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关公是不够的|关公神位要不要靠墙
时间：2019-01-19 04:30: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现代社会，若真有关羽这样的信义之神，他手中的武器也不该再是“青龙偃月刀”，而是健全的法治和公正的舆论监督。 公元220年，蜀将关羽在麦城中伏被擒杀，孙权传匣献首洛阳，曹操用乌木刻其身躯，以诸侯礼葬之。孙权见计未果，也以诸侯礼葬关羽尸骸于当阳。反倒是蜀汉本家，并未马上给误军失地的关羽谥号，而是直到刘禅时期才追谥上了含义复杂的“壮缪”。以蜀汉将领的身份在死后得到三分天下的另两家如此礼遇，只是关羽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巨大文化符号所奏响的序曲。
关公附着着人们共同的需求
作为一员武将，关羽被逐渐神化的过程，也是中央王朝和民间社会共同确认伦理规范的过程。
对官方来讲，关羽深明《春秋》大义，虽有愚忠之虞，但其气节终究可歌可泣。对民间信仰中的神祗给以封号，并将其纳入国家正祀系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的一种手段。
对于民间来讲，关羽的忠义守信使得他成为维持一个团体的象征符号。商会、堂口及各种流民集团，当他们无法以血缘作为天然的链接，或没有成文的法律来规制彼此间的行为，这种深具道德约束力的“诚”与“义”，无疑是团结起一个陌生人集团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律令。当庙堂之上的天子、乡野之中的良民、江湖之远的浪子都尊崇着同一位神祗时，不论其各自目的为何，关羽身上已经附着了他们共同的需求，一些道德共识已然形成。
当人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者
近百年间，这个古老的国家之前的一整套以宗法和神秘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规则全面溃败。它以对道德规范的打破与重组为代价，开始摸索向现代前行的艰难之路。
在旧规则崩溃中，曾贵为神灵的关帝也随着整个传统一度成为“游魂野鬼”，无庙可驻，无人供奉。新规则却很难产，权力和财富疯狂地毫无规则的重组和集中，带来的是社会的分裂。人人茫然无措，六神无主，我们再不知如何行事，待人待事充满了疑忌。
希望、恐惧、惊慌、艳羡，这些以往只在一天就能讲完的评书传奇中出现的故事，现在如缰绳和马刺一般，控制和驱使目标单一却又缺乏组织的个人。变化如此剧烈，人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者，他们千方百计地规避一切规则以求最大化自身利益。
马克斯韦伯说过：“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如今，不诚实变成更大规模的主动欺骗。
在许多人眼里，被曝光和失去诚信，不是人格破产的标志，而只是一次权谋方面的过失，也就是“不聪明”和“玩得不够高明”的结果。
但这种急速发展方式已开始令人们无法承受道德溃败所施加于人的压力。
当精英们在努力向西方寻求重建主流价值观的可行之路，并为此争执得头破血流之时。在广大的城市和乡村，民间信仰却又在悄然复兴。
人们在摩天大楼的入口处供奉关羽，在花园洋房的神龛上供奉关羽，在田间地头的小庙中供奉关羽。关羽的形象或执刀而立，或凝神《春秋》，或手捧元宝。在每个人都是陌生人的商业社会中，关于关帝的想象重新复归了。
人们希望通过重塑这位忠勇之神的造像，来唤回已经被人遗忘的道德规则。
关公成了这个社会重寻主心骨的过程中一个被寄以希望的资源。
关羽手中的武器是什么
问题是，曾经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都加以膜拜的关帝，如今是否还担得起这一重任?
在国际上，抱团和寻求小团体中的非正式规则，或许是华人诸多特质中的一种。在东南亚等华人聚居的海外地区，往往可以发现，关帝是当地华人团体凝聚力的标志。华人之所以在海外能够很快扎根生存，靠的是尽快成立同乡会，并逐渐用“关系”作为纽带，建立内部规则，逐渐独霸当地市场。但“义”仅仅限于团体内部，再加上灵活多变的中国式“聪明”使华人大获成功，但是也是这种“聪明”使华人已经成为如犹太人般不受欢迎的人物。
在中国本土，各行各业“潜规则”盛行，熟人社会的行为习惯仍在被延续。纵然金身越塑越精美，但日常生活中，人们祭拜关圣帝君时所求的仍是升官发财，升学得子之类的现世功利。
只靠关公是不够的。如今已是一个在契约之上组建起来的现代社会，若真有关羽这样的信义之神，我们希望他手中的武器不再是“青龙偃月刀”，而是健全的法治和公正的舆论监督。
对中国传统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所需的诚信是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交往践行的行事准则。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单独的个体之间已不再具有紧密的关系。通讯工具看似让我们无时无刻保持着与人的联络，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是脆弱而低质的。当我们关上电脑和手机的瞬间，整个社会网络便被隔离到了另一个空间。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降低，传统的人情伦理在新的社会规范中无法继续保护我们，但我们依旧需要信任的力量，来让我们安心。
信任首先来自对社会制度的信任。我们需要政府运作的透明化以保持其公信力，我们需要公平执法来维持公义。如果公众人物不再公德作伪、私德有失，那么，社会大众也终将重新信任他们。
信任也来自对每一个陌生人的信任。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任何其他人都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当欺瞒是个人行为时，意味着私德有亏；但当欺瞒已经成为大众默许的准则时，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的沦丧。没有作为共识的主流价值，社会自然也不会存在凝聚力，个人也就永远是孤独的沙粒，而无法成为担负起社会责任的真正公民。
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不是一句道德口号而更是建立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首要条件。
诚信之死的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沦丧。我们在放弃自由平等以及对美好制度的信念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尊严、诚实和教养的道德底线，也就是放弃了作为一个完整健康的人格的自我塑造，转而成为追逐实利的低级经济动物。多么不幸，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拜物教徒。
欲治天下，必收民心
2009年的一项调查，信任危机被认为中国未来的十大挑战之一。而网上一项社会诚信度调查显示，农民与性工作者的信任度排在官员等政治精英、财富精英之前。91％以上回答调查问题者承认，他们对政府公布的数据是半信半疑的。
民众在问卷中对小姐所表达出的“信任”，更是一种修辞性的嘲讽，用以表达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尽管社会精英占有各种稀缺资源，但只有一种稀缺资源掌握在底层民众手里，那就是道德资源。“上流社会”的形象正在变得丑陋可笑起来。
虽然关公本身不足以维系现代社会的诚信。但关公复兴中体现出来的对诚信与道德的呼唤，却也是形成道德共识的一种力量。欲治天下，必收民心――是关羽同时代人刘备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这对当今社会管理者仍然有效!
当一位凡人经历千年的不断神化，关于他的所有附会和想象，就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那个红面长髯秉烛读《春秋》的形象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潜意识，随着时代推移而浮沉，以种种我们不能觉察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与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