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治国思想要旨概说

郭忠义 王梦昕

[摘  要]商鞅对战国后中国制度文明建设影响巨大，其战略思想以其特有的实践力量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为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力量。霸王天下是商鞅治国战略的宗旨。富国强兵，耕战为王是兴国之道。变法而王、重刑而治是强国之路。尊君抑臣、强国弱民是治国要术。治国作壹、一统天下是治国纲领。如何克服“治权代理人问题”是商鞅治国战略思想的逻辑主题，“极端化”是其基本理论特征。

[关键词]商鞅;治国战略;霸王天下;治权代理人问题

[中图分类号]B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10-0010-08

在先秦诸子中，商鞅对中华制度文明的影响巨大，却在思想史上被严重低估。从先秦始，《商君书》几乎成为史上君王的必读之书，而历代儒生文学贤良则批判有加，鲜有正面肯定之言说。商鞅在现代因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师的学术关注和评价改变了人们对他的传统认知，并在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中红极一时，然而对其全面的科学研究却远远不足。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在国家建设上，中国先于欧洲1800年。笔者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诞生是5000年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绵延不绝的政治制度条件。按照当前学界多数认同的“西周封建”说，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周封建分权制到中央集权制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此后汉承秦制直至晚清。而秦国最终威扫六合，一统天下，与商鞅的治国理论及实践有重大关联。关键在于其克服了治权代理人问题。

一、商鞅的战略宗旨：霸王天下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史上最剧烈的制度变革时代之一。诸侯争霸，烈度空前。弱者求存，强者争霸，霸者争王。以军事竞争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诸侯国间主要的竞争方式，掩盖了生产力进步导致社会根本变革的历史本体，战争成为由西周贵族分权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官僚制变迁的直接动力。于是，如何富国强兵、乃至统一天下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儒法两家的“王道霸道”之争成为百家争鸣的焦点问题。从现代制度变迁理论来看，西周贵族分权封建制的治权结构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根本弊端：封邦建国、分权而治必然产生治权主体下移或旁落趋向，在一定條件下会出现权力异化趋势，可以称之为“治权代理人问题”。

西周宗法封建制度是周王与各级贵族分权而治的国家制度。周天子将天下（全国）的土地、人民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分配给自己的亲族和重要功臣封邦建国，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各封国按同样原则分配土地、人民给卿大夫，“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有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各级贵族都是按照嫡、庶关系分配权力，按嫡长子继承原则继承权力，并将与治权融为一体的全部权利用周礼固定下来，以“尊尊、亲亲”为根本原则维持这种等级森严“礼制”秩序。

法理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与贵族是治权分散的委托——代理关系。周王代天而治，各级诸侯代天子而治。周天子名义上拥有“王天下”的国家最高治权，但实际上只能直辖“王畿”的土地人民。其他广阔疆土的“治权”是通过各级诸侯的“代理”来实现的。诸侯的“治权”又是通过卿大夫的代理来实现的。各级贵族都可以在自己封地独立的行使治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诸项权力。这种国王与贵族分治的封建权力体制要想克服权力下移和旁落趋向而有效运行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周天子必须具有德才兼备的领袖能力和人格魅力才能服众诸侯;二是国王和诸侯必须恪守以“尊尊”“亲亲”为基本原则的礼制秩序;三是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发展始终均衡。这些实际上是无法满足的。周天子的“王不王”往往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表率，世袭制不会保证世代精英。时间和代际会冲淡血缘伦理亲情，从而使“亲亲”“尊尊”难能。封国独立、诸侯分治必然导致激烈的封国竞争和综合国力失衡，实力胜出的诸侯乃至卿大夫要求打破过去固化的权力运行和继承机制，按照综合国力重新分配治权。

春秋以降，王室衰微，诸侯陵替，治权异化现象蔚然成势。天子失位，政在诸侯，陪臣执国命，政在大夫等“治权代理人问题”泛滥列国，终致礼崩乐坏之乱局。周王已经没有一统天下的治理能力，无奈被迫认可诸侯之长——“霸”代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治权”，开始了“王治”到“霸治”的转换。这说明“天下”的治权主体已经发生了从天子到诸侯的异化。国力最强的诸侯王开始以会盟的方式实际行使周王室的治权，协调诸侯间的政治关系。

如果说“霸治”貌似解决治权代理人问题，维护周王治权，实则本身就是治权代理问题的突出表现。例如，齐桓公的“霸治”貌似“尊王攘夷”维护周王的一统天下，实则以国家实力和军力为后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称霸天下。历史证明，这种以诸侯之长的身份代行周王的对天下治权的“霸治”形式，不能挽救礼制秩序，只能加剧诸侯争霸、列国争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是“霸治”无法解决治权代理人问题的最好证明。

“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两大事件说明，“霸治”不能克服“治权代理人问题”，只能导致西周贵族分权政治全面崩溃。

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十年后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国君，同年周安王册命其为齐侯。史称“田氏代齐”或“田陈篡齐”。其过程恰恰发端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收留了避乱逃亡的陈国公子田完。陈氏历经286年，最终取代齐国吕氏政权。

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军后大会诸侯于践土，与各国约定共尊周王。践土会盟上，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为第二位霸主，开创了百年霸业。其重大原因之一是晋文公任贤举能，通商宽农，设三军六卿制度，使得国力强盛。然而，辅政的韩、魏、赵、智、中行、范等六卿，各有武装和封邑。公元前493年的六卿内乱中，中行氏、范氏被灭。公元前455年，赵、魏、韩三家灭掉智氏，瓜分国君领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分封赵、魏、韩三家，成为新的诸侯，封邦建国，史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说明称霸中原的齐、晋两国皆被臣子颠覆，“霸治”不能克服“治权代理问题”，同时，周王室还要为乱臣贼子破坏礼制发放公证书，这标志“礼制”的彻底崩溃。诸侯间竞争已经没有正义非正义的标准，由“争霸”到“争王”，军事竞争已成为主要形式。于是，如何解决“治权代理人问题”而一统天下，如何增强综合国力在军事竞争中胜出，成为战国时期的时代之问。

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也都是要回答这一时代之问，如何治国理政也就成了诸子百家的核心议题。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商鞅全部理论就是要回答这一时代之问，其理论要旨就是如何富国强兵、霸王天下。

二、商鞅的兴国之道：耕战为王

1.理论策略：王道霸道化

商鞅亡魏入秦，四见秦孝公面陈自己的治国之道。第一次谈尧舜帝道，孝公时睡弗听。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而未中其旨。第三次“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君之欢甚”。因为孝公求贤，旨在重振秦穆公霸业，收复东部失地。帝王之道见效久远，百年时不我待，强国之术速成，即可显名天下。商鞅的治国方略最终取决于秦孝公的选择，富国强兵、霸王天下就是其战略目标。

司马迁曾批评商鞅对孝公讲帝王之道是言不由衷。他站在王霸之辩的解释模式上否定商鞅独任霸术，可能有失偏颇。因为当时王霸之辩尚未展开。孔子盛赞文、武、周公之王道，力主礼治德政，也主张君子怀德亦怀刑，赞桓公“正而不谲”，“九合诸侯”之功和管仲辅政之仁（《论语.宪问》）。齐国田常欲攻鲁之际，亦派子贡游说诸侯，行纵横权谋之计。可见，孔子并非绝对排斥霸道。“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王霸之分只是在孟子那里才泾渭分明。

同样，商鞅从未否定王道的治国政绩，只是讲古之王道与时俱进。“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故曰：治世不一道。”（《商君书·更法》）商鞅的智慧是以“霸道王道化”（霸道即王道）的方式来论证霸道的合理性。通过论证用霸道之术可收王道之效，进而以王道之名行霸道之实。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商君书·开塞》）“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商君书·开塞》）“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商君书·说民》）因此，只有通过法制，才能实现王道;只有通过强力才能产生道德，圣君独有强权，才能“述仁义于天下。”（《商君书·靳令》）商鞅对兴王之道的“逆取顺守、力取义持”的解释，实现了霸王合一，对后世制度建设影响甚大。

那么，如何富国强兵，霸王天下呢？

2.霸王之道：耕战为王

商鞅继承了齐法家学派“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的思想，认为农业是财富之源，国力之本，富国唯农;战争是强国之道，致霸之途，强国唯战。因此，耕战是富国强国的根本手段，民务耕战是霸王天下的必由之路。正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商君书·慎法》）

首先，民“抟之以农”，国合力于战。即是将士农工商四民都用国家力量整合成农民，使民专心于农，不务末业，也就是说统一全部资源致力于农业，建立农业主体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农民全部财富在于土地家业，逢敌入侵必拼死卫家保国。农民朴实听令，易于为国所用形成战力。“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商鞅与儒家先哲一样，都认为土地是国家财富之源，农业是国家立国之本，都更突出强调农业是国力和战力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准就看在人口结构中务农的人口比例。“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商君书·农战》）因此，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商君书·农战》）不以农战，其国必无力。即是说农业是综合国力的核心，军力的基础。要强国就要将全部国力集中于农战。要胜天下，国家必须形成合力，正所谓“天下胜，是故合力。”（《商君书·画策》）“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商君书·农战》）

其次，建立一整套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制化制度機制“抟力于农战”。一是建立严明的官制统一管理农业，建立按粮产量征税的统一税制奖励垦荒，使农民“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商君书·垦令》）世代为农，安于本业。二是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上无通名，下无土地，建立什伍连坐制，实现经济管理军事化，行政管理刑律化。三是建立“利出一孔”（《商君书·弱民》）、“利出于地”（《商君书·算地》）的经济机制，“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四是建立身贵荣显、必由耕战的政治激励机制，“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商君书·赏刑》）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使“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商君书·壹言》）

再次，实现生产体制、军事体制一体化。兵农合一体制古来有之，齐、晋两国有了很大发展。商鞅的创新在于，一是实现农民的小农化和国家化，农民直接由国家管理而非归于私门，按军事建制设置行政单位，“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商君书·去强》）“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算地》）。二是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去强》）三是国家统一量化管控全部资源，悉“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商君书·去强》）随时能够实现战争动员和机制转换。例如，守战之时，全民动员，将壮男、壮女、老弱男女分为“三军”，统一管理，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全民皆兵。这样就能做到“地少粟多，民少兵强。”（《商君书·慎法》）“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商君书·去强》）实现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军事体制的高度整合，实现国富兵强，霸王天下的目标。

四、商鞅的治国要术：尊君弱民

为了克服治权代理人问题，克服贵族分权政制的“政出私门”“卿大夫专权”等不治之症。商鞅认为君臣、君民关系犹如对战关系，必须形成君尊、臣服、民弱的君主专制结构，变贵族分权政制为中央集权官僚政制。

1.高扬君权，尊君抑臣，明法去私

商鞅认为，乱国之因在于公私之间本末倒置，君臣关系上下失序，“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修权》）公私权界分明与否，是国家生死存亡之本。所谓“公”，就是天下之公利;就是君王如尧舜那样“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即不是为一己之私而谋天下之利，而是为天下人的利益而统治天下。所谓“私”，一是指各级贵族和常设官僚的个人私权私利;二是指各贵族私门的整体利益。如果公私失序，私门挟权以自重，官僚损公以肥私，君主废法度而好私议，奸臣鬻权以约禄，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那么，国家就会君臣失序，上下分离，政出私门，大厦将倾。要克服治权代理人问题，根本手段就是，明君臣之分，高扬君权，抑制臣权，任法去私。

怎么明君臣权界呢？“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商君书·修权》）这就是说，法、信、权是治国的三大要素。为天下而治天下的“君主治权”只有用法来实现，即以法治国，以法治国才能保证天下人的利益并取信于民，使国家权力有公信力。司法权由君臣共同行使，都按法理政，确立国家公信力是君臣共有的责任，但是治权是君主独占的，不能与贵族大臣分享。君主治权独制，失之则危。君权就是对代表国家对臣民统治权，包括传统的“礼乐征伐”权，更包括生杀予夺的刑赏之权。立法明确君臣权界和是非界限，不徇私枉法，国家就治理的好。君权独制，即君主大权独揽、爱权重信才有权威。法律公开而明晰且执法必严，不计远近亲疏，才能赏罚分明，臣不蔽主，下不欺上。可见，商鞅认识到了治权代理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找到了克服这一问题的政治路径：君主集权、以法治国。也就是圣人（指明君）“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商君书·画策》）要做到这样，君主要“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商君书·算地》）

即君主操最高治权，以法为国之权衡，缘法而治，立官贵爵，按功以任，按过以罚，君臣都感到公正，臣尽其力以忠君。君就可大权独揽了。用法制明君臣上下贵贱之义，使国无不服之民，主无不令之臣，达到君尊而国治。为此，商鞅变法废除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度，创立行政官僚制度，普遍推行郡县制，收回贵族各种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旧制，取消贵族私刑私赏之权，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缩小私门规模和势力。通过这一系列“抑臣”措施，保障了君主的最高权威。

2.治民有道，强国弱民

商鞅认为，“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商君书·画策》）根据上下文，这里的“自”不是指君主自己，而是国家自身。《商君书·画策》通篇讲制民之策，所以，此处自得自胜乃是得民胜民之意。“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胜民服众就像冶金工人锻造金属，制陶工匠抟土成型那样，抑之方则方，抑之圆则圆。

商鞅看来，在以法治国条件下，强国之道即弱民之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商君书·弱民》）就是说，治国有道的国家，一定使民弱。民朴实，国就强;民放荡无稽，国就弱。民弱则守法，民放荡则意志自主，民弱就为国效力，民自主则强。所以，以强民之术消除强民，则国弱;以弱民之术消除强民，则国强。弱民之术，就是要贫民、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商君书·弱民》）可见，尊官贵爵的个体之民虽弱，刑赏之下为国死战则兵强。正是根据弱民战略，商鞅变法一方面把民农业化，农民分散化（小农化）;另一方面，把小农军事体制化，实行什伍连坐，军功共享，罪责共担。尤其是奖励告奸，重罚共谋。“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商君书·画策》）使民众在国家力量面前，唯上是听，唯令是从。奖励告奸制度与连坐制合一，几乎使人人都成了君主的耳目，收到了君“无所不见”的君明之效。于是，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那么，“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商君书·画策》）

五、商鞅的治国纲领：治国作壹，一统天下

“壹”是商鞅治國理论的重要的实践哲学概念。“壹”在哲学层面具有抽象性的特质，有与特殊性的“多”相对立的普遍性意蕴。从实践层面看，“治国作壹”就是“国务壹”。这既是治国理政大纲，又是一统天下的基本战略。“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商君书·赏刑》）“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商君书·农战》）为国作壹，重要的是壹农、壹战、壹刑、壹赏、壹教。书中还有“壹民”“壹言”“壹务”“壹孔”等诸概念，皆从属于前，暂略而不论。

虽然《赏刑》篇系统论证了壹刑、壹赏、壹教：“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赏刑》）然而，《商君书·农战》篇书中居前，且“壹”出现次数最多，所以，“壹农”当为商鞅治国首重。首先，“壹农”就是“壹民”于农，把民力“抟之于农”，这是经济纲领。“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商君书·农战》）“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商君书·壹言》）农民如果心无旁骛，壹务于农，对国家极为有益。“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商君书·农战》）

其次，“壹战”，就是“壹民”于战。这是对外纲领。商鞅认为，历史上没有不胜而王的，没有民勇不胜的。能壹政治纲领。要壹民于战必须“壹赏”，做到“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商君书·外内》）只按军功授利禄官爵。“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今行于天下。萬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捍城者，攻将凌其城。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宾而致之，虽厚庆赏，何费匮之有矣？”（《商君书·赏刑》）只要明赏有道，就能凝聚所有人的所有智力和能力形成战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掠敌所有，以战赏战。

又次，“壹刑”，就是变礼制为刑（法）制，君王以下，法无差别适用。“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赏刑》）也就是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定刑连坐、量刑从重、用刑从严、除告奸者免罪受赏外，一律罪死不赦，重刑不减。使民畏刑不敢试法，从而达到以刑去刑，国无刑民。

最后，“壹教”是治国的文化纲领。就是用宣教手段统一全民精神，统一价值取向，重塑重农乐战的意识形态，构建以法律为教学内容、摈弃其它所有精神文明的国家教育体系，为以法治国、农战兴国服务。“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商君书·赏刑》）可见，壹教就是教所有人成为战士，使战功成为富贵显荣的唯一路径，战斗杀敌成为最大乐趣，农战技艺和法律成为唯一的教育内容，战歌成为唯一的歌谣。

商鞅认为，治国作壹，抟国力于壹，是霸王之道，“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商君书·农战》）因此，君主做到壹民于农战、壹赏、壹刑、壹教，就能一统天下。

简短的结论

关于商鞅变法学界早有翔实的理论论说，然而对西周贵族分权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制度变迁的革命性质，似乎还需确证并据此看待商鞅变法的历史价值。从克服治权代理人问题的视角看待商鞅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实践意义，可能更能发现其现实价值。

从中国在国家建设上领先于世界这一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上看，商鞅治国理论对中华制度文明影响巨大。从理论实践性即推动制度变迁绩效上和从理论的政策化及其历史影响力上，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商鞅之右。固然，孔子儒学完成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承前启后的伟大奠基，但主要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而在战国制度变迁和国家建设上法家的作用无疑更大。先秦法家，尤其是管仲和商鞅直接将自己的思想诉诸了实践，管仲变法成就了齐国霸业但未摆脱贵族分权制的制度框架，商鞅变法则做出了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安排，显然商鞅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上的作用大于管仲。虽然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的思想也影响了秦制的构建，然而，韩非主要治国思想却发端于商鞅。

商鞅治国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也是其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极端化倾向：极端迷信功利，否定精神价值;极端迷信暴力，否定文化价值;极端迷信严刑酷法，否定道德规范的力量;极端迷信王权权威，否定民众的生命价值。极端的理论变成摧枯拉朽的血火暴力，导致秦帝国“兴也乎焉”，理论实践的极端也同样造成了期待万世一帝却“亡也忽焉”，如何走出治乱循环，至今仍需学界深刻反思。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