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位工作流程怎么写_今天，党报还应该做群众工作吗？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工作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党报作为各级党委的机关报，理应在群众工作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随着报业环境的变化以及传媒改革的深入，党报群众工作的状况究竟如何？近日，笔者对川渝黔鄂沪浙苏7省市的12家党报进行了调研，发现党报群众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化。
　　
　　部门之变与职能之异
　　
　　搞新闻群众工作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毛泽东1950年在谈到处理群众来信时就指出：“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①1950年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要求改变现有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编辑、采访、通讯、联络等项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应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实行适当的分组。②按照这一要求，人民日报社和省、市委党报编辑部设立了以下各部（组）：国内政治、工商（或财经、工业）、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③从这个时候开始，群众工作部正式成为各级党报的一个部门，党报群众工作得到了空前发展。可是，近年来，一些党报的群众工作部纷纷撤销或者合并。
　　在所调查的12家党报中，只有《贵州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解放日报》4家党报还保留了群众工作部（或简称“群工部”）这一机构。《四川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曾经把相关职能归并到理论评论部，2002年5月又把相关职能划到新成立的新闻专刊部下辖的热线工作室，2003年11月新闻专刊部撤销后，热线工作室并入新成立的社会新闻部，2005年改版时社会新闻部与体育部合并成立社会•体育部后热线职能消失，目前报社没有专职的部门负责舆论监督，通联工作在记者部。《重庆日报》群工部改成社会新闻部之后，通联工作由区县新闻部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归到社会新闻部。《成都日报》2001年复刊时就没有群工部这个部门，而叫社会新闻部，后改为社会调查部，下辖党报热线负责群众工作。《浙江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群众工作职能划到记者读者部。《新华日报》群工部跟记者部合并成立了记者通联部。《苏州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先把群工职能归到总编室，后又成立了社会生活部负责群众接待和热线工作，通联工作则由集团新闻研究室负责。《杭州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相关职能几经变化，现在由城市新闻中心下辖的“热线新闻”负责。《贵阳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成立了记者二部，负责B叠都市新闻，接待来信来访这块归到了总编室，“读者天地”版面则由专刊部负责。
　　群工部为什么要撤销？被调研的党报相关人员都无从谈起，但笔者隐隐感觉到有的报社认为群工部这个部门不适应新形势下党报发展的需要。果真如此吗？一位朋友告诉笔者，经济越不发达的地方，党报群众工作保存得越好。事实上，调研结果表明，不仅西部贵州和中部湖北的党报保留了群工部，上海的党报也保留了群工部。我们可以说贵州经济欠发达，难道说湖北和上海的经济也不发达么？对于一些党报纷纷撤销群工部的举措，刚刚卸下《解放日报》群工部主任头衔的蒋梦丹不无感慨地说，群众工作部这么响亮的名称，干吗要丢弃呢？而《新民晚报》①的做法则给蒋梦丹的话加了最好的注脚，该报自1982年复刊以来就建立群工部，前几年一度改为读者联络部，现在又恢复了群工部的名称。对此，有26年新闻群众工作经历的《新民晚报》群工部主任王明国认为，新闻群众工作的内涵是“读者联络”所没法概括的。
　　部门的变化对党报群众工作有没有影响？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有的报社群众工作职能被分解了，如《重庆日报》接待来访在社会新闻部，通联工作在区县新闻部；《苏州日报》接待来访在社会生活部，通联工作在集团新闻研究室；有的报社群众工作的部分职能消解了，譬如舆论监督职能，在好几家党报就难得一见。又如处理群众来信，有的报社大量信件长期积压而没人处理；再如通联工作，有的报社已经没有了通讯员队伍；有的报社群众工作版面被压缩了，通讯员稿件很难见报等等。无论是保留群工部的报社还是撤销群工部的报社，大家的一致感受是，除《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福建日报》《山西日报》《云南日报》等少数党报群众工作搞得不错之外，党报的群众工作职能正在萎缩。更让笔者觉得意外的是，在某家党报调研时，以前负责群众工作职能的部门主任以“该报群众工作做得不好，担心研究时作为反面案例不利报社”为由不介绍任何情况；他把笔者介绍到总编室，总编室的人说不方便谈；又联系分管群众工作的某位副总编，该副总编说没什么好说的，让笔者去找党群工作部。党群工作部是报社内部负责党务、群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和负责新闻群众工作的业务部门是两码事，难道这位副总编真不知道？
　　
　　监督之窘与服务之迫
　　
　　一般来讲，新闻群众工作包括接待群众来信来电来访、通联工作、版面编排等三方面的内容，而版面编排又是群众工作的集中体现，版面编排从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舆论监督和服务群众两大块。《新民晚报》群工部主任王明国认为，舆论监督是新闻群众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分析了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老百姓到报社主要是反映问题的，这些问题大多适合作为舆论监督的报道，舆论监督就是要立足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对报社来说，开展舆论监督可以增强报纸的亲和力；三是舆论监督对报纸吸附广告有很强的作用；四是舆论监督对党和政府沟通联系老百姓起到很好的作用。
　　舆论监督这么重要，各家党报理应搞得不错，而调研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被调研的12家党报中，只有《解放日报》的舆论监督较好，其他党报舆论监督的职能要么是弱化，要么是消解。《四川日报》热线几经变化已经不热了，没有专门的部门搞舆论监督。《新华日报》虽然保留了“读者热线”栏目，但基本上是“读者反映＋记者答复”模式的小稿子，难见有影响的舆论监督。《贵州日报》群工部的“读者天地”版由于没有专职记者，监督性的栏目“记者调查”稿源不足。《湖北日报》群工部的版面由以前的每周1.5个版（1个版舆论监督＋0.5个版读者评报）减少到每个月出3个版。而城市党报的热线新闻，大多停留在问答式的服务层面，舆论监督色彩不强。
　　对于党报舆论监督职能的弱化，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分会常务副会长的《重庆日报》社会新闻部主任刘春帼的感慨是，在近两年的全国省级党报舆论监督好新闻评比中，自己拿不出像样的稿子来。在舆论监督一片低迷的背景下，笔者在上海见到了亮光，不仅《新民晚报》舆论监督搞得不错，《解放日报》更是办出了品牌。除每周一个专版的“百姓心声”老总明确只能搞监督不能做表扬之外，《解放日报》还在一版上开设了品牌栏目“解放监督”，另外社会新闻版也发舆论监督稿件。
　　党报舆论监督乏力，正转换成报业市场竞争中的不利。《新华日报》原群工部主任刘寿桐提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华日报》、《扬子晚报》不敢做的舆论监督稿件，而同在南京报业市场竞争的《现代快报》和《江南时报》却做得很漂亮。其实原因很简单，《现代快报》是新华社主办的，《江南时报》是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主办的，这两家报社的舆论监督当地领导都没法干预。而《现代快报》对作为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支柱的《扬子晚报》冲击势头不减，舆论监督就是比拼的重头武器。
　　舆论监督难，已是舆论监督工作者的共识。但与其一味从体制和机制方面去抱怨，还不如在操作层面上多动脑筋。“事实准确，与人为善”，是担任《解放日报》群工部副主任多年的王玲英在舆论监督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新华日报》记者通联部副主任王书明认为，舆论监督应着眼于帮忙而不是添乱，应把握三点，即出于公心、事实准确、放在宏观背景下判断是非。《新民晚报》群工部主任王明国呼吁对舆论监督记者给予宽容和保护。除舆论监督外，党报群众工作版面内容体现的另一块，即服务群众方面做得怎么样呢？调研结果表明，与省级党报相比，城市党报②群众工作的服务性要强一些。有的省级党报群众工作服务职能也已经弱化甚至消解，有的省级党报取消了热线和相关版面，甚至服务群众的渠道都没有了。即使服务功能保留比较完好的省级党报也大多停留在“等客上门”的状态，“主动出击”力度不强。城市党报一般都有热线部门、热线版面或栏目，24小时为群众释疑解惑。《苏州日报》和《杭州日报》的热线新闻都与当地政府的“12345”便民电话合作，除处理报社接到的热线外，还把12345接到的群众热线进行处理。《成都日报》的热线提出“有求必应”的口号，有12条中继线，8位接线员，号码962211简洁易记。《长江日报》是少数保留群工部的城市党报之一，不过它的热线不在群工部而在社会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处理热线报料的突发事件，像群众诉求一类的稿件才转群工部版面刊发。在调研的12家党报中，群众工作服务群众“主动出击”做得比较好的是《解放日报》，除传统的信访接待之外，该报群工部还有两条热线，一条热线接听读者投诉，另一条热线是新闻报料，这是该报“等待”服务群众的内容；与此同时，在“主动出击”服务群众方面，报社推出“把办公桌搬到基层”的做法，群工部记者到静安寺街道深入采访三个月写的一组报道还获得了上海新闻奖一等奖；两周一次的“手拉手”版面，是群工部经过精心策划帮助困难群众的一个品牌。此外，每年三个长假，群工部还要组织长假热线，阶段性地对群众进行专题服务。“群众工作不能光依赖来信来访，要走出去，不能光依赖来信来访来判断，要靠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来判断”，这是《解放日报》原群工部主任蒋梦丹感受最深的一点。
　　
　　受众之迷与群众之惑
　　
　　谈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提到与之相关的受众工作这个词汇。在对12家党报的调研过程中，即使群工部已经撤销的省级党报相关部门负责人，都没有对群众工作这个概念提出疑问，而城市党报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居然有人不知道群众工作为何物。在一家城市党报，笔者通过社长联系，社长让找办公室（实际上应该是总编室负责协调采编系统），碰巧办公室负责人不在，社长又让找新闻研究室，在新闻研究室聊了半天，才知道承担群工职能的是社会新闻部。在另一家城市党报，笔者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新闻研究所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竟然问什么群众工作，他们那里没有群众工作，要联系党群工作部，笔者见不对路，赶忙让其联系热线工作部门。两相比较，笔者调研时只好用不同的口径，在省级党报提“群众工作”，在城市党报提“热线工作”。
　　在与调研对象交流的时候，笔者发现省级党报的人对群众工作认识大多非常清楚，而一些城市党报的人对群众工作认识比较模糊，他们更倾向于受众工作这个概念。其实，受众工作和群众工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新民晚报》群工部主任王明国认为，群众工作不等于受众工作，受众工作是急功近利的，只考虑受众需求给报社带来的短期利益；而群众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关心老百姓在想什么。《新华日报》原群工部主任刘寿桐也认为，群众工作和受众工作的指导思想不一样，群众工作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强调服务群众，受众工作从报社的利益出发强调服务报社。
　　除指导思想不同之外，受众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手段、性质、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就手段而言，为确保有效发行量，报社负责受众工作的部门往往要搞各种各样的促销，而群众工作不需要这种促销，它需要的是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地看到报纸，报纸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群众呼声，帮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受众工作也讲究在报纸内容方面做文章，但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追求轰动效应的“爆猛料”、“吊胃口”笔法，不像群众工作那样实在。就性质而言，受众工作一般都是商业性，且不说各类调查公司本身就是企业，也不说把调查数据卖给媒体，媒体又依靠这些数据去吸引广告商并换取广告回报；就是媒体在受众注意力中捕捉嫌贫爱富的购买力原则，足可说明一切。许多新闻媒体对高购买力人群关爱有加，以致媒体的都市化、富人化倾向十分严重。与受众工作的商业性不同的是，新闻媒体的群众工作则强调公益性。不管你购买力强不强，也不管这项工作能不能赚钱，只要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闻媒体都责无旁贷要做好，即使是赔钱，也不应该有怨言。与都市化和富人化不同的是，新闻媒体的群众工作更应该关注广大困难群众，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就评价标准而言，群众工作的首要评价指标是社会效益，这个指标由群众的满意度来决定。而受众工作则不然，发行量、收（听）视率是媒体追求的目标，只要这个数字上去了就行，至于受众满意度如何，通常是考虑得不多。
　　调研中发现，一些省级党报在群众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公益性的工作，譬如《新华日报》每年要花费十二三万元来进行优秀通讯员评比，这在城市党报中是难得一见的。不过，无论是省级党报还是城市党报，都应该在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传统之痒与创新之痛
　　
　　虽然党报群众工作有丰富的传统经验，但党报的生存环境又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如何继承传统与创新思路是党报群众工作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在对12家党报的调研中发现，在群众工作传统与创新问题上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较好地继承了党报群众工作的传统。《贵阳日报》在接待群众来信方面保留了好的传统，他们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接待室，还能为来访群众免费提供矿泉水，并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规范管理；接待室工作人员语气温和，热情大方，使来访群众倍感亲切。《新华日报》通联工作做得不错，在通讯员队伍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两年一聘制有力地保障了通讯员队伍的活力；不仅每年用专款表彰奖励优秀通讯员，为解决通讯员队伍参差不齐和发稿难的问题，还倡导通讯员与记者合作；让通讯员免费到报社跟班学习，既熟悉了报社的流程，又提高了通讯员的素质。
　　二是一些党报既丢掉了传统，又没有创新。这种情况在那些群工部被撤销的部分党报中比较常见，有的党报群工部改为社会新闻部之后，对口联系公检法、民政、妇联等部门，版面上基本上是这些部门的动态新闻，全然没有了群众工作的味道；有的党报长期没有像样的接待室，群众来访很不方便；有的党报热线不热，接待室成了摆设。
　　三是既继承了传统又进行了有益的创新。《解放日报》这方面是典型代表，该报对来信来访进行电脑登记编号，随时可以方便查询；每封群众来信都有回复，而且回信中还有专用卡片，方便群众进一步了解情况；为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还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联合搞抽样调查，完全靠数据说话。
　　当然，传统也不能全盘照搬，有的东西不适应当下党报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继承。譬如现在群众来信来访量比10年前下降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思路就要改变。又如通讯员队伍建设，过去那种大量依靠通讯员写稿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形势如何发挥通讯员的积极性需要转变观念。而且，创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信息数字化、交流多样化，对老人马居多的群工记者来说是挑战；科学方法、先进工具的引入，对习惯了笔墨功夫的文人型头脑来说是挑战；洞察前沿，主动出击，对于那些习惯了等“货”上门的记者来说是挑战；重头活动需要的高额投入，对于那些经济实力不济的报社来说是挑战。
　　通过这次调研，笔者对党报群众工作的整体感受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在传统和创新的变奏中一些党报的群众工作依然有声有色，忧的是一些党报的群众工作职能正在弱化甚至已经消解。未到《解放日报》调研前有人介绍，说这家报社群众工作搞得好离不开领导重视，因为报社总编辑只管两个部门，一个是理论评论部，叫管“天”；另一个是群众工作部，叫管“地”。实地踏访，深感此言不虚。但愿其他党报的总编辑们，都能这样“心中有天地”，使新形势下的党报群众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助一臂之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报党刊群众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06XXW0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
　　
　　说明：
　　①在晚报纷纷都市报化的潮流中，《新民晚报》保存了自己的独立品格，既没有受都市报庸俗之风的影响，又延续了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亲近性，而且还有一种鹤立鸡群的高雅，而这种高雅是一般都市报没法给予的，只在一些成功的党报中能见到。因此，《新民晚报》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党报，但也决不是当下意义上的都市报，应该是介于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一类报纸。鉴于《新民晚报》在新闻群众工作实践和研究方面的成绩，笔者对此进行了调研，并把其可取之处引入到对党报群众工作的论述中。
　　②本文所指城市党报不包括直辖市党报，《重庆日报》、《解放日报》等直辖市党报归入省级党报。
　　注释：
　　①《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来源：新华网http://news.省略/ziliao/2004-12/14/content_2332688.htm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第1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