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治拾遗物语》与《搜神记》的比较研究

刘畅

摘  要：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古代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与中国小说相似的怪异小说，关于动物题材的小说便是其中之一。日本的小说集《宇治拾遗物语》第3卷的“雀报恩的事”与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搜神记》第20卷的“黄衣童子”都是以动物报恩为题材的小说，本文将两者做比较，从两者的内容以及形式方面的异同来探寻中日文学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雀报恩;二元构造;民间传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0-0-04

在中日的小說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动物的题材。其中，人类和动物结婚的小说，以及主人公勇敢击退伤害人类的动物妖怪的小说，动物报恩[1]的小说等占了相当的比例。如果仔细研究动物以及主题都很相似的小说，会发现在许多细节以及故事情节的展开发展上，中国和日本还是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很大程度是和中国和日本不同的风俗文化分不开的。比如说，在中国，除了少数民族的始祖传说以外，幻化成人形和人类结婚的动物是被当做妖怪来看，最终要被击退的，但根据日本古代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书的记载，这种动物是被当做神来看待，并和天皇贵族的始祖传说相关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类似于这种动物异类婚姻是不为世人所接受的，但仍不乏有歌颂人和动物之间的美好爱情的主题小说出现。上述差异并不只体现在个别小说中，而是在整个有关动物的中日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动物异类婚姻小说和击退动物小说的特点。

本文着眼于人和动物的关系，以陷入危险的动物被人类救助之后，又回来报答人类的题材的小说为主进行比较研究。

1.雀报恩小说

《宇治拾遗物语》第3卷的“雀报恩的事”说的是一个老婆婆从孩子们手中救出被虐待的麻雀，并给它治疗伤口，精心喂养的故事。《搜神记》第20卷的“黄衣童子”的内容与此相似，也是关于雀的故事。本文以这两篇小说为中心，考察其异同。

“雀报恩的事”

从前，一个善良的老婆婆在院子里除虱子的时候，发现一只麻雀被顽皮的孩子们用石头砸伤了，翅膀也折断了。这个老婆婆非常同情这只麻雀，于是便把它救了起来，并给它治疗伤口，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它。不久，在老婆婆的精心照料下，麻雀渐渐地可以跳跃了，而麻雀的心里，为老婆婆能如此关心照顾自己而感到无比欣喜。等伤好后，老婆婆便把麻雀放飞走了。

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麻雀又飞了回来，给老婆婆扔下一粒葫芦种子。老婆婆将种子种在了田里。到了秋天，结出了很多大葫芦，老婆婆摘下葫芦送给邻居们，发现葫芦怎么摘也摘不完。过了几个月，打开葫芦一看，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白米。就这样，善良的老婆婆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邻居家有一个非常贪婪的老婆婆，听了此事后，既羡慕又嫉妒。在请教了善良的老婆婆之后，自己也想如法炮制。但苦于找不见折了翅膀的麻雀，便去捉了三只麻雀，并把它们的翅膀折断，放在桶里养着。麻雀们养好了伤后飞走了。

过了十天左右，这三只麻雀也都飞回来扔下了葫芦种子。邻居的老婆婆兴高采烈的种了下去，也收获了大葫芦。但是，吃了葫芦的人都上吐下泻。贪婪的老婆婆以为自己也能得到用不完的米，把剩下的葫芦切开，倒进桶里，结果桶里爬出很多毒虫来，把老婆婆咬死了。这是被折断翅膀的麻雀们为了报仇，把毒虫放进葫芦里的缘故吧。

嫉妒别人是不可为之的事情。（《宇治拾遗物语》第3卷）（笔者译[2]）

再来看看搜神记里关于雀的小说“黄衣童子”。

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搜神记》第20卷）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两者在内容上的异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故事情节的脉络，两者大体上是一样的，都是主人公救助遇难的雀，并给予治疗和喂养，最后得到回报。但细读原文，两者在细节上颇有差异。

第一，在描写方面有所不同。《宇治拾遗物语》在情感上的描写，总体来说，比《搜神记》更为深刻。例如，“雀报恩的事”里，老婆婆细心照料雀的时候，有“雀の心にも、かく養ひ生けたるをいみじくうれしうれしと思ひけり”（雀的心里，为老婆婆能如此关心照顾自己而感到无比欣喜）这样的内心描写。但是，“黄衣童子”里却并无这样的对于动物的心理描写。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和物语的文学性有关系的。根据《广辞苑》的解释，物语是作者基于见闻或者想象对人物事件进行叙述的文学作品。那么在物语的情节中加入作者的思想感情是理所应当的事。与此不同的是，在《搜神记》序文里，可以看到作者干宝的“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干宝《搜神记·自序》）即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如果出发点基于事实来记载，那么我们便可以试图理解，细致的心理描写不是那么重要了。

第二，动物报恩的方式是不同的。“雀报恩的事”的主人公善良的老婆婆最后是得到了用不完的米，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大抵是和民间传说有关的。据《宇治拾遗物语》的序文所述，不仅是日本，还有天竺、大唐（中国）之三国为故事背景，收集了悲剧的小说、逗笑的小说等丰富多彩的小说[3]。而关敬吾在《日本昔话大成》中阐述了“严格意义上的民间传说是，从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以婚姻为主题的民间传说和以得到富裕生活为主题的民间传说两大类”（笔者译）[4]的观点。另外，对于富裕和民间传说的关系，关敬吾提出“富裕在一般情况下是与善恶题材的民间传说相关联的，只要是善良的人，富裕都会紧随其后，在我国（日本）广为流传的‘花开爷、‘鼠净土一类的‘邻居的爷爷的类型就是被这个原理所支配着”（笔者译）[5]的理论。我们可以判断“雀报恩的事”即是众多得到富裕生活的民间传说之一。另一方面，“黄衣童子”中，黄雀的报恩方式是给主人公官位。而得到官位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也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情的。

第三点，小说结尾部分有无教育语句是不同的。“雀报恩的事”的结尾处，有“されば物羨みはすまじき事なり”（嫉妒别人是不可为之的事情）这样的总结教育。而“黄衣童子”并没有。这不仅仅是“黄衣童子”这一篇小说，而是《搜神记》整本书乃至六朝志怪小说都没有的部分。关于这一点，下面将具体论述其原因。

2.小说情节的二元构造

除了在内容以及细节上的不同之外，在小说情节的展开上，两者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雀报恩的事”包含了善良的老婆婆的被报恩的情节和贪婪的老婆婆被报仇的情节，两个截然不同的情节成为鲜明的对比。

不仅仅是这一篇，《宇治拾遗物语》第1卷的“鬼取瘤的事”的故事情节也是如此。“鬼取瘤的事”说的是一个心地善良、能歌善舞但脸上有个大瘤子的老爷爷因为躲雨在山洞里目睹了一群鬼怪的宴会，并勇敢地跑出来一起跳舞，鬼怪欣赏他的舞便把他脸上的瘤子去掉了。而邻居也长了瘤子的老爷爷听说此事，便效仿去山洞躲雨，但因舞跳得不好被鬼怪把善良老爷爷的瘤子按在了脸上，落得脸上两个大瘤子的下场。

相对于不同情节的对比，《搜神记》则是把报恩和报仇的小说分开的，例如“黄衣童子”是雀报恩的小说，而“汉广川王”（《捜神记》第15卷）和“陈甲”（《搜神记》第20卷）是关于动物复仇的小说。

“汉广川王”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柩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白狐一头，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因生疮，至死不差。

“陈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薮，欻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陈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曰：“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我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日，腹痛而卒。

2.1民间传说的二元构造

关于这一点，从日本民俗学的观点来看，“雀报恩的事”之后以“腰折雀”的形式流传于亚洲各地，而且还有一种变形后的“舌切雀”也在江户时代十分流行。不同的是，“舌切雀”的冲突双方不是邻居，而是一对老夫妻。这一类的故事被收录于柳田国男的《日本昔话名汇》中“动物援助”的“腰折雀”一栏，并在关敬吾的《日本昔话集成》中，被收入“邻居的爷爷”的“192腰折雀”。据关敬吾的研究表明，民间传说的主要特点及构造、表现形式如下：

“完整的民间传说，是由一个个主题和逸事紧密组合起来的。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用一定的叙述方式来进行展开的。构造和表现形式是作为口承文艺的民间传说的生命，最主要的部分。”（笔者译）[6]

若论起情节的构造，关敬吾提出了“三段构造”和“二元观”的观点。何为“二元观”呢？关敬吾给出的解释是，作为善与美的象征的主人公和代表丑恶的反面人物在追求自己命运的同时，形成了二元观。

另外，川森博司在《日本昔话的构造和说话者》中，把“1主人公获得财富”、“2别的人物寻求财富失败”的类型归纳为“二元对立的民间传说”。“腰折雀”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二元对立的民间传说”根据人物的对立关系可分为“夫妻对立型”、“邻人对立型”、“兄弟对立型”三种。川森博司把“二元对立的民间传说”中的主要构架简单归纳为以下两条：

1，主人公通过某种契机得到财富。

2，别的人物试图模仿主人公得到财富，但最终失败。（笔者译）[7]

关敬吾在《日本昔话大成》中，把日本庞大的民间传说群进行了分类和整理，归纳出了具有二元对立特征的民间传说，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二元对立型民间传说除了“邻居的爷爷”一项还有“除夕的客人”和“异乡”。但从数量上看，“邻居的爷爷”类型可以說是二元对立型的代表。

由此表可见，“邻居的爷爷”类型，在日本民间传说中广泛出现并具有典型特征。

2.2 二元构造中的道德观

那么，为何会有这样二元对立特征的民间传说呢？

由于民间传说是以登场人物的行为为主线展开情节的，所以人物的对立关系便显得极为重要。比如“邻居的爷爷”类型就几乎都是善良的老爷爷与邪恶的老爷爷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会随着情节的展开，相对立的人物也会慢慢地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深入思考这种关系的本质，其实就是善与恶、勤奋与懒惰、谦虚与傲慢、感恩与忘恩、清贫与贪婪、美与丑的对立。其实也是价值观的对立。而且，结局总是以善良的那一方胜利而告终。究其原因，便是和人们的普遍的道德标准有关。

关敬吾的《民话概论》[9]里对于道德标准做了如下阐述：

“对于正义的朴素信仰是民间传说整体的道德的根本基调。民间传说中，一切的有德、纯洁、谦虚、顺从、同情、真实、感恩即是善，其反面即是恶。只有善才能总是战胜恶。只有精神上的这种洁癖，才能克服各种攻击和迫害，达到最终的胜利。”（笔者译）[10]

进一步来看，给予相对立的人物奖励或惩罚的存在和道德标准并无关联。雀也好，狗也好，都应该是对善与恶、无欲与贪婪等道德标准一无所知的。那么，为何会有这种结果呢？对于朴素的农民来说，得到财富，双亲安康，娶得贤妻是理想中美好的生活。而这些愿望往往在现实生活却很难得到实现，于是，便把这些美好的愿望寄托于民间传说中，以此来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而且，使听众明白故事所要传达的道德理念，这也正是民间传说流传下来的目的之一。通过形象鲜明而又简单易懂的情节，传达给听者道德的观念，弘扬真、善、美、勤奋、谦虚……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教育的手段。

对于民间传说的作用，川森博司做了如下分析：

“设定这种善良的爷爷与贪婪的爷爷的对立关系，无论哪一种情况都需要加入这样的教育元素——善良的一方会得到报答，恶毒的一方会遭到报应。我认为这种教育元素是社会需求的。”（笔者译）[11]

所以，民间传说在反映朴素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需要用“されば物羨みはすまじき事なり”（嫉妒別人是不可为之的事情）这样的教育语句来传达给听众道德理念。

3.邻里关系

如前文所述，“邻居的爷爷”类型在日本民间传说中具有非常广泛并典型的特征。这种类型的民间传说大多是以邻里间的对立为中心而存在的，其他也有“夫妻对立型”、“兄弟对立型”等，但“邻里对立型”是数量最多而且最有代表的类型。相对日本，中国的报恩小说几乎都是围绕一个主人公展开的。

“雀报恩的事”和“瘤取爷”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邻居的关心。比如对于贪婪的一方来说，平时和自己过着一样生活的善良的邻居突然之间有了变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心生嫉妒，于是便去打听，然后效仿邻居却下场悲惨。这也体现了邻里间的竞争关系，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在不输给邻居的好胜心驱使下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对立关系成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善良的一方把自己成功的经历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贪婪的邻居，笔者认为这是和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有关。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大和民族的一种集体特征，对日本人的成长和日本文化甚至整个日本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集团意识的产生是受到水稻耕作文化的影响。自公元前3世纪后，农耕开始传入日本，农耕并非易事，除了烧荒翻地外还需要平整土地、筑埂作田、开渠引水、适时排灌。这些劳作都不是一家一户能独立完成的，需要散居在邻近的各家各户通力协作才能进行生产。于是，生产单位便由“家”发展成以“家”为组成单位的“村”。于是逐步形成一种自治性质的村落共同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农耕时代的村落共同体中，产生了日本特有的集团意识。

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古代，邻里的评价非常重要。比如晋朝的长沙的虞悝、虞望兄弟二人正是因为被同村人称赞为“并有士操、孝悌廉信为乡党所称、而俱好臧否、以人伦为己任”（《晋书》第89卷）才被晋元帝召见封官。乡邻对立志成才、有才学的人格外推崇，有的因此受到官府注意，步入政坛，在政治上施展才华。华谭“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邻里所重”。扬州刺史周浚闻知后，“引为从事史，爱其才器，待以宾友之礼”。（《晋书》第52卷）

而且，古代的村里人爱憎分明。比如周处的故事，曾经横行霸道的周处被村里人当做三害来看。后来他为了村里人去把山上的恶虎和河里的恶蛟除掉，自己也改掉恶习，从此为人们所称赞。历史学家也评价为：“周子隐以跞弛之材，负不羁之行，比凶蛟猛兽，纵毒乡间，终能克己厉精，朝闻夕改，轻生重义，徇国亡躯，可谓志节之士也”。（《晋书》第58卷）

因此，中国古代的小说也把善行的小说和恶行的小说分得很清楚。

4.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明确善恶、美丑等道德观，“雀报恩的事”这样的二元构造的民间传说才会存在。对于善人给予最大的褒奖，对于恶人给予彻底的惩罚，从人们的这种对于正义的朴素的愿望中，道德观逐渐形成。同时，二元构造的“邻里对立型”也体现了人们对于邻居的关心、邻里的竞争意识以及集团意识。

关于“雀报恩的事”与“黄衣童子”的第三点不同，即教育元素的有无，通过以上分析便可得出对于反映朴素的民间生活的民间传说来说，为了达到传达道德标准的目的，教育元素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整篇小说中的画龙点睛之笔。而另一方面，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则不需要用教育元素来完成其记述目的，报恩即是报恩题材，复仇即是复仇题材，都作为事实来记载。而且古代的村里人爱憎分明，不会把善人和恶人放在一起作为对立记载。故没有“雀报恩的事”这种二元对立的构造，也没有结尾部分的总结教育语句。

注释：

[1]动物报恩是指人类救助过动物，而后动物报答人类的恩情。

[2]笔者总结并翻译。原文参照 小林保治校注，増古和子訳. 宇治拾遺物語（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M].小学館，1996：131

以下引用日本原典部分皆为笔者译。

[3]中島悦次. 宇治拾遺物語·打聞集全註解[M].有精堂出版，1970：16.

[4]笔者译，原文为“厳密な意味における昔話は、昔話を一個の全体としてみるときは、婚姻を主題とした昔話と、富の獲得を内容とした昔話の二つの群に大別される”。関敬吾.日本昔話大成[M].角川書店，1978-80：136.

[5]笔者译，原文为“富はまた善と悪との一般的な昔話の原理と結びつく。善人である限り、富はつねに彼の後にしたがう。わが国にとくに広く伝承されている《花咲爺》《鼠浄土》などの一群の隣の爺型の昔話は、この原理に支配される”。関敬吾.昔話の構造（関敬吾著作集5）[M].関敬吾京都同朋舎，1981：278.

[6]笔者译，原文为“完全な昔話は、個々のモティ―フと挿話とが緊密に組み立てられ、事件から事件へ、人物から人物へ、一つの定まった語り方によって、物語の全体は進行する。構造と表現形式は口承文芸としての昔話の生命であり、主要な要件である”。関敬吾.日本昔話集成[M].角川書店，1950-58：98

[7]笔者译，原文为“Ⅰ主人公が、何らかのきっかけで富を得る。Ⅱ別の人物が、主人公をまねて富を得ようとして、失敗する。”川森博司.日本昔話の構造と語り手[M].大阪大学出版会，2000：126.

[8]関敬吾.日本昔話大成[M].角川書店，1978-80：319.

[9]收录于《昔話の構造》（関敬吾著作集5）。

[10] 笔者译，原文为“正義に対する素朴な信仰は、昔話の全体を通じて見られる道徳の根本基調である。昔話では一切の徳·純潔·謙遜·従順·同情·真実·感謝が善であり、その反対はすべて悪である。この善のみがつねに勝利を制する。精神的な潔癖だけが、あらゆる攻撃と迫害とを克服し、究極の勝利に到達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1]笔者译，原文为“良い爺と隣の欲張り爺、という対立項が設定され、どちらの場合も、善良なものは報われ、性悪、欲張りは結局ひどい目に会うという教訓的要素がつけ加わっている。この教訓的要素は民俗社会が要求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川森博司.日本昔話の構造と語り手[M].大阪大学出版会，2000：135.

参考文献：

[1]小林保治校注，増古和子訳.宇治拾遺物語（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M].小学館，1996.

[2]晋·干宝.搜神记[M].中华书局，1979.

[3]広辞苑[M].岩波書店，1996.

[4]関敬吾.日本昔話大成[M].角川書店，1978-80.

[5]柳田國男.日本昔話名彙[M].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71.

[6]関敬吾.日本昔話集成[M].角川書店，1950-58

[7]川森博司.日本昔話の構造と語り手[M].大阪大学出版会，2000.

[8]関敬吾.昔話の構造（関敬吾著作集5）[M].京都同朋舎，1981.

[9]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

[10]唐·李延寿.南史[M].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