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传叙事传统对“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的影响

颜敏

摘要：尽管“十七年”文学为了标榜自己的独特性及其創新价值，在否定文学传统的同时，似乎只是为了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而有限地认同“民族形式”，但最终还是与文学传统纠缠不休，因为文学的特定形式不能离开特定内容。无论是叙事观念还是叙事模式，“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都深受史传叙事传统的影响，由此我们也可窥见“十七年”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地位。

关键词：史传;叙事传统;“十七年”文学;现代历史

一   史传叙事传统的界定

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学传统似乎声名日下。这不仅是因为当代文学身处一个不断变换的历史场景，传统曾被视为现代社会进步的障碍;而且它还继承了现代文学以来形成的一种文学价值在于创造的审美观念，因而当代文学充满“影响的焦虑”。然而，当我们细加辨析当代文学便不难发现，实际上它根本无法割断文学传统影响的脐带。尽管“十七年”文学为了标榜自己的独特性及其创新价值，在否定文学传统的同时，似乎只是为了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而有限地认同“民族形式”，但最终还是与文学传统纠缠不休，因为文学特定的形式不能离开特定内容。

本文主要论述史传叙事传统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历史叙事的影响，因而必须说明我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理解。关于“史传”一词，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原本是一种文体概念，即指以史书为主体的历史散文。一般而论，中国史传叙事传统是指源自古代史书并沿袭至今的系统的历史书写观念与文体特征。由于史传叙事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直接源头，因而史传叙事传统对于古代叙事文学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或隐或现地沿袭到当代文学。

“传统”的基本涵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延传或相传至今的东西。不过，传统需要承传者薪火相传，而承传者在延传过程中则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意无意地修改传统，因而传统在传承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这种传承中的“延传变体链”也在传统之中。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事物，它在相传过程中虽有变化，但变体的传统与初始的传统具有同源性和同一性，也属传统。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解释学“同传统相关联”的转向型认识。伽达默尔认为，传统存在于不断的变更中，因而“改变已经确立的形式像捍卫已经确立的形式一样，也是一种同传统的联系”。这就是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从而也就依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①因此现代社会改变的传统形式，也是与传统相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解释学对传统的理解，更加符合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因为当代文学的现代历史叙事与史传叙事传统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否定性的联系。本文把这种同传统的联系方式，也归为传统的影响。

当然，文学传统毕竟是一种固执而复杂的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它不仅以观念的形式存在，而且凭据对人们长期耳濡目染的影响，往往内化为作者与读者相契合的审美趣味与期待视野。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大多明确排斥文学传统的思想和形式，但处在现代转换中的中国文学叙事并不能完全祛除史传传统的影响，而是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外部环境与文学内部因素出现重大变化，史传叙事传统在社会主义文学提倡“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特定文化语境下，以别样的形式隐秘运行，从社会边缘悄然移向社会中心，并且通过与社会主义文化因素相结合，形成一种为主流话语认同的新的文学叙事模式，而且其代表作如今还被命名为“红色经典”。

二  史传叙事传统的小说观念对“十七年”

现代历史叙事的影响

“十七年”叙事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主要来自现代历史叙事和农村现实叙事。由于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业已证实，新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因而以倡导合作化运动为主的农村现实叙事也就丧失了原有的社会意义，在文学史上原本就没有多少可得性文学知识的农村现实叙事，也就逐渐淡出文学史研究的视线。不过，现代历史叙事却没有随着历史背景的变换而销声匿迹，反而因为成为当代影视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而被一再强化，甚至被誉为“红色经典”在社会广泛传播，这无疑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学现象。

“十七年”文学中最具影响的现代历史叙事，主要是长篇小说，如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欧阳山《三家巷》、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等等。而且我们还应该注意，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后被陆续改编成电影、戏曲、连环画，编入各个层次学校的教材，在社会产生了比文本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如果再加上不在文学史研究视野的诸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丛书等传记文学和革命历史回忆录等亚文学的历史叙事，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不同形态的现代历史叙事汇集成浩浩荡荡的红色大潮，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功能。这就是说，现代历史叙事不仅是“十七年”文学不可或缺的主体部分，而且是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形塑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些历史故事的“人物形象、情节、对白台词无不家喻户晓”，“俨然形成了一套弥漫性奠基性的‘话语，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类的叙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②因而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新中国文学以“五四”文学的合法继承人自居，曾把传统文化统称为封建主义文化，其批判态度和排斥方式比现代文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十七年”的叙事文学却与现代文学明显断裂，反而表现出与叙事传统的某种亲缘性。特别是“十七年”的现代历史叙事，旨在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资源取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由于有限地认同“民族形式”和提倡“大众化”，因而在创作的思维向度上深度暗合史传叙事传统。“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在文学观念上接受史传叙事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接受了史传叙事传统“补史”观念的影响。《汉书·艺文志》虽将小说列为一种文体，但是明确指出它出自“稗官”;唐代叙事文学的“补史”说更为充实，刘知几认为小说的文化功能是为史书拾遗补阙，倡导小说应该“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③直至清代末年，文学界也难以摆脱这种传统的小说观念，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序》中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④这种“羽翼正史”的文学观念体现在“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文学中，便是作家热衷追求作品的史诗性。《红旗谱》刚刚问世，批评界就发现它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⑤并以赞叹语调给予高度评价。六十年过去了，这种说法几乎被大多数公开出版的文学史接受。⑥

狭义的史诗概念，原本专指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文学体裁;广义的史诗概念，则是指那些具有史诗品格的宏大叙事作品。“十七年”文学中频繁使用的“史诗性”这个术语，当然取自广义的意思，主要是指作品具有史诗品格，而且它与文本的叙事模式紧密关联。毫不夸张地说，长篇小说是否具有史诗品格，是当时能否被册封“经典”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叙事品格一方面是指作品表现重大题材和重要主题的文学叙事。这就是说，“十七年”叙事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具有价值等级的差异，与宏大叙事相对的描写日常生活，或者表现以个体生存体验为基础的个人欲望、情感和心理状态的个人叙事，不具备史诗性。另一方面是指文学叙事中的思想意蕴必须服从主流话语对历史现实终极性的价值判断。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化文学标准的权威性，把作者和批评家对这种文学标准的认识，与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价值情感联系起来。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十七年”的现代历史叙事在精神品格上便出现高度的同质性。可以说，以《红旗谱》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叙事，正是因为其表现的革命历史及其意义被主流话语认可，从而被正典化。它们通过文学叙事将主流话语转换成形象可感的具象，悄然渗透进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与价值情感世界，使革命历史的合理性成为普遍性的集体记忆，从而发挥与正史同质同构的社会文化功能。

其二，“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接受了史传叙事传统精神教化观念的影响。孔子编撰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字里行间贯穿着编者的价值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后世的汉儒称之为“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儒家精神教化的历史观念，正是通过这种不断诠释而丰富发展。梁启超先生一语道破古代史书这种文化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⑦梁启超的这种说法是否过于偏激，固然值得商榷，但他却从现代思想的高度上揭示了古代官编史书的两个目的：一是编织“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的神圣家族神话，确立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二是以主流道德伦理观念支撑历史叙事，维护帝王统治的合理性，发挥“惩恶扬善”的社会功能。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叙事也就成为现实社会政治伦理的工具。由于历史与文学的紧密缠绕关系，因而道德教化的小说观念，同样代代相传。李公佐在提及《谢小娥》的创作动机时，明确表明自己的道德劝惩目的：“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⑧

“十七年”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精神教化功能。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文协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所要求的，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具体性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改造人民的任务相结合的作品。……这就是作家的党性和他对于读者教育作用的具体表现。”⑨在具体的思想内涵上，社会主义文学主要宣扬社会历史的阶级观念，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情操，乐观的英雄主义和豪迈的浪漫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种政治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资源上源自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精神教化，但在思维向度上却与史传叙事传统一脉相承。这主要表现在二元对立与政教合一的思维模式上，如《青春之歌》。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分手，文本表层源自他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林道静所持的是现代女性和集体主义观念，同情下层社会的贫苦农民;余永泽则持传统男性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对贫苦乡亲冷漠无情。文本深层却源自他们的阶级分野，林道静虽然生在一个破落家庭，但她身上流淌着佃农的血液;余永泽则是个地主的后代。应该说，新中国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不仅希望通过文学显示胜利者的历史合理性，印证他们的现实自信和将来把握;而且力图用文学叙事来建构想象的社会共同体，并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和圣洁的情感来凝聚社会的集体意志和净化人们的思想灵魂，倡导理想向上和单纯质朴的精神文化。

其三，“十七年”的现代历史叙事与史传叙事传统“实录”精神的复杂关系。所谓“实录”，班固释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⑩虽然早在春秋时代史官就将秉笔直书作为记史的原则，但在漫长的文化专制社会坚持这种原则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胆识，事实上在实践中也很难实现，因而上升为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象征而融入传统文化，并渗透到文学叙事。正如文天祥《正气歌》的慷慨陈词：“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这种实录精神在现代文学中又与现实主义精神重合而大受推崇，以致形成作者和读者相互契合的以真为美的审美图式。需要说明的是，史傳叙事传统的实录精神主要是指客观形态的真实记述，因此传统的叙事观念在价值评价上总是把稗史叙事置于传奇叙事之上。

“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所遵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作家在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去表现现实”，因此“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11。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学并不排斥讲述真实的生活经验，但重点在于如何讲述真实生活，即文学叙事是否符合主流话语对生活的本质认识。但是，社会的阅读期待又普遍以真为美，于是“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便出现一种特定的表现历史真实叙事方式。一方面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表明自己作品真实性的承诺，以此与社会读者达成相契合的审美共识。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自己是以主流话语来统摄自己的生活经验，以揭示生活的本质意义。

杨沫《青春之歌》的创作过程，典型体现出当时作者如何用主流话语来概括和揭示自己的生活经验及其意义。她说：“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是受文艺作品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12其实她说得比较委婉。实际上1958年《青春之歌》问世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对这部作品展开了讨论。关于它的批评不约而同地落在林道静这个形象身上：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过浓，与工农结合的描写不充分;她入党后作用发挥不够，所以学生运动展开不够宏阔。据此杨沫进行修改，1960年再版的《青春之歌》增写了七章林道静的农村生活，还增写了三章林道静在北京大学领导学生运动，对林道静一些内心情感的表述也作了删改。虽然这种按照主流话语批评进行修改的结果，明显降低了小说的审美价值，但是符合主流话语对知识分子革命历史的权威性阐释。其实，《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也是如此。杜鹏程说，他参与了保卫延安的整个过程，曾用近一年时间写了约百万字，全是真人真事。其后三年“九易其稿”，把报告文学改写为三十多万字的小说初稿。13这个修改过程，主要是用主流话语的历史本质去规约自己的生活经验。正是这种统一的本质化规约，不仅使“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思想意蕴与主流话语高度一致，同时也使这些历史叙事普遍缺乏创作主体的个人思索。

通过上述传统叙事观念对“十七年”文学叙事影响的梳理和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史传传统的叙事观念对“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的影响是明显而又复杂的，而且在具体观念的承袭方式与变异程度也是有所差异的：在文学叙事的“补史”观念上较为直接和明显，特别现代历史题材小说高度契合史传叙事传统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精神教化上则主要表现在文学叙事的思维向度和叙事模式上，类似“旧瓶装新酒”的叙事形态;而在叙事的“实录”精神上则显得较为复杂和隐性，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表现在作者亲历者身份的承诺上，而叙事上却显现出与主流话语关于历史本质的“真实”高度重合。

三  史传叙事传统的叙事模式对“十七年”

现代历史叙事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立志重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大厦，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运动，让国人理解和接受新社会的意识形态，动员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建设。当然，当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历史叙事，是建构和传播政治共同体想象的有效形式，因为现代历史叙事用民族语言为革命历史赋义，并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和认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的正当性。

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号召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书写革命历史。他认为来自革命队伍的作者群体最有资格讲述这段历史，并将新中国文艺的莫大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随着现代文学以茅盾、巴金、沈从文和李劼人等为代表的作家集体退场后，现身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群体基本上由来自解放区的作者构成，如杜鹏程、梁斌、杨沫、吴强、曲波等。这个群体的共同之处，一方面在于他们是经过硝烟洗礼的历史参与者，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记忆是他们的创作驱动力;而且他们自觉认同主流话语，其作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接受过中等或者初等文化教育，普遍熟悉民间形态的艺术形式，深受传统文学叙事影响，因而他们的叙事模式与史传叙事传统有种天然的亲缘性。下面拟从人物、情节和干预叙事等三个方面辨析这种亲缘性。

首先，“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普遍运用善恶二元对立及其伦理政治化的寓意来表现人物形象。革命历史的开端和高峰与英雄的伟大事迹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史诗品格的现代历史叙事首先必须塑造英雄人物。1952年《文艺报》展开大规模的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周扬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明确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文艺作品应创造正面的英雄形象。同时，他还指出解放区文艺提供了塑造新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它为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14史传叙事传统在表现人物上有着悠久历史，贯穿于从汉代司马迁的纪传文学到六朝的志人小说、再到明清章回小说的整个过程，特别是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稗史小说的英雄传奇，深植大众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来自解放区的创作群体吸取史传传统的表现人物方式，创造出既源自历史现实生活，也符合主流话语规约，还为大众社会所接受的新人形象。

在当代文学史上，朱老忠仿佛是座大理石般的农民雕像，因为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文学，提供的多是阿Q、闰土等朴实而又愚昧的农民形象，而朱老忠的出现则预示了乡土中国可能存在的被启蒙话语压抑的民族生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朱老忠成为民族国家话语所希望崛起的“新人形象”。当代文学史公认，《红旗谱》的突出成就在于塑造了朱老忠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朱老忠的突出个性主要有二。一是复仇和反抗精神。小说的开始讲述朱家与冯家的世仇缘由，为父报仇便是朱老忠不竭的人生动力和终极目的。由于对立的双方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个原本为宗法社会家族复仇的故事，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便衍变成政治对立叙事。从开始（朱老忠大闹柳树林）、发展（“脯红鸟”和朱大贵被抓壮丁等事件）到结束（朱老忠参加反割头税运动和保二师学潮），阶级对立的色彩越来浓厚，因此“朱老忠这个人物的阶级反抗性就坚实了”15。也就是说，朱老忠原本是个有着“逼上梁山”政治文化基因的农民，但由于他从个体的自发反抗逐渐走向集体的自觉斗争，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体现出主流话语关于现代历史的發展必然性，从而成为新时代的农民英雄。二是他具有“为朋友两助插刀”的豪侠性格。这种民间社会认同的侠义个性与反抗精神一道，构成朱老忠的典型性格。从关东回故乡后的朱老忠古道热肠仗义疏财，为朱老明医治眼睛和资助严江涛上学;公道正义扶危济困，代严志和主持老奶奶丧事，去济南探望狱中的严运涛等等。朱老忠这种正气和豪气显然源自传统文化中的侠义文化资源，也是民间社会芸芸众生的审美期待。与朱老忠形象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地主冯兰池，不仅政治反动和文化保守，而且贪财好色。他的占有欲膨胀到如此地步，以致连一只孩童们喜欢的脯红鸟也不愿放过。他集人性所有的幽暗于一身，所以他每一出场就显现出一种反民间伦理的特征，是民间伦理秩序的破坏者。

通过朱老忠与冯兰池的比较可发现，民间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维系民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朱老忠，才是新型政治力量在农村的合法性代表。主流话语的政治观念正是通过与民间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结合，才可实现社会文化功能。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小说中体现的贫穷就一定具有天然的道德潜力、下层社会的反抗情绪符合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豪侠之士最易投靠革命队伍，但是这种叙事模式却暗合大众社会的审美意识，因为善恶对立的伦理观念与贫富对立的政治观念相融合，符合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化思维范式。

其次，“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传承着史传叙事传统的传奇性情节和转义式结构。一般来说，“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故事较强。英雄人物是不容亵渎的，不可能具有复杂心理与矛盾性格，所以这些小说人物性格比较单纯，因此现代历史叙事有意向史传叙事传统靠拢，通过曲折的情节来吸引读者。《林海雪原》采用了套盒式的主次情节结构。小说的主结构是四个惊险故事：一是奇袭奶头山，歼灭许大马棒匪帮;二是智取威虎山，围剿座山雕匪帮;三是周旋绥芬草原，智斗侯殿坤和谢文东;四是大战四方台。这四个故事中又各自包含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小故事。如智取威虎山这个主结构下面包含了六个次结构情节：杨子荣假扮土匪上山献礼与借演习之机送情报、小分队雪地练兵、土匪设伏劫火车、杨子荣舌战小炉匠、小分队在杨子荣配合下奇袭威虎山。这种套盒式的主次叙事结构，与《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有着家族性的相似之处。

再说转义式的叙事结构。《保卫延安》通过一个连队半年间的战斗历程，反映出西北战场围绕着延安而展开的战事，具有比较完整的叙事结构。这种较完整的历史叙事结构表明，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殊死搏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作为西北战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彭德怀曾说：“1948年上半年以前，我们的战役形成波浪式发展，一胜一挫，先挫后胜。”16其实，作为表现一段完整历史过程的《保卫延安》，也描述了西北战场失利的合水战役和榆林战役，为什么我们看不出这种“波浪式发展”的过程，却是从胜利不断地走向胜利的过程呢？这显然与文本转义式的叙事结构有关。文本的西北战场叙事既有正面叙述（如第一章的青化砭战役），也有侧面叙述（如第二章的蟠龙镇战役）;既有详写（如第六章的沙家店战役），还有略写（如第三章的合水战役）。文本对合水战役叙述采用了侧面描述的方式，主要是突出陇东高原自然环境的艰苦;榆林战役的叙事视角集中在一支断后的连队上，而且这支残缺不全的小部队陷入重围，也是因种种偶然因素导致的。这种侧面描写和片断叙事，虽然也传达出战役艰难的信息，但并没有表现“失利”现实。相比之下，在讲述胜利的青化砭和沙家店战役，则是多层面和多视角的全景叙事，信息相当明确而完整。其实，文本的侧面叙述和片断叙事，是一种“转义”性的历史叙事。

所谓的“转义”，原本是修辞学术语，“指的是一种采用转换手段产生与原意或字面含义不同的意义的修辞手法”17。我这里借用的“转义”不是指语句的修辞手法，而是意指叙事结构的修辞手法。从小说虚构的特质讲，任何小说都有从底本到文本的作家构思和加工过程，问题是通过构思和加工后的创作目的是什么。现代历史叙事通过这种“转义”的结构方式，使确切的历史信息模糊化和暖昧化，甚至可能遮蔽历史本相。如《保卫延安》的叙事结构方式，使延安战场人民解放军“失利”的历史真相变得模糊，而把延安战场“波浪式发展”的过程，变成了战无不胜的直线发展过程，从而达到抽象历史的目的。因此“十七年”现代历史的叙事结构普遍都是“大团圆”结局，缺乏悲剧的意蕴。

最后，“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的大量评论干预与史传叙事传统一脉相承。孔子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史书干预叙事的始作俑者，不过“一字定褒贬”式的干预还是隐含性的，到了《左传》就有明确的“君子曰”式评价干预，此后这便成为历史叙事的一种文体特征，即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则有“赞曰”。由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特殊的共生关系，干预叙事不仅成为史传叙事的文体特征，也直接影响文学叙事。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就是模仿史书的论赞。直到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干预才在文学叙事中越来越少。然而，在自觉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十七年”文学叙事中干预叙事又重新出现，以致成为现代历史叙事的显在风格特征。如《红岩》《保卫延安》中都有这样的干预叙事。

这种干预叙事表明，“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者总是千方百计地突出文本的政治文化功能，并且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显示叙事的可靠性。自现代文学以来被抑制甚至遭受反讽的史传叙事传统的评价干预，在“十七年”文学中变本加厉地膨胀起来。虽然它显现出叙事主体政治思想的绝对可靠，却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大为降低。而且这种文学语言形态，加强了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单向度思维方式。由此可见，体现在文本形态上的叙事模式，是指讲述故事的方法和技巧，但深层则是一种渗透在故事之中的理解故事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虽然一体化社会的主流话语拥有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支配性的社会资源，并可通过行政化的方式实现现代历史叙事的社会功能，但是我还是想说，文学传统往往可以内化为作者和读者的契约性的创作动机和审美期待，这是一种隐性的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影响。因此叙事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蕴含在漫长的民族精神重铸的艰巨事业之中。

上述就史传叙事传统对“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辨析，意在探究“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与史传叙事传统的家族相似性，并且从文学内部源流和外部关系的向度揭示出接受影响的深在缘由。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对“五四”文学是肯定式的排斥，即理论上的有限肯定和实践上的排斥，那么对传统文学则是批判式的接受，即理论上的有限批判和实践上的接受。由此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价值，整体上低于现代文学的深在缘由。

注释：

①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②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③刘知几：《史通》，浦起龙通释，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④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2页。

⑤冯健男：《论〈红旗谱〉》，载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梁斌传集》，科研内部参考用书1979年版，第87页。

⑥金汉：《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⑧转引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载洪子诚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⑩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贊》，载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11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载《周扬文集》（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12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载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13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

14参阅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梁斌传集》，科研内部参考用书1979年版，第17页。

16李彦清：《黄土地·红土地》，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17林骧华：《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1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二十年知识分子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BZW127）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