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形成的文化基因及其改造
时间：2020-11-21 20:17: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建文
契诃夫的《变色龙》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是因为其创造了一个典型形象——奥楚蔑洛夫，并且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命名——变色龙。变色龙是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命名，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遇到同类人物，我们都会用“变色龙”来概括。
一、谁是变色龙
读完《变色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奥楚蔑洛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变色龙。起初，他以一位严厉公正的警官形象出现，当市场出了“乱子”时，他连续追问，好像急于查出“乱子”真相，要秉公执法。而当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时，奥楚蔑洛夫进行了第一次变色，大衣就是他变色的道具。
但紧接着，巡警推测这不是将军家的狗，奥楚蔑洛夫进行了第二次变色，这次变色，让他褪去了第一层假象，并在言语间揭示了他变色的原因。他说：“那儿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一个法官不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以狗主人的改变而改变，可以推测，致使奥楚蔑洛夫变色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
奥楚蔑洛夫其后的变色其实已经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是为了突出喜剧效果的重复和强化。
刚开始，我们以为赫留金是受害者，但接着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勒索者。他为了抓住狗简直在拼命，原来是为了索赔。而当奥楚蔑洛夫转变态度，揭穿他的目的时，他马上变得强词夺理，还以势压人，拿出自己当宪兵的兄弟吓人，不管其真假。赫留金可能曾通过狐假虎威的方式获得过好处，他这套说辞说得如此顺口，可见并不是第一次搞“乱子”。
进而，当“独眼鬼”揭穿赫留金的无聊（和狗“开玩笑”）和残忍（把烟卷戳到狗的脸上去）时，赫留金便恼羞成怒，一改前面伪装的一副可怜相。“独眼鬼”是一个有身体残缺之人的外号，赫留金对这个可怜之人是没有尊重的。到这里我们已经看明白了，赫留金也是一个变色龙。
而作为观众代表的“独眼鬼”，在赫留金装可怜很成功的时候，他不站出来揭发，却在奥楚蔑洛夫变色的时候马上变色，借揭发赫留金的无聊和残忍以报复，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或者说导演这场滑稽戏的关键人物是谁呢？一直未出现的将军和将军的哥哥，他们是高层权力的代表，正是他们的滥用权力，导致社会有法不依，下层官员和民众为了求生，不得不变成了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变色龙。而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混进高层，自然是最出色的变色龙了。
总而言之，在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变色龙。没有变色的本领，很难生存下去。在这中间，大概只有那只小狗能够遵从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本色做事，该咬就咬，该叫就叫，而不做随时变色的变色龙。
二、变色龙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因
该文作者契诃夫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而19世纪末的俄国被列宁称为“牢狱时代”。契诃夫成功地刻画了这个时代中的小官员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总体特征就是欺上瞒下、见风使舵、人人自危、战战兢兢、心理扭曲、人格异化。
只有契诃夫的小说中才有变色龙吗？只有19世纪末的俄国才有变色龙吗？不！从古至今，从中到西，无论在文学作品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变色龙的产生源自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
《哈姆莱特》中有这么一段精彩的对话：
哈姆莱特：你看见那片像骆驼一样的云吗？
波洛涅斯：哎哟，它真的像一头骆驼。
哈姆莱特：我想它还是像一头鼬鼠。
波洛涅斯：它拱起了背，正像是一头鼬鼠。
哈姆莱特：还是像一条鲸鱼吧？
波洛涅斯：很像一条鲸鱼。
哈姆莱特（旁白）：我给他们愚弄得再也忍不住了。
对话中的波洛涅斯不是一只更早的变色龙吗？哈姆莱特并不是一个暴君，也不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但是，当波洛涅斯面对哈姆莱特时，依然显出变色龙的本色，可见，他变色龙的基因是文化传承的结果。
在中国文学经典中，变色龙的典型形象也不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就比比皆是，范进是，张乡绅是，只是这二人碍于文人的面子，掩饰得很好，表现得并不明显。最典型的还是范进的岳父胡屠户，范进中举前后他的变化最大、最明显，是中国版的变色龙。
变色龙的文化基因产生于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权力来源于高层，又通过高层向底层逐级传导。下层往上层移动，无非通过三种关系：一是工作业绩，二是关系支持，三是迎合上级心态。《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警官是通过迎合上级心态来获得安全或者层级上升，而赫留金则通过（或希望通过）关系来获得安全。为什么没有人通过优秀业绩来取得层级的上升？因为官僚等级制度下，所有官员的行为（包括业绩）没有可依循的成文的规则，所有规则的解释权都归上级所有，所以，下级官员为了上升或自保，就只能随着上级的好恶而变色。
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是形成变色龙文化基因的表面原因之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群体性。这里可以用拉康的“凝视理论”来解释。个体在作为主体凝视外在世界以获取信息时，也被外在世界所凝视。外在世界主要指群体的观念，比如传统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观念，这些观念先于个体而存在。当个体进入群体时，就会被这些观念所形成的社会标准和规范所凝视（比如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的行为是否符合妇道），要求遵守和服从这些标准和规范。为了获得安全感，个体就不得不根据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成为变 色龙。
所以，从表层看，变色龙的文化基因是由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造就的;从深层说，则是由人的群体性导致的。
三、如何改造变色龙的文化基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官僚等级制度和社会规范以及标准都是坏的，也不是所有根据社会规范和标准调整自己态度和行为的个体都是变色龙。根据社会环境调整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恰恰是个体自由性的表现。
为了实现个体的自由，官僚等级体制必须通过法律制度来消除它的人格化，使个体能够依据成文的制度来选择自己的行為，而不是看上级的脸色。人的群体性使得个体要遵循先在的社会规范，但是，人的主体性使得人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个体认可社会规范并自觉地去遵循它，这并不是变色龙，反而可能是道德楷模，但前提是个体对社会规范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而不是迫于群体的压力而遵守;如果个体不认可社会规范，不遵循甚至反抗社会规范，这也无可非议，反而可能是促使社会变革的斗士，前提是个体的反抗不是因为社会规范束缚了自己的本能，妨碍了自己侵犯他人的利益。
因此，改造变色龙的文化基因有两个路径，一方面是改造官僚等级制度，使之去人格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另一方面是促使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发展人的理性，促使个体从自在（人的自然状态）向自为（人的自由状态）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理性的人。
契诃夫通过《变色龙》这个文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典型形象。我们通过对这个形象的分析，不仅知道了造成这一典型形象的文化原因，还探讨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反思、觉醒、行动、改变，这正是我们阅读经典的意义。
（山西省运城市空港南区运城国际学校;044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