡、奥扎齐三个市镇的部分区域。宏观层面的要素表现为景观风貌环境，包括代表性农林景观、风土气候、水文环境等。

中观层面，根据塞方提供的最新划分方法，申报对象可视为巴契文化景观的11个片区：卡马瑞斯特;自行车道和拉布尼亚查、吉瓦、贝拉瓦以及布洛瓦拉湖;普拉夫纳水泵站和森林猎场;布金斯基湿地;布金斯基栎林公园;下布拉聂维娜和德隆杰;博德佳尼东正教修道院;巴契堡垒及历史城镇中心;弗拉尼亚克、古弗狩猎场及莫斯通佳河;巴契新村;卡拉多宙。每个片区按照功能和特征，包含同一性质或同一体系的遗产点，形成相对完整的功能单元，各单元间存在相互联系。

微观层面，申报对象为能够切实支撑价值的团块状要素、线性要素、单体要素三种形式。团块状要素主要包括文化景观中的重要历史城镇和历史中心，是文化景观的微观节点，作为区域行政、宗教、教育和居住中心，支撑起文化景观内的大部分人文行为;部分有原住民居住的森林或湖区，以及与人类活动和生活传统密切相关的景观环境也可作为此类要素。线性要素主要包括城市内的空间格局、城市间的驰道、运河水网等，以及沟通文化景观外部的重要通道。鉴于历史上巴契地区沟通城市间和外部地区的方式主要为水路，因此申报对象主要包括多瑙河河道及其故道、运河化的莫斯通佳河及其下游故道、其他相关水系和通道（图6）。单体要素即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单体和代表性纪念物，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树名木等。

（四）“空间规划”引领下的保护管理

塞尔维亚文化遗产领域的现行法律法规仅有国家层面于1994年颁布的《文化遗产法》[8]，实施以来没有经历过修订，已经与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脱节;省市层面也没有高级别的遗产专门法。且立法工作耗时长、难度大，短期内无法接轨申报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

为弥补立法缺陷，塞尔维亚遗产与规划专家合作制定了《巴契文化景观空间规划》（以下简称《空间规划》）。根据《空间规划》表述，巴契文化景观隶属于巴契地区空间规划区域，属于一种“特定功能区”。

《空间规划》将世界遗产所要求的保护管理需求，连同其他生产、生活、发展方面的需求一同置于空间规划之下，一方面较好地衔接了本国法律体系、欧洲景观公约⑥、其他规划⑦;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编制的《空间规划》也为后续的具体落实措施提供了接口，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措施和指导原则。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巴契文化景观与已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巴契科生物圈保护区存在部分重叠，二者均被置于（（空间规划》范畴下。尽管《世界遗产公约》与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关注点和范畴不同，但二者均对人地互动和文化多样性有所涉及，塞尔维亚也正在尝试将二者的保护边界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空间规划对于统筹资源、协调管理将起到一定助益。

塞方运用空间规划实行管理的模式与当下流行的“多规合一”提法类似，且已经被证明可行，可以实现资源整合和综合治理，避免多头管理和因规范不同而造成的管理不便。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空间规划中保护区的规范不一定都能够满足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这需要在规划中使用专门章节或编制规划分册来具体落实。

（五）以社区为主体的公众参与

塞尔维亚惯常的文化遗产整理工作分为三部分：A）研究、规划、文献整理;B）保护、修缮和活化;C）为社区居民所用。在传统模式下，通常按照A-B-C的顺序逐步进行，而由于受到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影响，巴契的遗产工作已大幅落后，因此塞尔维亚遗产工作者采用ABC同时推进的工作模式，同时以公众为核心，使之成为联结ABC三部分内容和贯穿遗产保护和利用过程的有生力量[9]（M8）。实际操作过程中，先由文化遗产专家提出理念和可行性做法;继而遗产爱好者和利益相关者以专业理念为准绳参与进来;最后，更多的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并主动践行专业的理念。这种模式在巴契被证明行之有效。在巴契，民主传统和主人翁精神使遗产工作的公众参与成为可能，不论是在决策前的意见征询环节，还是通过民间行业协会参与到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抑或是以社区为单位利用遗产组织文化活动和节日庆典，都能够看到公众积极参与的身影。

使遗产惠及民众是遗产工作的最终目标，与其直接将整理完毕的遗产呈献给民众，不如让民众从源头参与遗产工作，培养起公众的正确遗产认知，引导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和利用。事实证明，这种公众发自内心的热情最终能够凝结成自下而上推动遗产治理的蓬勃力量。

三、中国参与巴契申遗工作的收获与反思

中塞围绕巴契申遗开展合作已有一年有余，该项目也是中国国家文物局2019年的重点工作之一[10]，足见其对于不断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剖析项目内核，了解塞方的核心诉求，对于今后中国继续开展跨国遗产合作将大有裨益。

（一）塞方申遗的核心诉求

主权安全和国家完整是每个国家的核心诉求，这一核心诉求在塞尔维亚具体表现为领土问题、民族问题和发展问题。

如上文提到的，科索沃主权问题一直是塞尔维亚关心的核心议题，塞方通过申遗手段宣示了对该地区的主权。而同为自治省的伏伊伏丁那也在近些年表现出离心倾向，其并入塞尔维亚的历史并不长，拥有较大的自治权，省内匈牙利人比例较高，这都是塞尔维亚中央所担忧的不安定因素。加之界河多瑙河河道变迁，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在该地区存在领土争端。塞尔维亚政府有意效法科索沃申遗，再次宣誓对伏伊伏丁那的主权。

民族问题同样由来已久。多民族混居是塞尔维亚的国情，塞尔维亚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3%，而在巴契，这一比例为46.86%，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亚人、匈牙利人、吉卜赛人、罗马尼亚人、穆斯林群体占总人口的一半多⑧。1980年代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时任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推动下朝极端沙文主义方向发展[11]，这种思维至今仍存在于部分群体中;而受民族主义和境外势力鼓动，巴契的匈牙利人存在独立倾向，为及时遏制潜在的分裂倾向，塞尔维亚选择通过宣传教育手段弱化民族矛盾，将巴契的遗产价值阐述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并避免“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或许也存在这方面的考量。

如果说主权和民族问题是显性的，经济问题则是潜在的隐患，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济衰退最终导致了政治分裂[12]。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显得非常重要。巴契镇政府期望通过申遗复兴当地的传统手工业，开发手工编织工艺品和传统纺织品等文化创意产品，同时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盘活当地经济⑨。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体是各缔约国，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间接意味着申报国向国际社会展示的价值观和遗产所在地区的主权得到认可，因此巴契申遗是塞尔维亚实现其核心诉求的一种途径。由于申遗行为涉及核心利益，塞尔维亚尽管广泛向国际专家学者征求意见，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申报，以期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身实力。

（二）基于中国国情和塞方诉求的中塞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和俄罗斯对于巴尔干地区的明争暗夺愈演愈烈，塞尔维亚则在两大阵营中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并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中国。而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中，中塞关系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类“伙伴关系”中处于高位。中国与塞尔维亚没有核心利益冲突，合作基础良好，深入合作符合中塞双方的利益。

首先，双方合作的开展应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明确中国与塞尔维亚的合作不是援助性质。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帮助，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的合作[13]。

其次，合作的角度应考虑塞尔维亚的核心诉求。中国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全体会议上，针对科索沃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案投了反对票，此举对加深中塞伙伴关系起到了积极影响。今后，中国也应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继续在塞尔维亚关切的核心议题上给予支持。

再次，合作的方式应由单纯经济援助向以技术合作为主的多维度合作转变。相比于外交手段，文化“软外交”更易获得好感和信任;相比于经济援助，遗产领域的合作能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力。中国应在尊重塞尔维亚意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在考古、世界遗产、博物馆等方面的优势，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地参与遗产合作，通过文化类技术合作在对象国形成深远持久的精神影响。

随着中塞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中塞关系不断深化，有研究者指出，“塞尔维亚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可靠的合作伙伴”[14]。继续深化中塞在遗产领域的合作，对于把握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合作模式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基于塞方的核心诉求开展，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语

与我国申遗“广泛培育，优中选优”的思路不同，塞尔维亚的申遗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属于非典型性申遗，但在全球范围内也确实具有一定代表性。世界遗产的运行机制和规则决定了遗产申报不可避免地会沾染政治色彩，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塞尔维亚借世界遗产申报实现维护领土完整、民族团结、文化安全的外交诉求也无可厚非。

在文化遗产领域，塞尔维亚长期受欧洲主流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影响，并未明显落后于国际主流学界。而在世界遗产申报领域，由于《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等指导性文件仅提供流程纲领，塞尔维亚缺乏切实的申报、管理、监测方面的实践经验，中国可利用自身在世界遗产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外传播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借助考古、文物保护、文物修复、申遗、监测的综合优势平台，与塞尔维亚等中东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深入合作。以项目为导向，拓展同多瑙河次区域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16+1合作”机制⑩开展合作;加强国家智库作用，寻觅机会，预判风险[15]。

申遗行为虽有框架约束，但并无一定之规，在合作过程中了解和学习对象国的工作方法，中国也可从合作中受益。考虑到中东欧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格局，不同国家对于某一特定历史事件、民族、政策的看法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在国际合作中需要把握尺度，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正是因此，同塞尔维亚合作的经验和方法未必完全适用于区域内其他国家，还需在不断的实践中具体分析。

（文中未注明来源图片由作者提供，摄影：高晨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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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姜典文.南斯拉夫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J].今日東欧中亚，1998（4）.

[4]Convention Concerning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Natural Heritage 1972[DB/OL].（2019-06-0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 ID=13055&URL DO=DO-TOPIC&URL_SECTION=201.html#TERRITORIAL.

[5]章远.科索沃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解读[J].世界政治，2011（9）.

[6]WHC.Preparation of the nomination of the monastery of Decani forinscription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Ref 1636）[DB/OL].（2019-06-0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whc.unesco.org/en/intassistance/1636.

[7]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景观遗产研究报告[R].2010.

[8]ZAKON O KULTURNIM DOBRIMA（塞尔维亚文化遗产法）[DB/OL].（2019-06-18）伏伊伏丁那政府网站https：//www.arhivvojvodine.org.rs/pdf/propisi/Zakon%20o%20KD.pdf.

[9]Slavica Vujovic.Cultural Heritage，How to Preserve and UseCenturies of Bac Contribution[M].（待出版）

[10]国家文物局2019年工作要点[EB/0L].[2019-2-2]（2019-06-18）国家文物局网站http， //www.sach.gov.cn/art/2019/2/2/art_722_153630.html.

[11]安德烈·瑟利耶，让·瑟利耶.中欧人文图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89-294.

[12]帕斯卡尔·博尼法斯.透析分解当代世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75.

[1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EB/OL].[2014-7-10]（2019-06-18）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4-07/10/content_2715467.htm.

[14]马尔克·尼科利奇.中东欧国家和塞尔维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观点和立场：地缘政治视角[J].欧洲研究，2015（6）.

[15]龙静，刘作奎，姬文刚.“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多瑙河地区战略对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1-55.

（责任编辑：孙秀丽）

①巴契，也译作巴奇，塞尔维亚语写作Bac，位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自治省西南边睡。巴契及其周边地区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 of Bac and Its Surroundings）已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下文简称巴契文化景观或巴契。

②1955年1月2日，中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后更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交。1992年4月2了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布成立，继承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主体，2003年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将国名改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简称塞黑）;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同年6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引自：外交部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EB/OL].[2019-03-16]（2019-06-04）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

③南斯拉夫于1974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引自：Implementation report of Yugoslavia[EB/OL].（2020-02-24）[1985-10-10]https：//whc.unesco.org/archive/1985/sc-85-conf008-inf2e.pdf.

④尽管设立《世界遗产名录》的初衷是为了凝聚力量保护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但国家属性最终导致《世界遗产公约》的参与者——缔约国之间的竞争难以避免。

⑤含混合遗产

⑥塞尔维亚加入《欧洲景观公约》是其努力向欧盟靠拢的一种体现。《欧洲景观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于2000年由欧洲理事会批准通过，其认为“景观”体现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基础，应对其整体进行规划和管理。通过《公约》的国家可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实际操作。《公约》力求通过景观整体性保护形成欧洲的文化身份。引自：菜晴.基于地域的文化景观保护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23.

⑦《巴契文化景观空间规划》遵循了《2010年至2020年塞尔维亚共和国空间规划》（《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公报》，第88/11 号）、《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区域空间规划》（《APV官方公报》，第22/11号）、《“南溪”天然气管道工程塞尔维亚段的特定功能区域空间规划》（《RS官方公报》，第119/12号和第98/13号）和《国际水路E-80一多瑙河（泛欧了号水路走廊）特定功能区域空间规划》的义务和要求。引自：JP Zavod za Urbanizam Vojvodine.ПРОСТОРНИ ПЛАН ПОДРУЧJА ПОСЕБНЕ НАМЕНЕКУЛТУРНОГ ПРЕДЕЛА БАЧ（巴契文化景观空间规划）[Z].2014.

⑧为2011年数据，文中所指为民族而非国籍，穆斯林族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期认定的民族，在官方统计数据中与其他民族并列出现。数据来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塞尔维亚巴契遗址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成果汇编（内部资料）[R].2019.

⑨根据笔者2018年6月、11月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与巴契镇镇长的座谈整理。

⑩指中东欧16个国家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机制，以及在该机制下促成的一系列合作平台。2019年，随着希腊的加入，该机制又称“17+1”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