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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语境下的克尔凯郭尔

    时间:2021-01-12 04:46: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王齐

    丹麦学者尤金姆·加尔夫(Joakim Garff)所著《克尔凯郭尔传》中文版于二0一九年底出版。尤金姆是我一九九九至二00一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SKC)从事博士后工作期间的同事和朋友。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这本书二000年首版时在丹麦引起的轰动,我还作为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的代表被“中心”派去接受丹麦一家电视台的采访。这本书很快在国际研究界走红,被译成多种文字。

    这本传记的成功是有其背景的。克尔凯郭尔一八五五年去世,二十二年后的一八七七年,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化史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才出版了小册子《索伦·克尔凯郭尔:一个批判性的纲要》,两年后小册子被译成德文,克尔凯郭尔得以跨越国界,走向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英语世界,影响比较大的克尔凯郭尔评传是克尔凯郭尔的热心推介者和翻译者、美国牧师沃尔特-劳瑞(Walter Lowrie,1868-1959)于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以及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克尔凯郭尔小传》(A ShortLife of Kierkegaard)。两本传记篇幅相差很大,前者六百余页,因为当时的英语世界对克尔凯郭尔著作基本一无所知(那时英语世界的读者只能看到一本六百多页的《克尔凯郭尔日记选》和《诱惑者日记》),传记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对克尔凯郭尔作品的引用。而《小传》出版时,克尔凯郭尔生前发表的著作已译成英文出版或即将出版,于是一部以克尔凯郭尔人生经历为主线的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就显得格外必要了。在克尔凯郭尔生前发表著作、死后出版日记和其时可见的同时代人回忆的基础上,劳瑞牧师对克尔凯郭尔的生活故事进行了提炼,构建了一个“标准的”叙事框架:克尔凯郭尔的父亲从日德兰半岛的穷苦牧童到哥本哈根富商的奋斗经历;因母亲、哥哥、姐姐相继病逝带给克尔凯郭尔的“大地震”;父子之间的裂痕和克尔凯郭尔对神学的背离;一八三八年父亲去世后克尔凯郭尔与神学的和解;与雷吉娜的短暂婚约;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年的审美感性作品;一八四六年作为转折点的《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海盗船》事件;一八四八年后转向基督教写作;晚年与国教会论战的“神圣的讽刺”;葬礼风波。劳瑞牧师目标明确,他就是要把克尔凯郭尔塑造成一个基督教的“浪子”,而“浪子”一旦回头,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基督教“殉道”之路,因而他有资格成为二十世纪基督教的“校正”(corrective)。在翻译的顺序上劳瑞牧师也遵循上述主张,他从《附言》之后的“基督教作品”开始翻译,并且呼吁读者以此作为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起点。

    我最早接触克尔凯郭尔就是从阅读这本《小传》开始的,当时还是借阅汝信先生一九八0年在哈佛访学时淘来的旧书。一九九九年夏天我进入“中心”工作的时候,包括尤金姆在内的同事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我没有看到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基尔姆泽(Bruce Kirmmse)一九九0年出版的《克尔凯郭尔与丹麦黄金时代》(Kierkegaard in Golden Age Denmark),该书虽不是标准传记文体,但却因提供了一个理解克尔凯郭尔生活和写作的宏大历史背景而开启了克尔凯郭尔研究的新方向。幸运的是当时我对基督教思想了解甚微,只对克尔凯郭尔早期的假名作品感兴趣,不仅没有受到劳瑞牧师的影响,反而对他的宣教有种本能的抵触,这当然是歪打正着的结果。

    “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整理出版一套学术版《克尔凯郭尔全集》(So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简称SKS)。它不仅收录克尔凯郭尔作品最多、最全,而且还为文本提供了集释卷,对克尔凯郭尔作品中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语言难点进行了详尽解说。尤金姆就是这套《全集》名列第二位的编委,因此《克尔凯郭尔传》的写作是在整理、注释《全集》的过程中完成的。尤金姆亲口告诉我,传记的写作完全是他利用每天下班之余、周末和假日完成的。当时“中心”成员要求每天上班,虽然没有严格执行“朝九晚五”的作息。即使像我这样的博士后,如果有一天突发奇想要到日德兰半岛旅行,那也是需要向行政副所长打个招呼的。我记得尤金姆在参与写作《全集》第十八卷克尔凯郭尔青年时代日记(EE.FF.GG.HH.JJ.KK)的注释时,与我同办公室的另一位丹麦同事讨论克尔凯郭尔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五年两次柏林之行所乘交通工具和路线时的情景。作为外国人,我对这些历史细节的考证没有特别的兴趣,觉得它们跟克尔凯郭尔研究没有太大关系,不过对于丹麦学者的热情倒是能理解的。正是基于丹麦学者探索历史的热情和自身语言文化的优势,《克尔凯郭尔传》才能为我们构建出一个克尔凯郭尔生活时代的立体图景,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哥本哈根的城市建设,克尔凯郭尔生活过的每一处公寓,他受洗的教堂,家庭牧师,家族墓地,以及丹麦“黄金时代”文化艺术群星像素描——安徒生、海贝格、马腾森、格隆德威等,无论敌友,他们都是激发克尔凯郭尔写作的灵感来源。

    美国著名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把历史人物传记称为“能够折射出历史的三棱镜”,强调写作人物传记需要接触一手的“原始资料”,这两点在《克尔凯郭尔传》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不过历史人物传记与哲学家传记有所不同,构成前者的主体是历史人物所行之“事”,而支撑后者的则是哲学家的作品,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劳瑞牧师的第一本传记中三分之二篇幅是对作品的引用。在写作《克尔凯郭尔传》时,尤金姆充分利用了《全集》新整理出版的克尔凯郭尔日记。因为刚刚完成了克尔凯郭尔日记选的翻译,我很容易辨认出传记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写于一八三八年的著名“吉勒莱日记”AA:12的片断;日记NB:7、NB:34和NB:36这几则自我陈述“报告”的片断;对于尤金姆直接参与注释工作的日记JJ的引用则多达四十四则。克尔凯郭尔著作中有一部分是假名出版,因此研究中会出现“哪一种声音代表真正的克尔凯郭尔”这类问题,也有人倾向以未发表日记作为甄别的依据。尤金姆在重述克尔凯郭尔人生故事的时候,充分吸收了《全集》的成果,不再秉持那种在假名作品和真名作品之间做出绝对划分的天真立场。因为研究者们发现,《哲学片断》和《忧惧的概念》最初都是打算用真名S.Kierkegaard出版的,直到送交出版商之际,才临时改为带隐喻意义的假名JohannesClimacus(爬天梯的约翰尼斯)和Vigilius Haufniensis(哥本哈根的守望者),可见作品署名有一定偶然性。而日记的性质就更复杂了。以传记引用最多的日记JJ为例。日记JJ的写作时期是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六年,与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的高峰期基本重合。在全部五百一十七条日记中,约有一百条日记都是克尔凯郭尔在这段时间所出版书籍的素材,如传记引用的表现克尔凯郭尔因灵魂和肉体冲突而生的痛苦情绪的日记:“如同伤者渴望着摆脱绷带,我健康的精神也渴望着摆脱身体的倦怠……”(315页)这段取自JJ:375的日记明白无误地出现在《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第二部、第二冊、第四章当中。这也就是说,克尔凯郭尔在日记本中写下的同样是作品,是或虚构或真实的文本,它们不能如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成为解读克尔凯郭尔人生和著作之谜的钥匙。循此线索,尤金姆在利用包括日记在内的克尔凯郭尔作品重构其人生故事的时候,一直小心地维护日记之为克尔凯郭尔的创作的认识。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日记文本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克尔凯郭尔“人生的一个‘替身”,克尔凯郭尔从未停止与自己所写的这些虚构或不那么虚构的文本进行对话,而“恰恰是这些文本,是他真正的‘凹透镜”(45页)。尤金姆的谨慎态度应该是符合克尔凯郭尔本人的意愿的,他曾说过,在他死后,无人能够对他的生活有任何了解。克尔凯郭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最内在的自我不被人轻易识破,贯彻他在《非此即彼》中即宣称的“内在不同于外在”的生活原则。

    除了对日记、书信的利用外,传记还利用了来自其他人和物的“原始资料”:克尔凯郭尔家人和师友的回忆;哥哥彼得·克里斯钦的日记;两任秘书克里斯钦和莱文的回忆;克尔凯郭尔死后家居物品和书籍拍卖清单;克尔凯郭尔对巨额遗产的挥霍细节;自费出书的收支情况;甚至还有女粉丝的来信。虽然塔奇曼承认“原始资料”可能带有倾向性甚至欺骗性,但在从海量信息中提取传主生活故事的过程中,它们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尤金姆显然不想让读者迷失在海量信息当中,跟劳瑞牧师一样,他对这些“原始资料”的利用也有明确的目的,除了要告诉我们诸如克尔凯郭尔读书做标记的习惯等事实外,尤金姆更多是用这些“原始资料”达到他在“引言”中坦陈的写作目标——“多一点批判性和历史感,少一点虔诚和顶礼膜拜”(4页)。以对哥哥彼得日记的引用为例。这位哥哥没有掩饰他对弟弟在家庭中的受宠地位的嫉妒,他披露弟弟与父亲的争吵,暗示父子关系并非如弟弟在自己的著述中所描绘的那样和谐。在对“父亲之死”这个重大事件的重构上,尤金姆对比了兄弟二人的日记,发现彼得的日记“严格遵守时间顺序详尽地记述了忙乱的最后时刻,而索伦·奥比的札记则措辞庄严、崇高、敏感,简直是一首赞美诗”(95页)。在描绘那场“大地震”以及除父亲受罚似的高龄外其他人都活不过三十四岁的魔咒的时候,尤金姆利用了弟弟写给哥哥的一封信,揭示出这个“魔咒”不过是老克尔凯郭尔与小克尔凯郭尔在忧郁中共同“培育”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想法”(101页),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表达的“耶稣在三十三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劳瑞牧师为之赋予的殉道的悲壮色彩。

    在对待克尔凯郭尔在其短暂的四十三年人生中留下二十八卷作品的问题上,尤金姆从“悲愤出诗人”的弗洛伊德式立场出发,认为逆境、痛苦甚至“虐待”造就了克尔凯郭尔的丰产,写作成为他的精神治疗和快感来源,虽然克尔凯郭尔所谓逆境主要来自他自身的灵肉冲突,来自他的“肉中刺”。而生活中一旦没有了危机,克尔凯郭尔就不得不“复制自己”,比如尤金姆指出,《人生道路诸阶段》的主题是对《重复》的重复,结构是对《非此即彼》的模仿。克尔凯郭尔想把《诱惑者日记》的主角换成女性,写一部《交际花日记》(272页)。在这个思路之下,克尔凯郭尔遭《海盗船》漫画讽刺的事件就不再被解读为庸众对天才的攻击,而是被视为克尔凯郭尔重新找到写作动力的契机(306页)。尤金姆甚至大胆运用了当代对于“涂写癖”的研究,根据克尔凯郭尔闪烁其词的日记揣测他或许患有颞叶癫痫症,完成了对克尔凯郭尔的天才创造的去魅。但是如此,尤金姆就没有把前述的日记之为创作的原则贯彻到底,不自觉地犯下了传记作者刺探传主隐私的“偷窥”病(338-341页)。

    总之,透过丹麦“黄金时代”的历史万花筒,尤金姆的克尔凯郭尔既不是他同时代的哥本哈根市民眼中带有几分天才的“怪人”,也不是劳瑞牧师竭力打造的基督教的殉道士;而是一个个性更丰满、更复杂的人物。在充分展现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和写作艺术造诣及价值的同时,尤金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嫉妒的、缺乏安全感的、爱讽刺人的花花公子,一个用不停顿的书写作为精神治疗的作家。传记作家的任务不是记录传主的人生流水账,而是塑造传主的灵魂。在这个方面,尤金姆与劳瑞牧师的努力正相反:劳瑞牧师为基督教事业努力神化克尔凯郭尔,而尤金姆则在后现代语境中势把克尔凯郭尔拉下神坛。丹麦社会历来强调平等,甚至堕入了为克尔凯郭尔所痛恨的“平均化”的泥淖。后现代的丹麦社会更不需要英雄,不求卓越,虽然丹麦人也会嘲弄造成丹麦社会“平均化”后果的“延特法则”(Janteloven),但实际上他们对于平等的接受远大于排斥。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想必尤金姆不会生出把克尔凯郭尔塑造成英雄和卫道士的念头。

    尤金姆一九六0年出生于哥本哈根上流知识分子家庭,虽然拥有哥本哈根大学神学系博士学位,但他进入神学系就是为了研究克尔凯郭尔,因为哥本哈根大学哲学系是分析哲学的天下。在《克尔凯郭尔传》出版之前,尤金姆的研究就显现出了明显的后现代立场。他独立出版的《不眠者》(一九九五)和与他人合作的《克尔凯郭尔的美学》(一九九五),都是从审美感性的角度解读克尔凯郭尔,他毫不掩饰地欣赏甚至模仿克尔凯郭尔的行文风格,有意无意地回避克尔凯郭尔与基督教之問充满张力的关系。这个后现代立场在这本按编年史方法写就的《克尔凯郭尔传》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克尔凯郭尔一八四三年《重复》一书的解说。尤金姆认为这本书“形式怪诞”,是“一片游戏场,一个闹声喧杂的实验室”(171页)。他否认“重复”是一个哲学术语,只强调要从修辞意义上去理解它,“如果我们试图绕到修辞背后去接近‘重复这个概念的内在含义,得到的可能是最不重要的。《重复》比其他作品更需要被阅读。一读再读”。很遗憾,这种表层次的后现代主义克尔凯郭尔研究只关注到了修辞和书写形式,而没有注意到“重复”作为哲学概念的可能性。“重复”既有可能意味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赫拉克利特式的重复之不可能,还可能指示着《传道书》所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相同事物的单调重复,更有可能昭示着尼采那充满生命意志的创造力量的“永远回归”。而对于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最重要的两部哲学著作《哲学片断》和《附言》,传记几乎是一笔带过,没有探究克尔凯郭尔对古典哲学的批判,以及他对在世俗化社会中如何做一名基督教徒而做的理论努力,站在从整体上理解克尔凯郭尔思想的高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感。

    尤金姆的《克尔凯郭尔传》出版后的第二年,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界的大腕阿拉斯泰尔·汉内(Alastair Hannay)出版了英文的《克尔凯郭尔传》(Kierkogaard,A Biography),该书同样引起了学界的轰动。不过与其说汉内的书是传记,不如说是一部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导论。作为传记体裁的尤金姆《克尔凯郭尔传》,恐怕一时无人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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