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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剿”期间蒋介石和陈诚关系之怪现状

    时间:2020-11-17 12:03: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黄道炫

    1930年代,蒋介石展开对中共苏维埃区域的数次“围剿”,作为蒋介石信任的爱将,陈诚在“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一生,用人无数,有始有终者,首推陈诚。蒋介石对陈诚的期待、信任和培植,超越常人。1930年代“围剿”期间,蒋、陈之间互动尤多,其间透露出的蒋、陈间介乎君臣师友之复杂关系,集团利益下的离经叛道,细加观察,颇有意味。

    集团利益下的离经叛道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是通过辛亥革命登上政坛,在国民革命中获得迅速发展的革命政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南京政权建立后,虽然这种革命性被迅速消解,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着重要影响,理论上也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作为国民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的陈诚,其言行颇具标杆意义。陈诚,字辞修,浙江省青田县人。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因邓演达援引入黄埔任教官,旋受蒋介石赏识。此后,陈诚在东征、北伐和国民党内部混战中屡建战功。到1931年5月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时,任十八军军长,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之一。蒋介石的日记中对属下吝于称许,但对陈诚则不乏赞誉。1930年陈诚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可圈可点,蒋介石在8月份的日记中写道:“陈辞修由济南来报告,甚慰。此将才也,甚有希望。”第三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对陈诚也有赞誉之词:“第十八军今日由黎川向大洋源前进,各部皆愁粮秣缺乏,不能前进,而辞修竟如期进行,可慰也。”抗战初期,蒋介石在感叹党内人才寥落、缺少臂助时,提到的仅有两个可以分忧的亲信就有陈诚:“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交能代谋略者岳军(张群,字岳军)也。”正因对陈期许甚高,蒋介石夫妇不仅为其作伐,介绍谭延闿三女谭祥为其再婚对象,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因顾虑外界观感特电陈诚,告以国难期间不宜结婚,令其取消原定举行的婚礼。

    蒋介石对陈诚的重视,从其使用上也处处可以看出。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内反侧渐平,蒋介石应付重点转向已成燎原之势的中共武装,此时陈诚衔命出现于江西“剿共”前线,既体现着蒋介石军事重点的转变,也为陈诚提供了另一个磨砺舞台。此时,对于陈诚这样的国民党将领而言,旧窠臼虽未完全脱去,但毕竟非封建时代效忠一家一姓之家臣所可比,革命思想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围剿”期间,目睹社会黑暗的现实,陈诚在家书中留下不无愤懑的表态:“以现政府及环境关系,纵被赤匪如何烧杀,亦有让他烧杀。盖赤匪烧杀仅限于有产阶级,于穷人实无甚关系。而诸为富不仁者,实不杀何待。尤其贪官污吏之种种苛捐杂税,实在好叫赤匪来杀的一个干干净净。”这样的说法,当时如果公之于众,可能会让当权者瞠目结舌。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话语,如“不拉夫、不勒饷为革命军中最有力量而最普遍的口号。由打陈炯明而至北伐,军队获得民众情感。民众帮助军队,端赖此二口号之实行”,也是针对国民党军纪律每况愈下的状况,表达着自己的无奈和不满。由于陈诚所具有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对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虽然感戴不已,所谓“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在关键时候会选择站在蒋介石一方;
    但其对蒋毕竟已非唯唯诺诺、说一不二,蒋、陈之间言行上的互动,构成社会转型政治背景下的独特关系。

    在陈诚这一时期写给谭祥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陈诚对蒋介石的议论,因为是私密的家信,其中所言,刻意掩饰的成分较少,为我们认识蒋、陈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1930年,经过长时间的阅读思考,蒋介石宗教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年10月,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次年4月,蒋介石撰写《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一文,提出:“今日世界各派宗教,其比较的近于科学,而具有革命精神,且其人生观念,摩顶放踵,奋斗牺牲,实行其救世主义而最有益于人类者,不能不推耶教为首。”蒋介石宣称:“当此物质思想与精神冲突,邪说纷纭,礼教破坏無余之时……对于物质方面当力求其科学之昌明,以破除虚伪之迷信,而对于精神方面,当保持其宗教之精神与人格之所在。”蒋在文中谈到的这些观念,在早几天的日记中也有所提及。4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讲国界,故决不为任何一国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共产党指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测,亦从而和之,是盲从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与共产教在中国之损益与祸福及其时期之久暂,则敢断言基督教于中国国民有益而无损,不若共产党为祸之大也。”

    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并公之于众,对陈诚造成不小的冲击。4月27日,陈诚在家书中写道:“蒋先生要发表关于宗教的那篇文章,实在使我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信中他提到,将给蒋介石去信讨论这一问题。两日后,他又在家书中进一步解释其观点:“前日所谈关于耶教问题,每感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实为中国历史所未见。但怎样使这一变动适合民众的需要,使中国社会达到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总汇。目前虽然许多现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变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中所蜕化,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视共产主义为共产教,用耶教克服共产教,实在没有必要。同时共产主义绝不是共产教,用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耶教在中国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坚确,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坚确。”基督教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向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使者,而且也和革命党人打破迷信的信念相左,虽然蒋介石在文章中对此做了解释,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但并不能左右人们浸润已久的习惯思维,而以宗教作为中国人信仰的想法,更为陈诚所不取。在当时的时代,革命立场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动摇的。

    所谓革命立场,就“围剿”时期的陈诚而言,有几点是基本的:民众的立场、平等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在家书中,他曾长篇大论地阐述其对军人的看法,强调:“枪是保护人民的,军人是人民行动的护士,军人的情绪要与人民的情绪打成一片。军人不顾忌要做社会民众的领袖,但是切不要有意去做社会民众的领袖。”对于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陈诚痛心疾首:“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镖客,保护他们来剥削民众;
    自己的弟兄连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而且他们这群东西,把三民主义当做民脂民膏民命来吃。”陈诚这样的表态虽然看起来有点离经叛道,但在国民党内并不是绝无仅有,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民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国民党人的心理。他们和蒋介石的结合更多是出于个人感情和集团利益,以及在长期跟从中培养出的无条件的信任,但蒋介石在思想上并没有拿出使他们服膺的理论体系,相反,其中庸保守的态度还为相当多人所不满。正因如此,和中共阵营以信仰结合的团体相比,国民党的凝聚力远远无法和共产党抗衡。

    作为尚具革命情怀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前后,陈诚对蒋介石追求无上权力的心态和做法不无察觉,内心也期期以为不可。1933年5月,因第四次“围剿”遭遇挫败,陈诚致函蒋介石请辞,其中不忘提到读“陈独秀攻击吾党刺刀政治之言,不禁有感于中”。而在家书中,他更明确谈道:“今日之社会,没有武力不能确保和平,单纯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独裁政治之危险……我们如果要向社会主义途径上走,应以武力毁灭社会之桎梏与消灭社会上一切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反抗不合于正义的行为,这样以正义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应该说,国民党内有陈诚这样一批人士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蒋介石走向过度集权。

    公义和私利

    陈诚是蒋介石重用的下属,陈效忠于蒋,但其对蒋的效忠,并非一味盲从。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部,陈诚是比较敢于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者,而从蒋介石不以为忤看,蒋介石也并没有因为陈诚常持不同意见而影响对陈的信任。两人的互动,不乏龃龉和磨合,陈诚到江西后,直接影响两人关系的第一个考验就是邓演达事件。

    邓演达是陈诚的老长官,对陈有知遇之恩。1930年邓演达回国,试图组织第三势力反蒋。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对此,陈诚十分关心,曾致电蒋介石请其从宽处理。在家书中,陈诚说:“每忆我与择生(邓演达,字泽生),虽因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前日电总司令,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此时,蒋介石还有劝降邓演达之意,故暂对陈诚抛以顺水人情:“顷接总司令复电,准从宽大办理。”陈诚确实对此也感激涕零:“在公我固须随总司令为党国努力,在私总司令之恩亦不能不报。”但是,陈诚很快感觉到形势不妙。9月初,得知将要对邓组织军事会审严加审判,陈十分沮丧,致信谭祥倾诉道:“当其被捕时,即电呈总座,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接总座复电,亦准从宽大办理。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并极感总座之恩。为公为私,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惟恐不足图报于万一耳。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且连年目睹诸同志之互相仇杀,此心痛苦不可言宣。”

    11月底,邓演达被秘密处死。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发表宣言,消息传出。同日,陈诚电蒋介石,指称:“8月间择生被逮,曾奉梗亥电请为国惜才,贷其一死,当即蒙复迥参电,准从宽大办理各在案。顷据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处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賤,久承嘘植;
    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该电口气激烈,言下甚有指责蒋介石翻云覆雨之意。在蒋介石回电以“不可为私情而忘公义”相责后,次日,陈诚再电蒋介石,一面坚定与蒋关系,缓和蒋的感情,称“职久承嘘植,论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钧座”。同时在不能完全确定邓演达死讯时,继续为邓力争,冀挽救其生命于万一:“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万祈俯赐采纳,贷择生一死,则职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诚的努力当然不可能改变邓演达的噩运,在确定邓已被处决后,陈诚在家书中大发感慨,抒发其郁积的愤懑和不平:“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言论自由,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岂非先总理民权史之大污点乎。呜呼死者已矣,每以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其不会成功也。”如此激烈的言辞,句句出自肺腑,又明显针对着蒋介石,两人思想之鸿沟可谓泾渭分明。不过,吊诡的是,当发泄出对蒋的不满后,陈诚笔锋一转,又说道:“追随蒋先生迄已八载,我深信蒋先生足以继先总理之遗志,而完成革命。故自己无时不抱为时代之牺牲者。迩者国仇友恨,伤感交集,神志昏乱,饮泣终生,实无勇气于他也。即蒋先生待我之浓,或只待诸来生图报,只望诸领袖大寐有一觉之机,稍留些元气与后起者以恢复之机,则不禁焚香膜拜矣。”不难看出,陈诚这一大段感慨前后明显相互冲突,正如他自己所说语句之间显出“神志昏乱”。不过,表面的语无伦次并不真的代表陈诚已失去理智,恰恰相反,也许这正是陈之理智清醒的体现,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毕竟进退之间不能纯由个人感情,其间的分寸拿捏,正是宦场学问之所在。因此,不管内心有多少无奈,在发泄完自己的感情后,陈诚仍然不得不冷静地面对站队问题。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尽管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确实存在思想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结合就完全是出于个人私利,当1931年底传出蒋介石下野消息时,刚刚经历了邓演达事件的陈诚在家书中决然表示:“我决与之同去留。”数日后,他为自己的表态作出解释:“在这外患内祸的局面,如蒋先生骤然的摆脱而去,使军事政治失了重心后,我们相信现在所谓国内的任何伟人、要人维持不了这破碎的危机。”只要对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有所了解,就可以知道陈诚这段话曾多次被不同的人提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强人的依赖确有其可以遵循的道理,虽然可以指责陈诚们思想的糊涂,但很难怀疑他们内心的真实,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事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原因所在。

    邓演达事件中,无论是否掺杂个人情感,陈诚大体代表着公义的形象,而蒋介石则扮演着不那么光彩的角色。不过,在蒋、陈的互动中,这样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1932年6月,陈诚致函谭祥说:“你说你吃饭向为最重要,的确不错。你看哪个不是为吃饭问题而致妻子离散呢。真的为革命吗?我倒不甚相信。”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国民党虽自认革命政党,也不乏理想主义的号召,但其立党原则和终极目标终究偏于现实,即使以秉持革命原则自命的陈诚,其实内心更多关注的还是柴米油盐。因此,蒋、陈关系中,利益的纠缠屡见不鲜。

    1932年初,因“剿共”战争屡遭挫折,蒋介石十分懊恼,对部下的要求也日渐严厉。5月,陈诚家书载:“接何部长转来蒋先生一电,大意即不准剿匪部队之军官携带眷属,并限电到一礼拜内送走,不然要处罚高级主管。”对此,陈诚相当不满,大加抱怨:“本军官长素少带家者,然有带家者均出诸不得已。蒋先生下此种电令,固有不得已之苦衷,部下亦能体谅一切,但乡下因匪不能住,城市因无钱住不起,此亦人情也。我以为最难者,即我既不能不遵蒋先生之命令,又不能不顾及部下之困难。”固然,处理这一问题确有困难,但陈诚对此满腹牢骚更多可能还是因为自身利益的伤害。当时,陈诚梅开二度,与谭祥喜结连理,新婚燕尔,却因蒋介石这道命令不得不长期分居,陈诚的不满可以想见。所以,在家书中,这段时间常常可以看到陈诚对蒋介石的冷嘲热讽:“蒋先生此次下令不准官长眷属随军同住,闻因陈调元部失败,官长眷属亦被匪俘虏者,不知其数。故此次赴汉,想不便带蒋夫人同走。但其在汉勾留当不长久。”直到福建事变期间,陈诚仍然写道:“蒋先生夫妇同赴浦城,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客观而言,无论从年龄、资历、身份、地位来看,陈诚硬要向蒋介石看齐,都有越格之嫌;
    蒋介石不准军官携带家属,从严格治军角度说,无可厚非,而陈诚以此反责蒋介石,不免有失妥当。利之所在,要把定脚跟,即使对陈诚这样的人而言,也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

    更能体现陈诚逐利心态的,是其对所部权利的争夺。在家书中,经常可以看到陈诚关于部队经费问题的抱怨:“蒋先生对于其他不相关的人或军队,几十万几百万而不惜,对于基本部队却连饭也没得吃,在各将领固可谅蒋先生之苦衷,而部下实多怨言也。”“中央军是不怕多的,不要说发饷,连吃饭都可不管的。”当时经费不足固为事实,但此现象并非陈部所独有,而陈诚屡以中央军口气抱怨蒋之待遇不公,其实并未触及问题之要害。蒋介石对某些需要利用、争取的部队确愿给予优厚待遇,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军政目标,陈诚对此并非不知情,以此为依据要求蒋对自己另眼相待,未免不知轻重,引起蒋的恼怒当在情理之中。蒋在日记中曾写道:“见辞修,闻其不明事理之言,训斥之。中央直辖将领明显表示对杂军叛变者优遇,以为奖恶之根……此种倾向甚可虑也。”

    羊公不舞之鹤

    蒋介石一生,极重精神修养,对其最赏识的下属也不例外。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部属之一,蒋指导陈诚,可谓尽心尽力,在修身上极下工夫,期许也非常人可比:“甚望吾弟克自砥砺,准备一切,以为最后定国之用。”由于陈诚拔擢极快,蒋尤其强调韬光养晦、戒慎恐惧。

    陈诚少年得志,难免滋长骄气,所谓“外间声闻过誉,而不知自检自戒,无形中生长骄心”。陈诚之骄,在国民党中颇引物议,蒋介石也多所注意,数次致函陈诚,“戒其骄矜”。先是在电文中迂回批评,“十八军声誉鹊起,固为可慰。据一般观察,上下官兵已养成骄矜之气”。把整个十八军作为批评对象,避免直接刺激个人,但其真正所指其实双方都十分清楚。对此,陈诚不以为然,回电说:“九一八事件发生,而各官兵敌忾之情,不可终日,言行之间,不无激烈之处。外间不察,谓为骄矜,致劳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对于赤匪,无不谈虎变色。此种情态,殊为可虑。职每以赤匪绝非三头六臂为言,期能转移一般人之观感。”这等于间接反驳了蒋介石的指责,澄清蒋所谓骄气其实乃官兵之盛气。接到陈诚回电后,蒋介石不再客气,直接指出其所认为陈诚骄傲之处:“近来与弟相晤对语,别后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以你所言者,总括之,几乎天下无可用之人。换言之,即以无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间也。此为任大事成大业者,最不可有之缺点,亦即自满骄败之起点……中年之人,如能于韬光养晦之句,时加注重,则犹可及时蓄锐,以收后来发扬光大之效。”

    对于蒋介石不留情面的批评,陈诚内心五味杂陈,在家书中他强调的是蒋介石对他的期许,写道:“接蒋先生一长函,大意说我看不起人矫骄,非任大事成大业之道。但其望我之切,无异形于言表。”多报喜、少报忧乃人之常情,何况蒋对陈的期望确属事实,这样的反应并不为过。至于对蒋介石本人,陈诚回电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面不得不承认蒋的指责,表示:“骄气一节,在他人或系出于猜度,然职追随钧座有年,而职之个性学力,无不在钧座洞察之中。今以是砺职,闻之不胜惶恐。嗣后惟有切实悛改,以期无负钧座知职之明。”同时,他也不甘心就此认错,强调:“职亦不欲为羊公不舞之鹤,重辱教命也。”因为是蒋介石所言,所以陈诚不得不概括承受,但陈更要强调自己不是无能的不舞之鹤,潜台词其实含有“能者遭怨”之意。

    陈诚口是心非的态度,蒋介石自是心知肚明,无奈之余,只有祭起王阳明的旗号,以开导陈诚于万一。王阳明及其王学是蒋介石一生最推崇的中国传统思想,观诸蒋介石诸多言论,可资证实,勿待多言。这样一个不藏之秘,蒋介石对最信重的陈诚倾囊以授。1933年2月,他致函陈诚,告以:“身临江右,更觉阳明之学为可贵也。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并望注重阳明剿匪时之精神与方法。此固当时匪类智识不如今日赤贼之盛,故消灭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养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来成德立业,而能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从修养精神为基础。以修养精神者,絕非可即当唯心论者看待,而鄙视之。”蒋介石以自身为鉴戒对象,循循相诱:“凡宋明以来,成名之大儒,无论其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养而臻于实践之力得来也。故望弟对于存养省察、谨言慎行之端,须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颇矜持不群,轻弃收敛,至今思之,皆为好誉徇外之心所驰,而毫无把握,更无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时注意,不可放过,则德业有基,不患功业不立也。”其实,戒慎恐惧功夫,朱熹较之王阳明更多强调,但蒋介石向来有重王轻朱倾向,所以仍以王学为重点。在信的末端,他还不忘问及“阳明集抚州有买否?南昌亦可寄来也”,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对于蒋介石的指导,陈诚似乎并不十分领情,其复函颇堪玩味:“职学植荒陋,于阳明学说,虽曾研习,然始终不敢自信。何则,以总理之遗教,深入肺腑,其他无论何种理论,皆难有所超越。明知不合治学规范,然僻性难改,亦属莫可如何,此应陈明钧座者也。至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为职生平所服膺,窃愿于义于文,两无所蔽(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陈诚抬出孙中山来抵制蒋介石对王学的推介,这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中自是无懈可击,但说者听者当然都不会不知道这背后的潜台词。而且,陈诚意犹未尽,就在传统思想的框架里,他也要提醒蒋介石:“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既指出王阳明的不足,也提示蒋介石朱子的存在,而蒋介石对朱熹虽囿于儒教的序位,不能不加尊崇,内心深处重王轻朱的倾向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国民党人中,陈诚代表的是新派的青年军人,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想对他们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围剿”期间在部队驻地中学演讲时,他曾大讲“中国社会种种的罪恶,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当时他曾在家书中告知妻子:“我讲的话,青年们我相信当然欢迎的,但是党国要人们听到,恐怕要加我反动的头衔呢。不过,我相信我的总司令是十二分相信我,绝对不会有丝毫怀疑。我也管不了许多,要讲还是讲我的。”对于蒋介石张扬传统思想的举动,陈诚内心并不以为然。1932年底,蒋介石告以:“如稍有暇,应将曾胡(曾国藩、胡林翼并称“曾胡”)各全集及王阳明、戚继光诸书再看一遍,则养气断事,必有长进也。”对此,陈诚回复道:“虽读戚王曾胡之书,实际只可供参考资取法而已。若须与往哲精神同游,无论在事实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盖勉力学之,终难避画虎不成之讥也。职除受总理遗教之熏陶外,固无一事不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也。”

    1933年初,陈诚所部在第四次“围剿”中遭遇挫败,蒋介石屡电陈诚,一方面以精神修养相戒,另一方面则敦促陈诚研习传统兵书:“近日战况处处陷于被动。弟必烦闷愁虑。望详读孙子,尤须注意其地形篇。并嘱赵、罗、吴等各军长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坠势,再振士气也。”“今日中路军之战况,处置之道,应照孙吴兵略问答中第一篇之散地原则行之。惟此书各篇问答实为我剿匪军唯一之要典,而于进剿军进剿时所遇各种之情形与处置尤应服膺也,望督促各军师旅团长时时勤研”。

    4月9日,蒋介石致长函于陈诚,指点军事部署之余,与陈谈格物致知之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对蒋介石的上述指导,最能反映陈诚真实心理的,是其写给妻子的家书。1933年6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道:“下午蒋先生招各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在此百忙之中,蒋先生有此种精神,实可佩服。惟所讲我稍有不同意处,盖战术固有一定原则,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拘泥也。”这是说得比较客气的。同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他说总座(顾祝同)的话就尖锐得多:“总座给我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江西全省舆图》,而且再三同我讲这两部书,对于现在剿匪的重要。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一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其实,就了解江西实情而言,这两部书并非没有价值,或者说比蒋介石所推崇的王学及曾胡等更具价值,陈诚借顾祝同大发感慨,不无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之意,锋芒所指当是此时与他大谈穷理致知的蒋介石。

    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思想,蒋介石和陈诚间可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蒋有蒋的逻辑,陈有陈的想法,这或许就是蒋、陈间当年的代沟。蒋介石的教诲在陈诚这里遭遇的命运显示,虽然蒋介石尚有一言九鼎的威势,但陈诚却未必会三缄其口。蒋介石老套的修身主张,在其最信重的陈诚那里就已经遭遇软性抵抗,这大概亦是蒋、陈之间关系之怪现状。王朝已然颠覆,君臣似有若无,不管如何,君既不是那个君,臣也就不会再是那个臣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著作有《蒋介石与中国文化》《蒋家王朝1·民國兴衰》《张力与极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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