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人顾城的柏林相遇_诗人顾城

　　初次与顾城及其迷人、聪慧的妻子谢烨相遇，是1992年3月22日，在顾彬(Wolfgang Kubin)柏林的公寓。谢烨同样也是一位诗人。顾彬2月份就告诉我，顾城夫妇将于3月初抵达德国，并在此呆上一年。随后我被问及是否想和他们见见面，然我只能这么回答：现在不行，因为我有份“家庭作业”在身，这份“家庭作业”是顾彬妥帖布置和交待的：即在他组织的“200年《红楼梦》”论坛上做一个报告，该会议定于1992年4月21～23日在波恩举行。3月21～22日，顾彬还是一如既往地来柏林看望女儿安娜。他把小儿子顾子彬(Aurel)也带来了。我的大儿子玛立安(Marian Jr.)当时恰好也跟我在一起，顾彬告诉我们，他想与顾城、谢烨一起去参观200年以来德国文化史上知名人物的墓地，如沙米索，蒂克，蒙森(Theodor Mommsen)，还有一些其他的人。
　　认识顾彬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去墓地。对顾城而言，也不惊奇。永恒的安息地在诗人的世界中自有其意义。诞生之前的“存在”、诞生：即这尘世的生活、死亡、死亡之后的“存在”，这些佛道意义上的生命，是顾城作品和思想偏好的主题。这些在“生命”的意义上不同于生活，生活只是在胚胎受孕到肉身死亡之间。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的两个墓地，顾城对那些大人物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那些坟墓静息于此，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刻上。顾城和我的交谈要比顾彬多很多(比起亲自参与讨论，顾彬在交谈中更愿意倾听，至少我遇到的情况向来如此。)顾城始终将这次交谈的话题锁定在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语出《道德经》第48章，是顾城与外界关系的前提之一。然我不确知，为什么他常常将之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联系起来，这至少让我感到惊讶。顾彬在说及蒙森是德国的司马迁时，顾城对此也没有做出反应。尽管我有兴趣讨论老子的理论对我们的现实意味着什么，但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我还是不太想从他们二位那听些什么了，所以令人高兴的是，话题出乎意料地转移了。梅林大坝(Mehringdamm)的墓地显得格外苍凉，笼罩在柏林初春的寒气中，顾彬忧郁的面孔，顾城抑郁的天性和《简历》(一个简短的自传)这首诗，如下：
　　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话题。
　　我说，我在准备一篇报告，题为“《红楼梦》中的忧郁”，想就此结合中国古典女性诗歌来谈谈“忧郁”这一命题。50年代末期，也就是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已经开始翻译女性诗歌。我们开始谈论起《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诗歌，这些诗歌都是曹雪芹借他作品中最重要的女性之名而创作的。这时谢烨也间或地插入一些注解，整个交谈变得相当的顺畅起来。《红楼梦》是顾城最喜欢的书，毫无疑问也是中国小说中最受喜爱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描绘了一个“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描绘出了佛――道天国的实现。我告诉顾城，我的文章正好要写完了，研究的主题还有宝玉性格中的忧郁特征，而且我很欣赏“她”的诗。回到顾彬的公寓后，我让他们两位看我作为例子引用到研究文章中的五句诗：《菊梦》中的两句：“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接下来的一句出自《咏菊》：“片言谁解诉秋心?”第三个两行诗句来自庆祝中秋节的联句《中秋节》：“空剩雪霜痕，阶露团朝菌”。人们完全可以将之与李白著名的四行诗《玉阶怨》相媲美，他们两个人同意我的观点，但又不完全同意，因为不管怎么说所引的最后两句非常程式化，且矫揉造作，没有到达李白诗歌的水平。
　　克罗伊茨贝格区的第二个墓地坐落在贝格曼大街旁，我们正要离开，返回瓦尔滕堡大街上的公寓时，我突然想到顾城1979年创作的一首诗，共两行：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后来成为顾城最出名的诗歌。我之所以记得，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这首诗为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奠定了基石。那项研究是1990年在我们布拉迪斯拉发出版的。我问顾城：“对了，李夏德(Richard Trappl)结合‘五四运动’和郭沫若写了一篇关于你的研究文章，您知道吗?”“不知道呢。”顾城回答道。“去年，也就是1991年，李夏德先生来新西兰的激流岛拜访过我，仅要求看我的藏书。我告诉他，我没有什么书。可李夏德博士就是不愿意相信。”我这样接过话来：“您没有向他展示您的藏书，因为您没有。李夏德博士却相反，他不是所有时候都愿意展示他的藏书，因为他的书太多。我的书不多，如果您来布拉迪斯拉发拜访我的话，我会欣然向你展示我全部的书。并且我还要送您一套文集，里面也包括了李夏德的研究文章。您了解后，肯定会很高兴的。”我还是不知道顾城对李夏德文章的看法，也不了解他对我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看法，不过只要用中文出版的话，我会递呈他复印件。顾城1992年并没有来布拉迪斯拉发拜访我，谢烨在一封信件里面解释了原因：1992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他们还有一堆没有完成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顾彬作为厨师为大家准备着美味可口的中国菜(面汤)，我递给顾城一本文集《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视角中的中国1919“五四”运动》。当他发现在李夏德的文章《现代主义与异域影响：以早期郭沫若和顾城为例》中，自己和郭沫若的名字在一起，并没有做出什么消极的反应。我并不感到奇怪。这是可以理解的。惠特曼或许是顾城早期创作阶段最喜爱的外国诗人，也就是当他的“黑眼睛”开始寻找光明的时候。任何读过《生命幻想曲》这首诗的人，任何哪怕只知道一点点惠特曼和青年郭沫若的人，必然会明白他们志趣的相似性：
　　我要唱
　　一支人类的歌曲
　　千百年后
　　在宇宙中共鸣
　　从3月23日到4月2日，我必须回斯洛伐克几天，主要是参加庆祝伟大教育家、“人民导师”夸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1592－1670)诞辰四百周年的会议。这次会议于3月25日至28日在高塔特拉举行，是由巴特戈德斯贝格的洪堡基金会组织的。自1967年以来，我一直得到该基金会的资助。我有一个感觉，顾城和谢烨等着我的归来。故在回到柏林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4日，就给他们打了电话，谢烨告诉了我她们的新电话号码。我们约定4月5日(曾经这天，离毛泽东去世只有几个月，曾经这天，对中国事件的发展来说尤为值得注意)的那个星期天下午见面。但是对于曾经的这天发生过什么，只字未提。
　　我们坐在起居室里面：白色的墙，白色的家具，沙发和床罩上了猩红色的织物，还有两把靠背椅，一红一绿。白色和猩红色搭配一直让我想起某种很颓废的东西，这些是我个人在文学，尤其是艺术中最喜爱的；墨绿色是人类胆汁的颜色，胆则是人类忧郁的器官。架子的外侧摆满了书，这些书的主人是冯铁，他是顾彬柏林公寓的室友。房间的这些摆设，于我饥渴的灵魂而言，一下子成了 “天堂”。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谈话会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就是关于他们四岁儿子“三木”。或许吧，我是一个欧洲人，这里通常的情况是：父母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会把小孩带在身边。我其实不应该这么问的，连连表示了歉意，并反复跟谢烨说对不起。跟所有爱着孩子的母亲一样，谢烨开始哭泣和诉苦起来。她满含泪水并指向顾城说道：“他不喜欢他，我们必须把‘木耳’留在新西兰，我的命很苦，他的可恶让我受够了。”过了一会，她说，有时候她真希望顾城应该“短命”才好。我顿时想到那个被深爱的黛玉的隐秘愿望，当宝玉突然发现她唱着忧伤的曲调(译者注：《葬花吟》)，葬着花时。在这个别扭的时刻，顾城坐在猩红色的沙发上，低沉着脑袋，一言不发。我看不见他的双眼。
　　这种情况下，充当裁判不是我的事情。接下来的碰面是在第二天，我们沿着腾珀尔霍弗河岸，朝着国家图书馆方向走着。我悉知，顾城的父亲顾工是一个诗人、作家和戏剧家，两父子之间并没有多少爱。父亲对他非常苛刻，但是“他对我比贾政对宝玉还是要好那么一点。”借用《红楼梦》，尤其是“大观园”影射，顾城做了如上的补充说明，因为他能想起父亲的善，也记得父亲的恶。《红楼梦》，尤其是“大观园”几乎在后面所有的谈话中，不言而喻都成为在场的了。
　　关于父亲，顾城言之甚少。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参加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1951年加入了共产党，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和“胖”(意思是“大肚子”：是顾城和木耳的小名。)一起生活。下面是关于顾城母亲人们所谈到的，母亲有一个很美的名字：胡惠玲。她在农业大学学习，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她必须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致力于搞电影评论。显然中国农业在任何时期都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顾城从母亲身上得到的爱同样也很少。他说，母亲很年轻，很漂亮，但是也非常固执。她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实现出来。谢烨将顾城的母亲与宝玉受宠爱的丫鬟晴雯类比，顾城点头表示同意。顾城诗歌一开始“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一种艺术表达的习惯，并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显然顾城遗传了他母亲的固执。他的母亲并不娇宠他。诗歌的结尾证实了我说的话：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小顾城几乎不了解自己的母亲，所以母亲只是处于想象之中，无法企及，顾城只是单方面地建构了这一想象。这种固执是他性格的一个基本特征。父母都健在，但是因共产主义体制的关系，顾城太久失去了他们。父亲跟他较为亲近，尝试去理解他那些不轻易说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情绪。和谢烨结婚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为了在上海买一个又旧又老的房间，花了上千元的人民币，这个房间跟一架三角钢琴的空间差不多。据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论，这笔钱是一个大数目。就在这间“公寓”里马汉茂(Helmut Martin)曾经有一次拜访过他，连声叹气。告别的时候，马汉茂把一个信封压在顾城的手上请他收下。当马汉茂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在这个曾经的东方大都会中消失，顾城才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300元人民币。“如果我知道信封里面是什么，我肯定是不会接受的。”他说。尽管那时他每个月才赚16元人民币，跟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所赚的钱一样多。
　　中国人用“�”字来象征婚礼，意思是双重的高兴。于顾城而言，则是双重的烦恼。婚礼庆典刚结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新郎官给五六个客人每人分了一块巧克力，而客人们都觉得被冒犯了，这个年轻的家伙没有表现出对他们的应有尊重。人生的大事不能如此草率地对待@。后来有一个星期天，我们还有谢烨，一起去看题为“颓废的艺术”(Entartete Kunst)的展览，展览在柏林博物馆岛上的东边。他告诉我：“我想，婚后我跨入了一片天地，但不是一片我可以去感觉的天地。”在思绪中他又一次地设想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等着他，同时又无法避免。“人生中第二个最艰难的阶段是在1983年结婚前的五年，以及之后的很多年。五年来，我，一个北京人，一直努力说服身为上海人的岳母把女儿嫁给自己。她不能理解我想要什么，因为我也可以不用怎么费力地在北京找到老婆。只有中国人能理解并对这种处境深有同感。此外，我如实地介绍了自己，是一个跟惯犯差不多级别的人。”
　　这让我想起圣祖雅各(Jacob)，他必须服侍岳父拉班(Laban)七年，才能娶其“眼睛没有神气”的女儿利亚(Lea)为妻。顾城则更幸运一些，他努力了五年，便得到了他那“俊秀貌美”的拉结(Rachel)。顾城能为此感到自豪。
　　“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就在我结婚那年，斯德哥尔摩的马悦然教。”授邀请我去瑞典。我可以把邀请信揣在口袋，和他们吹牛侃天。但对我这个只受过三年普通教育的粗人而言，在中国根本就是没门儿的事情。你，一个只有三年小学教育的作家，诗人，你可以还像以前那样养猪，而不是到国外来做演讲和写诗。这样看来，自杀似乎是我唯一的出路。曾经有一次我恳求谢烨给我20块钱去买张船票。我想欣赏长江两岸的风光，不再活着回来。谢烨给了我钱，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买船票。
　　“我听说，应该是听史培梅说的，你们两个是一对天作之合恩爱夫妻，离开彼此就没法活下去。”
　　顾城笑着说，他可不那么认为。谢烨点头表示同意。两人都想着的，是我两句话的前面一句。
　　“爱情这玩意，一开始是以‘理想’为其特征，而以‘妄想’结束。”顾城以哲思的口吻敏捷而俏皮地说道。“但这不只是对爱情具有有效性。看看中国过去一百年以来的历史吧，社会主义作为‘理想’开始，走向何方了?就在这儿。”他注视着在卢斯特加藤对面的大楼，即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不远处是勃兰登堡门和以前的柏林墙。“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希特勒、东德的统治者们，我来柏林才知道，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列宁格勒又叫圣・彼得堡了……”
　　谢烨多次提到，顾城从根本上恪守他的“理想原则”，而与之相反的是，她别无选择，她不能完全放弃“现实原则”。“他活在自己的天空，而我必须坚守在大地上，否则我们两个都会饿死。”
　　“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是顾城结合他深爱的中国作家所谈到的，只是反应了他对《红楼梦》的部分观点。“‘大观园’是红楼梦的天空。只有主人公们都年轻，这个天空才能得以存在。宝玉结婚了，大观园和这个天空就终结了。宝玉的结婚日也是他的死亡日。”沉思中顾城发出了声音。他也是如此认为自己的婚姻吗?
　　死亡在顾城的诗歌哲学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宝玉十九岁就死了。我也死了。”他神秘地断言。“死亡开启了虚无，它的存在是我们的一部分，他在我们生前，也在我们死后。”死亡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时刻。
　　顾城说这个的时候，我从绿色的靠背椅上站起来，在柏林的三个月里，它让我忆起了生之希望的象征，想起了乐观的自由主义。我从 白色书架上取出里尔克全集精装本的第一册，朗读着并试图将其中的最后一首，即终笔之作，翻译成中文。这首诗也是里尔克最好的诗篇之一。
　　死亡很大
　　我们是它嘴巴里
　　发出的笑声。
　　当我们以为站在生命中时，
　　死亡也大胆地
　　在我们中间哭泣
　　“这首诗，我想我读过中文版。”顾城说，并且即兴朗诵了中国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的几句诗，与里尔克的这几句颇有几分相似。他一时想不起这首诗的名字来了。这首诗名为《有感》，开头是这样的：
　　如残叶溅
　　血在我们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边
　　的笑。
　　以上两首诗之间存在相似之处：里尔克的诗在哲学上更有深度，在他所根植的欧洲基督教传统之中，死亡对于我们比对于中国人更为重要，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则深受儒道释的影响。李金发的诗超越了印象派的情调和感觉印象。生与死在这里只是不同，从存在和虚无的角度而言几乎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生与死能如此的缤纷多彩，亦如晚秋枯萎的树叶。
　　对顾城本人及其诗作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之前提到的《道德经》、《庄子》的部分篇章，及慧能薄薄的一本小书《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随着谈话的进展得知：顾城最看重的是《庄子》第二篇《齐物论》以及其它一些章节片段，它们最深刻地反映出他的一些信念：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或是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
　　这是世界文学最美丽的梦之一。它属于这样的人，弗洛姆在观点上激励和鼓舞着他们，我们的梦“于我们而言同样是真实的，跟清醒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事件如出一辙，梦中没有‘好像’，梦是当前的、现实的经验。……梦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现实?我们何以知所梦之物不现实?又何以知清醒时之经验是现实的呢?”
　　庄子与蝴蝶之间肯定存在差别，梦与清醒之间也肯定存在差别，然而我们不也有时，甚至常常听到：一个梦，比起那些通过日常思考的逻辑获得的认识在真理性上不是更胜一筹吗?弗洛姆为此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我相信，人们真诚地接受顾城自身死亡的信念，并会将之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来理解，而不是看待成现实；生活中贯彻“现实原则”是必要的。对顾城来说，“世界观的调和”是宇宙现实的本体论基础，具有认识论意义。若是让顾城借笛卡尔的一句话来表达他诗歌和哲学信条，他会说：“我梦，故我在。”对他来说，睡眠和与之相联系的梦境和清醒状态下的任何事情同等重要。在他的世界里，清醒是梦的某种本质。
　　谢烨在题为《他，记顾城》的一篇短文中如此描述顾城性格中“爱做梦”的一面：“他有许多爱好，除了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和在纸片上画画，他还喜欢独自一人冥想，这种状态的不断持续，会使他变得异样起来@。据说顾城很喜欢睡觉，他甚至可以连续地睡觉。只要有五分钟没人同他说话，就五分钟，他便无声无息到梦乡里去了。古希腊人将梦乡(demios oneiron)理解为世界的一部分。死去的魂灵通过梦去到阴间。所以死亡、睡眠和梦在神话中关系非常紧密。死神撒那特斯和睡梦之神修普诺斯是兄弟，都是黑夜女神的儿子(黑夜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叫尼克斯Nyx，在罗马神话中叫诺克斯Nox)。有一次顾城的母亲胡惠玲出差，这个小胖从晚上一直睡到第三天黄昏。他一直在做梦，各种奇异的事情从他面前滑过。当他醒来之际，只看见太阳在西边升起。谢烨觉得，生活对顾城来说不过是走向梦海的沙滩。
　　由此可见，梦乡不光在彼处，却是已在此处。顾城觉得，自己将是梦的一部分。他的梦乡是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他的作品层出不穷并且发展着。神话和梦有诸多共通之处。我问顾城，他是否知道弗洛姆。他说读过他《逃避自由》的中译本。我推荐他阅读弗洛姆的《童话、神话、梦》。我认为，比起弗洛伊德和荣格，在这本书中弗洛姆站得离地道的中国观点更近。该书对当代梦的解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将梦解释成文学艺术各领域创造力的源泉，文学艺术无疑与顾城有联系。不管怎么说，这对《红楼梦》和李元贞同样适用，他的文章《红楼梦的梦》正是以此立论。这篇文章说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论，然而其中隐匿着一个深刻的真理，在中国没有人比曹雪芹将这一真理阐明得更好。弗洛姆对此的阐述建立在临床以及文学实践的基础之上，这些实践主要是来自西方世界，但是也有部分来自东方世界。在梦中，我们不仅仅只是少了点理智，没有那么文质彬彬了，“而是比清醒状态时更睿智、聪明，具有更强的判断能力。”林顺夫也同意李元贞的观点。
　　正如我所发现的，对顾城来说，神话远远没有童话那么有趣。“很可惜，中国古代文学并没有童话”，他重复了两次，明显是为强调这一看法的意义。在他喜欢的外国作家里面，安徒生没有列入其中，但告诉我，他非常钦佩安徒生。在他题为《给我的尊师安徒生》的诗歌里，表达了他的企盼：“沙漠变成了一个碧绿的世界”，为我们星球上的孩子们。
　　我愿在这里安歇
　　在花朵和露水中间
　　我将重新找到
　　儿时丢失的情感
　　童话，在汉语里面意思是给孩子们的故事。“童”就是顾城所言“童子性”的“童”。这个顾城同样也说了两遍。顾城的“童子性”类似李贽所言“童心”的概念。石磊(Wilfricd Spaar)将这个概念翻译成德语的“unbelleckte Herz”(未受污染之心)。李贽同名的一篇文章如是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侧重点有所不同：它已经根植于他的天性并化为内在信念，顾城强调的是孩童般的纯真，而不是人类的孩子气。而在李贽那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纯真的特质，而是没有被污染的人之天性，没有世故圆滑。从一方面来看，顾城更侧重“女儿性”一些，关于“男儿性”，他没有跟我说过。
　　没有人能预言顾城会如何进一步成长。但如果我还是想刻画其特点的话，就会遭遇到如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中要回答斯芬克斯之谜的处境：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我将这样来回答：身为成年人的顾城一直是孩子，就他年龄和时代的水平而言，仍然也是孩子。谢烨说“离开了我他完全没有生活能力，完全依赖于我”，这话肯定也是恰当的。顾城从来没有过和小说主人公宝玉那样的经历，哪怕是在大体上类似的一次――他的父母必须去执 行上级党组织的指令，但他们也“无心”：孤独寂寞的顾城只上了三年的学(1963－1966)；作为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他对上学没有多少兴趣。作为牧人他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更确切地说是牧猪人。他得到的爱很少，比一个孩子正常成长过程所必需的爱还要少得多。所有亲人中，外婆孙淑贞在他童年时候倾注的关爱最多。她对于顾城有些像贾母对于宝玉。她虽不是母亲，但顾城有两首诗歌都是为她而作。在孩童时代，顾城必须自己来造就自己，没有母亲双手的拥抱，没有母亲慈爱之心的指路。只是和他的梦在一起，自然，以及自然的形状、声调和色彩构成的宽大调色板，在他那儿保存了下来，进入了他的诗歌作品。这一切使得作品复杂化了，从而人们无法只通过梦和他对童话的偏好，以及顾城的“童子性”来解释他的作品。
　　从“颓废的艺术”展览回到顾彬公寓的路上，说到冯铁的书时我突然想到，顾城藏书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的“童子性”怀疑了好一会，便问：“您家里真的没有书吗?”
　　我们当时正好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一座半塌未倒的房子旁，顾城站住了，指着我们右边的废墟说：“我们在新西兰的房子看起来和这个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不是混凝土，而是木头的。我在那里怎么可能有书呢?屋子的天花板还有好些窟窿。不过现在下雨雨水不会再进来了，因为我请人修过。但老鼠还是可以在这里找到每天所需之粮。它们也不鄙视纸张，这是您也知道的。”
　　老鼠在汉语里面也可以是益鼠，如家鼠或褐家鼠，问题还是抛给了我：什么是真实情况?只要顾城说出平均大小和长度，就足够了。不，压根没有什么老鼠，跳过顾城和谢烨的衍缝被，或者“木耳”的羽绒被。
　　“它如何对您产生影响的呢?”我问道，没有掩饰我的惊讶。我想起曾经读过的小说，巴金的《寒夜》和加缪的《鼠疫》。
　　“对我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顾城回答道，“但是谢烨受够了这个纠缠不休的、长着长尾巴的小东西。它们让她觉得恐惧。您知道，有时候看着它们，观察它们真的很有趣。当户外已经非常寒冷，在新西兰寒冷是经常的事，它们在灯罩下愉快地相互依靠而坐，脑袋向上，相互用身体蹭蹭对方，尾巴向下垂着……”
　　“这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您这是夸大之辞，高利克先生。”
　　“老鼠会传播许多疾病。在中世纪数千万人因鼠疫而亡。它们还会传播黄疸病。您应该将这个写下来，顾大师。”
　　“这事顾城儿不要管，我去做。”谢烨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这是第一次，她用北京腔说顾城的名字，格外温柔。
　　“谢烨应该就此写篇文章，对我来说老鼠跟所有其它动物都一样。只有当它们过于频繁地拜访我们的小茅舍，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不堪忍受的时候，才让我觉得讨厌。后来我们养了一只猫，有些老鼠被猫消灭了，有些则是被赶走了。”
　　“我绝不愿意相信，像您这样一个人，一个声名和文学成就皆享誉世界的人，会这样生活。我能理解，二战期间巴金的作品里会偶然发现老鼠。有一些我也可以生动活泼地来讲述：卡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的学生时代(1956－1957)，我们在普实克教授的指导下研读蒲松龄的诗词，从中了解甚多的是：贫困、疾病还有老鼠常常是他们家的不速之客。但那可是在17世纪末。”
　　顾城在经济状况上显然比蒲松龄更窘迫。1987年底他们抵达新西兰，可没过多久，在风景如画的海边陋屋，他已是一贫如洗。他肯定了解酸涩野草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知道什么叫做一个月没有吃一块肉。
　　“我的母亲是一位中医。”谢烨解释道：“从她那儿我知道一些可能的办法，在我们周围找一些可食用的植物来吃。但是我们怎么能用它来喂养我们的孩子呢?”
　　“我决定，去搞到一只刺猬，而且不管用什么方法煮来吃掉。”顾城继续我们的谈话且说道。“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到呢?感到愧疚的是，我先杀死了它。但是后来，煎炸好了，结果表明，肉非常少，而且有一股刺激性的味道，不宜食用。最后猫得到了这只刺猬。”
　　“1991年7月我在悉尼拜访陈顺妍(Mabel Lee)博士，并从他那获悉：他试图通过养鸡，来改善窘迫的经济状况，但是并没有因此获得成功。”
　　“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激流岛上的罗基湾(Rocky Bay)属于自然保护区，后来我们才得知，这儿养鸡是允许的，但是数量不能超过一打。我们最后养了大约两百只。一个邻居把我们告发了，因为大清早的鸡鸣声使得他很反感，尽管鸡平常的咯咯声他还喜欢听。我们必须中途退出并放弃，这也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我们就靠间或的一些稿酬维持生计。”
　　“你们是怎么到新西兰的呢?”我问。
　　“相当简单”，谢烨说，“我们两个人都痴迷《红楼梦》，顾城儿在一次当代中国文学的会议上遇到了闵福德(John Minfbrd)，这个会议是1987年12月中旬在香港举行的，闵福德是英文版《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翻译者。闵福德把我们带到了奥克兰，起初顾城在那里举办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讲座，但是后来经济萧条，他失业了。讲座课是他能胜任的事情，他做不了其它的事情。我也无法分身工作，因为我要照顾他和小‘木耳’。在新西兰我们得到了一个避难所，但已不再是了，我们必须自己为自己操心了，但是您说，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得到一年的奖学金”，顾城说，“我的理想是，回到新西兰之后，像陶渊明那样生活。在偏僻的异国，在当今的时代，这究竟有没有可能?我大概还是会去从事农业生产。”
　　前面提到在新西兰岛上像陶渊明那样生活，这个想法与我一致。当我打量他瘦弱的体型，扼要回顾他迄今为止的经历，对他的打算很怀疑。大师，我心想，他们首先需要那些“米希纳斯”，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复活节的前几天，诗人北岛从丹麦的奥尔胡斯来访，在顾城那儿住了些天。北岛习惯到深夜才去睡觉，需要喝着扎啤和伙伴们辩论。北岛来访的那些天，顾城非常之累。故比我们先前约好碰头的时间稍微晚了点。他和谢烨下午三点之前打来电话向我道歉。事实上没有那个必要。我恰好利用这迟到的半个钟头，来读读他那些已翻译成英文的诗歌，还翻看了《顾城诗选》的《后记》，其中末尾的缩写字母R.I.P让我非常诧异。
　　“谁写的后记?”见面后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顾城回答，“您问问孔慧怡(Eva Hung)吧。”
　　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建议了，我自己对自己说道。“我下次有机会问问。”我响亮地说。“R.I.P.可能是某个作者名字的缩写，但是也可能是一个拉丁祝福语的缩写：requiesca(n)l in pace，中文意思是‘安息吧’，在基督教国家常常用作墓碑碑文。”
　　“你看，顾城，这是他们对你的祝福。如果你真的已是安息长眠，我将会因此而获安宁，那该多好啊!”
　　顾城嘲笑了妻子的“诚挚祝福”，并且努力 地，睁开他沉重的眼皮。
　　孔慧怡7月15日写的回信到了。R.I.P.另有所指。《后记》是该书的两位编辑撰写的。
　　虽然1991年我在香港从孔慧怡那儿半价购得这本英文译本，但是一年之后，1992年的耶稣受难节才拿到手，这天并不适合读这本书。这部诗集叙事性很强，抒情成分极少，是一个让人兴奋不已，几乎带有狂欢情绪的故事系列，故事或长或短，名为《布林的档案》。这是一个花名册，类似领导人物的资料。在之前或现在的极权政体的国家里，它伴随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顾城写道：“布林是一个孙悟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很小的时候就在我心里捣乱。他不规范、喜欢逃学的天性，使我觉得很有趣。我常常想他，给他编故事，用纸片记下这些故事，我甚至还用古文写这些故事，并且配上插图。”
　　当谢烨准备我们所需的咖啡之时，我对顾城说：“在我早些时候看来，就中国文学而论，布林比孙悟空更接近牛魔王一些。孙悟空比牛魔王和布林更为正面。”
　　“如果您这样认为，我也不反对。但是孙悟空和牛魔王一开始有很多共同之处。”
　　谈话中我没有提到布林与奥林匹斯山万神庙的某“神”之间的相似，一个或许值得详尽讨论的问题。只要把顾城所写的布林故事的开始，与莫里兹(Karl Philipp Moritz，1756-1793)阐述的赫尔墨斯的简要特征进行比较，就很清楚了。在德国文学和美学上诸多伟大代表人物，如温克尔曼、莱辛、歌德和席勒，莫里兹和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顾城的原文如下：
　　布林生下来时
　　蜘蛛正在开会
　　那是危险的舞会，在半空中
　　乐曲也不好听
　　布林哭了
　　哭出的全是口号
　　糟糕!赞美诗可没那么响亮
　　接着他又笑了
　　笑得极合尺寸
　　像一个真正的竞选总统
　　于是，母马认为他长大了
　　他一迈步就跨出摇篮
　　用一张干羊皮
　　做了公文包
　　里面包着一大堆
　　高度机密的尿布
　　他开始到政府大厦去上班
　　莫里兹的原文如下：
　　当朱诺正在沉睡，朱庇特和妩媚的迈亚偷偷合欢，在一个荫凉的地穴中生下了墨丘利。分娩的日子到了，这位圣子在大清早诞生了。中午他便弹起了自己发明的琉特琴，晚上偷走了阿波罗的牛群。几个小时之后：
　　直到白昼将尽，他蹑手蹑脚回到母亲的房间，爬进摇篮中，自已把自己裹在襁褓里，左手拿着他最喜爱的玩具――琉特琴。
　　差别在于讽刺风格描写下的人物性格，但是神话，即永恒的人性，在此是显而易见的，神话以各种变体重复，因此也始终更新着。顾城的“骗子”版本中，人追寻着存在主义意义上所思考的现代精神，却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中。
　　我说：“那我们就针对荒谬的嘲笑来聊聊吧。”“今天是耶稣受难节，在这一天，基督徒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亡，他在墓冢中得以短暂地安息。”
　　“我没有提出这个话题。毕竟布林也死了，或者非常之好，如死了一样。红色的大型轿车排成了长长的队伍，数以百计的中国子孙参加了最后的送别。正如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痛苦没有造成感情用事。然我要说的是：那里也有建造剧院的罗马士兵。布林的葬礼，人们跳着舞，就像在迪斯科舞厅一样，喝着啤酒，嚼着口香糖。”
　　“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教义，生平和死亡，我也知道一些。但我不是基督徒，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以跨文化的视角来看他；我非常尊敬王国维，他是一位拥有这种视角的大师。就一方面而言，王国维写了些有关大诗人李煜词作的文章：人们可以说，这些词都是心血之作。没有人杀害他，也从未为谁流过血，李煜和耶稣两个人具有共通之处，具有自我牺牲和舍己为人的精神。这使得他们与佛之间联系起来。”
　　我补充了顾城的思考：“我想，从王国维跨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还有更多。尽管王国维著作甚为丰富，有很多卷。作为诗人，文学或美学批评家，他可能还是笔记体的大家。在他述及的一切中，尤为重视佛陀涅�的传说。释迦牟尼在两棵树之间涅�，之前的很多年，他向人类宣讲其学说，肉体的苦难是现世最重要的构成内容，他教人们去理解它。而耶稣作为罪犯在各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中间，在此之前，他着重向人们讲世人之爱与相互宽恕。李煜，作为五代南唐的最后一位君主，成为无力的人质，死于获胜方宋朝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帝在位之间。”
　　“我倒是很想和您一起去参加《红楼梦》的会议，只可惜我外语不行。”顾城转换了话题。
　　“我将很高兴地告诉您这个会议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就此有些讨论。我从动物园火车站(Bahnhof Zoo)下车就来您公寓。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接下来的两天我也需要您的热情款待。4月25日的星期天，安娜・顾彬将举行她的坚信礼，我想为他们家人把公寓空置出来。”
　　“当然没有问题，您将是我们欢迎的客人。”谢烨紧接着说。“我们在柏林还有一个闲置的房间，原本是安排给木耳住的。”
　　“顾城声称要像‘宝玉’”，我继续我们的谈话，“如果他已经无法成为活的宝玉，至少还愿意做一个死的宝玉，在社会的意义上而言‘宝玉’已死。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符合。我对谢烨说，您和薛宝钗或是林黛玉，完全都不像。若您丈夫把家庭成员与《红楼梦》的人物一一对应的话，从现在起我就称呼您袭人了。”
　　谢烨马上对涉及和顾城关系的解释进行了评论，对于她的新名字，倒没说什么。我想到一个问题，但是没有问，为什么她似乎对大观园的这种归类觉得满意。虽然我必须问，但是我还是及时限制了我的“比较”。袭人从来没有成为过宝玉的正妻，她不过是宝玉比较宠爱的，甚至有了男女关系的丫鬟。最后她嫁给了别人。或许谢烨对我的类比感到有些惊诧，也始料未及。尽管当顾城和我都在场时她反复说明和顾城的分离对她来说肯定是很难的。宝玉完结太虚情缘，与一僧一道一同离去，袭人注定要忍受悲伤。我相信，谢烨她能够克服这样的悲伤。
　　“在国家图书馆的前厅，我为你们俩买了份小小的礼物：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lav Klimt)代表作《吻》的复制品。”
　　“我知道这幅画，而且非常喜欢。”顾城敏捷而俏皮地说道。
　　“那给我们展示下这幅画吧?”“袭人”问道。
　　“这幅复制的作品中：一个齐膝的男人，吻着他的女朋友，情人亦或妻子。她将之从信封中取出，便发现上面的题词，是我用中文附上的，出自《红楼梦》第六回，在梦中秦可卿密授宝玉云雨之事，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之后：“自此，宝玉视袭人更自不同，袭人待宝玉也越发尽职了。”
　　他们两人一起读过引自曹雪芹小说中的这句话――未加评注的原话。
　　“袭人”将这幅复制之作放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当告别离开的时候，把它忘在那了。
　　4月19日，即复活节这天，也在我即将启程去波恩之前，我们又聚在一起了。碰面的理由很简单：顾城和谢烨想让我陪他们去逛波茨坦广场上的旧货市场，而我想让他们帮忙搬下寄在他们公寓的行李。就在不久前，在北岛的 帮助下，顾城花了600马克买了一尊源自西藏的小青铜菩萨雕像，在这个广场上，他看的主要都是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如铸有玛丽亚，特蕾西亚头像的银币，或者木刻的手枪模型，但是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一路我们都热烈地进行着讨论。在靠近卡尔斯巴德大街的一侧公园，我们几乎像纪念碑似的站在那，讨论着诗集《水银》。
　　“我必须承认，您诗集《水银》里面很多东西都令我费解。我原本确信：您诗歌具有梦幻特征，精神气质如孩子般的纯稚。这些信念显然开始出现了断裂。这部诗集是您发展中迈出的一大步?或者是说为了找到自己道路的一次尝试?我们知道，它对于您的很多同道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我努力想去表达一些什么，然在字的优美意义上而言，描绘和阐述于我而言，无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我追随着自己的声音和视角。夜晚的梦和白日梦，最有可能也是它们二者，对于我同样重要，但他们不是全部。例如，我听见声音，看到图像，阅读他们的意义并将之写下来。通过进入环境且陶醉于此，意义栖居在环境之中，正如我感觉到的那样。我并不关心字在字典中的意义，而是字的空缺，这些空缺在一个句子中、一首完整的诗中，在时空中。例如诗《时》：
　　轻手轻脚地走
　　放东西
　　隔壁说话
　　这里每个字所陈述了什么无关宏旨，而在于表明：在空间中我们人类无法理解自身，时间对于空间来说则是一个契机。
　　“但是为了上帝，马拉美当时在谈话中就对德加说过：不要以思想写十四行诗，而是以词语。”
　　“我很尊重这两位大人物的看法，但也能看到另外的问题。不要忘了，我是立足于道家和禅宗的思维方式。我已跟您说过，对我来说，关乎哲学或美学的思考，三个名字至关重要：老子、庄子和慧能。‘心’是慧能一些思想的基础。纯洁的心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出发点，或者我的归宿。例如诗《禅》或《顿悟》。”
　　“可以看出，您遵循了十二世纪严羽的诗歌理论。”
　　“当然，但不只是他。我刚刚提到的慧能，他将‘心’带入我们的哲学。在汉代的艰难时代，‘心’被我们遗忘了。您看曹操的诗歌，尤其是那首《短歌行》，描述了那个时候生活的毫无出路和忧郁。遗憾的是，中国忘却了后来的禅宗传统。佛教传统来到中国，就像自生自发的。印度文化和我们的文化旗鼓相当。那时候中国势力强大，把佛教学说作为所需之物吸纳进来。这和后来的情况，和我们遭遇的情况完全不同，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欧洲文化开始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在此刺激下我们提出了“富强”的口号。我们既没富，也没强。结果是，我们没有能力创造性地吸纳欧洲文化，佛教学说和梵语文学的倡导也是一样。这导致了我们的衰弱，在政治、军事和社会上努力的失败，以及导致我们没有能力去判断：从外来影响中接纳什么?去何处寻找自身文化遗产的未来?要终结这样的历史，我信奉的这些，即我所喜欢的《庄子》的《秋水》和《老子》第58章‘光而不耀’篇，这虽然说的是智者，但是对我而言，是任何文学与艺术的精髓，也是诗歌的精髓。”
　　“您知道那喀索斯的神话传说吗?在中国人知道它至晚是在1929年，当时梁宗岱写了一篇关于保罗・瓦雷里的文章。”何其芳因这篇文章写了诗歌《预言》。
　　“我听说过，只是我不知道，您想到的是什么”。顾城说。
　　“没有想什么特别的，首先是它在奥维德《变形记》中的象征。那喀索斯没有留心年老者泰利西亚的预言，迷恋上自己在湖水中的倒影，淹死在水中。我现在研究您的问题要胜于欧洲历史学家。若是如此，过于强调自我观照对您的作品与其说有益，不如说有损。尽管也不是必须这样做。另外一方面，按施莱格尔所说：‘诗人向来都是自恋者。’梁宗岱将瓦雷里的诗《水仙辞》翻译为中文。诗作中那喀索斯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人：他对映射和认识的真理性存在兴趣盎然，这并非诗人的劣根性。”
　　顾城没有回答，在我离开柏林的倒数第二天，他将一篇名为“答问”的小论文塞到我手中，在这篇文章中，我找到了他对我的看法的回应：“在希腊有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个少年，迷恋上自己的倒影，最后化为花――水仙花。与中国诗歌世界的广阔领域相关的是我与它的关系，如下：我不看重时间、注解、笔记和评论，也不在乎那精细华美或五彩斑斓的人生，我只凝视着这光，它让我得以宁静。”顾城对“光”没有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大概这光和老子所言的光有几分类似，但是更确切地说它类似光束，人们可以从严羽的“禅”和顿悟中推论而知，即：“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或者：“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我认为：顾城的光或光束，汉语中这两种表达人们只需要一个字，光或此或彼正是我在这里所援引的内容。我们的时代，同严羽推崇的诗歌鼎盛时代的诗艺，相隔太遥远了。
　　评判顾城诗歌的最大障碍是，或者说至少是，他的语言。在刚刚引用到的同一份手稿中，顾城写道，他没有用通常的方式来写诗。“我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字本身能够活动、延展，如在《水银》中那样，它们能够在不同的方向上游移，或者特点发生改变。因此很多字对他们来说不具备特别的意义或者关系，而像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不断更新原来的形式和爱好。这些字自由，充满魔力，接着一个字开始对另外的字反感，在碰撞和运动中，一首新的诗歌便出现了。”这是如此一部戏剧，里面有单体汉字、尤其是不确定的音符，身在此意在彼的东西，大体上无可争辩，且可以作为一般准则。读者的期待视域在此广袤无垠。有时候作者自己也给不出什么意见。顾城无法告诉我，他一部诗集中比方说“为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这些是否与俄国未来主义的新艺术语言有几分相似?抑或是与西方达达主义的作品异曲同工?抑或是现代禅宗信徒的一个新“公案”?现代禅宗信徒对其弟子放任自流，让他们自己获得顿悟。我们一起读顾城“魔幻般”的诗歌《滴的里滴》，这首诗德语被译为Tripedrit，其中的汉字极度自由，它们不符合通常意义上人们书写时的意义。例如，“盘子”，即盛放东西的器皿，而在顾城的这首诗中，表现的则是一阵强烈的阵风，暴风雨中的水滴滴答声，或者是象征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类似之物。1985年以来，顾城借鉴他同时代俄国的未来主义，以及西欧的达达主义，旗帜鲜明地进行了类似的探索：他试图使得他所处时代的诗歌创作成为问题，从而能收获新的、有价值的发现，至少是去促成向这一方向努力。至于这与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并没有问过他。他于1991年开始创作诗集《城》，描写了1989年他所在北京城的事件，依然是他单纯的想象，或者梦。北京城和顾城之间构成一个神秘的统一性：汉语中“城”也称“城市”，也是他的名字。
　　大约两个钟头后，我们回到了顾彬的公寓。午饭有用调料调制得辣乎乎的肉，煮得软软的面条。午饭后，“袭人”开始找忘记了的那副仿画。“曹雪芹的词语真的是太聪慧了”，她对顾城说，“你还是放弃做你那个令人讨厌的宝玉吧!”
　　4月24日早晨我从波恩回来后，顾城在北岛来访之后的疲劳迹象，已看不出什么踪迹了。他满眼悲伤。这位万分敏感的诗人，学会了不哭泣，所以他极力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据说他的诗歌中的鱼常常会这么做。忧伤与梦幻之际，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但是没有落下泪来。他刚刚收到父母的来信，信中父母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担心再也见不到儿子一面。
　　“会议开得如何?”他问道。
　　“每一个会议，只要是顾彬组织的，就有其自身的诱惑力。这次也没有例外。需要我现在把会议上那些五花八门的人以及他们的文章说说吗?当会议论文集出版之后，这就是批评家该干的活了。会议上讨论到梦问题，真假关系、娱乐与小说中描写的疾病、与翻译相关的问题、以及女性美学等等。您对歌德《浮士德》和《红楼梦》中‘永恒的女性’的‘能’与‘不能’怎么看?我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与会者觉得非常惊诧，没有人能给我一个回答。”
　　然而这个问题完全是依顾城的趣味而设。对于那些久久等待着他们伴侣的人来说，大观园的女子们，是一个话题。
　　第二天，大清早六点钟柏林自由大学的车慧文博士(Dr.Hui-Wen von Groelling-Che)把我们送往利希滕贝格火车站，这个火车站的车向东驶发。顾城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我已经习惯了这位天才的中国诗人，这次分别对我来说似乎就是一个真正的离别了。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