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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对话元素挖掘与运用

    时间:2021-02-08 10:10: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李洪波

    摘    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表达方式”上更加关注教师、学生、教材三者的“对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挖掘教材的“对话”元素,重视“道而弗牵”的引导、“强而弗抑”的生成及“开而弗达”的适当“留白”。基于“共情”能力培养使教师形成互动公平理念,利用互动公平感改变学生在课堂上的沉默行为,从而提高学生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的“抬头率”和“参与度”,提升教学效能。

    关键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对话元素;课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0)09-0026-03

    一、关于课程本身的对话

    教材是编写者与读者间透过文字进行“对话”的载体。对学生而言,教材与一般读物不同,它不具有“可选择性”,它所承载的信息具有先赋的“正确性”,它的权威不容置疑,被认为具有工具性,是考试的命题库和答案来源。学生与教材之间缺乏“我与你”的深层次对话,仅仅停留在功利的“我与它”的工具关系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大学生“三观”教育的入门课,必须打破学生心中“说教”的认识误区,要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

    (一)思想沟通是前提

    沟通的心理准备是认同,只有对话双方处于相互开放的信息场域内,两者间的思想沟通才有可能进行。对话双方只有完成了思想上的沟通,才具备学生与教材对话、与教师对话的前提。与教材对话的前提基础是认可新时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身份和地位,并且“积极践行者”的提出比“四有新人”更加具有思想上的推动力。教材通过文字传递,可以讓学生认可“修德与尚法”在思想建设当中的地位,为文字同师生展开对话互通了场域,奠定了对话基础。教材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这一课程目标,坚守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课程定位,重点关注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和法律修养,倡导大学生“敏于求知、崇德修身、明辨是非、脚踏实地”“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勤学修德明辨笃实”,既要目标高远、保持定力、不懈奋进,又要脚踏实地、严于律己、精益求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生的价值准则,勤学以增智、修德以立身、明辨以正心、笃实以为功[1]。

    (二)语境对话是基础

    课程始终保持以“大学生”为对话对象,而不是泛泛的“公民”和“人们”。“我将怎样度过我的大学四年?”“谁来在思想上给予我教育和引导?”这是所有刚入学的学生思考的问题。教材在《绪论》中适时的和学生进行了第一次对话,“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会指导学生“怎样处理好理想与现实、……友谊与爱情、学习与工作等的关系”,探讨不同阶段的人生课题。《绪论》中有“学长”对“后生”的引路,娓娓道来的是“学习要求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和“社会活动的变化”,而且为新生提供了应对这些变化的策略:“树立独立生活意识”“明辨善恶”“虚心求教,广泛交往”“在实践中磨炼自己”。《绪论》中的“对话”亲切而自然,这些学习与生活中的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情境代入感极强,不仅能激发起学生探索欲,同时也让学生对课程有了更多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切合实际的、真真实实的。

    大学生常常认为自己“不惹事”就不会涉足法律的语境。然而在法治社会的当下,“法律基础常识”是每一位公民都应知道、想知道、必须知道的事情,教材的编排没有让法律基础呈现出冰冷深奥和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们生活在法律规范之中”的对话,传递给学生的第一感觉是“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教材以浅显的方式把深奥的法律原理和规范表述出来,并且对应大学生的生活实际,遴选了大学生感兴趣、想知道、必须知道的部分。在法律规范的遴选上,教材没有把《刑法》这样以惩治犯罪为重要功能的规范过多地引入教材,有效地规避了教材内容的压迫感,使得作为大学生必修课的“法律基础”的出发点更加积极。

    (三)为人赋能是目的

    教师摒弃过去课堂上思想理论加法律原理的简单传递,而是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为学生“赋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的核心价值就是让大学生具备国家与社会所需的公民能力,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强大、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为国家的治国之才提供能力武装。

    大学生毕业后终将走上职业的道路,教材从大学生是国家未来栋梁的角度,顺应新时代大学生勇于担当的时代特点,在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前提下阐释了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易于学生认同并接受。职业道德的共性是什么?教材给予了回答,即“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2]。如何做到这些,是否有规范约束我们的行为?这些职业道德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教材把一些问题“留白”给师生来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并对这些道德规范的现实表现进行描述和分析。通过学生的举例论证,不仅可以丰富和提升教材道理论证的力度,而且能够使课堂教学气氛更加活跃,形成以教材为载体的师生对话平台。

    二、适当“留白”为对话教学留有空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的对话特色也为教师对教学内容的二次建构提供了空间。只有教学内容富有挑战性,才能使大学生在获取和创生新知时有成就感。“基础课”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追求前沿”,相反“基础课”必须反映社会现实中的最新问题和思想道德建设的最新成果。教材要适当“留白”,为师生对教材内容进行再次生成提供可能,激励师生围绕教材“对话”,在对话中展现自己的观点,建构对知识的有意义的解释。如果教材没有适当的“留白”,师生与教材之间就没有对话的必要,教学就会陷入“经院式教学”的窠臼,教师只能呆板地复述教材的内容,对教材的内容没有思考和质疑,只有单一的服从,无法对学生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一)“质疑”与“释疑”

    “在学术圈子里,交流是通过讨论来维持的”。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互告知对方自己的发现,但是,只有当我们的观点受到质疑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交流”[3]。他推崇苏格拉底“反讽式”的对话教学,并提出对话教学的前提是“相信真理会在正确的发问中显现出来”,通过“反讽”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离真理很远,对自己先前所学进行检讨。同时,好的问题也给学生一个检查自己理解力的机会,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课堂活动中,通过问答逐渐使思路明晰。我国《学记》中的“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问者如撞钟”也是同样的道理。教师在“质疑”与“释疑”中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同时也能够帮助自己了解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教学内容以及是否有一些特殊的困惑,随时调节教学节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担负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但不能一味回避对社会上一些负面事件的讨论。当遇到比较尖锐的问题时,教师不能依靠“一言堂”压制学生的不同声音,这样难以让学生信服。教材留有空间,教师也应开放课堂氛围。对学生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解释,并且尽力去理解他人的解释;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的观点,无论自己同意与否都要坦诚相待,把他人对自己观点的挑战看作是对问题理解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个人攻击。发现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艰难但更有意义,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学生从“服从”到“认同”的态度转变。

    (二)“愤悱”与“启发”

    缺乏目的性和特定状态的交谈不是“对话”,结合教材的“对话”特色,在生成性课程的建构中保持学生的“愤悱”状态和教师的教学效能是关键。教师在课堂上常常出现一言堂现象,即教师只顾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知识内容通过讲授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极少把时间留给学生,使得学生无法独立思考、也无法与教师就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在这样的课堂上,由于学生人数多、知识量大,教师很难关注到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理解状况,即便是教师再精心准备教案,学生获取的知识也将大打折扣,从而形成低效或是无效教学。

    当下,学生在课程中的全盲状态非常严重,在执行课程的过程中学生常常是“无心”的,缺乏对教材内容的深入思考和批判继承。作为公共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虽是“必修课”,但学生缺乏对其“必修”的认识。孔子强调在启发式教学中对学生学习状态的要求,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怎样激起学生“愤悱”状态?教材也需要与时俱进、反映现实问题;教师在诠释教材内容时能提出更有挑战性的问题,不断在学生的现有水平和可能水平之间创设新的“最近发展区”是关键。在讨论“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时,学生都可以针对在“互联网+”大环境下发生的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求同存异,这种讨论形式不仅使学生提高了学习兴趣而且也获得了启发。因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不仅没有“与社会生活不相匹配”,而且是与社会生活联系得最紧密的课程之一。在教学中,教师应提升教学效能感,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兼具学生高级思维技巧训练的责任,运用“对话教学”的方式,实现“和而不同”、教学相长的教学目的。

    三、适应教材对话特色的课堂转变

    “有效教学是充满生命意识的教学,有效教学是经济的教学,有效教学是充满教师智慧的教学”[4],教学要有效果、有效用、有效率。有效果指的是学有所获,有效用指的是学有所用,有效率指的是单位时间内投入少产出多。学习本身是向更高的教育水平的跃进,教师都期望学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并以更高级的方式进行思考。教师需适应教材对话特色的转变,逐步引导学生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迈进,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抬头率”和“参与度”,提升教学效能。

    (一)运用“登门槛”效应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

    针对社会上对新一代青年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的诸多负面标签,教材突显了对青年学生高尚情操的认可和坚守。雅斯贝尔斯说:生命的精神交往是大学的基本任务。但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忽视了与学生进行交流活动,致使本应是思想火花激烈碰撞的互动交流,却演变成了教師独自演奏的独角戏,学生则置身事外低头玩手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没能做到让学生产生互动公平感,即尊重、得体、辩护和坦率,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没能感受到被公平对待,这是他们在课堂上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

    “登门槛”效应,也称分段实现目标效应。运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即强调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教师要有信心和耐心,通过不断地激励,促成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小步子式的不断提升。教育过程是一个唤醒学生潜能的过程,教师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去启迪学生的心灵,学生的每一点进步,教师都能够敏锐地发现,并且及时鼓励。让学生可以体尝到进步的喜悦,不断提升自己“最近发展区”的高度,对自己的发展更有信心,从小目标的实现过渡到对大目标的努力,激励大学生通过自我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互联网+”开启课内互动新篇章

    教师以往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时,经常要面对讲台下一整间教室的“低头族”。众多学生浸泡在网络海洋中,与各种手持设备交流。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搭建网络平台,丰富师生间的互动形式。以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单一的主题演讲、师生问答互动已经很难再掀起大学生心中的波澜。教师应该取经于互联网络资源,学习在年轻人心中有分量、能引起共鸣的网络讨论形式与方法、增加互动式辩论元素,为课堂带入多种新鲜的气息。同时,教师要警惕网络的“双刃性”,尤其是信息超载。面对一些社会问题,部分大学生缺乏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的能力,人云亦云,情绪容易被网络媒体所左右。此时,教师就不能放任他的偏执,必须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缘由、梳理事件过程,而不是简单盲目从众、停留在问题表层。可见,利用互联网的教与学本质上还是“我与你”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调对网络的利用,但绝不是完全忽视教材的肆意利用,一定是互联网与教材相结合的对话内容。通过对网络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参与法律实践、养成守法习惯、守住法律底线。

    (三)关注社会生活理念进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

    評判教学是否有效的标准是考查学生在教师教学后是否有进步和发展,教师的“教”只是学生实现发展的工具手段,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生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学生的进步和发展才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校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专业人才及广大后备力量。思想道德的打磨与法律意识的培育不应当禁锢在课堂的方寸之间,更要打破壁垒全面提升大学生课外思政实践的参与度与获得感。2018年版教材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一章中重点分析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了解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教师在讲授这一部分内容时,可以举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身边的例子,如教师可以从“困境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境遇入手,让学生展开讨论,分析儿童之“困”的根本原因。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会逐渐把原因聚焦到“家庭监护缺失”或“家庭监护不力”上,针对原因学生也会提出很多应对这一问题的办法,如加强“国家监护”“社会救助”等。与此同时,学生也会进一步反思“家庭为什么会监护不力”?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入我国离婚率攀升的数据引导学生对“婚姻忠诚”等现实问题的思考,使学生认同家庭、家风建设的意义,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感,让学生感受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进而在学习教材最后一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时,部分学生就可能把课下查阅的有关《婚姻法》的内容带入课堂讨论中,使两章的内容有效衔接。将《婚姻法》中的法律内容与教材中的“家庭美德”一节的内容有机联系起来,让学生懂得“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与婚姻观”,不能误把友谊当爱情、不能错置爱情的地位、不能功利化地对待爱情、不能只重过程不顾后果、不能因失恋而迷失人生方向。随后教师引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学习内容,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学习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课程更加生动活泼,富有实效。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84-87.

    [2]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5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3][德]雅斯贝 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0.

    [4]王鉴.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责任编辑  李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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