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比较优势与江南文化中心转移

关键词：城市比较优势;上海;江南

摘 要：江南地区历史上先后存在过四个文化中心，即南京、杭州、苏州与上海。南京与杭州都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而苏州与上海则主要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是古代首都功能的常态，这是由其时中国城市特性所决定。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交通发达，联系便捷，经济一体化加速，苏州在交通、贸易、人才诸方面优势明显，遂成著名经济中心，连带而成文化中心。近代上海在交通便捷、贸易发达、社会安全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成为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上海与苏州在自然禀赋、经济结构等方面尽管有不小差异，但在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方面，两者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却高度一致。在闭关自守时代，苏州优势大于上海，海禁大开以后，上海优势大于苏州。于是，明清江南文化中心在苏州，近代开放以后，便移到了上海。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4-0001-07

Key words：
urban comparative advantage; Shanghai; Jiangnan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re have been four cultural centers in Jiangnan， namely Nanjing， Hangzhou， Suzhou and Shanghai. Both Nanjing and Hangzhou have become cultural centers due to their rising political status， while Suzhou and Shanghai have become cultural centers mainly because of their rising economic statu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enter and cultural center was the normal function of ancient capital， which wa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ties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nan had developed traffic， convenient connection and accelerated economic integration. Suzhou had obvious advantages in transportation， trade and talents， thus becoming a famous economic center and cultural center. In modern times， Shanghai became 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developed trade，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factors.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Shanghai and Suzhou in terms of natural endowment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ocial background were highly consiste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center and cultural center. In the era of isolation， Suzhou had more advantages than Shanghai.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sea ban， Shanghai had more advantages than Suzhou. Therefore， the Jiangnan cultural center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located in Suzhou. After the opening of modern times， it moved to Shanghai.

从较长时段来看，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存在着随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转移的两种倾向。南京与杭州均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为江南文化中心，苏州与上海则主要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江南文化中心。

一

南京是江南地区第一个堪称文化中心的城市，也是第一个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的城市。

先秦时期，江南属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家笔下，这里土壤卑湿，丈夫早夭，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在全国数得出的城市与文化名人，均寥若晨星。西汉以后，这里经济有所发展，农业、渔业均有明显进步。三国孙吴对这里的经营，使这一带面貌大变，进入 “谷帛如山、民无饥岁”阶段。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南朝时的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1孙吴、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定都建康（建业、金陵、江宁、南京）。经过三百多年的经营，建康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这里街道宽敞，宫殿巍峨，寺庙庄严，儒学、玄学、文学等机构林立，文化名人荟萃。其时江南，尽管还有京口（镇江）、毗陵（常州）、吴郡（苏州）、会稽（绍兴）、余杭、东阳（金华）等城市，但它们的繁盛程度与文化影响，均不能望建康之项背。

杭州是江南第二个因政治地位提升而崛起的文化中心。杭州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秦代，但其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则始于五代时吴越国定都这里。正如宋人所言：“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1]59以军功起家的钱鏐，颇懂安邦治国之道，保境安民，不轻用兵，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鼓励贸易。钱氏祖孙三代统治吴越国仅七十多年，但对杭州城市影响极大。他们在原杭州城治所的基础上，建设了包括子城、夹城、罗城三重环绕新的都城，并修筑钱塘江堤，治理西湖，开辟道路，兴建宫殿，奠定了杭州作为伟大都城的物质基础。北宋时，杭州已是全国性大城市。南宋定都杭州，更有力地促进了杭州的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著名大都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南宋时期，尽管江南地区还有一批颇有影响的城市，如苏州、扬州、江宁（南京）、明州（宁波）、秀州（嘉兴）、温州、江阴等，但其规模与影响都远不及杭州，苏州、扬州都因遭受兵燹而有不同程度的衰落。

二

古代中国大城市，均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关键节点，都城是一国行政中心，郡城（省会）是一郡（一省）行政中心，没有脱离行政系统之外的独立城市。这是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关键不同。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是中国首都功能的常态。南京、杭州如此，长安、开封、成都等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亦如此。在这种格局与传统下，明清苏州，作为非首都城市成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就显得相当特殊了。

关于明清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问题，学界已有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这里仅撮其要者，作一概括。

明清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有以下三个方面突出表现：

（一）文化人才荟萃，作品繁盛而卓越

明清苏州普遍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书院多，文人众。苏州府考取进士，明代1055名，占江南考取总数27.3%;清代827名，占江南考取总数20.6%。其中状元数量，明清江南共79名，苏州府34名，占了43%。[2]苏州因此获得“状元之乡”的美誉。

科举之外，凡与文相关的方面，文赋诗词、书法绘画、戲曲音乐、雕刻园林、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方面，苏州均很发达，人才蓊郁，作品繁盛。

明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前七子”“后七子”中，徐祯卿、王世贞都是苏州人;明代归有光是崇尚唐宋古文的著名作家，画坛“吴门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风靡一时，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清代钱谦益、沈德潜、吴伟业均为文坛领袖，徐釚所著《词苑丛谈》是当时词学经典。至于通俗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更是名著众多，脍炙人口，许多代表性、巅峰性作品出自苏州作家之手。冯梦龙编著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是那一时期言情小说的代表;魏良辅变革昆山腔，使昆腔传奇成为明清戏曲主流剧种，被后人奉为昆曲始祖;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李玉创作的《清忠谱》、朱佐朝创作的《渔家乐》、朱创作的《十五贯》，都是清代戏曲经典。

数学、天文学方面，最杰出的是王锡阐与李锐。王锡阐既勇于接受自西洋数学、天文知识，又不迷信，努力会通中西，自成一番气象。李锐整理、疏解大量中国传统天文学、数学典籍，同时吸收西方数学知识，会通中西数学，成就极高。

医学方面，吴有性在研究各色传染病方面，唐大烈在集会讲学、切磋医学、编辑《吴医汇讲》杂志、开创吴门医派方面，叶天士在研究温病学方面，均领异标新，独步一时，影响甚广。

至于顾炎武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三惠（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以及惠栋学生江声在考据学方面的非凡业绩，钱大昕、王鸣盛在经学、史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唐甄、冯桂芬在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造园家计成造园名著《园冶》的历史地位，蒯祥领导建造紫禁城的非凡成就，早已为世所熟知。

（二）分工细密，精益求精

明清科举考试并不是完全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录取制度，而是实行分省取士制，即根据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录取名额进行有差别的定额分配。1这么一来，应试者众的江南地区，录取率就大大降低。据研究，清代江浙等省应试士子与中举名额之比，通常超过100∶1，高的可达145∶1，而北方顺天府和商籍的录取比例则在20∶1至50∶1之间。[3]其结果，99%以上的江南读书人，在由学而仕的道路上走不通，有相当一些人便去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即使在没有明确知识产权规定的时代，知识产品也存在着原创性、独占性品质。一个问题前人研究过了，出了成果，后人就不能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也没有价值。这样，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与学术专业内部的分工细化，必然存在着一定比例关系。某一领域从业人员少，则分工粗疏，从业人员多，则分工细密。分工细密会促使学术趋于系统、精细、实在。学术如此，技术、艺术也如此。康熙雍正年间，苏州加工布匹、丝绸的踹坊，就有450多家，那么多家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布匹、丝绸质量自然非同寻常。苏作工艺种类多达五十余种，且分工专业，加工精细，制作讲究，所以水平格外高超。[4]

同行众多，必然带来竞争。苏绣、苏玉、苏雕、竹刻、“四王”的绘画、顾炎武、钱大昕的考据，各种顶尖的学术、艺术，都是沿着精益求精路子，获得成功的。苏作雕工玉器以小、巧、灵、精出彩，无论圆雕、平雕，都优美别致，图案线条刚柔结合，不留碾琢痕迹。史称“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吴郡”。2

（三）引领时尚，影响广远

明代江西人章潢曾如此称赞苏州地区文化：“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也。”3在审美情趣方面，苏州已独立潮头。

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张瀚记述：“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4张岱也说：“且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诚哉其赶不着也！”[5]106“赶不着”三字，生动地描绘出苏州在服饰方面引领角色。王士性曾在多处为官，见多识广，他说：苏州人聪慧，喜欢艺术，“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6]33

苏州作为时尚中心与审美高地，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清朝宫廷对苏州艺术的欣赏与垂青。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两代的紫禁城，从自然景观到人文环境，都浸润着苏州文化元素。紫禁城是苏州工匠蒯祥领导建造的;皇家建筑用苏州金砖、玲珑的太湖石、精美的玉雕山景;宫廷殿堂使用苏造家具，墙壁贴着吴门画派的山水画，屋顶挂着苏州花灯，桌上摆着苏州钟表，衣饰、床帐、铺垫为苏州刺绣、吴罗、宋锦等织绣;皇室享用的绣品，几乎全出于苏绣名艺人之手;苏式南味食品成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皇帝、后妃生病，也会请苏州名医施诊。康熙、乾隆皇帝十二次南巡，前后在苏州驻留114天，占整个南巡时间十分之一以上。乾隆皇帝对苏州景致百看不厌，特命画师徐扬将苏州美景永远留存，以便回宫后随时展阅。这导致名画《姑苏繁华图》的诞生。乾隆皇帝对苏州厨师所做菜肴特别喜欢，于是将其带回宫中，以便不时品尝。故宫博物院所藏一百八十多万件套藏品，很大部分与苏州有关。[7]乾隆皇帝对于苏州文化，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孔飞力说，江南是让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赏又满怀妒忌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如果有什么地方让清朝统治者既羡慕又恼怒，那就是江南，“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8]94

明清五百多年间，苏州只是在清代的一段时间里做过江苏省省会，是与江宁并列的两个省会之一，其余时间并不是一省政治中心，其行政地位不及江宁，也不及杭州。但是，它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文化中心。

明清苏州文化中心的地位，主要是经济因素促成的。

交通便捷、贸易发达是关键因素。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其不同河段，包括苏北的里运河、连通苏鲁的中运河、山东的鲁运河、连通津鲁的南运河、连接通州与北京的通惠河，由于自然与人为种种因素，时常淤塞，难以通行，只有连通扬州、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一直畅通无阻。江南运河打通了太湖、钱塘江、吴淞江、娄江（今浏河）与长江的联系，经过桐乡、嘉兴、无锡、常州等城市，苏州恰好处于江南运河的中心点，成为江（长江）、河（运河）、湖（太湖）、海（东海）的交接点，既可贯通南北，又可串通东西，四通八达，将富庶的杭嘉湖平原编织成纵横交错的网络。据张海英研究，明代苏州府通往嘉兴、上海、通州、芜湖、湖北孝丰、安徽广德、徽州等处的水陆商贸路线至少有12条。[9]58这得天独厚的位置，使得苏州稳稳地居于江南经济与社会中心。清初人称苏州为天下四聚之一。所谓“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乾隆时期学者称：苏州“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10]258

苏州还有着发达的海外贸易。明清苏州与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菲律宾马尼拉、交趾、占城、暹罗等地，并通过马尼拉与拉美各地发生贸易关系，输出丝绸和各色丝织品，输入白银等。福建、广东等出口的丝绸，也多由江南转运。明代苏州己是一外贸兴旺的大都市，诗云：“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时人记述：“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揍，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用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称赞苏州外贸盛况：“它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能买到。”[12]238苏州没有出海口，浏河、上海便是它的外港。1

同样地处江南的南京、杭州，同样地处太湖之滨的常州、湖州，尽管自然禀赋、经济发展也相当了得，但是，比起苏州来还是稍逊一筹。乾隆时期人刘大观评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13]103所谓“以市肆胜”，即指苏州商业较杭州、扬州更为繁荣。清中期人就苏杭二城进行比较：

苏州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14]146

所论至为允当。

三

近代上海是第二个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江南文化中心的城市。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前，是普通的沿海城市，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均远不及南京、杭州与苏州。开埠以后，上海文化地位迅速崛起，至迟到20世纪初，就已经成为江南文化中心。其标志性因素有三：

一是文化人才集聚。朱熊、张熊、任熊、胡远、虚谷、朱傅、赵之谦、蒲华、钱慧安、任薰、任伯年、吴友如等众多并非上海籍画家，由于多种因素而移居上海，从而形成“海上画派”。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沈毓桂、袁祖志、李伯元等众多文化人，或长于科学技术，或长于文学，或长于诗词，从苏州、常州、杭州等地汇集上海。

二是引领新学说、新思想潮流。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引进西学的机构主要有9家，其中7家设在上海，包括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益智书会等，各类西书七成以上出自上海，西方新學说、新思想的传入，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还是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无论是进化论，还是民约论，几乎都是先传入上海，然后扩散开去。

三是引领新闻业、出版业潮流。近代江南之有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之有新式出版业，包括引进石印技术、铅印技术，均从上海开始。即使中国古籍出版，19世纪中后期上海，也远远超过苏州、杭州等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古籍大量重印，均由上海完成。

上海在开埠以前，其文化方面在江南地位并不高，科举考试不及苏州、杭州、常州等处兴旺，所出文化名人尽管有陆深、徐光启等极具光彩，但终不及苏州、杭州、常州那样群星闪耀。即使在松江府内，上海县文化氛围也常遭士大夫鄙视。明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1所谓“东北五乡”即指上海。意思是说，上海县人不如松江府城人那么简约、质朴、守规矩，府城重文，上海重商。

上海在开埠以后，快速成为江南文化中心，主要在于上海城市性质的变化，在于上海快速成为中国最大城市，也在于上海与江南其他城市关系的变化。

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245万，杭州65万，苏州60万，宁波、绍兴各45万，南京40万，上海城市人口，几乎相当于上述江南其他几个城市人口的总和。2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无锡27万，宁波25万，镇江22万，金华21万，绍兴18万，永嘉15万，常州13万，青浦、常熟、嘉兴各10万，松江、嘉定各7万，江阴5万。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来是393万。[15]606-607换句话说，上海以外的上述这些江南城市人口的总和，才是上海的9/10。

集聚到上海的那么多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16]114-117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产业方面，近代江南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据统计，1912年以前，上海有华资企业48家，其他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有15家;1912年至1918年，上海新增94家华资企业，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3家;1919年至1923年，上海新增华资企业170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8家。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15]570由此可见企业向上海集聚的趋势与比重。

上海快速成为江南经济中心，与江南城市格局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有关。1860年至1864年，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广大地区激战，南京、苏州、常州、杭州、宁波、绍兴均曾被太平军攻占，江南地区遭受空前破坏，大量人口涌入上海。战争结束以后，尽管有不少人返回原籍，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成了上海居民。

上海快速成为江南经济中心，更与上海特别的政治环境有关。上海自1860年以后，便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无论发生什么战争，包括中国国内战争（太平天国战争、辛亥革命战争、江浙军阀战争）、中外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及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战争（日俄战争），上海因有租界的存在均保持中立地位，置身战争之外。这种战时中立地位，是得到包括中国历届政府、西方列强认可的。[17]

上海快速成为江南经济中心，与租界的营商环境有关。与战时中立同步，上海租界禁止中国军队进驻与通过，禁止中国警察入内执法，禁止中国政府对租界内华人征税，这些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也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如此一来，租界之内的华商，倒是避免了被租界以外各种势力（包括清政府、北洋政府、军阀与土匪等）的侵害。租界内的能源供应、融资环境、人才集聚等，也为华商提供了较为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人的各种需求当中，安全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需求。1860年以后，安全是上海城市集聚的最重要因素，于是，人口集聚、人才集聚、财富集聚，中国最富庶区域江南的人口、人才、财富，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与速度集聚到上海，江南文化中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上海。

明清苏州与近代上海，都是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苏州鼎盛处于中国对外封闭时期，也是河运发达时期，上海鼎盛则处于中国被动对外开放时期，是海运发达时期。大运河畅通，河运发达，运河沿线城市便发达。大运河淤塞，海运发达，沿海城市便发达，运河沿线城市便衰落。

但是，作为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上海与苏州的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却高度一致。它们都处于交通枢纽位置，都处于对海外联系比较便利的位置（尽管苏州不及上海便利），所依托的都是广阔的江南腹地。两者之间，此起彼伏、一脉相承的关系相当清晰。

上海开埠以后，其营商环境優越之处，早为敏感的苏州商人所知晓，特别是1860年以后，苏州危险、上海安全的信息，已成社会常识。于是，苏州商人、文人竞相涌入上海。诚如包天笑所说：“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上海在一年一年发展中，宁波人也来了，广东人也来了，各省的人都来了。但是像宁波帮、广东帮，都是从海道来的，不免带了一点洋气，而苏帮却是从内地来的，营业也就有国粹意味。不过近岁以来，苏人以近水楼台，也想分我一杯羹，因此在上海营地产事业，迁居上海的也就多起来了。”[18]367包天笑也是由苏州迁移上海的苏州人之一。他的描述，生动地展示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性特点。从小范围看，苏州是苏州，上海是上海，从大范围看，特别是沪宁铁路通行以后，长三角一体化程度加强，苏州已成为上海后花园，上海、苏州已属于同一个城市群，两城市各自的优势已逐渐成为城市群共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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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