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定型：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变迁

周思睿

[摘  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由课堂灌输、时事政策教育、社会实践三种方式组成，政治课则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最重要载体，其课程质量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教育革命”后，中学形成以政治课为主要载体，在课内进行理论灌输与时事政策教育，在课外进行社会实践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延续至今并有力地促进了学生政治思想的形成。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学政治课

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以学校为场域、以课堂为主渠道、以培养学生政治思想为主要目标的过程，政治课这一载体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文以1949—1960年北京市中学政治课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发展历程、课程设置以及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所担负的作用，展现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从草创、发展再到定型的全过程。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初创：1949—1952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为达此目标，就必须首先清理旧思想的影响。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明确，新区学校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逐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1]1950年2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学政治教育的问题》，也提出教材内容以“中国现状与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2]，在各个年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50年8月，教育部发布《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规定“除各科均应贯彻政治思想教育外，初高中各年级均设政治科目，以期加强中学政治思想教育”，政治课在排序上居各学科之首，每周2课时，初高中6年共240课时。[3]这一时期中学政治课之所以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要其来“初步消除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蒙蔽和歪曲宣传所造成的，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抱的怀疑心理”[4]。因此，在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下，中学政治课的地位得以快速提升，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也主要依靠政治课来进行课堂灌输。

在短暂强化后，对政治课认识的偏差开始影响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课内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主要载体上。当时认为随着学生思想的改变，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应该着重国文、历史的培养和帮助，其次要督促学校行政更加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5]。因此，北京市教委提出“部分较强的（政治教员）可提拔为副教导主任，能担任历史、国文课的转任为国文历史教员，这样政治教员的名义变了，所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不变”[6]。这种认识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尽管一直被重视，但政治课地位却开始下降，“虽然要求通过国文课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但主要由于一般国文教员政治水平太差”[7]，而且清理旧思想的任务依旧需要有课程担纲，因此，政治课得以继续延续，但地位上已经成为国文、历史等科目的辅助与补充。

对政治课作用认识的不到位，使得从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政治课课程设置呈现出极强的应急性，对课程规划也缺乏前瞻性。北京市在1949—1950学年规定初三到高三均讲授“共同纲领”，然而学年结束后便提出政治课存废问题，认为“下学期如照目前方式进行下去，则有了困难，从初三到高三都讲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讲完后再讲什么尚未确定，但政治课全部取消是不适宜的，主要是教会和私立中学未经改造，一般文史地教员尚不能很好担负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因此政治课的存废问题，应该只是考虑变动政治课的方式和将部分政治课取消的问题”[8]。最终，从1950—1951学年开始，北京市初中政治课全部取消，高中根据各校实际情况或只在高三讲授“共同纲领”，或高一讲授“社会发展史”，高二、高三讲授“共同纲领”。

此外，中学政治课的教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其他科目一样，也受到了政治运动干扰。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并非作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社会实践出现，而更多在于通过斗争方式快速实现“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的目的，这就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如土改时期对教员套用农村阶级斗争模式，对部分出身成分较高的教员进行集中的大批判，同时任意撤换教员，导致人心惶惶，系统教学受到严重破坏，以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1950年7月专门发文，要求不得将教员的政治学习变为清算斗争[9]，1952年初，北京市又要求市私立中学初三、高二、高三政治课全部暂停，以“三反运动”为主要教学内容。[10]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正常的课堂教学工作尚且很难进行，更遑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政治课的有效开展。

总的来看，1949—1952年尽管教育部门十分重视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被强化，但因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很快转向以国文、历史科目为主要载体，加之政治运动对教学活动的干扰，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尚处于探索时期，其效果不如预期。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也指出，虽然学校中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经在进行，但“政治教育的质量一般不高”[11]。

二、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发展：1952—1957年

1952—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中学政治教育体系基本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考虑，中学普遍增加时事政策讲授，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得以拓展，但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课则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走向。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强化与政治课地位弱化所带来的目标与效果之间出现张力，其原因一方面是对政治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中的认识偏差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也与机械复制苏联教育模式有关。

为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再限于課内理论灌输，而是结合时事来进一步进行。早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北京市教育局就曾决定有计划有系统地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间暂定为两周，高中政治课则暂缓进行。[12]自1952年春季学期开始，教育部决定将时事政策课编为一门单独的课程。[13]虽然之后时事政策课并未再出现于课程设置中，但以国文历史科目为主、其他科目为辅进行课内理论灌输，以报告、交流、讨论等形式讲解时事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

增开时事政策课及加强时事政策教育意在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实际上其目标与效果间的内在张力却在不断拉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一些地区便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毛泽东指出，除了官僚主义的影响外，“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4]。

这一时期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主要问题是，虽然强调通过国文、历史等科目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国文、历史科目有其本身的教学任务，与政治理论问题之间只能通过相互联系的方式进行讲解，很难进行系统科学的灌输，这就使得课堂内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教育;时事政策教育虽然能够使学生增强对具体政策的理解，但这种手段也无法很好地进行系统理论讲解。而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担负思想教育主要功能的政治课，其功能实则已被拆分，存在已略显尴尬。这就使得高中政治课逐渐被边缘化，时任教育部政教司司长李正文回忆：“当时认为政治课的思想教育作用可以由其他所有的课来代替，不要再开政治课了。”[15]

这一时期政治课的弱化也与复制苏联经验有关，以致更加降低了本应发挥主干作用的政治课的地位。1951年3月，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科教材必须保持完整的科学性和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同时以苏联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教科书。”[16]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方面，由于苏联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教学的方方面面，单纯意义上的“政治课”仅有“苏联宪法”一门，因此，1951—1952学年开始，政治课这一名称全部取消，也学习苏联改为具体科目的讲授，模仿“苏联宪法”设立“共同纲领”，1954年后改为“中国宪法”。这一机械化的学习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苏联已经成立三十余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在学校教学以及学生生活的各方面，中学生自幼便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教育，因此单一的宪法课足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但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学生出生于国民党统治时期，自幼接受的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社会主义有天然的怀疑，旧的思想尚未消除。如1950年北京市教委会关于中学政治课问题的决议中便指出，现在基本上解决了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的错误认识，然而还存在着对苏联的怀疑，如苏联是否会侵略我们，苏联何时归还侵占的领土等等[17]，而“布新”的工作更需要通过课堂内的系统性理论灌输来解决。因此，机械地学习苏联中学政治课模式实则更加肢解了政治课的系统化理论灌输功能，加之课时的减少，政治课的思想灌输功能逐渐零散化。

随着政治课的弱化，1952—1957年间政治课改动频繁。1951年，教育部《关于改定中学政治课名称和教学时数及教材的通知》就明确自1951年秋季学期开始，中学政治课取消，改为具体科目讲授，初一、初二停课，初三讲授“中国革命常识”，高一停课，高二、高三上学期讲授“社会科学基本知识”，高三下学期讲授“共同纲领”，每周均为2小时。[18]课本方面，中学政治课因没有全国统一的大纲与教材，主要以通俗读物替代。1951年11月29日，教育部又发出《关于中学“政治课”略有变更的通知》，决定高一增开“社会科学基本知识”，每周2课时，高三政治课调整为每周1小时，全年讲授“共同纲领”。[19]1953年7月22日，教育部发出《中学教学计划（修正草案）》，决定初二重开“中国革命常识”课[20]，但一年后又因缺乏合适教材而取消。最终，《1956—1957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的通知》将政治课课程压缩到1949年以来最少，只在初三开设“政治常识”，高二开设“社会科学常识”，高三开设“中国宪法”，每周均为1课时。[21]但1956年8月，又因缺少课本，教育部决定暂停初三至高二的政治课。至此，中学政治课在这一学年实际仅剩高三的“中国宪法”课。[22]与课程被压缩相对应，政治课规范性水平也一直较低。在教材方面，人教社在1951年与1954年就已编写了两套全国统一中小学教材，然而政治课各相关课程教材仅在1956年出版过两本，一本是初三《政治常识》课本，实际只讲述宪法内容，另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授参考提纲》，其他课程均使用代用教材，直至1957年恢复政治课后，系统性编列政治课教材才被提上日程;教学大纲部分，1951、1952、1956年分别编写过三部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然而第一部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及教材编订目录直到1959年才发行，这也可见政治课在当时中学教学中的边缘化地位。

这一时期随着对政治课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国文、历史科目替代了政治课课堂灌输的功能，新设立的时事政策课及之后的报告、讨论、交流等形式也替代了本可以由政治课承担的时事政策教育功能，而片面学习苏联中学政治课的模式使得政治课更加零散化，尽管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手段更加多样，要求逐渐提高，但实则目标与效果之间的张力却在不断拉大。

三、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定型：1957—1960年

1957年3月，毛泽东指出，“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中学应当有政治课”，同时要求“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23]这对教育部门的震撼并不完全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之前不受重视，而是在思想教育工作要求始终较高的情况下，其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教育部门经过反思，认为之前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存在三个大问题，“一是不能给与学生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二是不能给与学生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知识;三是不能给予学生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基本知识和道理”[24]，并最终认识到“只有政治课才能直接地、系统地去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水平”[25]。

得益于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的直接推动，中学政治课得以快速重建。1957年6月8日，教育部发布《关于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的通知》，决定初高中重开政治课。[26]8月，《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规定，初中一、二年级讲“青少年修养”，初三讲“政治常识”，高中一、二年级讲“社会科学知识”，高三讲“社会主义建設”，初二为每周1课时，其余年级均为每周2课时，同时统称为政治课，不再以具体科目划分。[27]至此中学政治课正式设立并延续至今。9月18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文学课的课内外教学活动，均配合政治课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28]。最终，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曲折发展，政治课终于从边缘化的地位被提高到课内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不再是语文、历史等课程的辅助性课程，而其他科目则要配合政治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重要变化使得政治课地位显著上升。

政治课的重建无法掩盖其教材缺乏及讲授内容不系统的现状，编写大纲与教材也需要时间，政治课首先需要解决过去几年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实际绩效不佳的问题。1957年8月，在恢复政治课仅十天后，教育部就发出《关于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要求“今年下半年中学和师范学校原定各年级政治课的内容决定改为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29]。1957年11月1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中学政治课改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课，1957—1958学年一年中在中学各个年级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每周2课时，主要形式为讲授、报告、讨论、辩论，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教材，辅之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等。[30]此时政治课已不再限于理论灌输，而是将报告、讨论、辩论等时事政策教育方式也纳入其中，从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承担起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绝大部分功能。

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教育领域同样发起了“教育革命”运动。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是要求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陡然提升，当时认为“对于教育方针上最本质的东西，培养劳动者——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都没有着重来谈”[31]，毛泽东在总结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后也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32]。基于这种观点，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就不能仅单独依靠课堂内理论灌输与时事政策教育，而是要让学生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与政治运动，在实践中增强共产主义思想，“培养学生重视体力劳动，正是现在普通教育中特别重要的任务”[33]。1958—1959学年，中学各年级均增加了14—28天的体力劳动时间[34]，并且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了村史、社史、厂史、家史调查以及请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报告等实践活动。同时，学生还被广泛动员参加经常性的生产劳动。

最终，随着“教育革命”的开展，在汲取之前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学思政教育体系除了增添让学生直接参与社会实践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外，政治课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初步显露出中国特色。1959年3月，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有关中学政治课的教学大纲，明确政治课的任务要以“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发展常识、政治常识、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党的方针政策等教育学生”。课程设置方面，初中设政治常识课，讲授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发展简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方法等;高中设政治常识课、经济常识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课。课时方面，初一、二每周3课时，其中上课2课时，自习与时事教育1课时;初三到高三每周4课时，授课2课时，时事教育2课时。[35]中学政治课大纲出版后，全国统一性教材编写也提上日程。1959年，人教社組织编写了三本初、高中政治课课本以系统性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此时政治课体系已较为完备，在教材上也有了较强的理论性。

至1960年“教育革命”结束，政治课基本课程设置与讲授内容正式固定下来，初中以政治常识讲授为主，进行政治思想启蒙，高中则由经济、政治、哲学三大部分组成，系统性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的理论问题，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体现“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一政治课的课程与内容设置模式也延续至今。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基本形成，即以政治课作为主要载体，在课内进行系统性理论灌输与时事政策教育，在课外让学生利用课堂知识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与政治运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与实践，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得以定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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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文教局对于政治课存废问题的意见（1950年8月1日）[A].北京市档案馆藏，001—023—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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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教局对于政治课存废问题的意见（1950年8月1日）[A].北京市档案馆藏，001—023—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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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市私立中学政治课变更教学内容以配合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指示指照（1952年1月）[A].北京市档案馆藏，153—004—01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