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礼制下的胡同文化
时间：2021-02-08 22:04: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欧阳炜
《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为摄影集《胡同之没》所写的一篇序言。所谓序言，就是放在著作正文之前的文章。作者自己写的叫“自序”，一般用来说明作品的内容、写作缘由、经过、旨趣和特点;别人代写的序叫“代序”或“他序”，内容多是介绍和评论该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胡同文化》是一篇他序，但又不是一篇常规的他序，作者虽然对胡同的认识和情感与摄影集基本保持一致，但并未对作品进行详细介绍，仅在文章最后提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指向了《胡同之没》。
《胡同之没》是沈继光先生的摄影作品集。从1984年开始，因为“预感这是消失前的最后记录”，沈先生对胡同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的“踏勘拍摄”。沈先生曾说，当他看到“一片片青堂瓦舍的旧院被拆除，往日的门墩、上马石、护墙的磨盘埋入了建筑工地的深坑”，他“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时代就要嵌入地层了”。于是他拿起相机，对日渐消逝的胡同进行抢救性的记录。1992年，沈先生挑选了部分作品，在北京语言学院举办“胡同之没”作品展并筹备摄影集出版，后经赵园先生推荐，由汪曾祺先生为其作序，也就是《胡同文化》。
汪曾祺在文中这样说：
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
他以此为核心，按照“胡同建造的特点—胡同文化的特点—对胡同文化命运的思考”的顺序，构架了《胡同文化》整篇文章。在这里，胡同只是一个引子，由胡同而形成的胡同文化才是作者着力讨论的重点，因此要读懂《胡同文化》，就必须深入探究“胡同文化”的内涵。
一 皇城礼制的影响
“胡同文化”是怎样的文化呢？
汪曾祺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居住方面，“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生活方面，“易于满足”“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处事方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精神方面，“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这些只要通读文本是不难发现的，但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文本信息的筛选整合，还需要去追寻现象下的深层原因。比如，北京人为何会形成诸如“忍”“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样的“封闭”的胡同文化呢？
文章一开头便说，“北京城方方正正，像一块大豆腐”，又说“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是北京城的方正导致了胡同文化里的疏离和封闭呢？我想这只是最表层的原因，如果继续往下追溯，还得追问为什么北京城是四方四正的，像一块大豆腐啊？为什么跟北京胡同形似的江南弄堂，却没有形成与胡同文化类似的弄堂文化？归根到底，北京这座城的特殊性被读者忽视了。
北京城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皇城。从元代起，北京城就作为王朝都城来建设规划，到明代整体建设规制大致固定下来，清代基本沿用未有大规模的变动。而传统儒家的治国理念向来将“仁政”“礼制”作为核心要素，封建王朝往往通过礼制、礼仪的各种规定，来体现帝王威仪，构建社会礼仪秩序。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其表现形式来看，就是“礼制文化”。因此作为封建王朝核心的北京城，是深受礼制文化影响的。北京城的建造以皇宫为核心，讲究“方正端庄、经纬分明、中轴对称”;一般市民的居所不能面朝大街，只能建在幽深的胡同里，体现的都是传统礼仪秩序。尽管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传统礼制文化的影响已经大大削弱，但是积久而成的习惯仍会渗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像文章开头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实际上就是百姓习惯以皇城为基点，给自己进行空间上的定位的具体表现，而与之相对的许多南方城市，市民往往只知左右，不知东西，或许正是缺失了这样的意识源头。
传统礼制限制人的行为，同时也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它虽然是附着在传统政治体制上的，但随着长时间的渗透浸染，礼制、礼仪连同其背后的礼义诉求，都内化为国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北京市民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北京人习惯“各人自扫门前雪”，但也特别讲究“处街坊”，特别是婚丧嫁娶，就必须得随一点份子钱，怕失了礼数。
北京人易于滿足。汪曾祺在文中列举了北京人五个层次的代表性吃食，“窝头”“大腌萝卜”“小酱萝卜”“臭豆腐”，后面还忍不住来上一句京腔京韵：“虾米皮熬白菜，嘿！”一个“嘿”字，把北京人容易知足的心理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作者举在国子监当过差的老人的例子，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似乎又超出了知足的界限，甚至有点自得了。这当然有对长期生活的地方的眷恋和推崇，也有对这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种心理崇拜以及身处其中的自豪之情吧。
北京人善忍，这个忍既表现在对政治时局变化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比如作者举的《八月骄阳》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也表现在日常的人际相处方面，比如小伙子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旁人却劝诫“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忍”其实是北京人在长期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你可以将这理解为北京人“自扫门前雪”的冷漠疏离，也可以理解为北京人对生存环境的清醒认识。对此，作者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有点含糊地说：“北京人，真有你的！”有学者认为，这句话将“对北京人的嘲讽、揶揄、批评与警醒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认定作者是在批判和否定胡同文化，这样理解未免有失偏颇。联系上下文，我以为作者更多的是一种理解。理解作为平头百姓的北京人在风云变幻的逼仄局势下求生存的心理，理解在长期求存中磨炼出来的生存智慧，以及对这种文化未来去留的思考。
二 对胡同文化的评价
汪曾祺对“胡同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这让他感到惋惜和不舍;另一方面他又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作者认可胡同和胡同文化消失的合理性。站在实用性的角度，“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这些都说明了胡同的衰败，在新时代或许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其历史文化价值是不能轻易泯灭的，不应该将其简单地认定为无用的东西。我们也得承认，作为一种传统礼制的具象化表现，胡同文化天然地带上了等级、秩序、封闭等落后文化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它也代表着忍耐、坚持、乐观知足等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这就注定作者对胡同文化的“怅望低回”，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式的伤感，而是隐藏着对优秀传统文化日渐消逝的担忧，不可能轻松地与之作别。我们细细品味作者在文章结尾提到“商品经济”时，使用了“大潮”“席卷”这些充满力量感的词语，不也是对拆除胡同、破坏胡同文化的粗暴行为隐隐地嘲讽吗？
《胡同文化》完成于1993年，今天我们重读《胡同文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作者的复杂态度做同情式的理解，而是要深入思考如何保护城市文化遗存，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继承下来等问题，否则胡同就真会如“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一样，只保留一两个名目，我们的子孙也只能到老照片中去触摸它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