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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编辑专业”归去来兮 !] 归去来兮

    时间:2019-02-07 04:31: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曾几何时,复旦大学新闻系好不容易增设了一个“编辑(书刊)专业”,但因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只“昙花”一现便夭折了,不免使人感到痛惜。      一   
      上世纪20年代伊始,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创新闻系,在中国创办了第一个新闻学科。嗣后不少知名大学都闻风而动,先后设立新闻系或报学系。奇怪的是,在我的印象里,这些新闻学科从来就是重“采写”而轻“编辑”,这与报社总编辑撑大旗、编辑部掌握版面的实际太不相称,也许编辑是默默无闻“为人作嫁衣”,记者却抛头露面署名见报的世俗原因吧。但是,中央主管这方面的领导却不是这样想的,像胡乔木同志一直主张新闻院系要重视培养编辑人才,因此借1952年院系调整之机,便把燕京大学新闻系易名为“编辑专业”并进北大(后不知何故于若干年后又恢复为“新闻专业”)。只是习惯势力使然,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北大编辑专业课程安排基本上纹丝不动,编辑课仍然是作为仅有的一门业务课(到报社实习还是主要由记者指导),甚至原来的系主任蒋荫恩调去当总务长,由他亲自开设的编辑课就乏人传承,只好到有关单位去求援。记得当时请到中宣部报刊处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当兼职授课,但毕竟是非专业老师,讲授内容缺乏系统性,而且大多是介绍报业情况。至于复旦新闻系,也是同穿一条连裆裤,从其教学组织可见一斑。我是从燕京新闻系―――北大编辑专业毕业分配到复旦新闻系的,感同身受这老一套。当时系里共设三大教研室,一是“新闻理论”;二是“新闻采访与写作”;再有就是“新闻史”。“编辑”势单力薄,只作为“教学小组”挂靠于“采写”教研室。和北大的“编辑”号称专业相比,自是相形见绌。不过后来还成立教研室了,那是与“评论小组”合并成的“拉郎配”,才有了自己的归宿,不再寄人篱下了。接下来是中国知识分子备受煎熬的荒唐岁月,自己的命运还无法掌握,谁顾得上学问学科?以致如今全国设立诸多新闻院系,而“编辑”课依然处于弱势,不成气候!
      又是曾几何时?改革开放之初,有些学者重提旧议:在北京召开的“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为“编辑学”、“出版学”正名(说实话,“编辑学”就是比“新闻学”有学),应昂然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这次又亏得胡乔木同志挺身而出,于1984年专函建议高教部在北大和复旦试办编辑专业。于是,我们复旦很快就接到建立该专业的行文;同时获悉北大、南开也接到同样的通知(都是发给中文系的),仅三所名校获此重任。
      
      二
      
      这里要交代一个背景。当时复旦新闻系设有两个专业,一是老牌的“新闻专业”,另一个是由引进的“传播学”为基础的“国际新闻专业”。时徐震当家,他雄心勃勃意欲成立新闻学院,而上面规定至少要拥有三个专业方能升格。正好中文系对建立新专业不感兴趣,徐震就想到借新闻系重采写而轻编辑为口实,不费吹灰之力便从中文系渡让过来,决定按高教部意图,兴办与新闻业务实质上有点距离的“书刊编辑专业”。
      说办就办,可是雷厉风行的。在还没有绘出蓝图之前,便先有一曲“前奏”:系里派吴圣苓同志(现为上海教育报刊集团总负责人)和我专程出差去摸摸底,分别走访了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和北大、南开的中文系,看看兄弟院校如何着手组建,准备设置哪些课程。此行收获不大,除了得到中宣部的关怀和指示之外,北大和南开都是彼此彼此,白纸一张,只达成一些共识,算是一次友谊性的拜访吧。
      返回之后马上组织班子,拟订教学计划同时着手招生。我们的招生办法与众不同:一不面向社会,二不在本系招生,三不要中学毕业生,而从文科各系修毕两年的学生里物色。我们认为,编辑人才不宜太单纯,先在别的学科打下两年基础,再学两年本专业的课程,等于发挥双学位的效应。这些生源来自经济、历史、法律、外文、中文等系科,带着各自不同的基因起着“杂交”作用,正适合这个专业的要求。于是风正一帆悬,乘长风破浪直航:第一学年招到18名学生;第二学年就增加到26名。至于师资,也得天独厚。一方面借重新闻系的优势,让学生修读一些本系热门的选修课。系里专治新闻史的姚福申教授当仁不让,竭尽全力为《中国编辑史》编出讲义(后成为专著公开出版,据悉四川大学等高校仍采用为教材,前两年重新修订再版),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得到出版单位的鼎力支援,派出资深的老编辑为我们开设主修课。比如张汶同志开设《编辑学概论》,吴添汗上《编辑应用写作》,徐庆凯上《编辑与写作》,还聘请中文系陈炳迢(已故)上《工具书应用》(这四门课的教材后来都作为专著正式出版)。系里也配备教师跟班上课,作好接班准备……此外,还请来上海大学刘达临上《社会学》,其他如出版界的名家罗竹风、宋原放、江曾培、郝铭鉴、巢峰……等都曾赏光而来上专题讲座,皆获好评。一时专家云集,为新专业添上异彩。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出版局长任上的王国忠同志(退居二线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视同己任,亲自参与其事给予大力支持。还给我们出了不少好点子,建议我们去请教几家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件事―――他竟然在百忙之中想到为我们设计了一个“专业教育”的展览,指示有关同志把社藏历年出版的珍贵图书和刊物分门别类排成两张大长桌,供学生参观和翻阅。事后得知,这些书刊是宝贵的资料,轻易不拿出来展示。这样的实物教育无疑是锦上添花,加深了学生热爱本专业的感情;也使我们深感在刚刚起步便获此关怀而备受鼓舞!
      然而风云叵测,谁料得“春风桃李为谁容”?“编辑专业”招生仅三届,而且正当欣欣向荣之际,巧也不早不晚,复旦新闻学院大张旗鼓准备挂牌时,突然宣布“编辑专业”停止招生,并决定拱手奉还给中文系。后者仍然不感兴趣,接受之后只以专业名义办了一期“作家班”,便寿终正寝了。及今想来,也为此深感“失之东隅”而未能“收之桑榆”而抱憾。因此我只能喟叹:“编辑专业”命运多舛,唯援“呼唤”旧例,盼其“归去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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