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的严谨性问题
时间：2020-11-16 16:02: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香港学者许子东先生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在内地出版后赢得了广泛好评。但由于表述不严谨的原因，全书存在很多疏误，而且这些疏误常常会导致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现象，在鲁迅章节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文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既要传授给学生严谨的知识，叉要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从这两个方面看，《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都有待改进。而许子东先生的这种问题，其实是学界普遍问题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文学教育 许子东 鲁迅书写 严谨性
著名学者许子东先生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①，原是作者在香港岭南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讲义，2018年在内地出版后，被学界认为是为文学教育和文学史写作“提供了较好的范例”②，在普通读者中也获得了广泛好评。但这里重点想谈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主要由于表述不严谨的原因，全书存在不少疏误。任何文章和著作当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存在一些無关紧要的疏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这些疏误能够导向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必须引起警惕了，而《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的情况，常常就属于后一种。许子东先生在这本书中认为.从教育教学层面讲，“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鲁迅最重要”;从个人兴趣层面讲，“我比较喜爱鲁迅”。所以这本书总共十二章，鲁迅独占了两章。——此外还有一章存目，是“周氏兄弟与二十年代的美文”。既然如此，就不妨以鲁迅章节为例，谈谈其中的疏误所带来的问题。
一
许子东先生讲鲁迅，先讲的是鲁迅研究史，他认为：“最早称赞鲁迅的是瞿秋白。瞿秋白是陈独秀之后的共产党总书记，但他没做多久就被批评为错误路线下台了。那时他躲在上海，和鲁迅成为朋友。瞿秋白说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这是对鲁迅最早的评价。”
这里提到的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出自瞿秋白1933年所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文章确是鲁迅研究史上的经典。但说这篇文章是“对鲁迅最早的评价”，说“最早称赞鲁迅的是瞿秋白”，都是不正确的。现在一般认为最早评价并称赞鲁迅的人是恽铁樵。1913年，鲁迅在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言短篇小说《怀旧》。恽铁樵为这篇小说写了一则“附志”，对《怀旧》颇为赞赏。这则“附志”，应该算是对鲁迅最早的评价了。再后来，鲁迅在1918年发表了《狂人日记》，从那以后.他日益成为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相关评论和称赞就更多了。实际上，1933年瞿秋白发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时，鲁迅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了。——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可以翻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编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或张梦阳所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色光环下的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鲁迅”大型丛书之一），按写作时间顺序收录了左翼人士研究鲁迅的代表作，其中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位列第二。所以，借鉴王富仁先生的观点，只能说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务实派”中最早称赞鲁迅的人物之一。③许子东先生说“最早称赞鲁迅的是瞿秋白”，无疑会让不了解鲁迅研究史的学生误以为研究鲁迅的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此外，说“瞿秋白是陈独秀之后的共产党总书记”，也不太恰当。陈独秀被免职后，瞿秋白虽然短暂担任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并不是总书记。——早在1935年，瞿秋白在临刑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中就澄清过：“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谈完鲁迅研究史，许子东先生谈的是“鲁迅人生中的几件大事”，即生平经历，关于鲁迅的前期经历，许子东先生说：“在日本从文完全不成功，鲁迅和弟弟编了《域外小说集》，销路很不好。回国后，鲁迅就做了教育部的官员，抄古书。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八年，是鲁迅身体、精神最好的时候，整天抄古书，收入也不错。”
其实，鲁迅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先后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等职。直到1912年，才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并不是“回国后就做了教育部的官员”。而在浙江任教的这段经历，研究界并不认为可以忽略：“他回国担任中等学校教员之职，从小处讲是生命个体的糊口，从大处讲是‘救救孩子式的启蒙大计，或是‘立人思想的环节。”④即便在鲁迅自己看来，这种经历也并不是不值一提，后来在写自叙传还着重提到：“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⑤而说“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八年，是鲁迅身体、精神最好的时候”，也有问题，至少很难说是“精神最好的时候”。钱理群先生就专门探讨了1908-1918年“十年沉默的鲁迅”，通过翔实的考证和严密的论述，结论是：“在十年沉默中，鲁迅终于回到了现实中，在反省中消解了自己英雄情结，浪漫情结。而在更为深入，也更为惨烈的自我拷问中，又把‘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自省再往前推进一步。”⑥换言之，鲁迅的精神在这一时期并不好。只要看一看《呐喊·自序》，就可以知道抄古碑、古书时鲁迅在精神状态方面“自以为苦的寂寞”，以至于“唯一的愿望”，就是让生命“暗暗的消去”：“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逐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回到古代去。”⑦
接着，许子东先生又谈到了“鲁迅与几个女人”。关于与许广平的关系，许子东先生是这样说的：“鲁迅和许广平是师生恋……他和夫人住在一起，又和女学生好了，频繁通信，还因女学生支持学潮。后来，鲁迅搬到厦门，不让母亲、朱安去，但和许广平一起南下……因为许广平是广东人，所以介绍鲁迅来香港……”许子东先生所说的“学潮”，是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鲁迅与许广平在此时期开始相恋。现在研究界普遍认为，鲁迅支持学潮确有许广平的原因，但若说是“因女学生支持学潮”，过于简化了事情的复杂性。“鲁迅的行动看起来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许广平的原因，他和政治革命似乎不会相遇，但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⑧“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⑨至于说鲁迅离京南下，原因有很多，“与许广平的‘定情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⑩，但根据现有资料，却很难得出鲁迅“不让母亲、朱安去”的结论。许子东先生的这种说法，会让人认为鲁迅是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人，是一个“遨游四海求其凰”的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总是把鲁迅塑造为一个无私无欲的“圣人”，导致人们对鲁迅很难亲近，这里却把鲁迅还原成了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为了爱情无畏无惧，甚至连母亲都可以不顾。《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的预设读者是青年学生，这样的鲁迅形象似乎更容易得到他们认同。但文学教育不是心灵鸡汤，不能为了迎合读者陷入庸俗。“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11）而鲁迅去香港演讲，也并不是许广平介绍的，是“时任香港青年会总干事曹炎申和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一起邀请的”（12）。
二
除了谈论鲁迅研究史和鲁迅生平，《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重点谈论的还是鲁迅作品。但是关于鲁迅作品的解读，也存在不少疏误。例如谈到《狂人日记》，许子东先生第一句话就说：“《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作品，是总纲。”
由于中小学教育的影响，很多学生都以为《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作品。作为一本专业性教材，必须纠正学生的这种错误认知，必须明确告诉学生《狂人日记》不是鲁迅第一篇作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狂人日记》之前的鲁迅”，本身就非常有价值，像《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已经成为鲁迅文学的经典;而且，如果我们不了解“《狂人日记》之前的鲁迅”，可能也难以了解“《狂人日记》之后的鲁迅”，也就是说，“《狂人日记》之后的鲁迅”的某些思想、观念等，可能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就形成了。比如许子东先生认为《狂人日记》最重要的要点之一就是进化论，但早在《狂人日记》之前的几篇文言論文中，鲁迅就“形成并表达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13）。——关于“早期鲁迅”研究，现在成果已经比较丰富。无论如何，以后提起鲁迅，最好不要下意识地就以《狂人日记》作为其文学起点。
再如谈到《藤野先生》，许子东先生说：“藤野先生后来在回忆里又对他（鲁迅）很寄托希望。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有一段话，说到《藤野先生》劝他将来好好做事：‘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这句话，鲁迅还把它记在心里一生。”
先看第一句话：“藤野先生后来在回忆里又对他（鲁迅）很寄托希望。”按许子东先生的说法，藤野先生后来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在这回忆中，他对鲁迅寄予了很大希望。藤野先生确实写过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谨忆周树人君》，其时鲁迅已经去世。但在这篇文章中，藤野先生主要客观追述了与鲁迅的交往，看不出对鲁迅“很寄托希望”。许子东先生又说藤野先生曾劝鲁迅“好好做事”，“好好做事”的目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按许子东先生的论述，这是藤野先生的原话，以至“这句话，鲁迅还把它记在心里一生”。但《藤野先生》的原文其实是这样的：“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就此可以看到，“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这句话，并不是出自藤野先生之口，而是鲁迅自己领悟甚至猜测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对鲁迅比较了解的话，会发现与其认为这句话是藤野先生的理想，毋宁看作是鲁迅的理想。例如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就说：“我（去日本学医）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所谓救助病人疾苦，是“小”，即“为中国”，所谓促进国人的维新信仰，是“大”，即“为学术”。这就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藤野先生成为鲁迅理想化人格和现代精神的对象化”，现实中的藤野先生是否如此伟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借助自我眼里和心里的藤野先生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观念”，“藤野先生经过鲁迅文化视野的整合后，已经和其本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4）这种阅读才比较符合实际。
又如谈到《阿Q正传》，许子东先生说：“《阿Q正传》里更妙的地方，就是写出革命当中的阿Q，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造反，胆子很大，去城里抢人家的东西，回到村里很神气，赵家的人叫他老Q。另一方面，阿O被人一抓，前面来了一个人，很高大，好像很有威严的样子，阿Q就不自觉地扑通跪下去了，奴性十足。”
读过《阿Q正传》的人都知道，阿Q“造反”后所做的事，一是去尼姑庵闹“革命”，但得知秀才和假洋鬼子已捷足先登，就悻悻地回来了，根本谈不上什么“胆子很大”;二是幻想着“造反”后能够作威作福，但只是幻想，也谈不上什么“胆子很大”。至于说阿Q“去城里抢东西”，在原作中更是找不到依据。阿Q确实进城偷过东西，但不是因为“造反，胆子很大”，而是因为经历了“吴妈事件”，在未庄无法解决温饱了。而且阿Q进城是“偷”东西，不是“抢”东西，在偷盗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小脚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即是说，在原作中，阿Q一直都是一个可笑、懦弱的人，所以“鲁迅对于阿Q，其同情的成分，远过于讽刺”（15）。而在许子东先生的描述中，阿Q却成了一个可怕、暴戾的人，这样一个阿Q，是根本不值得鲁迅同情的。
事实上，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的其他章节，类似疏误还有很多，即便在鲁迅章节，也绝不止以上所举的几处，只不过过于琐碎，不再一一罗列了。作为一本文学史教材，还是应该以严谨为要。因为文学史教育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传授学生知识，二是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从传授知识的层面说，教材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疏误，学生毕竟都是刚刚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假如入门的时候接受的就是错误的知识，之后再想改变就非常困难了，这就是“先人为主”的力量。从培养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层面说，教材必须为学生树立治学严谨的典范，要让他们明白在学术研究中，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否则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但是《许子东现代文学课》所存在的这种问题，并不是个案，它其实是当代中国学术生态普遍浮躁化现象的一个缩影，“严肃的治学”，实在应该先从教材和教育抓起！
①许子东：《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白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黄平：《文学课与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③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④颜同林：《从教体验与鲁迅现代小说的教育书写》，《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⑤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白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⑥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7页。
⑦鲁迅：《呐喊·白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⑥邱焕星：《鲁迅与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⑨钱理群：《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1期。
⑩王彬彬：《鲁迅的晚年情怀》，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1）钱理群：《鲁迅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12）林曼叔：《鲁迅赴香港演讲经过的几点质疑》，《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2015年第12期。
（13）汪卫东：《“个人”、“精神”与“进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14）李宗刚：《鲁迅文化视野中的藤野先生》，《扬州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
（15）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的鲁迅书写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CWX033
作 者：刘迎，在读博士，郑州大学校团委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