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空间失义的批判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陈弘 王斌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全球性的空间结构对立、城乡二元空间断裂、城市内部空间的分异与隔离三个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扩张与增殖本性导致的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空间的全面失义;也指明了重构正义空间的方案与道路，即通过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与共产主义革命彻底消除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切私有制社会，构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正义、和谐、幸福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新阐释并逐步解决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空间失义的系列难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营造全球正义空间秩序的有益探索，以继续推动城乡一体化、现代城市的科学治理为突破，铸就大格局的正义空间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空间失义;空间正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4-0053-08

空间失义主要指人类生存与生产面临的由于自然条件、生产引导、政权主张、制度倾斜、规划失序等导致的空间关系异化、空间生产资本化的现象。空间失义与空间正义相对，主要包含宏观层面全球性的空间结构对立、中观层面区域性的空间结构断裂以及微观层面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分异等维度，具体表现为世界交往空间、城乡区域生产空间、城市内部居住空间的分异等。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系列经典文本，可以发现，他们虽未明确提出空间正义或空间失义的概念，但在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中，从多个视角揭示了资本逻辑导致的空间失义状况，从而为科学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共产党宣言》（以下皆简称《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深刻揭示和批判了空间的非正义状况，并为建构未来的正义空间指明了道路。从空间正义的视阈解读《宣言》，可以为理解当代世界，尤其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一、《共产党宣言》揭示空间非正义状况的三重意蕴

（一）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结构对立

始于15世纪的欧洲航海和陆路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逐渐打破了原始封闭地理空间状态中的民族界限和国家关系，随着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的格局开始确立，这就为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创造了直接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得益于大工业、航海业、商业以及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大工业的进步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工业资本家，即资产阶级。在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绝对规律的支配下，资产阶级作为人格化的资本，通过殖民统治开拓了世界性的商品倾销场所和廉价生产资料的掠夺产地，资本的这种空间变迁带来的直接效果是再生产规模得以不断扩大，进而使资本得以不断增殖。

资本带着它疯狂掠夺的本性在全球地理格局中的变迁和空间布展，逐渐造就了世界两极对立的空间结构，处于核心一极的是大工业和商业起步较早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宗主国，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所占地理空间虽然不大，但却居于生产关系的绝对优势并掌控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空间地区和生产方式;处于外围的另一极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生产力落后、被边缘化的农业附属国和殖民地，这部分地区广泛分布于世界的东方，虽然地域空间广大，但缺乏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完全从属于资产阶级大工业生产逻辑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处在外围的边缘一极给予了深切的观照，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04，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潜意识里，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文明的国家”相比，这些地区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在资本不断要求增殖的逻辑和激烈的竞争中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05

世界空间格局中这种“中心与外围”的两极对立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全球空间结构失义，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全球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但由此造就出的“异己的力量”却时刻威胁着原来的自然共同体、民族与国家共同体以及个人之间的交往，与此同时，生产方式的空间移植也可能导致后发国家与较早发展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出现后发国家赶超的结果。总之，资本的这种空间重构功能不仅奠定了资产阶级在全球的经济霸权地位，而且也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夯实了牢固的基础。

（二）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断裂

城市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得以铺展的基本场所，是各类劳动力集结流动的核心地带，也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空间载体。现代城市的规模化建立从一个侧面表征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也成为反映资本强大创造力的有效明证，从一定程度上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乡村逐渐城市化的历史。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建立为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提供了多样化的需求，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資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1]405。在这里，工业化的城市即使再巨大，其在空间地域范围上肯定远不及广阔的农村，但城市空间所具有的吸纳大量人口的功能是农村无法比拟的。资本通过原始积累促使农村中的大量劳动人口涌入城市，为再生产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农村同时也成为随时补充城市劳动力的“储备地”和“蓄水池”，而大量廉价劳动人口作为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和决定力量。此外，与农村相比，城市中便捷的各类交通也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有机联结提供了优越条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持续进行的有力保障。

城市与乡村在社会分工、生产环境、劳动集结、人口流动、市场效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差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1]184造成这种二元空间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逻辑支配下城市对乡村的领地挤占，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之称为“剥夺性积累的利刃（The Cutting Edge of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2]。城市对乡村的剥夺不仅表现为城市在无休止地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更体现在城市对农村自然土地的空间蚕食、城市转移的工业废品对农村的空间污染、城市利用体制优势侵占农村的自然资源等，一句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1]405。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地域广阔的农村完全沦为城市的附属品，农村以自己对城市的屈从和牺牲极大地支持了现代工业城市本身的壮大与崛起，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1]185可见，城乡对立不仅是地域空间的断裂，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和工业的分异、愚昧与文明的隔离。而要消除城乡二元对立，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存在条件，用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构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和谐空间。揭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结构断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解构资本积累引发的空间非正义状况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三）城市内部空间的分异与隔离

在本来意义上，城市与乡村一样首先都是满足人类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空间场所。作为体现人的劳动的对象物、人化自然的工业城市，居住和生产是它的两大基本功能，也承担着城市空间的首要使用价值，然而，在资本积累规律作用下，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不断被分隔與异化，城市内部空间的使用价值逐渐被交换价值所掩盖。现代城市的工业区与住宅区、资产阶级的高级住宅区与围绕着商业区存在的贫民窟成为城市内部空间差异化分隔的鲜明例证。恩格斯通过21个月的实地调查与勘察，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生动地描述了苏格兰、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内部工人与资产阶级居住环境的巨大差异：环境优雅、交通便利、居住宽敞的上流豪华住宅区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尊严”“高贵”与“文明”，而居住拥挤、空间狭窄、卫生状况恶劣、基础设施缺乏，甚至居无定所的流民集结地则体现的是工人阶级的“下贱”“肮脏”和“道德堕落”，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不仅表现为绝对的住房短缺，也成为社会权利、社会地位和阶级阶层分化的现实因素，更说明了贫困不仅存在在于农业区，也发生在工厂区[1]86。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揭示了现代城市空间繁荣背后的资本化逻辑，造成工人住房短缺甚至流落街头、居无定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从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到集中生产的现代化机器大工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产阶级将工人集中安排在工厂长时间的从事繁重劳动，“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1]407。工人这一特殊的“产业军”只有在从事劳动的时候才能同时将工厂当作居住空间，而走出工厂则沦为城市流民，只能住马厩、桥洞、地下室或楼梯口，劳动空间功能的多元化使用直接反映了资产阶级工厂主对工人的血腥盘剥。其二，部分工人在拿到工资回到自己生活居住的空间后，还要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接续盘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1]408。”资产阶级为了保障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劳动力的再生产，所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在经过层层剥削之后所剩寥寥，根本无力改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其三，现代化大工厂越是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资产阶级对“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就越少”[1]407，这样的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致使机器排挤大量产业工人，继而引发相对人口过剩、男性工人受到女工甚至童工的排挤。最终，大量有劳动能力工人的失业带来的生活状况恶化、居无定所甚至流浪就变得不可避免。

二、《共产党宣言》中破解空间正义难题的方案与道路

（一）无产阶级在世界空间内的联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3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共同经受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压迫与资本的奴役，因而至少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无产阶级应该打破空间地域的限制，用自身的世界联合去反对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这是贯穿《宣言》始末的根本立场和政治宣言。

具体来讲，首先，由于资本的扩张导致世界地理空间格局出现了“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性对立，具体表现为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封闭落后的农业国与发达工业国之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方世界之间、较早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与后发国家之间的鲜明对立。只有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无产者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打破这种空间对立。其次，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结构断裂是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交往范围的扩大化与私有制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现象，并非是到资本主义阶段才突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极大地推动了城乡的严重对立。因此，也只有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迸发的力量才能弥合这种二元空间结构的断裂。最后，现代工业城市的快速崛起隐藏了城市本该具有的使用价值，资本无孔不入致使城市逐渐商品化、资本化、城市空间生产社会化，“级差地租”的出现表明城市土地开始参与资本主义超额利润的生产，城市空间不断被投入到资本积累的环节中，不同功能区划直接表明了城市内部的阶级阶层分化。要消除城市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化趋势，无产阶级的联合势必成为解放自身的出路。

恩格斯在《宣言》发表后的不同序言中反复论及无产阶级世界联合的重大意义。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作为欧洲工人阶级联合力量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反对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发动经济与政治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列宁也曾高度评价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意义，认为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3]在《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恩格斯结合波兰工业迅速发展的现实，认为要实现波兰的民族复兴，欧洲各民族的独立和国际联合是必要条件。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针对意大利革命的具体实际，详细论述了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多维度的空间正义难题，无产阶级在世界空间范围内的联合、在国内空间中的反抗是首要前提，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足够的篇幅和分量阐述了这一前提。

（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社会空间

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利于资产阶级垄断和占有各类优质空间资源进行资本布展，恩格斯曾强调，“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67资本主义私有制会对空间生产所需的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进行有利于自身的配置，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市场会自发调节空间生产的具有两种属性的劳动产品（自然物理属性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关系属性的价值）在交换中不断增殖，进而实现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如前所述，无论是全球范围内“中心与外围”的空间结构对立，抑或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结构断裂，还是城市内部居住空间的分异与隔离，造成上述空间非正义状况的罪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就城乡二元空间对立来讲，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总结道：“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1]184资本在全球范围与局部地区展开的不断增殖和循环不仅摧毁了旧有的、封建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且加速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作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共产党人将推翻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一切旧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向旧社会亮剑：“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14

作为《资本论》重要手稿之一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集中详细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成与确立过程，马克思认为，其一，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近代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起源;其二，“本源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各种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的解體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的前提条件;其三，作为劳动者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生产逻辑序列的依次解体，也即生产资料（土地）、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非所有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首先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只有迅速崛起的大工业才能成为瓦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动力，其次要发动无产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革命运动，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的直接原因，最后通过建立共产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以彻底摆脱历史上所有的私有制形式。显然，只有在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存在的失义空间的基础上才能重构正义的空间格局，全球性的空间结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断裂以及城市内部居住空间的分异状况才能得以根本扭转，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明的破解空间正义难题又一重要路径。

（三）建立共产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空间

空间关系的对立、分异与断裂，对于空间地域与具体个人来讲始终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力量，要彻底打碎这种异化的外在力量光靠理性的批判还远远不够，必须依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合理的制度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着重笔墨阐释了未来共产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空间是超越现存一切非正义空间的理想社会。

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制造空间对立的私有制及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仅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且还要彻底废除人类社会中“一般的所有制”，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421，与私有制条件下市场对空间生产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强制性分配不同，共产主义社会在超越所有制关系和市场交换原则的基础上能实现对空间生产所需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中，工人附属于资本家和工厂、农业国附属于先进的大工业国、东方附属于西方，资本统摄下衍生出的这一系列强盗逻辑制造了全面的空间异化与对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完全颠倒这个现存的非正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与过去支配现在不同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1]415。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空间。现存世界由于分工所导致的异化状况表现在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的方方面面，比如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劳动者职业角色的单一、主体间交往范围的狭窄、个人自由的绝对限制等。与之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将共产主义社会指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416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中，通过重建个人所有以摆脱强制分工、奴役性分工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重新占有、人的主体性的全面确立、人的自我价值的充分彰显、人自由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马克思认为那时才是人类真正进入“自己的历史”。可以预判，在超越阶级与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人们由于共同利益，开始合作进行全球空间布展，营造共同发展的世界正义空间秩序;城市与乡村在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完全打破二元断裂的空间结构，在居住、出行、生产等方面共同构建无差别的和谐空间;每个人在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享受美好生活的幸福空间。

三、《共产党宣言》中空间正义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营造全球发展的正义空间

《宣言》从全球空间正义的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导致的空间失义。170年后的今天重读《宣言》，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视野中的全球和区域对立问题不仅没有解决，战后形成的世界空间格局使得某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和扑朔迷离，种族主义、局部战乱、贫富分化、就业困境、经济投机、金融危机、政治斗争、不容异说等时刻困扰着世界。由西方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被历史证明只能将全球引向更大规模的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世界本身无法克服的痼疾不仅让西方陷入迷茫，也让整个世界无法摆脱困境。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大放异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入崭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4]10进入新时代，如何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将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最大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为世界奉献的“中国智慧”。自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后，先后又在国际国内、单边多边的多个场合一百多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这一提议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接受，众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参与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在内的实际建设中来。2017年2月，联合国有关会议首次一致同意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党的十九大更是着眼于顶层设计，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概括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57。

作为世界首个发出号召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理应为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5]“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理念，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这一方案凝结着和平、合作、发展、繁荣、美丽等愿景，所期待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是“远离贫困、普遍繁荣的世界”，是“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是“山清水秀、美丽清洁的世界”[7]。可以看出，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对于维护和构筑全球正义空间，促进世界平等与和平发展无疑是意义重大的探索和努力，对世界的发展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二）推动城乡一体化以建成全面小康的和谐空间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失”[1]422，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变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重要举措和目标，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共同发展是缩小贫富差距、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破解城乡对立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多，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据统计，仅2017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562元，同比增长7.4%[8]，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9]，早已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矛盾依然突出，对此，党的十八大部署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早日突破城乡二元空间对立，不仅是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更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4]，该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助力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推进了该战略的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

进入新时代，加快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首先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次，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通过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户籍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产权，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多渠道、全方位确保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后，通过建立健全工农协调发展的系列机制体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格局，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乡良性协作关系。此外，现代工农业还必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营造健康、长远发展的绿色空间。

破解城乡二元空间结构对立，实现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平等交换、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进而建设城乡一體、融合互动的和谐发展空间，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

（三）促进居住正义以创造享受美好生活的幸福空间

现代城市在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出现了发展悖论，一方面，大规模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拓展，甚至形成了一些超级大城市，这无疑是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大、内部空间的规划失序，以及由此引发城市空间对过量人口等其他资源无法消化，出现了诸如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居民心情焦虑、安全事件频发、资源分配不均等为特征的“大城市病”。近年来，“蜗居”“蚁族”“房奴”“鬼城”“学区房”等热门话语都集中指向现代城市内部空间的系列问题。显然，城市空间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解决空间正义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城市内部空间非正义状况的关注，对于当代城市的长远发展仍然具有警示作用。

首先，要充分发挥城市满足人类生存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基本功能，必须科学定位住房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角度进一步明确这一定位，强调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4]47”回归住房的使用价值、科学定位其交换价值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成果。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进城农民工超过13585万人[10]，加上每年累计新增的近千万大学毕业生，如何满足这些群体的城市住房需求成为目前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重点，通过探索建立多主体、多渠道的灵活供给体系，完善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短期长期租房等形式，抑制房地产泡沫，在可期待的未来是可以实现居住正义的。

其次，城市的科学规划与长远设计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的必要手段。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在时隔37年后，中央再次对“城市工作”进行专门研究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多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多个场合提及城市的规划和治理问题。建设现代城市必须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等环节：科学划定开发边界，遏制“摊大饼”式发展，调整“外延扩张型”的规划思路;以生态宜居、环境良好、高效持续、功能完善为基本要求，按照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规划城市内部的交通、功能区、地下管网体系、绿地、安全服务体系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城市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诸多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在此基础上，有效化解各类“城市病”。

可以看出，从空间正义的视角在170年后重新解读《宣言》，它的理性力量对实践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无论是营造全球和平发展的正义空间、建设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和谐空间，还是通过居住正义创造美好生活的幸福空间，都彰显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理论逻辑与价值追求，推进多维度空间正义的实现也成为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M].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157.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0.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6-09-04（03） .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2） .

[7]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N].人民日报，2017-12-02（02） .

[8]国家统计局.2017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2017-07-17].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7/t20170717_1513537.html

[9]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7-02-2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

[10]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7-04-2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Critical Logic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Spatial Injustice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HEN Hong ，WANG Bin

Abstract：Due to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human existence，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 lead to injustice. Marx and Engels criticized this phenomenon in three dimension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at is， global confrontation of the space structure， the urban-rural dual space fracture， the urban differentiation and isolation of internal space. It also points out the scheme and roa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space of justice， namely， the total elimination of all private-owned societies represented by the bourgeoisie through the unification of proletarians worldwide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just and harmonious space based on the free and comphrenhensive development of all individual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 reinterpreting and gradually resolv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that Marx and Engels criticized about spatial injustice 170 years ago， which still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useful exploration of creating a global order of just space a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governance of modern cities as a breakthrough. Creating a space for justice in a large format is not only a need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 but also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Key word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patial justice; spatial injustice;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責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