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高兴》中的饥饿文化图式
时间：2020-10-05 04:03: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贾平凹的小说《高兴》采用口述体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讲述了城市“边缘人”——拾荒者刘高兴等人为努力融入城市、得到城市认同而艰难生存的故事。贾平凹在这部以底层写作为主题的小说中，一如既往地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叙述了城市“边缘人”与个体身上呈现的三种饥饿状态：由于根深蒂固的饥饿记忆与贫困的生活所造成的食饥饿、由于无法压抑的动物本能所造成的性饥饿以及由于无法得到城市认同和城市现代化所造成的精神饥饿。文本通过对三种“饥饿”状态的描写，体现出作者对底层人民与城市个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生命状态的关注和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
关键词：贾平凹;《高兴》;饥饿;精神困境;城市现代化
作者简介：高园园（1996.6-），女，汉，陕西省延安市人，延安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7-0-02
“饥饿”是人类生存历史上必然面对的恒久主题，因此总被纳入文学书写的范畴。如20世纪20年代是通过叙述“饥饿”来揭示封建制度对农民思想的禁锢和批判农民的落后与愚昧，三四十年代的“饥饿”描写更多的是与社会矛盾和革命相联系。文学发展进入当代以后，经历了自然灾害和“文革”，因此许多作家必然会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写作当中。贾平凹便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创作的《秦腔》、《高兴》等小说虽不是将“饥饿”作为叙事主体，但大都将“饥饿”描写渗透到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当中。《高兴》是贾平凹以同村人刘书祯为原型，以拾荒者为叙事主体的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贾平凹曾在《高兴·后记（一）》中说：“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1]，因此，在人物刘高兴、五富、黄八、孟夷纯以及城市生活的个体身上，作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描写他们的身体饥饿、性饥饿和精神饥饿，这也是作家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对普通个体生存状态和命运的一种关注，更是对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一种担忧与反思。
一、食饥饿：个体无法抹灭的饥饿记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贾平凹因为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再加上陕南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小时候饥饿几乎成为了他的常态。他曾在《我是农民》一书中讲到自己少年时的苦难生活：“因为连续的大旱使收成减少一半……喂嘴成了活着最大的负担和艰辛。”[2]从小经历的饥饿生活成了贾平凹脑海中无法抹灭的记忆，但也成为了他的创作财富。正如洪治纲所言：“任何个体记忆都隐含了历史，也印证了个人在特定时代的精神履历，而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个体行为，它不可避免地与个人记忆发生关系。”[3]所以作者总是会将自己的个体记忆融入到笔下的人物当中。
如果说刘高兴进城是为了摆脱农村的落后，追求体面的生活的话，那五富只能说是他的一条尾巴，糊里糊涂地被带入城市，所以总是表现出乡下人的一些小气、庸俗等土里土气的特征。五富家里有三个孩子，经常会因为饥饱问题发愁，城里人称呼他们为“商州炒面客”，因为“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4]，这种情况在贾平凹《我是农民》这本书里也有记载，“到了三月，更是青黄不接，人饿得红了眼，见了什么能吃的都往嘴里塞”[5]。所以贾平凹筆下的五富在进城以后，吃饭总是“吃了一碗又一碗”，以至于吃到最后一站起来就吐了出来，而他甚至还“怨恨自己糟蹋了粮食”[6]。当他在与黄八争论起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得出的结果是“一是粮食，比如同样大的一袋土和一袋麦子，麦袋子就觉得比土袋子沉重。二是钱，比如同样厚的一沓白纸和一沓钱，也就比白纸有分量。”[7]这是由于一直以来贫困的生活状态给他们造成的一种饥饿恐惧，是作者对于农民现实生活状态和贫困年代的一种特殊阐释。五富在最后死的时候“一根鱼翅还在嘴角”[8]，这便是五富为代表的乡下人进城打工群体的现实悲剧。
贾平凹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这几乎成为了他的身份标识，所以他的创作可以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审视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性饥饿：个体无法压抑的动物本能
《礼记·礼运》中讲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认为食欲与性欲是人本性。贾平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性描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的《废都》，曾因为性欲描写过度而不被读者和研究者所接受，一度被判为禁书。但贾平凹在答《陕西政协报》记者问中讲到：“……写性是难以避免的，性实在是为了人物描写的需要”。当个体长久的处于一种性压抑的状态时，就必然会出现性饥饿，在《高兴》这部小说中，无论是进入城市的乡下人还是在城里人似乎性欲总是无法得到满足。
刘高兴带着一双“高跟尖头皮鞋”进城，“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10]这是他对于城里女人的臆想。当他遇到城里的妓女孟夷纯之后，便将这双寄托着自己性幻想的高跟鞋送给了她，他虽然已经规避了食物对于乡下人的原始诱惑，以融入城市为生活的动力，但他的潜意识里对性有一种渴望与需求，在这一点上刘高兴与五富、黄八等人是相同的。他们三人偷听邻居朱宗与杏胡夜夜的叫床声，五富和黄八一起去舞厅找低等妓女，对此五富给刘高兴解释到：“他出来这么久了，实在是扛不住了”[11]。孟夷纯以洗发店为幌子，实则是通过性交易来赚钱，为城里的男性解决性饥饿的问题。贾平凹在描写孟夷纯时，为她铺垫了成为妓女的合理原因，并将她喻指为“锁骨菩萨”，也是对这一女性形象的肯定。书中以刘高兴的视角描写到“在街上的公共厕所里，隔挡板上常常能看到一些女人的裸体画，旁边还配着顺口溜。”[12]这虽然是作者不经意描写的一笔，但恰恰透露了城里人在性欲这一方面与进城打工的乡下群体一样，都是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
贾平凹在《高兴》中对于城市个体和城市“边缘人”所存在的共同的性饥饿问题的描写，是对国民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性欲的批判，也是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妓女这一群体的大量出现的现实反映，引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
三、精神饥饿：个体生存的精神困境
马斯洛在1943年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排到最高的位。贾平凹在创作中不但关注了普通人最为现实的生存状态，更加注重对笔下人物精神、心理情感的剖示。《高兴》这篇小说就是贾平凹在描写拾荒者生存命运的基础上，对人物的精神状态作了进一步剖析，并且通过镜像对比的叙述手法，衬托出了在城市生活的个体如韦达等人因为市场经济而逐渐物质化和利益化，精神层面也呈现出一种空虚的状态。
贾平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刘高兴比作是“当代的闰土”，“当代的闰土和当年的闰土是两种形象，是一种新式农民，是一种可贵、可敬、也很可怜的人。”[13]刘高兴作为一个新式农民，一进城就将曾经土气的名字“刘哈娃”改为“刘高兴”，穿皮鞋和西装，戴墨镜 ，身后别着一根萧，讲普通话，尽力将自己伪装成为一个城里人，尽管这样却总是不被城市所接纳。当他进酒店去收购废品时，因为拾破烂的身份被保安拦下最后只能光脚上楼。贾平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类似阿Q“精神胜利法”而又自卑与自尊相互交织的人物，他身上体现的矛盾性格是对新式农民精神困境的一种体认。贾平凹也曾说五富及周围的拾破烂群体的塑造是为了通过语言、行动把理想化的刘高兴凸显出来。曾有论者说：“现代化意识形态在强行将农民从乡土生活空间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也抽空了农民的精神空间、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14]这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矛盾。作者在塑造城市“边缘人”——拾荒者群体的同时，通过镜像叙述的手法，为读者铺展了一幅城市人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经济体制下的生活画卷。以韦达为代表的城里人，他们自私、冷漠，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当孟夷纯被抓进去的时候，，他并不愿意花5000块钱救她。城市人对于进城农民表现的排外与冷漠，是消费文化对人的一种异化，他们自己的精神是空虚的，但他们又将以刘高兴为代表的打工群体排除在现代化语境之外，使他们在城市里丧失了主流话语权，这就必然会造成灵魂的痛苦与精神的困境。
贾平凹采用限制叙事的手法将《高兴》这部小说带到了读者的眼前，作者在记录城市“边缘人”——拾荒者这一群体的生存命运的同时，更是将笔触伸到个体的精神层面进行剖析。《高兴》这部小说描写了底层人民对于饥饿的恐惧和对食物的疯狂占有，关注人类在社会进城中一直存在的性压抑和性饥饿，反思市场经济与消费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和矛盾同时，也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由于被物质化和异化而出现的精神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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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平凹.我是农民[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162.
[3]洪治纲.“文学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2（2）.
[4]贾平凹.高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5.
[5]贾平凹.我是农民[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154.
[6]贾平凹.高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27.
[7]贾平凹.高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31.
[8]贾平凹.高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247.
[9]赵连尹.人之为人——人的二重性存在断想[J].《长白学刊》，2003（3）.
[10]贾平凹.高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6.
[11]贾平凹.高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162.
[12]賈平凹.高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92.
[13]贾平凹.访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73.
[14]张福贵.底层的真相与病相——解读《高兴》[M].《文艺争鸣》，2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