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了:妻子“暴走”300万步】远志名的妻子讲道
时间：2018-12-30 04:41: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儿子罹病，前途未卜 24岁时，我从部队转业到武汉，在省石油公司下属的运输公司当轮机手，主要从事长江及其支流的成品油水路运输业务。不久，师傅让我去他家相亲。姑娘名叫陈玉蓉，小我两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相亲，见到眉清目秀的陈玉蓉后，我紧张得舌头都打结了：“我家在黄冈农村，家里有父母，还有哥哥……”没等我说完，她就清脆地说：“我家是武汉郊区的，咱谁也别嫌弃谁，只要齐心协力就能过上好日子。”事后，师傅告诉我，陈玉蓉认为我忠厚老实，是个过日子的人。我心里喜滋滋的。
1978年1月，我在单身宿舍迎娶了陈玉蓉。年底，儿子叶海斌呱呱坠地，给我们增添了无数欢乐。我长年跑船在外，每月只有几天时间待在家，妻子一边在乡村小厂上班一边带孩子。她待人十分周全，左邻右舍对她交口称赞，我暗自庆幸找了个好媳妇。
1991年4月，我在船上接到妻子的电话：“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儿子有些不对劲。”我连忙请了假往家赶。儿子的变化让我大吃一惊：说话结结巴巴，双手变形，走路是斜着肩膀往前冲，经常摔倒。
我们带着儿子，到武汉同济医院看神经科的专家门诊。专家看过CT检查结果后，对我和妻子说：“孩子患的是种先天性疾病――肝豆状核病变。肝脏无法排泄体内产生的铜元素，致使铜长期淤积，进而影响中枢神经和体内脏器，最终可能导致死亡。这种病近平不治之症，不仅国内治不了，在世界上也是难题。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大脑一片空白，转过身来，看见妻子脸色苍白，但她还是强装笑脸安慰儿子：“没事的，只要按时吃药就行了。”儿子稚气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的心却像是在滴血。晚上睡觉时，妻子再也忍不住，抽泣着对我说：“中国这么大，总有地方能治孩子的病!”我紧紧地搂着妻子，心里也很难过。剥去坚强能干的外衣，妻子和世上所有善良女性一样，柔弱而感性，当人生的风雨来了，她也渴望有一方避雨的天空。
我们两口子成了走投无路的苦命人，带着儿子病急乱投医。有一次听说大别山区的大悟县有个医术高超的民间医生，我们便带着儿子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赶去。茫茫大雪中，我们互相搀扶着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跋涉了2个小时，然后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找到医生，买回了一大包中草药。事实证明，这些药毫无用处。
1993年8月，妻子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西安某康复医院治好肝豆状核病变病人的报道，我们又千里迢迢带着儿子赶去西安。在医院治疗了4个月，儿子的癫痫症状得到明显缓解，但家里仅有的2万元积蓄花得精光，我们不得不带着孩子返回武汉。
等着我们一家的，是暗淡的前途。
瞒着妻子去配型
病中的儿子，喜怒无常。这天晚上，妻子像往常一样用温水给儿子泡脚，为他轻揉脚底穴位。突然，儿子大吼一声，一脚踹翻水盆，狠狠咬了一口妻子的臂膀，臂膀上立即留下了两排深深的带血的牙印。我心里的火气“腾”地蹿了上来，冲上去拉开儿子，狠狠地扇了他两巴掌，吼道：“妈妈为了你付出了多少劳苦，你良心被狗吃了?”妻子“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要打就打我吧，他还是个孩子啊!”我高扬的手臂停顿在了空中。
几天后，妻子催促我回单位上班：“儿子每月吃保肝的药花销不少，家里不能断了经济来源。你安心去吧，家里有我。”我很犹豫：“儿子情绪变化大，每天早晚还要带他去10里外的部队医院做按摩理疗，你一个人能行吗?”“没问题，难不倒我。”妻子轻描淡写地说。
怀着无奈与担忧，我重返工作岗位，把儿子留给妻子照料。每次她打来电话或托来口信，都说儿子情况很好，不让我担心。
万幸的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儿子的病情越来越趋稳定。生活逐步能自理了。2003年，儿子从武汉一所技校毕业，被我所在的公司聘任为轮机员，与我成了同事。2006年，儿子娶了媳妇，次年，有了活泼可爱的女儿。历经磨难，儿子终于拥有了温馨的生活。
儿子新婚之夜，我和妻子百感交集。送走宾客，我俩坐在静悄悄的房间里都没有出声，巨大的喜悦如同潮水般冲击着我们心海。良久，我轻声问妻子：“这些年来你受苦了。终于熬到头了，现在可以向我诉诉憋在心里的苦了吧?”妻子淡淡一笑：“都过去了，不过有一件小事我永远忘不了。”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清晨。妻子用自行车驮着儿子去部队医院按摩理疗。顶着初冬的冷风，她埋头往前蹬车，没有留意到后座上的儿子不知何时已经从车上摔了下来。由于说话不利索，加上心里害怕，儿子坐在地上手脚乱动，泪水涟涟，眼巴巴地看着妈妈骑远了。几位晨练的老人把妻子的车拦下来，纷纷指责她：“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吧?”“没见过这么粗心的妈妈!”每一句话都像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妻子的脸上和心上。她走过去把孩子搂在怀里，泪流满面。
妻子很平静地对我讲述往事，我握着她粗糙的双手，心里又酸又疼。
宁静生活很快又被打乱了。2008年12月14日晚，正在船上工作的儿子吐出几口鲜血后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往宜昌一家医院抢救，几天后被转到武汉同济医院消化内科治疗。医生说：“肝严重硬化，亟须做移植手术。费用30多万元。”我倒抽一口凉气。医生说：“亲体捐献排异小，费用低，亲属可以考虑一下。”“我给儿子捐肝!”妻子脱口而出。我说：“要捐也得我来。你有高血压，身体也虚。”妻子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最适合的，这件事我说了算!”
亲朋好友听说了妻子的想法，一下炸开了锅。妻子的妹妹们极力反对，年过七旬的岳母也拄着拐杖劝说妻子：“你自小身体就不好，又患有高血压，这不是寻短见吗?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长江!”我和儿媳也争着说要捐肝，可立马被妻子挡了回去：“你的身体垮了，这个家还怎么撑下去?儿媳妇也不能捐，她还年轻，还要养育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怀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妻子转天就在同济医院做了配型检查，各项指标符合捐献条件。
当晚，妻子在我的臂弯中安详睡去。我一夜未眠。第二天，我瞒着妻子悄悄到医院找到儿子的主治医师，说述了想给儿子献肝的想法，恳请他给我做配型化验。医生同意了。
在等待结果的那几天，我心中充满一种悲壮的自豪感。妻子已经为这个家付出太多，这次该我了。
多走一步，少吃一口，救儿子就近一步
周后，结果出来了：我的肝功能不太好，达不到捐献要求。看着那纸薄薄的诊断书。我心如刀绞。
几天后，妻子住进了器官移植病房做术前准备。医院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手术方案，组成了以陈孝平教授、陈知水教授为主刀医生的30人医疗团队。手术拟将妻子1／3的肝脏移植给儿子，儿子则保留部分肝脏。
2008年12月31日，肝穿结果显示：妻子患有重度脂肪肝，脂肪变肝细胞占50％～ 60％，这种情况一般不适宜做肝捐赠。妻子恳求道：“孩子病情危急，耽误一天就多一天危险，让我捐吧!”她的救子之心打动了医院，院方决定手术照常进行，日期定于2009年2月19日。
2月18日，陈知水教授带给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在手术前的常规检查中，儿子被查出患有丙肝，如按既定方案进行手术，他留在体内的部分肝脏会把丙肝病毒传染到移植过来的肝脏，并且再次导致肝硬化，最终浪费妻子捐献的肝脏。基于这个原因，儿子的肝脏必须全部切除，需要妻子切1／2甚至更多的肝脏给儿子。可是，由于妻子患有重度脂肪肝。剩下的1／2肝脏不足以支撑其自身的代谢。所以，手术被取消了。
绝望似一张大网，兜头将我们网了进去。不过，医生还是给出了建议：妻子可以想法减轻体重，脂肪肝在一定程度上会消除。这句话语像一粒火种，点燃了妻子心中的希望。当晚，妻子就出院回家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由于医生叮嘱不能乱吃药，运动也不能太过剧烈，妻子选择了走路――从家里出门几分钟后，就可以走上长江段谌家矶东坝，路旁有一个标记着“2”的石墩，从这里开始迈步走到堤坝的终点，有一个标志着“4.5”的石礅，走一个来回，正好5公里。妻子的计划是：每天早晚各走一次，一天走10公里，风雨无阻。
我有些担心：“你平常也没锻炼身体的习惯，55岁的人了一下子进行这么大的运动量，吃得消吗?”妻子说：“我辛劳了一辈子，从没娇生惯养过。没问题，不就是走路吗?”
于是，每天早晨5点不到，妻子就从家里出发。晚上，她一吃完晚饭就出门，因为堤坝上没有夜灯，晚上行人稀少，她不能回来得太晚。走路时，她的步子迈得不算大，但频率极快。她的上身挺得笔直，远远望去，似乎只有两条细腿在快速拨动，像上了发条一样。一个星期下来，她累得腰酸背疼，浑身像散了架。我劝她歇两天再走，她说：“不累怎么能消除脂肪肝?万事开头难，一停下就前功尽弃了。”
在饮食方面，妻子近乎苛刻，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饭团和一些水煮青菜，有时忍不住夹块肉送到嘴边，想了想又连忙放回碗里。一天中午，妻子不停地拍打脑袋，很懊悔的样子。我问她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没管住自己的嘴，刚才吃了两块饼干。”
7月的一天夜里，坝上出了车祸：一位经常散步的妇女被摩托车撞死了。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晚上无人敢到坝上走路，惟独妻子还风风火火地在坝上走。有人劝她，她大声说：“我不怕。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失去孩子更可怕。”
我得回公司上班，只能隔三岔五通过电话了解妻子的情况。妻子报喜不报忧，我就从侧面了解她的情况。有一天，妻妹在电话中告诉我妻子病了，她头疼，血压升高，在打吊针。医生说，诱因是运动量太大了。还有一次，妻子忽然打电话惊恐地对我说：“我眼前一片昏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走不回去了。”我连忙打电话给其他亲友，让大家去江堤上帮着寻找。亲友们费了好大工夫，才将坐在堤坝上的妻子找到。原来，天黑雾大，她视力不太好，加上头发晕，竟然迷失了方向。
我很后怕，劝妻子别一个人走路了，要走也得等我回家时陪着她走。她说：“有时我也感觉看不到尽头，想放弃。但是，只要我多走一步路、少吃一口饭，就离救儿子的那天近一步啊!”
惊喜啊，那严丝合缝的肝脏
2009年9月21日，在那条堤坝上来来往往300万步后，妻子来到医院检查。她的体重从68公斤减至60公斤，脂肪变肝细胞所占小于1％。脂肪肝没有了!医生们连声感叹：“能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重度脂肪肝，你创造了一个奇迹!”
9日27日，妻子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等全面体检。医院召开大会诊，评估妻子是否可以给儿子捐肝。在这次会上，陈孝平教授动情的开场白感染了所有与会人员：“今天我们讨论的病人比较特殊，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经过审慎讨论，专家通过了妻子的捐肝申请，院方还破例决定免除母子俩全部手术费和住院费。会后，陈孝平教授告诉我和妻子：“肝移植手术对于供体来说，死亡率为1％，也就是说，捐赠者有可能在手术中或手术后发生死亡。”“我不怕。”妻子一边说，一边飞快地在手术知情书上签字。
2009年11月4日，是妻子和儿子接受手术的日子。这台历时13个小时的手术，我仿若度过了13年。清晨8时，妻子被推进手术室，中央电视台对这台手术进行了现场直播。我通过荧屏关注着手术的进展，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看见医生在妻子赤裸的腹部涂抹碘酒消毒，然后举起锋利的柳叶刀切下去时，我低下头捂住脸庞，潸然泪下。我周围的亲人也个个泪流满面，哭成一团。晚上9时，妻子的肝脏严丝合缝地与儿子的肝脏连在了一起，手术成功!
妻儿手术成功后，我曾回家一趟，特意踏着妻子的足迹把那条“暴走路”走了一遍。正是傍晚时分，暮色渐浓，远处天兴洲长江大桥上的桥灯宛如一条璀璨的光带，仿佛在提示我：虽然人生的路漫长曲折，但是，有爱，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