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知成败

以史为鉴，既可以知兴衰，也可以知成败。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社会的各类矛盾。

在中国，实际上写一部现代中国历史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如果写一部“文化大革命”历史，更是难上加难。一是1981年党中央通过了政治决议[1]，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邓小平、陈云提出“宜粗不宜细”的原则[2]，该《决议》全文有3.4万字，其中涉及“文化大革命”专文仅为6500余字，只占不足全文的1/5。二是不少中国学者先后出版了多种“文化大革命”研究专著[3]。但是相对这十年的历史而言，仍显得研究不深、专著不多，既没有能够形成多部真正集大全的通史性专著，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景性画面。从学术著作角度看，缺少详细注释、文献出处、数据来源，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也缺乏基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更缺乏专业化定量分析。随着中共中央历史文献的大量公布，使我们能够做到“宜细不宜粗”，有条件可以在占有大量资料的情况下，比较完整的、全面的、准确的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十年“文革”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政治社会影响；
也随着我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融合和多样性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够提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框架，对它进行实证分析、深入研究、验证假设，并对这一时期的重大政策及影响做出事后评估和定量评估。这是极富挑战性的历史研究，又有可能做出许多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决策机制的深入认识和深刻研究。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好的历史研究案例，它是由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

写作《毛泽东与文革》并不是我预先设定的学术研究目标，我本人也没有想到会写出这部历史专著。尽管我热爱历史，但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名经济学家和当代中国研究专家以及公共政策专家。我主要是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提供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中国发展知识，特别是中国所面对的重大发展挑战，为制定国家长远发展战略、五年发展规划、重大的发展政策直接提供背景研究、规划设计、政策咨询。我本人直接参加《国家“十五”计划纲要》（2001）、《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设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设计，现在正在参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设计。正是在直接参与发展背景研究、公共政策辩论、重大决策咨询的过程中，使得我更感觉到对中国而言，“重大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4]。因此，如何保证重大决策成功，避免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败，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中国怎样才能避免重大决策失误呢？这就不仅需要“干中学，学中干”，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还需要从历史上重大决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失败教训中汲取历史营养，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体制，即符合中国国情的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时，就总结和评估了毛泽东的三大决策失误：一是大跃进失败的教训；
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三是关于人口决策的教训[5]。而后，我一直就围绕着决策机制这一核心问题，学习和梳理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及事后评估。1994年我在《经济波动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书，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大跃进等经济决策失误的机制及后果的定量分析。2005年5月，我完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的书稿，并提交给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正式出版，2008年第二版）。在此书第六章的基础之上，我又进一步拓展为《文化大革命史论》（共分四册），于2005年底和2006年初，以《国情报告》（专刊）内部出版，送中国领导决策者及省部级主要负责人参阅，使他们能够获得向历史学习的机会，可以从毛泽东晚年的决策失败中获得历史启示。正如有的领导人所言，治理如此巨大的、复杂的、变化的中国，我们谁都没有资格重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事实上，中国的决策体制已经不可能再出现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现象。2006年4月和5月，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先后做了四次《文化大革命》讲座，场场爆满，学生不仅来自清华大学本校，还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这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周年之际，在北京地区唯一举行的公开的学术讲座，参加人次超过1200人次。连我也没有想到这一系列讲座会引起青年学生们的极大反响，使他们能够了解几十年前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政治经济文化后果以及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后，我在内部版的基础上，不断扩充，直到2008年11月才在香港正式出版了《毛泽东与文革》一书（大风出版社）。在我先后收到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6]、夏亚峰教授[7]转来的海外四位专家对该书的评论稿之后，一方面我纠正了他们所指出的文献引用的错误或事实不符之处，对他们在评论中所提出的某些质疑做了适当的解释或注释。这里我需要感谢他们专业化的评论以及对我的批评和建议。另一方面我又进一步阅读文献、挖掘信息、强化理论分析，将此书扩展为第二版，约79万字，于去年（2010年）7月以国情研究中心的名义内部出版第二版，再次送给中国的决策者和省委书记（他们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主要来源）参阅，同时也分送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主要大学图书馆，以非正式出版物保存。

尽管“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并长达十年时间，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及学者都亲身经历过这一刻骨铭心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学术研究却在海外。以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为例，文献极其丰富，有752页及1962个注释[8]，可堪称为海外“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集大全”。我也是完成本书写作之后才看到此书，因此没有来得及引用该书。不过我也是感到欣慰，因为我自己作为中国学者也写出更有厚度、更有特色的原创性专著[9]，有826页，2243个注释。相比之下，我还做了专业化的定量分析，在本书中提供了34个正文表和附表，7张图，18个专栏[10]，这首次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定量研究，如经济损失约占1976年模拟GDP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消费福利累计损失为1976年水平的15%-27%，出口损失相当于1976年出口额的40%-80%之间等（747-753页），从而有利地支撑了定性分析的重要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研究当代中国的思路和方法是一致的，也显示了我个人在历史研究方法的特色。

从历史中来，是要回到未来的历史之中。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为了推动中国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历史过程。后来的人会发现并研究这段“新历史”。与海外中国文革研究者不同的是，我是以内部人的方式写作《国情报告》的，针对的读者也不主要是海内外的学术界，而是针对中国的特定读者群，即决策者及重要的党政干部。因此，我在写作过程中是“换位思维”，即根据他们的需求、疑问和难点来“自问自答”[11]，让他们能够全面了解毛泽东决策失败的根源、历史逻辑和影响，作为一面真正的历史镜子。

首先，本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关于中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分析框架，即两个不对称性：一是领导集体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的程度直接影响决策者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果；
二是领导集体权利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的程度直接影响决策机制，进而直接影响其决策信息分享程度和决策结果。我的结论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晚年错误都是源于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失效：一个是信息结构失效；
另一个是决策结构失效（第9-12页）。这就不同于以往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方法，只有描述没有理论，而是按着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线索来实证分析毛泽东是如何信息失效和决策失效，并使之贯彻始终。这一分析框架不仅具有决策理论的独创性，而且是真正符合中国决策机制及决策过程的。我是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度，不仅认为它是一个“好”制度，而且还认为它还是一个对中国十分“合适”的制度，因为它本身会大大降低这两个不对称性。这样我才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既可以解释当毛泽东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并带头遵守这一制度，是他及领导集体决策成功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解释当他带头违反了这一制度，就成为他个人决策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大跃进也是如此[12]。这就超越了通常的以“权力斗争”极其浅肤解释。同样我也能够解释当改革之后邓小平没有废掉这一制度反而又要重建和完善这一制度，它又成为改革决策成功的根本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要全面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决策成功，否则就难以避免失败。这是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以来执政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之后得出来的基本结论，今后也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

其次，本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对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决策进行了定量的评估，包括经济评估、社会评估、政治评估和国际地位（见第六章6.2节至6.5节）。这就不同于以往的定性的描述，它是“让数据说话”（约有18个数据表），“让事实证明”（约有6张图）。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即不搞文化大革命的话会是什么样？如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我的结论即中国就会提前在60年代中期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而不是延迟到1978年之后。这就比以往的用“三七开”[13]粗枝大叶的做法要精细化得多、专业化得多和科学化得多。对中国读者而言，特别是党政军干部而言，把可定量的政策评估方法引入有助于极大地改善决策机制。最近的一个成功案例是我们于2005年10月对国家“十一五”规划进行第三方独立评估，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并将规划评估正式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3月经全国人大正式批准）的第四十八章[14]。2008年8月，我们正式为“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这样做的话，即使决策有失误也会及时调整，而不至于搞成文化大革命的那种“一错再错，错上加错”（71页）。

再有，本书对共产党几十年的制度安排做了历史的梳理，由此来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是如何带头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度，党内的有效制约制度又是如何失灵的？（第60-70页）从而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梳理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进一步破坏民主集体决策的制度，建立个人专权制度。从而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可以持续十年，而又因为毛泽东的“自然死亡”而自然结束。我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他本人废除好的制度、推行坏制度的必然结果（第777-779页）。这一分析的现实意义就是告知中国的决策者要历史地继承和坚持好的制度，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好的制度。这表明，国家制度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国家决策制度现代化又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决策基础。但是这一现代化是不断渐进的、不断改进的，又是不断适应性的，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推倒重来”（75页及第一章第240注释）或与此相违背的。

最后，本书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说明了中国决策机制的改进，是一个不断学习前人经验特别是教训的过程。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失败是邓小平改革成功之母，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坏事变好事”，将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转化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重大契机。他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决策机制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重建和制度创新（第788-793页）。这也说明，历史发展是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任何事物都会有“好事”和“坏事”。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讲：“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15]本书就是作为一名严肃的中国学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总结，就是旨在将坏事变成好事。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就是邓小平及后来的人通过痛定思痛转变为巨大的成功。我们对过去的失败理解得越深刻，我们未来的成功就越有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人总是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的原因[16]，过去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还是如此。

总之，我希望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带一个好头，真正做到严谨科学、求真务实，对读者负责、对后代负责、对历史负责。今后，我还会不停地修改这部著作，可能还会有第三版、第四版……不断地超越自我，真正留得下一部经得起历史学家或相关专家的严格的挑剔的“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为此，我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读者和专家的评论。

[此文系作者应夏亚峰之邀，他所组织的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对我的中文著作《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一书的介绍和评论，其中有四位专家对此做了评论；
作者特意对本书做一说明，写于2010年8月9日]

注释：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2]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负责人讲，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见李悦：《陈云的几段名言考释》，载《中华儿女》2005年6月总第217期。

[3]如金春明、于南等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柳随年、吴群敢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高皋、严家其的《1966-1976：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005年版）；
王知明等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内乱骤起（1965——1969）》（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
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2005、2006年版）；
张化、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

[4]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国科学报社编：胡鞍钢等执笔：《国情与决策》，1990年；
郭庆、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1年版。

[6]该文是唐少杰：《“剪不断，理还乱”——评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12月号，总字第一一六期。

[7]Yafeng Xi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and Diplomatic history at Long Island University in New York.

[8]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8， 2006)

[9]Guoqiang Zheng评价道：《毛泽东与文革》一书既有严谨的叙述，也有深入的分析，称得上是一项优秀的原创性研究。

[10]在本书的第二版（2010年7月）的文字已经扩展到79万字，比第一版增加了近15万字。

[11]在本书中我都将提出的问题以黑体字的方式标出，以使读者一目了然，同时也使他们能够看到作者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12]更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第五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 “三七开”的提法是毛泽东提出的，这是他做的自我评价。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介绍，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1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第四十八章中规定：在本规划实施的中期阶段，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中期评估报告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经中期评估需要修订规划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1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6]北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编撰史书，旨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有《资治通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