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世纪台湾图像诠释的意义及其脉络|脉络丛囊肿是畸形儿吗?

　　摘要:台湾现代诗文化成为当代世界华人社会最杰出的地区之一,其主要因素就是对始终未曾中断的中华文化的传承。本文试图从台湾现代诗整体概观(抽样)呈现当代意义的角度,诠释台湾图像;同时,从其诠释的台湾图像反证它的当代意义。另外,就跨世纪以来,现代诗多媒体化创作趋势的发展、不同世代诗人的创作现状,汇聚杂陈呈现的图像意义作初步解析。
　　关键词:台湾图像;超台湾;台湾意识;区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4-0072-08
　　
　　 自古以来,中国国土宽广,各区域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的殊异,形成不同质态的地方文化,例如有所谓“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闽台文化”……等;各区域文化都有各自的“文化特征”。本文提到“台湾图像”,也就是“闽台文化”的呈现,包含了历史上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存在过的当时民众的生活风貌、文化内涵及社会动态。本文的题旨,在于透过各年代台湾现代诗作品(抽样)反映该阶段的“文化特征”,呈现当时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风貌、文化内涵及社会动态。
　　河洛中原文化是台湾历史、文化的渊源
　　日据时代,台湾人的传统汉诗社,最多曾经达到三百多家,主要目的就是要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延续中国汉族文化;台湾汉族社群流行的河洛话,正是传承自夏商周时期中原河洛地区的语言,是正统的中原文化。中国的传统诗歌,必须用河洛话朗诵,才能生动、动听,北京话(普通话或国语)反而无此魅力。
　　事实上,一般人都误以为传统汉诗已经没落。但有数据显示,直到千禧年之前,台湾传统诗社的数量,独步全球。他们的成员包括各行各业,分布各地,活动频繁,只是缺少媒体的传播。当今的现代诗社团与之相比,则要膛乎其后。
　　这里必须强调,传统汉诗在台湾能够活跃如昔,只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获得传承的证明之一而已。
　　清王朝统治台湾共212年,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个阶段,正是台湾从蛮荒后期(当时,台湾的幅员尚有九成五未开发)到文明开化的演化阶段。台湾的人口,从清朝统治初期的90多万人,到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时(1895年)已经达到255万人。当时的人口结构,据日本政府调查,福建人占83.7%,广东人占15.6%。固然很多来自大陆的移民多是单身汉,和原住民结婚很多,但是,生活传承的文化仍然是汉族文化。台湾在一种由移民化社会转为土著化社会的本土化过程中,其人文要素具有海洋性格、重商的特性。
　　十九世纪中叶,汉族的移民随着官制组织的建立、行郊以及公共事务、宗族组织与聚落的形成、寺庙与祭祀圈的形成,逐渐建立了传统的汉人社会。在郑成功时代,陈永华建孔庙,兴学校,开启文运,发扬儒学,传承中华文化于台湾;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工商发达,不但公私立书院林立,义学、社学遍布城乡,民间科举鼎盛,科举造就很多台湾传统文学作家、民间文学发展,传统诗社林立;十九世纪末叶,由官方与传教士引进西式教育;民间教育、艺术,包括南管、北管等音乐,也都由大陆传入,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深入民间信仰,在台湾居民的生活中,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文教生活、休闲娱乐,都已经建构为典型的传统中国文治社会。
　　 1895年,中国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时,移民台湾的汉族及其中华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台湾的民众遭遇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转折。
　　台湾新文学的发轫
　　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习惯,二、三百年间陆续自大陆移民来台湾的汉族,已经从移民化社会转化为土著化社会,完成本土化的过程。进入20世纪前的台湾,是台湾从成长到成熟为中国传统文治社会的历程,这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后,始终遭逢激烈抗争的原因。
　　台湾的武装抗日一直到1915年西来庵事件才告结束。1920年后,改为政治、社会运动的抗争;以近代意识形态结合的政党或团体对抗统治者,自“台湾文化协会”开始,发行《台湾青年》,三十年代后,强调要以台湾社会、人物作为文学主题,这种文化动因,促成标榜“台湾意识” 的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形成。
　　台湾的本土诗人,从1920年代,呼应当时的政治文化运动,以及和当时世界脉动接轨,像杨炽昌引进超现实主义,创立“风车诗社”,就是一个显例,印证当时台湾的文化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当时的《台湾青年》、《台湾新民报》,各种民间创办的文艺杂志,蓬勃发展,许多作家诗人出类拔萃,例如赖和、吴新荣、杨逵、张文环、叶荣钟等等,加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尤其是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经过求学于大陆的张我军大力推动,引发当时台湾的文学革命,那种风起云涌正显示当时的一种“台湾图像”。
　　二、三十年代台湾的政治运动特色是,思想多元,包罗万象,受当时世界思潮的影响;当时抗日的知识分子社团的共识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是因为台湾被祖国割让给日本,成为异国的殖民地。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思索着为台湾文化定位,这种“当家做主”的思维,促成标榜“台湾意识” 的台湾文化主体性,这种意识形态当时充斥于文学、美术、音乐、雕刻等文化作品。
　　这种台湾图像表明,当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台湾知识分子,其思想正在经历一种现代化蜕变。
　　因此,当时的诗人所写的作品,语言和词汇已经相当现代,表达的思维相当前卫,那时,张我军在《台湾民报》转载各种题材的大陆著名作家的作品,推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同时也有人推动“台语文学”运动)。吴新荣(1907-1967)的诗作《农民之歌》发表于1936年7月《台湾新青年》,表达的是台湾历代的移民,形成多族群的历史传承,尤其是来自大陆东南福建广东的汉人农民的垦植、坚毅精神。杨华(1906-)的诗作《女工悲曲》则反映日本殖民台湾时,榨取台湾人血汗的悲哀,他因为违反“治安维持法”,在被监禁期间所写的诗集《黑潮集》,对殖民主义者提出强烈批判。而出身于1921年的陈秀喜,在后来的诗歌作品《我的笔》中将女性的脸孔化成一种隐喻,深沉表达对殖民者的抗议。
　　当然,本文开头提到,当时民间流行组织汉诗社曾经达到三百多家,那种盛况反映了另一批崇尚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图像。
　　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者
　　1949年对当代中国历史是一个重要分水岭。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不久却发生“二•二八事件”。1949年,国共内战后,国民党政府迁徙到台湾。两百万的新移民给台湾带来更大的冲击和变量。然而,台湾从光复后,政府积极推动“国语政策”,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努力普及国民义务教育,配合执政的整体改革行动,稳定台湾政局,发展经济,提升全民生活,而在文化版图上,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在台湾生根,随着五、六十年代的耕耘,编织出一幅台湾民生小康的图像。
　　从1949年政府就开始推动所谓《战斗文艺》,这种政治性的文艺政策雷厉风行的结果,就是产生反弹,1953年前后,“现代诗季刊”(纪弦创立)、“蓝星诗社”(覃子豪创立)及张默、洛夫、痖弦同时创立“创世纪”诗社,当时,这些诗刊的主编,缩衣节食,甚至典当自家财物,维系刊物的生命,开创了台湾现代诗的新版图。
　　 五、六十年代,这些诗刊园地,为当时处在经济、社会结构的中低层,为许多学生、军人、教师和公务员,提供了创作的园地和心灵的窗口,他们的诗作吐露了个人的色彩和自主性。当时所谓“台湾奇迹”刚开始起步,物质环境逐渐丰饶,通俗文化蓬勃发达,这时,这批诗创作者,不愿意随波逐流于庸俗商业化的产物,获得开展精神境界的文学创作园地,对那个时代台湾高层次文化的提升,赋予特别的意义。
　　那个时代诗人的奋斗,写下了当时的台湾文化图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个图像反映的是:导因于五十年代对充斥文坛的反共八股文学的一种抵制,使当时社会知识分子对恐怖、低压、窒闷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投影,以规避社会现实的方式,耽溺于艺术的象牙塔内,呈现一种五、六十年代台湾特殊的图像。
　　相对地,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知名诗人创作的作品塑造了一种深入探索人类处境的独特语言,对后来诗人产生悠远的影响,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呈现诗坛的当代意义。
　　当然,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写作的本土文学家,因为失语的关系,反而就此搁置写作。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才满一年,执政当局就宣布全面禁用日文,铸成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失语的一代”。并且因为政局恶化,主政者采取白色恐怖政策,本土文化的某些特色被解释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余毒而遭排斥。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被查禁,1949年后在大陆的作家作品皆成为禁书,形成文化断层。同时,官方的文化主导权几乎全面由大陆来台文人掌控,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部分本土的知识分子遭受打压(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受整肃),成为后来的政治反对派。
　　上述历史演变,形成对台湾本土文化生态的冲击。这对衍生自1920年,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和当时世界潮流接轨的现代文化的台湾文化是一个冲击;而在日本殖民政府压榨下,自1937年被日本“皇民化”全面禁止中文、完全阻隔中国传统文化、等待光复后回归祖国能够重见光明的台湾人的期待,则完全落空。台湾人的悲情,更加一层。
　　这是光复初期,另一种“台湾图像”。这些人,沉潜到1964年,才有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陈千武等创办《笠》诗刊。
　　尽管诗人和诗作品(其实各地皆然)始终只是一种小众团体的创作,比诸当代传统汉诗的作者、读者还要少(除了七十年代繁茂兴盛过及当前网络诗歌拥有庞大的读者却难以定义)。然而,到跨世纪之前,台湾确实创造出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中文现代诗。主要的因素是: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稳定而逐渐开放、长期经济发展、普及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多变的历史、多元的族群、开放的社会,长期以来所铸成的高度人文造诣--不可否认的是那始终没有中断的中国人文传统,使得许多事物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厚度。
　　从20世纪下半叶,一直到跨世纪的当前,台湾始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者。
　　台湾图像的诗的检视
　　 台湾的“现代主义”发端于五十年代,盛大于六十年代,这一种“横的移殖”,到了七十年代历经一连串的政治动荡(钓鱼台事件、退出联合国、和日本断交、国内经济不平衡发展、反抗殖民经济),酝酿出文学界对过去失根的风气严厉批判,“乡土文学”乘机崛起。其实,所谓乡土文学是一种在七十年代以前就存在的正视、反映现实环境的作品,当然,其脉络部分延续了日据时代台湾本土的香火。那个时期,林双不陆续发表他的系列性乡土诗,模仿白居易的乐府诗,“采风撷俗、关心民瘼”,走批判写实主义路线,像为农民劳工打抱不平:
　　
　　工厂鹰架街头坑底/你的热汗追逐着微薄的台币/没有背景没有学历/你靠的只有一身粗蛮的力气
　　日头已过头顶了/您把一车大白菜狠狠地卖掉/拿着五十块钱阿爸/到底又是什么/沾湿了您/单薄的衣衫
　　
　　1977年发生“乡土文学论战”,正是七十年代台湾社会思潮所发生的变动反映在文学主流的更替。在政治意涵上,也是一场有关台湾社会性质以及发展方向的政治性论战,是执政当局及其反对人士之间的攻防。
　　七十年代崛起的乡土文学,与时代、社会脉动结合,倾向将文学直接与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和政府当局形成直接的对抗,在社会上造成关注和反响,产生重大影响和波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作品,大量发掘出版;知识青年对革新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热衷专注,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成为风尚;素人画家洪通、乡土木刻家朱铭、民歌手陈达等出场,整个社会都骚动起来,方言、民谣、民俗,都被视为珍宝,各种文学艺术,反映工农阶级的可悲境地和命运的作品,也都风行一时。当时的现代诗作品,自然反映许多这时期的台湾图像。
　　这个世代,也正是台湾现代诗最蓬勃兴盛的时期,尤其到八十年代以后,所谓“新世代”的诗人都拥有高等学历、双语能力,因此,无论是引进世界当代的学说、潮流,培植前卫性的诗论家或创作作品的流变、质量,都有傲人的成绩。
　　1987年解严以后,社会开放,“国族认同”成为政治和文化议题的核心,有些诗人去表达对台湾的认同,凸显所谓的“台湾精神”,即或如此,并未如预期的拉近诗和大众的距离,或有效地促近社会改革。
　　相同的现象,这个世代信息传媒发达,促成诗的传播普及化、多媒体化,但是并未能改变诗是“小众” 文化形式的事实--事实证明,现代诗和流行文化之间依旧存在着鸿沟。
　　面对这种环境和境遇,出现了有心的《台湾国风》歌诗集(阿盛),嘲讽这种“乱世”。向来都是写散文的阿盛,秉持古代《国风》的风格,针对台湾八十年代后各种“乱象”,在《海岛三风》诗中写道:
　　
　　蕞尔海中小岛/日狂赌夜也飙/望市内市外,红尘滚滚/街路上下,浊潮滔滔/人鬼难分,鹰鸨同巢/听说天公弃职逃/还道是,明天会更好/分明无聊。
　　
　　这是其中的歪风之一,这当然也是八、九十年代台湾图像之一。
　　标榜本土性的林双不系列性单元,反映台湾乡土图像,从对农工的关怀,像《卖菜》、《老农夫》、《苦旱》、《海口兄弟》等作品,到对庞杂的政治社会问题发出质问,像《清明》、《现代王宝钏》、《我望着大海》等,对台湾主流文坛提出批评,如《画中诗》、《散文动物》等,广泛扫描乡村和劳动阶层的影像。
　　而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祖籍山东,出身于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硕士的刘小梅,以她从事多年记者和新闻主播的专业经历,用锐利的眼光,洞察当代台湾社会的万像,所写的诗系列性地剖析庞杂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准确而锐利,大陆名评论家陶保玺特别为她写了近五万字的专评,称其为“暗香疏影中她拎着受伤的地球疾步走来”,赞赏有加,刘小梅“用生命写作”的题材包括:为一个医疗实验致死儿童的母亲而写的《母亲节》,为一名“非婚子”而写的《手帕》,侧写一名等公交车的外籍学童的《七点三十九分》,为一群吃不起营养午餐的学童而写的《还有半块猪排》,为一名被祝融灼伤家破人亡的妇女而写的《我没有脸》,为一名救火丧身义消之子而写的《太阳已经下山了》,侧写一名“独居老人”的《准时》,为一名“精神病患”的父亲而写的《不必相送》,为一名被扣船员的妻子而写的《无枪上膛》,为一名受虐重伤的菲佣而写的《敷盖揭起时》,侧写一批被强制拆除的“违建户”《未经彩排的戏码》……还有像单亲爸爸、矿工、流浪汉、槟榔西施、吸毒者、烧炭自杀的父子、垂死的饥童、偏远地区病患、越南新娘、被家暴者、缴不起健保费而暴毙者、为一名饿死女婴的流莺而写……甚至为“现宰活鱼”而写、为一只丧权猴王而写、为一群待宰的鸭只而写……其写诗的题材几乎涵盖所有当代都市的万象,空前绝后。
　　刘小梅写的作品,是一种“本着社会良知和历史使命感,敢于面对尖锐而敏感的人生问题和种种境况……”陶保玺指出,勇敢触及历史积弊和现实忧患、无所忌讳的揭示真理,同时,具备诗评家认定的诗质和写作水平,真是一个异数。刘小梅为我们写下了跨世纪之时“货真价实”的“台湾图像”。
　　跨世纪台湾图像的解读
　　新世纪以来,台湾的文化政策转向,更多民间的力量取代官方,文化活力扩张自由空间,从九十年代末就成立的“台湾文学系”蓬勃发达,“国立台湾文学馆”在2002年正式落成,成为“国家”最高的文学专责机构。本土化的政策转向影响所及,使得以台湾为主体的文化逐渐壮大,台语文学获得更大的挥洒空间。地方文学发达,各县市的文化中心先后出版本籍作家作品集,推动地方文学史的撰写,举办地方文学奖。
　　族群文学的被重视,其中又以原住民文学与客家文学的程度为最。从九十年代开始,跨世纪以后,各自拥有一片天。
　　自九十年代引进的后殖民论述,到了新世纪被学者运用在比较文学的批评和现当代文本的诠释论析,分别对“国族”论述及台湾文化进行反思。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则更为专业和深入化,展现出多元化的成果。另外,同志、酷儿、怪胎书写,情欲写作,网络文学更加发达、变异、多媒体化,而两岸文学的交流更为热络。
　　从九十年代以来,现代诗的市场就急速萎缩,网络诗的兴盛、平面媒体的退场,文学书籍的滞销,出版社纷纷歇业或倒闭,“诗集”在市面上几乎见不到,诗人出版作品集,主要是为了赠送诗友。
　　目前的诗刊,完全是以“同仁”(诗人之间共同筹钱出版)方式出刊,诗刊的数目从七十年代上百家,萎缩到目前不到十位数。当然,网络诗则是另一番景象。
　　从上世纪末时代社会急速的变迁异化,诗写作的题材、笔触、书写方式等,诗人也采取了各种变异,包括各世代都有。像故意违背逻辑的文字推演(如夏宇的《造句》),颠倒反讽,凸显现实的荒谬感(如陈克华的《孪生女童工的故事》),否定正常书写(如林耀德的《未来》),颠覆语言、文字革命(如夏宇、陈黎的《腹语术》),强调性的放纵和突�(如陈克华的《欠砍头诗》)……不一而足;这些,其实是一种时代文化风貌的表达,但那也是当代的一种诗人的“心灵图象”。
　　焦桐说:“陈克华对身体颇具自觉意识…… 通过身体话语,反对谎言和虚伪,反对异性恋的霸权话语,充满政治性…. ”举陈克华的《不道德标本》这首诗,包括对男女性器官的描写、性行为的感觉、完全自我表达的直率语言,正视人的情欲,呈现当代性前卫观念的“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前行代诗人管管,以顽童性格写诗,这也是一种耍“帅”的“风格”。当然,这两位诗人所表现的南辕北辙的风格,表现现代“心灵图像”的繁复化,也是跨世纪后台湾图像之一。
　　网络诗一般已经因为媒体的特性不同,她的表达方式,完全超脱了文字的抽象性,可以用符号、声光、图像、变动性来表达;具象的媒介就很难经营出人类精神面最精妙的“意境”,创造者和欣赏者的互动情趣就丧失掉。像王宗仁的诗“用符号,符号一个你”,因为使用了文字表达的,才有意境和韵味,如果只有标点符号本身,别人就很难了解他的意义所在。
　　在当前的台湾,前行代的多位优秀诗人,中生代的中坚诗人,新生代的新锐诗人,同时并存,各有各的舞台和领域,真的是繁花似锦,好不灿烂。我们如果分别来检视他们的心灵图象,呈现的不就是跨世纪以后的台湾图像吗?
　　在洛夫的《漂木》第一章第二节,有如下这诗句:
　　
　　“选举。墙上站满了带菌的口水/国会的拳头。乌鸦从瞌睡中惊起/两国论。淡水的落日/股票。惊断一屋子的裤带/兰阳平原的风。历史的面目愈形暧昧………. 大地震。一条剥皮的蟒蛇在扭动/捷运系统。盲肠发炎送到医院刚好下班/全民健保。一群肥硕的河马横街而过/卫生麻将。最愉快的水深火热/减肥手册。写真集中的臀部乃不毛之地/红叶少棒。打带跑的地摊文化/满街史艳文。短线操作的股市文化……”
　　
　　这些词句不难看出写的是台湾的景象(这只是摘录一小段),而且在他的人生际遇中根深蒂固,才能够刻画得如此传神。焦桐说他“书写离散和自我放逐”一种飘浮的书写,忧郁,失根……“带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国族意识,其中也不乏批判”。他们这一代,少小离家,颠沛流离到台湾,有了年岁后又到国外做寓公,真正的生命历程却是在台湾过的,对这个地方“爱恨交加”,长居在台湾的人,对他描绘的景像,必然感到亲切而心动。
　　张默在“红楼独语”怀想在五十年代随军队驻扎淡水清水祖师庙,四十八年后重回故地,“人事已非,思之惘然”:
　　
　　今天,大家都老了,朽了/连夕照、香火、摊贩……都在唉声叹气
　　
　　比诸他的另一首诗:“时间,我缱绻你”的气势磅薄,显然判若两人:
　　
　　向东,是连绵千里的敦煌/向西边陲是无极
　　……………
　　春天,他举着细碎的步履,向翠绿挺进/秋天,他摇着四方的浦扇,向流萤告别………
　　一柄寒光闪烁的名剑/正面是秦关汉月,背面是渤海扬波……
　　回首,日月在我的眉睫间舞踊/眺望,世界在你的发茨中开花……
　　嘉裕关外是塞北,秦岭以西是黄河/我遨游,一遍又一遍,我丈量,一寸又一寸
　　
　　这首诗献给“同我并肩走过血与火年代的伙伴”,赞美的大时代,应是抗战时期,那时,正是青年创造时代,时代考验青年;那种意气风发、气吞山河的气慨,表露无遗!
　　同样是赋“时间”,是什么令他感受不同?
　　 向明在“楼外楼”写回大陆西湖,本来想要吃西湖醋鱼和东坡肉,结果却吃起蚵仔面线来,所谓他乡(台湾)变故乡,故乡变他乡,向阳说他“有无奈、有宿命,也有认同与回归的踌躇,但没有答案……”我们前行代的诗人,都有如许的怅茫。
　　在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放大陆探亲,荣民们争先恐后排队申请,雪飞在他的诗作《脸》这样写着:“一张张脸/都来自青春季节/一张张脸/都经过岁月的雕刻/一张张脸/都带着童年的回忆”他把1949年从大陆来台的新移民,几十年的郁闷和悲哀都写了出来。
　　两岸开始交流后,前行代诗人初次回大陆探亲访问,再见大陆河山,那种因感触而来的焕发意识,表露无遗,像如下的诗句:
　　
　　“今夜,我枕着/姑苏的山,卧着江南的水而眠”(王幻)
　　“端起/李白的那杯残盅/酒香正浓,豪气激起/邀请清月,太白共饮/对饮成五人”(金竹)
　　“落叶不愿归根/并非乐不思蜀/想世世代代芬芳在历史里/就不该逼我们与故土诀别”写老兵荣退后,“泡在酒里守着孤独/仅靠回忆枯度黄昏”(花甲白丁)
　　
　　有对这个世代的境遇,如食隐喻:“侯鸟栖息的沼泽/是他乡也是故乡/沼泽中栖息的侯鸟/是过客也是常客”(麦穗),多美妙。
　　人生,当遇到无可弥补的缺憾时,就会有晶晶这种感叹:“请把我定格为星/从另类角度去解读/“浮生” 这道无解的难题”(晶晶)
　　负载太重的时代离乱,被剥夺了青青岁月的男女青年有多少?时代的悲剧割舍了多少青少年的人生梦想?
　　而吊诡的是,自1987年解严后,很多人回乡探亲,竟然发现四十年梦中怀想的故乡形貌与当下所见的事实造成幻灭;一种“时差”造成他们对故乡美好回忆的“解构”。最明显的代表,可以从《创世纪》75期《故国之旅诗抄》专题,洛夫、张默、辛郁的作品感知。
　　这种为数颇多的属于来台族群“双重失落”的悲哀与无奈的集体意识,何曾不是当代的“台湾图像”?
　　上面这一些三四十年代生长自大陆的一群诗人,为我们记下这代历史的刻痕。当然,他们有别于同年代的前行代本土诗人。
　　辈份相同的本土诗人,如李政乃,就具有另一种风韵,如她的《纯真》、《悠悠岁月》、《牵情》,所彰显的是令人称羡的另一种人生历练--淡泊。另外,四十年代出生的涂静怡,虽然自小失故起,却能够感恩于这个社会,在成长过程中,蕴育出一种悠然的情怀,从她的作品《紫色香囊》可以体会,那种对自己或对外面的世界,心境安适、期待而恬淡的胸怀。
　　属于《笠》诗刊,代表早期来台的日据时代的族群,五六十年代遭受当局政策的冷落打压,涵盖传承自盐分地带的传统,延续二十年代的台湾本土理念,执着于贴近台湾广漠的农村、劳动阶层和社会弱势族群的关怀,注重社会写实的观照,参与公共领域的互动,积极介入政治改革、社会运动和文化重建,强调所谓的“台湾主体性”。以传统的盐分地带为根据地,从巫永福、林亨泰、李魁贤、杜国清、赵天仪、羊子乔等,还有李敏勇、吴锦发,在台湾的文学板块,始终有一席之地。自跨世纪后,“台湾文学”渐成为“显学”,领域更为扩大。另外,从早期就着重开拓台语文学的黄劲连、林宗源还有前列的这些诗人群,始终延续的台湾文学传统,代表着另一片“本土”的“台湾图像”。
　　中生代的诗人,逐渐接棒,作为承先启后的角色,重要的人物例如萧萧、白灵、杜十三、焦桐、向阳、陈义芝、须文尉、罗青、孟樊、简政珍等,不论在创作或理论都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
　　“网络文学”突显的特色,从只想抒发写作者的年轻人,在各bbs站冒出头来,痞子蔡是个例子,网络特性的数字化,所谓“超文本文学”,用计算机程序语言创作,虽然广泛流传,几乎无所不役,学者对于他的“堕落性”,提出警告。世俗商业性的侵袭,才是文学的重大劫害。电子媒体上的数字文学以跨艺术创作形式创造新品种,形成新兴的文化形态。其多媒体特性,必须汇整摄影、绘画、动画、音乐、音效、电影的艺术,形成“集体创作”,这种科技整合固然有它的前瞻性,但是,诗歌本质元素的丧失,可能是个缺憾。然而,跨世纪以来,众多文学青年趋之若鹜,不论对他们的生活、思想、行为都已经产生重大的影响,形成一个新世纪族群图像。未来发展如何,却是个未知数。
　　结论:“超台湾”呈现的后现代台湾景象
　　 来自澳洲的青年作家库特•不里列顿(kurt brereton)来台湾(2005年)游览考察后,在他的书《超台湾》中,以他的“后现代”观点,诠释当代台湾的文化和台湾人的生活。他认为“新台湾人”运动试图维持文化差异和所谓“种族”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作为一个观光与政治资产的差异符号,“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台湾的主要资产。台湾多种语言和文化群体(包括近几年增加的来自大陆和东南亚的新移民),显现多样的异质性。
　　他的这种观察,似乎切中肯綮。他说:“现在盛行的后现代‘混成台湾’形象,是将他者移植到熟悉的、本土的事物上,建立起第三种新的自我认同。……混种性牵涉着一种失落感……这种混成思考容易陷入恐惧影响下的不安感,于是倾向强调‘台湾主体性’的概念”。
　　证诸事实,“超台湾”作者所洞察的台湾现象,正证实台湾的历史和社会现状;他所描述的各种台湾“后现代”现象,就是台湾现代文化的特质:因为具有不变的历史、多元的族群、开放的社会,那没有中断的中国人文传统,使得许多事物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厚度。
　　台湾社会文化特质正是:“人文密集”--当人文蕴藏量高,这种深刻的排列组合自然出现,也就是库特•布里列顿所看到的“超台湾”的景象。
　　本文拟从回溯台湾的诗歌历史和当代的诗歌面貌,印证台湾的历史和身居台湾的民众集体心灵和图像。剖析“台湾图像”当然单凭对历来诗歌作品的面貌与走向,缺乏其他文学单元及文化元素的汇整研究,是十分不足的。不过,近年以来,两岸文化界对于新世纪以来华文文化和华文文学的崛起,都有共识。举个实例,台湾的《文讯》杂志,已经落实建构华文文学的建构空间,改变了今天华文文学意义。因为有《文讯》杂志的领衔经营,致使台湾成为当今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当前的世界文化潮流,完全仰赖信息流通促成“流动空间”,超越“地方空间”的局限,构成同时并存的全球与地域化之间的关系,所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甚多作品在虚拟的台湾文学地理领土上。
　　因特网社会的空间,可以用来诠释台湾多元文化所建构的世界图文文学的新地图。
　　实际的华文地区文化交流,必然更能够落实上列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期待全世界的华人共同来促进区域华文文化的交流。本文对台湾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转折,运用科学方法加以厘清,让真切的“台湾图像”呈现在各位面前,希望对促进华文文化交流,略尽绵薄之力。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曾经出版系列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目前可能绝版。
　　有关传统汉诗在台湾的详情,可参阅陈文华:《弃妇式的哀怨》,《文讯》杂志社1999年第5期。
　　关于台湾历史重要转折的论述,请参阅林静助:《认知台湾历史重要转折的客观史实》,《青溪论坛》2008年第4期。
　　详见庄国土:《海贸与移民互动:17、18世纪闽南人移民台湾原因》,《台湾历史与文化》(四),稻香出版社出版。
　　请参阅林静助:《解读台湾的图像》,《青溪论坛》2008年第1期。
　　详情可参考陈益源:《明清时期的台湾民间文学》,《明清时期的台湾传统文学论文集》,文津出版社。
　　吴浊流有所谓的《亚细亚孤儿》的情结,他说:“台湾人的脑子里,有自己的国家,那就是明、汉族之国,这就是台湾人的祖国”。文见陈加农的《转折》一文,有详细的叙述,收集在阿盛主编《海峡散文1987》,希代出版社。
　　林双不:《台湾新乐府》,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向阳:《喧哗吟哦与叹息》,骆驼出版社出版,第121页。
　　《艺文论坛》创刊第1期,2009年5月,第69页。
　　参见《九十年代台湾文学现象特写》,《文讯》2000年第12期。
　　相关参考资料等见讯杂志出版《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
　　《九十年诗选》,台湾诗学季刊杂志社出版,第96页。
　　林静助:《从“五月诗穗”到“诗艺浩瀚”的风貌》,《葡萄园诗刊》第1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