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音乐
时间：2020-10-15 04:14: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范可
与其他社会理论家相比，音乐之于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业余爱好，而且还是研究对象。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博大精深，论及的问题和内容看似庞杂，但皆与他苦心思考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如理性（rationality）、世俗化（secularization）、祛魅（disenchantment）、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理解韦伯基本学术关怀——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本质性要素。理性化是韦伯所有研究的基本预设，这自然与他所认定的“西方历史发展是为不断理性化之过程”命题相呼应。无论是科层化、祛魅，或者世俗化，以及关于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各种表述，无不是理性化的纲目。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在一般意义上，已化约为人们在社会行动中的选择及其过程。选择离不开权衡利弊得失;但也不乏按照自己遵奉的道德准则所做出的选择。韦伯关于音乐的理性化和社会基础就揭示了这一点。西方音乐中关于和声的构成、调性、记谱等一系列技术性的规范，就是通过严格的选择、排斥和计算之后形成的。理性化因此是为标准化和分类，以助力现代性和“现代文明”。
祛魅与理性化过程相得益彰。理性日渐为社会所接受必然导致人们生活中巫术成分或其他与超经验世界联系的部分日渐减少;生活中依靠“直觉”的行动和反应亦如是。韦伯并不看好世界的彻底理性化，因此对现代性的前景持有一种悲观态度。音乐是韦伯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爱好，但韦伯之所以要研究音乐是因为他发现西方音乐历史与他关于世界理性化的思考有关，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气候有关。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理查德·瓦格纳（W.Richard Wagner）是德国音乐的中心人物。他的才华无可争议，然而人品却备受争议。瓦格纳如日中天的人气与不断上升的德国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氛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叠。韦伯对此深恶痛绝。然而，韦伯的理性足以使自己在右倾的国家政治和左倾的学术界之间找到平衡，或许正是这种政治和学术之间的撕裂，才使韦伯强调学术研究应该严守“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也未可知。
从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妮·韦伯（Maryanne Weber）所写的韦伯传记中得知，韦伯生前有在职业生涯晚期致力于研究音乐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的夙愿，并且还想对列夫·托尔斯泰进行专门研究。至于后者，我认为大概是因为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的心路历程与生活实践，给韦伯提供了一个极为复杂之理性化、涉及由宗教、世俗主义、禁欲主义，以及生命的意义和“至善”组成的综合性绝佳案例。可惜天不假年，一百年前一场猝不及防的流感所导致的肺炎夺去了他的生命。
韦伯在与家人的通信中，不时论及音乐。一九一一年一月在柏林期间，他常常于夜晚沉浸在歌剧和管弦乐中。在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昨天上演了《莎乐美》（王尔德、斯特劳斯）。像这样的作品居然能用音乐表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壮举了，尽管音画效果几乎达到了琐碎的程度。但它是光彩夺目的，而且绝非无法理解，某些部分真的非常美妙。铜管乐器的处理相当出色。观众们退场时感到被压得无法喘息，觉得自己好像光着血淋淋的手被当场逮住了。这个对象被王尔德扭曲得令人恶心。现在我急切地盼望着我将听到的最后一部分东西：斯特劳斯的《死亡与净化》……（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下册，575页）。
虽然这些不是专门的研究性文字，但还是透露了韦伯理解音乐的一些取向，这显然与本人较高的音乐修养有关系。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尤为强调理解“行动”所产生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一个人踩了另一个人脚趾，这样的行动仅仅是物质实体上的接触。但是如果踩人脚趾者对被踩者道歉，后者也接受前者的道歉，这样的行动就是社会性的，是为社会行动。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未必知道自己行动所产生的意义，这就需要社会学家来阐释。这样的取向是否影响了他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呢？从只言片语中难以窥及全貌。但他显然认为，好的音乐能够使人产生热情，能够使人沉浸于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升华之中。由此看来，韦伯更关心音乐是如何打动人的。但韦伯也注意到这种动人之感与社会氛围有关，并不一定总是积极的（比如他对瓦格纳崇拜现象的反感）。但在他专门的音乐研究著述中，完全不见有臧否人物或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学术中立的表述。
他身后出版的著作《音乐社会学》（该书的正式名称是《音乐的理性和社会基础》）实际写于一九一一年，写作时间上与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步。显然，理性化是他当时思考的核心。韦伯的音乐社会学研究结合了都市、阶级/劳动、理性化，甚至气候变迁等方面的讨论，被认为是研究音乐之社会构成部分的有效平台和出发点。韦伯将本应是情感自由表达的音乐何以在欧洲发展出一套十分复杂的书写和编排系统，以至于能够创作交响乐等大型作品视为典型的理性化过程。已故芝加哥大学西方文明史家麦考尔（Christian W.Mackauer）指出，与音乐联系是韦伯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状况，魏玛文化本身就代表了音乐的业余主义（amateurism）和热情的顶峰。
音乐的业余主义是指在那个时代，音乐已经成为德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韦伯介入音乐研究迎合了社会上的乐迷对非音乐出身者研究音樂的刻板印象：热情有余而缺乏特定的音乐技能。但这种庸人之见并没有影响韦伯美学观或关于音乐本质和意义的历史信念，更不会妨碍他在社会关系和文化的脉络里审视音乐，并提出真知灼见。
与不少同辈知识分子一样，韦伯对瓦格纳态度复杂，说自己“对他怀着两颗心。在对他的能力的深深崇拜之外，我对很多捏造和虚伪的东西感到厌恶。我不愿意看到这些将会流行的东西”（《马克斯·韦伯传》下册，574页）。一九一二年八月五日韦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瓦格纳是“大师级巫师”（a master sorcerer）;韦伯还批评瓦格纳歌剧《帕西瓦尔》令人失望，认为演出始终是装腔作势，音乐让他觉得是一种空洞的甜蜜，一种肮脏的肉欲和基督教象征主义的大杂烩。根本没有他在巴赫、贝多芬和李斯特的杰作中所能够体验到的宗教热忱。但他对瓦格纳的另一部歌剧《特里斯坦》的艺术真实和恢弘壮丽赞不绝口，还曾经把这部艺术品看作对尘世的最高净化。在同一封信中，韦伯还说，他自己并不能确定对瓦格纳的两种感觉哪一种更值得发展。
韦伯希望他能写点关于音乐史的东西，但只做了通过具体社会情境来解释西方为什么仅有“和声音乐”——尽管其他文化有着更好的“耳朵”而且展现出更密集的音乐文化。和声音乐的产生是修院教士们的非凡成就。鉴于瓦格纳如日中天的权势和丰富异常的音乐创作，韦伯问道：德国是如何在现代性里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所以，音乐在韦伯的思考中成为探索理性化过程的器具和途径之一，他试图通过音乐进行一项最为系统，但却没能完成的现代生活领域及其动力的实证性历史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西方和声体系的出现、逻辑和建构所进行的研究。
麦考尔认为，关于和声音乐和教士音乐实践之间的关系在韦伯著述中再次出现，是在他的权力社会学研究中。韦伯之所以有雄心在音乐研究上做贡献，以及将音乐整合进他的理性化过程的文本里，部分原因是音乐在他那个时代的地位，尤其是瓦格纳的杰出成就和人气所形成的特定音乐乃至政治氛围。在魏玛第二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各界讨论最为热烈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和瓦格纳主义之问的联系问题。韦伯认为盲目喜欢瓦格纳的现象与糟糕的政治现实平行，而一种不健康的情感把自由主义者吸引到恺撒式的克里斯玛人物——俾斯麦身边。对韦伯来说这是个问题：他所了解、喜欢的晚期浪漫派音乐文化是否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民族主义向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形式转型？同时，这是否也与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有关？音乐如何影响德国历史上所谓的“特别之路”？
韦伯对历史一般性思考方法论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韦伯深知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来自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所关心的议题。而在他自己的时代，音乐早就远离了边缘状态，在文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韦伯相信西方进入密集理性化所刻画的时代，认为西方的理性化性格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世界的祛魅。在韦伯眼里，社会的理性化可以用两种方式来丈量：一是思想的巫术成分被取代的程度，二是理念系统性增长的连贯性和自然主义一致性的程度，来自自由主义启蒙思想背景的韦伯将此视为文化生活的祛魅。这一理论取向受到单线发展观的影响：社会的轨迹通向一个虚拟的完全祛魅和理性的未来，而过去则是一个非理性的、魔幻的精神世界。但韦伯认为，社会的理性化不能用来预见任何未来;他的理性世界祛魅理念应被理解为理想类型，用以刻画社会理性化的程度，以及这一理性的趋势是否为人类意识中无所不在的成分。
据此，理性过程可以运用到标准化及西方音乐在欧洲的大众化转型。韦伯研究了教会科层化的历史以及科层化如何影响了教会音乐的创作。首先，教会将那些可以接受的音乐创作和表演实践的规则标准化。这些例子表现形式体现在结构化的和声、合唱团与管弦乐队的组织、乐器的常规设计——这些实际上在启蒙时代就已经在教会中有所实践。但韦伯发现，一种值得注意的一致性贯穿了历史，即调性的体系，这一体系始于西方并使之与众不同。这一体系表现在音高的区分从一种临时性的取向到一种系统性计算的取向转变——这种取向的基础部分地建立在数学和声学的基础之上。韦伯还揭示了中世纪教会僧侣发展起来的标准逐渐进入主流音乐。韦伯发现，古代宗教的僧侣是今天的标准化乐谱体系的创始者。标准化乐谱帮助他们编目音乐以便保存并传之久远。这一系列的理性化促进了西方音乐的繁荣并以其精细而独步乐坛，管弦乐是为其例。同时，这一过程展示了关于理性化的一般社会过程。虽然这一系统并非唯一和最为科学地将音高分为不同的音符，但它却被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尤其在西方世界，而且个体听音乐的习惯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换言之，韦伯不啻在说，除了接受这套系统之外，人们对音乐的感受也被这一系统所形塑。
在韦伯看来，在理性化过程中，标准化十分重要。这在罗马天主教会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教会的科层化影响了教会音乐生产的理性化和科层化，也影响了欧洲古典音乐创作中“常规”的形成。我们已经提及的记谱系统、结构性的和声、有组织的唱诗班、剧团、管弦乐队，以及标准化的乐器制作都是理性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chmuel Eisenstadt）认为，韦伯的理论是典型的西方视角，其预设根植于结构，而行动者所不知道的结构形塑了历史事件。韦伯的方法论是通过研究音乐符号来寻找理性化的证据。这在罗马天主教音乐记谱得到了证明，罗马天主教会是唯一储藏有实质性的古代音乐记录的机构。韦伯发现的资料证明了他的观点：为了便于教学和将礼拜音乐（liturgical music）传之久远，僧侣们将音乐符号标准化。同样，乐器也按照标准化的形制来制造以符合教堂的音乐要求，便于使用标准化乐谱的各种室内管弦乐演奏的需要。今天的研究者可能对韦伯的音乐社会学有所保留——他寻找能证明其理性化的证据，这就可能会排除其他材料;另外，韦伯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取向的跨文化比较也可能使他难以发现更多的来自其他文化的乐谱。
作为研究者，韦伯在理论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发现上也同样如此。这些发现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隐藏在他著述的脚注里。而我们通常被他的理论和阐释所吸引，忽略了他所使用的宝贵资料。韦伯的音乐社会学除了对音乐理性化过程的历史论证之外，他还注意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特有的文化氛围一一音乐不仅是上流社会和王公贵族生活中之不可或缺，也在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中流行开来。十九世纪初开始，钢琴在欧洲北部变得极受欢迎，但在南部则相反。韦伯研究了这一现象，认为这是更大的文化系统的结果。住在欧洲北部者因为气候的关系，更喜欢待在屋內，而且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钢琴因此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构件和身份象征。十九世纪欧洲对乐器的需求也影响到整个殖民世界，钢琴成为商品并拥有了斯坦威等高质量的标准化品牌。这种现象就是韦伯首先考虑的“钢琴的解放”（emancipation of the piano），其实也就是钢琴的商品化。但韦伯将此与其他事项联系起来，如国际炫技演奏家、音乐天才莫扎特的出现;李斯特、肖邦等音乐大师献身钢琴所产生的感染力将锤击钢琴带向成功的巅峰;钢琴丰富的表现力和用途使普通家庭也能“阅读”所有音乐作品。另外，钢琴还具备普通伴奏和教学的用途，已经取代原先的古老乐器如独弦琴、原始管风琴、基萨拉琴等;伴奏上取代了古代奥洛斯琴、管风琴、琉特琴等;作为上层社会的业余乐器，又取代了基萨拉琴、北方竖琴。钢琴最终成为近现代的和声教学用的主要乐器。钢琴在南方之所以不如在北方普及，气候是一个重要因素。南欧人喜欢户外活动，而且气候和历史的原因也不利于钢琴的保养。因此直到韦伯生活的时代，钢琴在南欧的普及程度依然有限。
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可谓旷古奇才，他的独特地位无可替代。他不仅是社会学诸多分支领域的奠基人，更是音乐社会学的先驱和开拓者。与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相比，他关于音乐的文字不算太多，但至今为止，社会人文领域里在音乐的社会学意义的理解和诠释上无人能出其右。学者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韦伯的意义上讨论音乐，或者在韦伯所提供的平台上进行研究和思考。
（《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德]马克斯·韦伯著，李彦频译、刘经树审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马克斯·韦伯传》，[德]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0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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