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散文与“中国问题”言说的先锋姿态

摘要：丁帆与王尧是学者散文中有代表性的、两栖于文学理论研究与散文创作实践的学者。其散文在“大道”的“自我性”、切时的“启蒙性”、传统的“人格性”三方面，以“先锋姿态”怀抱着学者现实的文化焦虑，旗帜鲜明、富有个性地建构了学者散文写作的主体性话语，回应了文学“现场”的“中国问题”，为学者散文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值得深入探讨的经验。

关键词：丁帆;王尧;学者散文;先锋姿态

笔者曾经指出，当代散文的“文化诗性思潮”中，出现了学者散文写作的思潮。①进入21世纪，在这“一批学者”中，令人关注的是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丁帆与苏州大学鲁迅文学奖得主的王尧教授。笔者以为，他们是当下学者散文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在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诸多问题上，有着责任感的默契认知与一致的价值取向;而探讨他们学者散文写作的一些导向性思想，对于深入讨论学者散文的写作，无疑可以得到一些学理上的启迪。

一

学者散文的写作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但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学者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学者散文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特指知识分子精英的写作。而使用知识精英这个概念，人们又往往理解为有经典意义的如苏格拉底、马克思、卢梭、雨果、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鲁迅、李大钊、朱自清、巴金等少数人物。为避免理解的过宽与过窄，本文将学者散文的“学者”，定义为优秀而杰出的知识分子。笔者论说的学者散文写作，即指优秀而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写作。

学者散文的“自我性”，是学者在散文写作中自我角色的定位。知识分子写作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清醒地认识“我是谁”。“我”代表谁？“我”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我”写作的动因是什么？“我”用什么思想发言？这些都是“我是谁”角色定位的基本内涵。众所周知，散文中的“自我性”的发现与建构，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等“五四”文化精英的历史功绩，其中朱自清很明确地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即“自我表现”的核心理念，以替代延袭千年的“文以载道”。“五四”散文的“现代性”延伸、发展到当下的“当代性”，被“五四”精英们摈弃的“文以载道”逐步回归于散文，并理性地与“言志”的“自我表现”整合为当下的散文理念话语。②于此，丁帆在《知识分子的幽灵》一书中，借阅读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柯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凯里的《知识分子与大众》、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博维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苏联的心灵》以及阿伦特的《论革命》等等，以放眼世界的人文胸怀，在政治立场、价值取向、自我属性、绝对理性、良知责任等方面，言说了他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谱系。这些学者随笔的践行，用以对照当今“中国问题”中知识分子“文化休克”③的精神现象，进而明确了自己是谁、应该怎么做;在写作的多种功用里，作者进而选择并明确了作为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理性与良知。丁帆这些具有全球眼光的思想和认知，是很透彻的，而且是很前沿的，只要读一读《知识分子的幽灵》一书，便可得到真确的印证。

王尧自称是“纸上的知识分子”④。他从数十年的文学研究中，发现了散文与政治的纠缠，发现作家和与时代“共名”即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就是共性的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共名”的问题，发现了思想的“公式”、颂歌的“思维”、“无作者文本”“非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体制化”等挥之不去的文体特征。他最终彻悟的，是散文写作与文学創作的“自我性”的失落，必须重新找回“自我”。因此，王尧诉诸学者散文的写作，一方面必须从“五四”散文的“自我”中实现蝉蜕，以获得“五四”人文传统的当代性延展，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必须怀抱理性，从既往政治文化的茧缚中，实行“自我”的蝉蜕和再塑，从而在写作中获得“新人文”精神的文体自觉。

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内涵与定义，丁帆与王尧是当下学者中对此阐说得最充分和最透彻的。对学者散文的写作，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阐释，但无论从哪一方面阐释，有一点都必须坚守，那就是从学者散文的本体阐释出发。“本体阐释”论，以文学实践为“一切文学理论合法性的逻辑起点”⑤。“自我”是学者散文写作诸多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写作的逻辑起点是知识分子纯粹化的“自我”。两人从总结文学创作实践的研究中获得真知与彻悟，追究学者散文“本体”中作为创造主体的“人本位”，就能够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直逼作家“自我”的幽灵;换言之，只有用历史反观现实之后的自我涅槃，像“粉碎机”那样对僵化的思维方式、陈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旧有的文学史识等进行全面清理，才能真正找到写作中“自我”的定位，也才能进而明确学者散文在当下时代的责任。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个商品经济主导经济命脉、物欲利益锈蚀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灵魂而使之迷失与迷惘的时代，他俩是很清醒的人文学者，自觉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烛照着、证明着自我启蒙的“大道人心”，那就是对国家、民族文化与文学事业的那一份拳拳可鉴的忠诚。

以丁帆与王尧为代表的学者们集结在巴金自我启蒙的旗帜下，是纯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相遇和响应，也是今天抱负时代责任的学者证明“自我”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学者散文的“自我性”的定位，还表现为是否坚持和继承巴金式的反思历史的“赤子精魂”，这是学者散文的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于40、50、60后的学者来说，是否以巴金为榜样，能否像丁帆、王尧那样进行“自我”涅槃而完成“自我”的再塑，这是一个学者散文写作学理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学者才能写出有思想的散文来。像余秋雨这样的散文家，虽然写出了《文化苦旅》等很多文化散文，甚至被一些人认定为创作“文化大散文”的“开山始祖”“杰出大家”;但是，他的散文缺乏对历史的真正反思，没有巴金式的与整个民族一起进行忏悔的“自我解剖”，更没有实现与“旧我”的决裂，严重违背了“自我”的真实，自然谈不上“自我”精神的重生，也就难以代表“大道人心”。正因为如此，对其散文过多的赞誉，乃是一件违背文学史客观真实的事情。

写作学者散文的作家，都是祖国和人民的赤子。因此在个人之于国家、民族，自然存在着恒久为之报效的伦理性。自觉地加强与加深这种伦理意识，其思想和情感便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也就能与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脉通共鸣。惟其如此，在这伦理意义上建立起来的真实的“自我”，才有可能在创作实践中实现社会责任。学者散文中的“自我”，诚如丁帆所说，是“思想的废墟上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直立行走的大写的人”⑥。丁、王对散文有着着对“自我”“大写”的定义，是创作始点与“底线”，无疑对当下散文创作中“自我”异化现象，具有警示的意义。

王兆胜教授在《学者散文的使命感和价值重建》中指出，当下散文创作中存在着与使命感相悖的“四病”⑦。这些概括与批评不无道理，批评一些作家对“自我”形象的污名与亵渎，彰显了王兆胜对重建学者散文价值的使命意识和高度重视。而丁帆、王尧的散文则可谓使命写作的范型，是纠正散文“四病”的正鉴。两位作家解读“自我”的理念及其穿越历史、直面现实、询问自我的创作则告诉我们：学者散文及其作者总不可规避地与社会、时代、民族、人生及政治发生纠结，警示我们应该完成“自我”思想废墟的清理这个必修的“洗礼”，丁帆、王尧就是经此“洗礼”而立命于文坛。完成了这一清理之后，学者才能明确写作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才能敢爱敢恨、敢说真话，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书写“自我”对于时代、社会、人生等方面的深切感悟，最终成为“一个直立行走的大写的人”。

学者散文的写作，永远需要孔子教导我们的“立人”思想。“立人”即“立自我”，是学者散文的哲学。丁帆、王尧对学者散文“自我”的定义与阐释，对当今散文创作中诸多问题及一些不良倾向，应该说起了反拨归正的作用。这是他俩之于重建散文美学的积极贡献，应该受到散文理论研究界足够的重视。

二

学者散文的源头，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散文。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早期定义为“轴心时代”，他说：“非凡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⑧学者散文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世界意义地、在文化自觉上具备思想启蒙的文体特征。

启蒙性是学者散文赖以存在的生命。知识精英或者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必须用你的智慧、胆识和激情去启蒙自我并启蒙读者。启蒙是永远的启蒙，历史上经常将某个特定的时代指称为“启蒙时代”，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概括。而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加广泛、深入的启蒙时代。而在40多年间，学者散文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责无旁贷地参与并推动着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的启蒙，这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江南悲歌》是丁帆鉴古问今、询问启蒙问题的一部学术随笔，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仅仅是借以问询的载体，真正的创作内核，是其启蒙思想的发微。正如董健先生所说：“他学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喊，喊出了两个声音：一曰为士子招魂，二曰为全民启蒙。他痛切地看到与感到在‘文化转型期里物欲横流、斯文扫地、精神萎缩、士子无魂的可悲事实……于是他来‘招魂与‘启蒙。”⑨如果说《江南悲歌》更多地是借助历史人物和事件来进行形而下的感性启蒙，那么，《知识分子的幽灵》则是借阅读“知识分子问题”的外国学术著作，进行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在丁帆的学术随笔中始终贯穿着当今士子如何面对种种文化症结与现实困惑，重建文化学者自由、独立和理性的文化语境，推动历史、推动中国文化精神健康发展的。而《江南悲歌》则是作家在散文创作上探索思考宣言式的起点和姿态。王尧聚集当今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将他的启蒙思想归结为“中国问题”的“新人文”思想的實行。他认为，今天知识界面对一个很大危机，就是部分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内失语甚至不能坚守住自己的底线：“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以及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期待，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勇气和信念去面对、思考‘中国问题。”⑩于是，他在散文中，总是从自己坚守的“底线”出发，执着于文学方面诸多的“中国问题”，把自己置于问题之内，发表个人的见解与感悟，从而去探求文学问题的是与非。于是，他的随笔便充满了启蒙思想的践行。《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王尧自己的一个隐喻。逝去的时代、逝去的“旧我”与未来时代的“新我”，离不开的乡村与难以融入的城市两种文化语境，“复调”式地构成了“自我解剖”的两个精神世界，如影之随形;如鲁迅《影的告别》所述，影子终究要来告别，“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他在自己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中，不断解剖自我，描述着艰难的自我启蒙、走出文化症结的困惑并实现精神涅槃，因此得以华丽转身，调适了文学审美的思维模式与情感态度，从而敢于面对启蒙的“中国问题”。

学者散文的启蒙性的精神元素，最重要的是它的批判性。丁帆与王尧都是在新时期成长与成熟起来的文学评论家与散文家，都是著名学府的文学教授，从事的专业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因此，他俩共同面对的，是1930年代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学批评模式、“齿轮与螺丝钉”的功利倾向、“大我”的时代抒情、“典型论”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思想与艺术的文本分析间离、移植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等，这些形成了文学上“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守成观念和清规戒律，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理论上与创作上的“死结”。董健先生说：“如今，必须对它们一一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这样也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11这几句话可以看做是董先生对文学问题“新人文”精神的一个理性概括。丁帆、王尧的难能可贵在于，除了在学术研究中对诸多文学“死结”进行正本清源的清理之外，还通过学者散文的创作，兼以通过办刊物、主持专题栏目、出版“新人文”丛书等方式，以“新人文”的批判精神，自由、真率、大胆地发表自己求知问学、追求真理的学术见解。尤其丁帆主编《扬子江评论》每期所写的“卷首语”、王尧所写的“‘新人文对话” 的导言（与林建法合作出版《“新人文”对话丛书》），均为文学评论与创作导向很有益的建设性意见。自然，在其随笔、散文中发表的思想和见解是零零星星的，然而，时代的、文化的、文学的焦虑化成了他俩的思想：随笔中间有思想的棱角、有批判的锋芒、有匡正时弊的胆识，有饱满的“在场”激情。其本质，是自我启蒙之后对当下文学启蒙的发微，进而对广大读者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引领读者进入理性认知的思想高地。上述思想和创作，我们可以姑且指称为属于两位学者的“新人文”主义。

“破”子当头，“立”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看，丁帆、王尧在学者散文中零零星星地发表的个人学术见解，是匡正性的、建设性的，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的论说，而是爱国思想者的惊醒之声。研究者或者是文学爱好者，读他俩的随笔与散文，就会得到一种“新人文”理念的熏陶与启迪，就会有“新人文”的那种“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豁然开朗之感。我们读丁帆的《夕阳帆影》《枕石观云》《重回“五四”起跑线》《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等，就觉得作家用超常的悖论思维所传递的思想，仿佛是写作“中国文学批评理念转型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修正史”。我们读王尧的《问询美文》《彼此的历史》《“思想事件”的修辞》等，就觉得作家的自说自话，其实是用科学的历史主义，深入地描述“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史”和“当代文学思想修辞史”。批评的启蒙性离不开史识，而史识的建构又是落脚于新时期文学的再出发，落脚于建构“中国问题”之新的理论视野与新的“学术高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史识、学养，使其散文具有了讨论、指点学科理论建设的意义。

坚守学者散文的批评性，必须介入纯粹知识分子的“自我”。现在的创作存在着很多弊端。或者是跟着主流话语之后，写作人云亦云、不痛不痒的文章，阐释主流话语并没有错，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问题是缺乏“自我”个人见解的发微和独特的感悟;或者是写花花草草、游山玩水的文字，这方面的题材当然可以写，但好的学者散文与普及养花知识、旅游指南一类的文章，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写咏物、游记的小品，也必须脉通时代、社会、祖国、民族而观照融通，更应该尽可能地升华为人生社会的哲理感悟;或者是躲在书斋里，写作那些“掉书袋”、炒冷饭、缺思想和少批评的文章，满纸都是引经据典，充满了迂腐的书卷气。文章合为时而著，没有了思想就是言之无物、无病呻吟，这类作品往往不过文字游戏甚至文字垃圾而已。上述这些弊端，失去了学者散文的批评品格，而其根源是缺失了作家“自我”的干预。王尧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震荡远比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要剧烈和复杂，知识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内心冲突是在这一‘中国问题中产生的——而这些问题和冲突，应该是促进散文这一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散文写作可能未得要领。倘若回避和掩饰写作与现实构成的紧张关系以及写作者置身其中的内心冲突，散文或许真的离散文远去了。”12这段话表明，丁帆、王尧散文创作的成功，与其介入、干预“自我”的批判，进而介入、干预社会现实的批判，是分不开的。就像巴金老人所说的燃烧自己，扒开自己的胸膛、掏出自己的心臓并高高地举在自己头上，这才能真正地做一个写作学者散文的思想者与批判者。

丁帆、王尧启迪我们，有棱角、有锋芒、带血性的“国民性”批判，是学者散文的生命。“五四”文学诞生了“重铸民族魂”的鲁迅，新时期诞生了“自我燃烧”的巴金。他俩仰慕、向往着鲁迅、巴金等先辈“精神界之战士”的批判高度与境界，在“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两个“起跑线”上，用启蒙的“新人文”精神延展、整合着启蒙的文脉传统，这无疑是丁帆、王尧等一批学者型散文家所肩负文学启蒙的时代使命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贡献。

三

文如其人。“人”与“文”的互现与互相依存，是中国散文理论固有的理念，后来发展为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人物品藻即人格审美的思想。

散文不同于小说、戏剧，它不必通过人物故事及矛盾冲突的讲述，转着弯子表达作者隐藏的思想，而是通过对人、事、景、物的直接感悟，心灵直接向读者敞开与告白，因此作者的“自我”是赤裸裸在文本上和盘托出。学者散文尤其是学术随笔，点点滴滴地将学问方面的心得、体会、片刻的沉思、见闻的感兴，用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养积淀和独立进取的思想，自由自在地在作品中表现“自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文章”。私以为，学者散文凸显学者的“自我”，尤其凸显作为知识精英或优秀知识分子“自我”的人格，是学者散文权重的最高标准。一部《道德经》塑造了老子“名非名，非常名”超脱万物的人格;《归去来辞》塑造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事权贵”的人格;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显示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伟大襟抱;《岳阳楼记》塑造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为了忘却的纪念》写出了鲁迅“横眉冷对”的人格气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表现了士子独善其身、抱朴守贞的“自我”……凡此种种，学者散文在人格表现方面，为其它散文文体示范了人格审美的高度。

既然散文审美权重散文家人格的审美，既然学者散文的人格审美，将学者的人格表现作为审美最重要的标识，那么从这一这方面厘析丁帆、王尧对散文创作的启迪，应该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人格审美的践行方面，他俩同样给我们启示和镜鉴。他们言说的逻辑根据，是痛感当下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因金钱为轴心的价值观的嬗变，而普遍出现了人格异化、矮化、犬儒化、世俗化现象，鲁迅当年所批判的“阿Q”性在当下发生了新的变异。尤其表现在青少年学子身上，他们仰慕官场与商场，在精神上无所归依，处于随波逐流的“无家可归”状态。丁帆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进入一个具有消费文化特征的社会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的问题已经是十分严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支刚建立起来的、稍微有点起色的现代知识分子队伍，就在世纪末被冲得七零八落、分崩离析、溃不成军了”，而根本原因是“本来就缺乏……强烈思辨能力的思想者”，“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和阶级斗争的纷扰，再加上商品文化这只无形的巨手介入”，而使之土崩瓦解。13惟其如此，帮助青年学子和广大读者重新建立高尚、纯洁的人格，这是丁帆、王尧学者散文的文体自觉意识和审美心理动因。

《江南悲歌》为士子“招魂”，是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南明至民国的士大夫以及鲁迅、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审视与辨析，从而进行“当代性”的人格品鉴与价值判断。贯穿于全书的是两大价值谱系：抗击强暴的宁为玉碎与坚持真理的舍身取义，如金圣叹、方孝孺、鲁迅、胡风等是人格楷模;批判钱谦益、刘师培等人附逆变节、人格卑微。如果仅此简单地停留表层对人物进行品评，那不是丁帆。他的可贵在于，以他的思维，颠覆了简单的“二分法”与旧有的方法论，而对人格异化的复杂现象进行“症结式”思辨，从而把握人格表现的真善美與假恶丑的界限以及个体性之间的差异，最终归结为人格之于国家、民族的高度之上的“底线”。惟其如此，作者对王国维、翁同龢、陈布雷等人对封建专制王朝守节的“愚忠者”人格，也在批判的前提下进行了合乎逻辑的伦理阐释。换言之，他的新人文的批判性话语，建立在个人与国家民族的人伦关系之上，这为当下知识分子寻求人格精神的建树，提供了审美借鉴的尺度与现实行为的参照。

不仅在人伦上，而且在道德上寻求完美人格的重建，这是丁帆、王尧人格书写的另一方面的诉求。有意思的是，他俩将这种写作诉求同时指向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些精英。丁帆的《先生素描》与王尧的《沧海文心》《日常的弦歌》，都是在人格道德上，审视与赞美人物的事业操守与铮铮风骨。丁帆借叶子铭、许志英、邹恬、曾华鹏、范伯群、潘旭澜、章培恒、何西来、程千帆、陈瘦竹、陈白尘、刘绍棠、叶至诚、钱谷融、王富仁、孙中田、汪曾祺等学者与作家，凸显他们在特殊年代的坎坷命运之中，依然保持着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尤其在各自的专业研究方面，把自己的学问做好、做深、做大、做强，力所能及地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自己的最大奉献。丁帆就是如此发现并书写了逆境中一批知识精英的道德修炼，以他们特有的博弈人生与事业的人格书写，为今天知识分子树立效法的楷模。王尧则在“重庆文本”与“联大文本”里，写自己与抗战时期集结在重庆的巴金、老舍、郭沫若、路翎等现代作家、集结在西南联大的郑天挺、蒋梦麟、朱自清、闻一多等现代学者，进行精神上的“重逢”，写他们遭遇贫困、饥饿和战乱的困境，却与日本侵略者在精神上进行殊死搏斗的“沧海人心”——民族大义与匹夫之责，“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丁帆与王尧在这些随笔里所言说的人物身上，反复地、激情地挖掘着笔者姑且名之的“家国道德主义”，及其他们作为中华儿女在非常时期所奉献的最大“忠诚”。

丁帆与王尧对笔下知识精英的品鉴，不约而同地在现当代知识分子群体里寻求人格的道德力量。这是因为学者对“自我”有着较为一致的释义与定义，共通的审美价值观让他们拥有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弘扬的自觉性，特别对“五四”之后现当代作家、教育家的文脉传统，有着共同的认知和自觉的传承。基于此，他们便共同拥有了用文化传统启蒙自我并启蒙读者的写作路径。他们所言说的人格，既区别于官场人格，又区别于商场人格，更区别于城镇小市民和乡土农民的人格，而是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知识精英人性的人格。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散文才在文学审美的价值上，拥有了横跨学术界与创作界的价值和意义。

结  语

丁帆、王尧在“大道”的“自我性”、切时的“启蒙性”、传统的“人格性”三方面，很有个性地建构了学者散文写作的主体性话语，代表着当下写作的一些正确的导向，从而在巴金、林非、潘旭澜之后以文学启蒙的先锋姿态，推动着学者散文的振兴与繁荣。笔者称之为学者散文的“先锋姿态”与“先锋派”。指称“先锋派”也许为时尚早，但“先锋”总是在过去时的意义上才被文学史家所认知的。丁帆与王尧运用了知识分子被赋予的权力和责任，共同建构了“批判——启蒙”的散文话语，将学者散文写作的“学者”的本位、“批判”的价值立场、审美的主导取向以及“新人文”主义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著书立说、关注当下而说透说深，以证明其“家国道德主义”的“忠诚”。于此，他俩表现得十分突出。自然，当下对散文关注的“学院派”同道还有汪文顶、王兆胜、陈剑晖、丁晓原、谢有顺、王晖等一批学者（恕不能一一列全他们的名字），但像丁帆、王尧那样，不仅有理论，而且“下水”进行写作实践的为数不多——故此，可指称“先锋姿态”是也。两栖于理论与创作的学者型作家比如散文研究成果颇丰且有学者散文创作实践的王兆胜等，应该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与研究。笔者以积累、研究散文近60年的史识和基于对当下散文创作现状的认知，确认并论述丁帆、王尧的创作思想及其实践之于学者散文创作的意义，自感是一种文化与文学的责任。至于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存在谬误，自感惶然，欢迎学术界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就此展开深入的讨论。

注释：

①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②吴周文：《“载道”与“言志”的人为互悖与整一—— 一个纠结百年文论问题的哲学阐释》，《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③丁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④王尧：《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⑤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⑥丁帆：《建立“文革学”的必要性》，《文论报》2001年11月1日。

⑦王兆胜：《学者散文的使命感与价值重建》，《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⑧[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路华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0页。

⑨董健：《江南悲歌·序》，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页。

⑩王尧：《错落的时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1董健《鸡鸣丛书》总序，载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頁。

12王尧：《纸上的知识分子·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3丁帆：《知识分子是怎样吸食鸦片的？》，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3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