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中的海内外意识形态对抗]2018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摘要:“张学”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实际上是其研究主体――海内外华人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文章通过分析关于《秧歌》和《赤地之恋》的争论,概括出双方意识形态对抗的表现:海外是在与研究对象意识形态契合基础上的艺术攻略,而大陆则是在对研究对象艺术承认掩隐下的意识形态松动;并进一步在对张爱玲与鲁迅文学史地位的辩论中,揭示双方意识形态对抗的深层原因:文学传统深层“人性”与“国民性”的分歧,由此得以从“张学”的角度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凸显海外华人学者的不同学术理念及其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张学”;海外华人学者;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2-0091-06
　　
　　一、“张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与
　　海内外比较的视角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长达60多年,张爱玲及其创作在中国文学、文化界的大起大落值得深思:40年代在上海异军突起,名噪一时;50年代离开大陆,其文也在大陆销声匿迹,却于60年代开始在香港、台湾及国外华人中受到欢迎;80年代以后,逐渐为大陆文学研究界再发现,继而受到读者和文化市场的追捧,并最终在海峡两岸三地跨越文学界而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爱玲及其创作的大起大落,其实是以空间为基础而言的,即其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受到的欢迎:20世纪40年代,上海;60至80年代初,香港、台湾及国外;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国外。实际上,在这三组时空组合中,是两种不同“声音”的此起彼伏与相互响应。这两种声音就是: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的张爱玲研究。尤其值得玩味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1957年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及《评》在台湾的发表。这是张爱玲及其创作曲折命运的转折点。正是在关键点上,海内外两种声音发挥了各自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不难联想到此间的意识形态烟雾。
　　首先是张爱玲1952年的离国及此后30年在大陆文学史中的湮没。就像柯灵所说,“‘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政治意识形态的不见容于当时社会,是造成这一转折的最大原因。张爱玲本身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成了大陆在1949年之后很长时间之内对其评价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多基于一些“事实”,例如张氏的出身、发表作品的刊物的性质、在抗战时期参加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汉奸”胡兰成的恋情等。由张爱玲本身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引申出来的则是张作的思想内容问题,即所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消极的人生态度。其次,张爱玲于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的重新崛起,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海外华人批评家的极力推崇。而所谓“海外”,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语。更何况,作为“张学”研究主体之一的“海外华人批评家”,最大的扎营地就是台湾,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可想而知。因此,在大陆对张爱玲的重新接受过程中,海外华人批评家本身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题中之义。
　　由此可见,“张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是基于两个层面提出的: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张爱玲及其创作的意识形态问题,二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海外华人批评家与大陆批评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正是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多重意识形态叠嶂,“张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才变得必要而敏感。并且,相对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体本身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立场在文学研究活动中应更为根本和关键。因此,谈“张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就是谈其研究主体――海内外华人批评家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一般来说,“张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纵观张爱玲研究,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张爱玲评论是“‘张学’研究的源头”,奠定了“张学”的基础,那么海内外“张学”的分野实际上始于第二阶段。事实上,第二阶段的张爱玲研究集中于海外,在大陆则成为盲点。第三个阶段,海内外“张学”同时发展。大陆张爱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了封锁的缺口;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写作中开始出现张爱玲的名字;90年代形成热潮。这个阶段的海外张爱玲研究,声势更为浩大,众多华人学者加入张爱玲研究的行列,各种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纷纷登场,可谓异彩纷呈。
　　就笔者目前所见材料来说,研究者基本上有海内外之分的意识,但除几篇综述类文章之外,还没有从海内外比较的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更没有就“张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深入论述。因此,笔者认为,从意识形态这一“张学”中必要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切入,通过对海内外华人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策略等进行比较,可望拨开“张学”表层的意识形态烟雾,探究其深层的成因,更可初步凸显海内外华人学者在文学研究中的诸多差异及其相互对照与影响,从而为“张学”,甚至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考。
　　
　　二、 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表层
　　
　　如前文所言,“张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源于其研究主体――海内外华人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那么,海内外的意识形态冲突则始于海外华人学者欲冲破大陆对张爱玲的封锁之时。对海外华人学者来说,要改变张爱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文学史中不见踪影的状况,就必须冲破大陆学界对她的意识形态封锁,而意识形态自然没有能被轻易冲破之理,因而海外华人批评家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大陆对此的反应也就显得特别耐人寻味。海内外批评家在“张学”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抗,主要表现于80年代初大陆对张爱玲重新认识的早期,矛头主要指向第一个为张爱玲说话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关张爱玲的论述。最大的“不满”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其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好评;二是其对张爱玲的抬高与对鲁迅的相对“贬低”。
　　(一)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
　　夏著对这两部作品的看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于下面一段文字中:
　　
　　作为研究共产主义的小说来看,这两本书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因为它们巧妙地保存了传统小说对社会和自我平衡的关心。而且,更难得的是,这两本小说既没有滥用宣传口号,也没有为了方便意识形态的讨论而牺牲了现实的描写。那是西方反共小说的通病。……在她的小说中,她是以人性――而非辩证法――的眼光去描写共产党的恐怖的。她的着眼点是:一个普通的人,怎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制度下,无援无助地,为着保存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和忠诚而挣扎。
　　
　　由这段措辞相对缓和的文字,我们仍不难感觉到夏志清渗透其中的意识形态情绪。但是,我们也还可以看出夏氏为这两部作品所作的“辩解”,其主要的思路是:首先否认这两部作品是反共小说,接着肯定它们的艺术成就。此后,海外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大多沿用这一思路,例如龙应台认为:“它(指《秧歌》,引者注)并不是一本‘反共’小说,……《秧歌》的层面就从对一个政权的批评,提升到对制度的批评,更提升到对基本人性的批评。”又如陈芳明认为:“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并非是在反共文艺政策的指导下铸造出来的,而是她在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亲身经验的文学反映。……这两本书都在描写真正的人性,尤其在政治、经济条件特别困难的挑战中,人际关系是如何变得矛盾而扭曲。……正好对当时流行的反共文学构成了极为鲜明的讽刺。”
　　大陆对此的反应一开始自然是激烈的。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虽然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伸出了橄榄枝,但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态度依然“义正词严”:“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并不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政治倾向,……《秧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海外有些批评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柯灵似乎避开意识形态而把评价这两部作品的标准指向了是否符合真实,同时又认为海外批评家对这两部作品的好评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后来于青的《张爱玲传》显然深受柯灵影响,不仅明确指出“这是两部具有明显反共倾向的作品”,还断言:“这两部书稿的写作和出版,应为张爱玲创作生涯的‘滑铁卢’阶段。其主要原因是应召而作,命题作文”。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早在80年代初就引起了大陆学者的注意,丁尔纲就认为“夏氏之所以抬高张爱玲,关键在于她的反共倾向”。在2000年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刘再复的发言依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无论是《秧歌》还是《赤地之恋》,都是在经济的压力下写就的‘遵命文学’……其反共的动机与立场,非常明显”。虽然亦有年轻学者对这两部作品的态度有所改观,例如余斌的《张爱玲传》和费勇的《张爱玲传奇》都对《秧歌》给予了较高评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关于这两部作品的看法总体上还是将之归于“具有反共倾向的作品”。这一观点的立论基础一般有:一、“应召之作”导致的作家创作自主性的缺失;二、作家没有亲身经验而导致的与事实相违背的虚假;三、海外批评家视大陆为“铁幕”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偏见。
　　作为对立方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对这三个立论基础自然也有其说法:“应召之作”正好可以看出“在文化帝国的宰制下,她如何突破言论限制,凸现个人的艺术主张”;亲身经验并非创作的唯一源泉,何况张爱玲写《秧歌》前还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大陆对张爱玲的封锁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偏见所致。
　　如此这般,围绕张爱玲及其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海内外各执一端,不可避免都包含着各自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张学”中(至少在早期),海内外意识形态的隔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问题又不仅仅是“隔阂”这么简单。对比双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大陆在应对海外华人批评家“以艺术成就来对抗意识形态”的论辩策略时所表现出来的迂回和婉转:对上面所讨论的两部作品,大陆总体上的看法是将其归入“具有反共倾向的小说”,而对张爱玲本身的意识形态问题却又似乎“网开一面”,从而出现了在论及张胡之恋时,“张爱玲的政治态度虽不是很积极明朗,但至少是清白”的颇具感情色彩而又自相矛盾的说法,甚至极力在张爱玲于建国初期创作的《十八春》和《小艾》中寻求为她“救赎”的途径。大陆在重新接受张爱玲过程中的犹豫可见一斑: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张爱玲创作的艺术魅力对大陆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张爱玲的政治“污点”又是大陆的一块“心病”。相对大陆的这种欲迎还拒心态,海外华人批评家虽然也难免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但是其“艺术”策略则显得干净利落有力得多。因而,“张学”中的这场意识形态“战争”,其总体情形是:海外是在与研究对象意识形态契合基础上的艺术攻略;而大陆则是在对研究对象艺术承认掩隐下的意识形态松动。
　　于是,从中我们看到了“文学”与“政治”这对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渊源极深的“冤家”。
　　(二)文学史写作中的政治标准
　　其实,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现象,我们还可扩大到文学史层面,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中的张爱玲写作,来进一步探讨其内在的实质。
　　曾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红极一时的张爱玲,在中国建国后的第一本现代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没有出现。这种情形一直维持了30年,直到1984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7年钱理群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才收进了张爱玲;到今天,张爱玲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小说史的常客甚至贵宾。然而,早期文学史中张爱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主要以作品的内容思想为评述对象,大体上以政治作为评论标准。并且,在很长时间以内,张爱玲的创作在中国大陆文学史中是以一种负面的形式进行描述的。从今天看来,张爱玲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中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缺席到出现,从负面评述到正面挖掘,从思想内容评论到艺术技巧探讨。这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机制的变化,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变化。
　　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写作,由于其产生之初与教育有很大关系,便不可避免与国家政权建构扯上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要求在新文学史课程中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就导致了文学史写作中以政治为标准来评论作家作品,注重思想内容上的政治倾向。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环境、学界有所变化,在文学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一大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进行“平反式”重评。稍后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的目标也无疑首先是走出过去文学史写作中的政治标准限制,换言之,即要建立文学的标准。
　　因而,在前文所述海内外“张学”学者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对抗是表象,其实质是:大陆本身有突破政治标准、建立文学标准的内部要求,海外华人批评家在意识形态契合基础上对张的艺术发掘是大陆得以参照、借鉴的一面镜子。
　　然而,我们仍然不可忽视长期以来政治标准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必然的追问是:何以大陆学者会如此“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标准?文学研究活动中个人意识形态的渗入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直接关系,但也必须有某种潜心理结构作为基础才能“心安理得”。这个问题恐怕要追寻到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层。“张学”中曾有一场关于张爱玲与鲁迅文学史地位的争论,借由鲁迅――这一大陆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我们或可映照张爱玲之“异类”特质及海内外学者在此所体现出来的批评立场中的内在差异。
　　
　　三、 人性与国民性:文学传统的深层
　　
　　(一)关于张爱玲与鲁迅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关于张爱玲与鲁迅的对比,最明显不过的是两者各占的篇幅:张爱玲一章有42页,而鲁迅一章只有26页(指英文版)。这反映了夏志清对张爱玲的重视超出鲁迅;不仅如此,他还对鲁迅的“殊荣”地位给予定性:“这种殊荣当年是中共的制造品”;对《阿Q正传》表达了诸多诟病:“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从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
　　虽然夏志清并没有在书中直接将张爱玲和鲁迅相提并论并给两者评定优劣,但敏感的大陆学者还是从中“嗅”出了张爱玲对鲁迅文学史地位的一定冲击性,争论自然不可避免。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在“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刘再复与夏志清的激烈辩论。
　　在该次会议上,刘再复首先发言称:“这两位文学家,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而天才只有具备彻底性,才最具光辉。”在他看来,张爱玲之所以没能把其天才贯彻到底,是因为她在后期的创作中转向政治而抛弃了自身的审美特点。这番言论引来了夏志清的激烈反对:“张爱玲是个天才,但是她与鲁迅相反。如果张爱玲的天才是夭折了(is a failure),那鲁迅更加失败(is more of a failure)”,原因在于张爱玲写《秧歌》是“基于人文立场,为了正义与同情”,而鲁迅后期转向左翼则是对政治的妥协。表面上看,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张、鲁两人后期创作与其政治“转向”的关系,还是批评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但是,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再来看刘再复关于张、鲁的比较:“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绝望感的作家只有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张爱玲。……鲁迅看透人生,但又直面人生,努力与人生肉搏,因此形成男性的悲壮;张爱玲看透人生,却没有力量面对人生,结果总是逃避到世俗的细节里,从而形成特殊的女性语言。……鲁迅的精神内涵显然比张爱玲的精神内涵更为深广,而且深广得很多很多。”他还进一步指出:“这里有一个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问题。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在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中,精神内涵和文字功夫,孰重孰轻?二是对所谓精神内涵和灵魂深度,有什么样的评价标准?
　　刘再复的观点在大陆是非常具代表性的。大陆作家王安忆在该次会议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张爱玲“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所谓的精神内涵和灵魂深度是什么?如刘再复、王安忆等所言,在鲁迅的创作中为“国民性”批判及其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积极态度,在张爱玲则是对国家民族的无担当以及消极的人生态度,而两者是不在同一个层次的。可见,相对文字技巧,精神内涵的深浅标准是大陆文学批评的重要指标;并且,对国家民族的担当程度是其“深浅”的衡量标准。而海外学者,正如前文所言,文字技巧不仅是他们所谓张爱玲小说艺术的重要方面,而且,就张作的精神内涵来说,人文立场和人性内涵才是其重要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海内外对所谓精神内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
　　刘锋杰在《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中认为《阿Q正传》是“最理性最社会化的作品”,《金锁记》则是“最深刻最艺术化的作品”,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因为揭露中国“国民性”问题而具有很大的社会普遍性,而后者因为其人性内涵在中国的社会普遍性稍逊于前者而影响自然不及前者。刘锋杰分别取鲁迅的“国民性”和张爱玲的“人性”给予定位,可以说是集海内外学者观点之精华,同时也可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国民性”与“人性”影响力之差别。
　　(二)文学传统中的感时忧国情结
　　关于“国民性”这个大陆学界习以为常的问题,海外华人学者刘禾的《国民性理论质疑》曾经做过梳理。该文的写作目的虽然不在于直接颠覆中国学界对“国民性”的“信仰”本身,但却触及了中国近代以来由鲁迅影响而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集体情结,以及被“国民性”理论牢牢钳制住的大多数中国读者和批评家。许子东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新文学的‘幸’与‘不幸’,都在于20世纪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居然由两篇讨论文章写法的短文所引起”,其所指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强大社会功能。夏志清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也认为中国作家特别关注现实。他分析说,中国现代作家的关注中国问题,表面上也是关注人的精神病况,但却将之视为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而张爱玲与一般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对中国人的关心,超越中国而上升到对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况的思考高度。
　　海外华人批评家对“国民性”的质疑、对中国现代文学强大社会功能及感时忧国传统的反思,可以说是深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深层而揭示了其本质和关键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正是由感时忧国精神而导致其强大的社会参与功能以及对“国民性”的极大关注,进一步发展,则是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姻以及“左翼”文学的产生。而由前文的引述,可看出海外华人批评家坚持的是文学性与作品人性内涵的结合。海外学者在此显示了其独具的深度和高度,正是在其“文学”与“人性”标准的映衬下,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例如政治标准、对国民性的“执著”、对技巧的忽视得以凸显。事实上,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立场与“人性”主张对大陆学界相关研究曾产生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海外华人学者对作品文学性以及人性内涵的重视,与其西学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对今天的我们及中国文学,或可做反思之鉴;但他们对国民性批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强大社会功能的不满,却也不免是站在中国历史语境之外的“指点江山”,有苛求历史之嫌了。
　　综上所述,在“张学”的海内外意识形态对抗中,文学与政治的矛盾是其表面形式,而文学传统深层对“人性”与“国民性”的不同重视程度才是造成这种矛盾和对抗的潜在心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并不仅仅是政治偏见这么简单。
　　
　　这两篇文章后来合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张爱玲专章。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第100页,第102页。
　　见灵真:《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华文文学》1996年第1期,第53-58页;王卫平、马琳:《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第88-96页;黄玲玲:《六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述评》,《文教资料》2002年第2期,第42-50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57-358页,第27页,第33页,第462页。
　　转引自刘锋杰:《想像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陈芳明:《张爱玲与台湾》,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页。
　　于青:《张爱玲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294页,第261页。
　　丁尔纲:《评夏志清著》,《鲁迅研究月刊》1983年第7期,第12页,第51页。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第40页。
　　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王宏志:《张爱玲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第251-295页。
　　夏志清:《讲评:张爱玲与鲁迅及其他》,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第62页。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第310页。
　　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第138-140页。
　　许子东:《呐喊与流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