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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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的成功虽是由合力推动的，但袁世凯功不可没；而辛亥革命走向失败，则主要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的。
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达成诸多共识，革命党人藉此对清朝体制进行西方式的改革与建构，初期取得了一些革命性的成果：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创立中华民国；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政党组阁与议会政治尝试宪政之路；革命党人所力倡的民主共和理念，渐被国人所周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政权已趋于稳固，但他对自己所推崇的“君主立宪式”的强权专制仍颇为倾心，一直觊觎再续昔日的王权统治。时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曾上书孙中山评论袁说：“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袁世凯成功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而谋求帝制复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审视，从而窥视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镇压二次革命：政党政治黯然褪色
袁世凯上台，曾与革命党人达成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为前提。革命党寄希望由政党组织内阁并控制议会，以实行政党政治，藉国会制衡总统。袁世凯对政党的态度诡秘莫测，他曾婉拒柏文蔚建议其加入国民党的请求，“上年中山克强诸公亦曾力劝。因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1912年7月9日颁布的《申戒政党，勿怀挟阴私令》，集中表达袁世凯对政党政治的看法：“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环球各国，皆持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但党派虽多，莫不以爱国为前提，而非参以个人之意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攻，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利害，忘国事之艰难。”
民国初立，“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呼声高涨，同盟会作为革命党的角色需要转变。同时，其他各革命团体的公开化和新立政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涌现，并于1913年国会选举前达到高潮。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组党，中国政党政治初步尝试。
1912年1月3日，光复会早期领导人章太炎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张謇、熊希龄、唐文治等人创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洪伊、汤化龙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岑春煊组建“民国公党”，谷钟秀、吴景濂等筹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创立“国民共进会”，范源廉、黄远庸等发起“国民协进会”等，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仿佛民国的春天，政党的桃花遍地开。
1912年8月，同盟会和其他四个政团联合成立国民党，宣布以组织议会内阁为目标。孙中山被推为国民党理事长，但由宋教仁代理。当时组建政党的理念，多数以为“进而组织政府，即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地位”。这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理念的精髓，试图通过党派在国会的竞选进而组阁。
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全国各地根据选举法选出参众两院国会议员，登记选民共四千万以上，占全国人口9.98%。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据154席，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获得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所占的议席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因此，由党派联合组织内阁的西方法律精神似乎在中国移植成功。正当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一心寄望北上组阁问鼎国务时，袁世凯及其门徒正在策划新的方案来防止国民党人的干政。袁世凯曾与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势力作过三足鼎立的分析：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二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其中又隐然尊奉梁启超为领袖）；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梁认为，第一派不搞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成政党。
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的成功，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政党政治胜利的曙光铺满前程，政党组阁即将实现。岂料随后即发生了“宋案”，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纷纷要求严查真凶，有报直指袁氏。5月3日，袁担心危势扩大，发布《严防二次革命令》，先后对湘、赣、皖、苏、粤等都督进行更换，并派海军对粤、沪严密监视。至9月，袁系军队攻入南京、重庆，二次革命被镇压，国民党寄望于组阁而行政党政治的愿望被彻底扼杀，政党政治在民初的尝试中断。
武力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下令驱逐国会和各省议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甚至通缉、捕杀议员。1913年7月31日，限令国民党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除名。8月2日，国民党议员伍持汉被杀，开创议员被杀的先例。4日，通缉居正等6人，27日，逮捕8名议员。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该党的全部国会议员。12日，又颁布律令取消各省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
袁世凯通过派军镇压二次革命，消除国民党在各省的势力；驱除、缉杀国会和各省议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进而解散国民党，民初的政党政治尝试，犹如黄粱一梦。
二、解散国会：议会政治夭折
议会政治，作为民初共和政体、宪法政治的主体，在民初成为热议。为防范袁氏专权独大，革命党人希望利用国会来限制总统的职权。“辛亥以后之共和运动，开口必日法国如何，美国如何。”由是，在设计民国政体时，“要防总统的独裁，必须赶紧将约法完成，并且照法国宪章，规定责任内阁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而非由国民直选或其他选举机构选举产生。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作为临时性国会，拥有立法、制宪、财政决算、选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咨询等职权，为临时政府最高立法机关。3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行，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规定了民国行政体制取代责任内阁制，希望借助议会限制总统权限，以免专制复行。
而袁世凯对议会却并不热衷，在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因副署权问题与唐绍仪内阁冲突频频，尤其是反对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致使唐绍仪辞职，由此迈出了破坏约法第一步。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不久，于10月16日向国会建议修改《临时约法》，要求增加总统权力，如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和文武官员、宣战、靖和及缔约，不必取得参议院的同意；总统在国会闭会期间，有紧急命令权和财政紧急处分权。
革命党人起初设想通过议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袁氏却一步步摆脱，最终将国会解散。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盛况空前，开启民初议会政治的大幕。9月5日，众议院、参议院通过先选总统、后制宪法的提议。10月6日，国会选举大总统，候选人仅袁一人，袁世凯指使“公民团”数千人包围国会，威吓议员，没有选出总统就不能离开。
10月14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脱稿，虽较大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但仍没有达到袁世凯的要求，袁当然不能认可，于11月10日迫其终止。他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以便总揽政务之统一。袁在遭到国会的驳回后，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以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条陈电复”中均附和袁世凯的意见，主张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及《天坛宪法草案》。11月4日，袁世凯以“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致使国会因人数不足法定额数而休会。
21日，“政治会议”在袁世凯授意下筹建，成员由总统特派，这一机构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28日，开始修订《临时约法》，袁同时下令解散各省议会。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第一届国会被解散。5月，撤国务院，于总统府内添设政事堂，8日，又于总统府内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作为最高军事机构。随着总统权限的剧烈膨胀，议会对总统的制衡越发无力，当国会被总统宣布停止，而后于总统府内添设各替代机构，议会与总统制衡的思想与主张已破坏殆尽。
《临时约法》并无授予总统有解散国会权。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违法下令停止所有国会议员职务，解散国会。2月28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曾与袁世凯合作的进步党议员下场亦同。舆论不满于袁，批评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之后袁氏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行《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参议院仅为总统的咨询机构，并撤销国务院，另于总统府内设政事堂。此外，对大总统的产生和任期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使大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除了解散国会与各省议会外，袁世凯对国会议员也多有阻难。1913年7月17日，张继被迫辞去议长职务。9月4日出台的《议员保障法案》虽经颁布，但似乎并无明显改善。1914年3月14日，议员林英钟、徐镜心等五人在北京被捕，旋遭杀害。袁世凯胜券在握，提请国会提前进行总统选举，进步党议员也公开支持，国民党籍议员已经无力抗争。
三、洪宪帝制：共和制度颠覆
民初，各种政治派别提出不同的救国方案，其中以“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盛于一时。对身为前朝重臣、毫无西方政治制度体验的袁世凯而言，“非有革命思想者，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在民初薰莸同器的社会思潮中，缺乏对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全面理解是毋庸置疑的。1912年秋，顾维钧曾与袁世凯就“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和“共和的含义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交谈，认为“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南北议和之前，袁世凯钟情于虚君式的君主立宪政体。1912年11月，他派使者面谒黎元洪：“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大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遽断。”民国初立，但共和制度却隐隐有摇摇欲坠的隐忧，清朝遗老、皇族、旧派势力等对新兴初立的民国抱有复辟的念头。
袁世凯在政权稳固之后，步步蚕食共和成果，谋求专断独大。1914年5月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总统的权力扩大，将共和的总统与专制的皇帝等同。1913年9月7日，梁士诒、叶恭绰等组织公民党，以推进袁成为正式总统为宗旨的御用党阀。12月29日，修改《大总统法》，规定民国大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新选总统须由总统推荐。
袁世凯逆流而动，力图恢复旧有的儒法社会控制体系。1913年9月27日，孔教会第一次召开，祭孔拜祖，复古蠢动。1914年12月29日，恢复祭天，“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1915年8月3日，袁氏的美籍宪法顾问、著名法学家古德诺教授也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宜行君主立宪政体。
舆论造势开路，御用团体便粉墨登场。8月14日，杨度、孙毓筠等人以“学理讨论”为名发起“筹安会”，发论支持改行君主立宪。“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许多北洋军阀的首领也表示衷心。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帝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
9月1日，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开幕典礼，支持帝制的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宪制请愿风潮。袁世凯欲借机试探民众的反应，于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19日，梁士诒等人筹组“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筹安会”，向参政院第二次上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更改国体。
至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并定次年改成洪宪元年，总统府改为新华宫，预示着辛亥革命政治理想的转向。
“辛亥革命之失败，或谓实似一疮疡已施外科手术，而未清内蕴之毒者，故其酝酿而再溃烂，殆为必然之事。盖专制之毒，入人已深。”袁世凯作为旧有王朝体系所训练出的政客权臣，未曾出洋考察西方宪政之路，缺乏亲身感悟而无法对西洋政制洞若观火，拘囿于固有的思维体系，是其人所处的时代性限制。“苟赋以公忠之德性，济以世界之智能，未必不能周旋于二十世纪之政治舞台。”袁世凯“挟古帝皇之思想”，抵制民权初步之政党政治、议会内阁以及颠覆民主共和，其行为是在帝制与共和反复过程中的博弈。任何一个新的事物的成长，需经一个反反复复的履历，帝制复辟与王权返照，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视为是对后来民主共和的启蒙与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