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谷:霍桑探讨权力运作机制的舞台

内容提要：霍桑在创作《福谷传奇》时的确有意无意地把美国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纳入视域。他之所以一再否认“福谷”与“布鲁克农庄”之间的关联，是为了强调福谷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乌托邦改革社团，是作者搭建的舞台以表达他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现实的关照。作品彰显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以布鲁克农庄为叙述原型，通过书写催眠术和偶像崇拜，以普通人物的“小写历史”从微观上探讨了人际关系动力学，即一种“主宰与顺从的权力关系”；
通过考察福谷“全景监狱式”的社会模式，作者以文本的隐喻意义宏观地探讨了监狱改革及权力在社会中的运行机制，凸显了作家对社会改革所作的思考。

关键词：霍桑《福谷传奇》催眠术权力

作者简介：方文开，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是纳撒尼尔·霍桑新英格兰三部曲中创作最仓促的小说，也是唯一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写成的长篇小说。它以1840年代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叙述了一群具有超验主义思想和改革倾向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现状，尝试着进行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和傅立叶的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改良，试图建立起一个以密切的合作取代自私自利的竞争，通过对人们必需品给予足够的供给，使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的乌托邦式社会，却以失败而告终。

作品于1852年7月14日首次出版，虽然霍桑满怀期待，但该书所受到的欢迎，远不及《红字》和《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爱默生认为这个故事因为写得“凄凄惨惨”而“令人不悦”(Stewart 126)；
特别是由于整部作品在叙述语气的不统一，致使许多评论者认为《福谷传奇》是一部相当糟糕的作品。后来的评论界，对《福谷传奇》的看法有所提高，也出现了一些积极正面的回应，认为霍桑的英语“最具丰厚和强烈的语言神韵”，小说体现了“在现世作家中首屈一指的完美的悲剧框架、饱含激情的收尾、微妙的情感分析和精巧的风格”(Stew-art 145)；
美国现实主义旗手豪威尔斯认为它是一部“令人心跳的自然主义”之作(Howells186)。

在过去二十年有关霍桑的研究中，国内外评论界曾从各个层面对该作品进行解读，②重点涉及主题阐释和叙事批评(Hutner 102)。大多数评论者都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霍桑对改革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如果以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视角重新考察霍桑的文本会发现，一方面，通过对催眠术和偶像崇拜的书写，通过对几个主要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描述，作者意在考察“人际关系动力学(interpersonal dynamics)”；
另一方面，小说呈现了一种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式”社会模式，不仅是霍桑对当时社会改革，尤其是监狱体系改革的现实关照，更是他对权力在社会中运行模式的考察。

一、催眠术与偶像崇拜

霍桑创作《福谷传奇》的原型是1841年由乔治·李普雷创建的乌托邦实验基地——布鲁克农庄(Brook Farm)，这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特纳还做过考证，认为《福谷传奇》中有大量的段落是从霍桑1841年参加农庄时所写的日记和一些杂记中直接转摘过来的(Turner39—62)。但在小说序言中，霍桑虽然并不否认自己“头脑中有这样一个村社”，也“偶尔利用本人的实际回忆”，却声称小说并不是对布鲁克农庄的直接再现，“其杜撰成分绝不亚于要在本书中引出的那些出于想象的人物”。在一封写给乔治·威廉·科迪斯的信件中，霍桑坦承，虽然他年轻时在布鲁克农庄待过一段时间，但他所写的“福谷”与这个农庄没有丝毫的关系，就像“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只是一幢虚构的房子一样，所用的材料“与构建空中城堡的材料没有差别”。

霍桑为什么要如此声明?这也是一直被学界所忽视的问题。当然，有学者把它解释为一种“强烈的反讽”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解读方式(Crew 149-169)，如果我们以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视角来研读文本就会发现这是霍桑独特的历史观的体现。

在以格林布拉特、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学者眼里，历史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唯一的、客观的、本质性的、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被解构成了与文学文本没有差别的、可以被任意改写的故事。“历史就是一种文本”(White，“New Historicism：A Comment”297)，“文学”与“历史”之间那种传统的对立是可以被解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后解构主义的视角理解为“共建的互文性”关系(Felperin 77)。历史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因此它同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历史事实只存在于文本踪迹之中，人们只有通过不同的文本才能够了解历史，即历史具有“文本性”(Montrose 20)。原先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所取代，因此，文学创作就是把过去的“宏大叙事”置换为个人叙事，还原其民间的历史视觉与历史叙事。

霍桑的文学创作在这一点上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达成了契合，他对美利坚民族命运的书写并不是依托正史或正史风格的传记文学这类宏大叙事，而是围绕着新英格兰这一背景，依托作家本人对新英格兰轶事的个人记忆，以个人叙事，以小写、复数的历史并通过发散的想象与历史接轨。《红字》以发生在17世纪波士顿的一则爱情轶事引导读者脱离现实生活的琐碎小事走向历史的通道，从而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和关照；
《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则以眷恋之情重现了作家故乡萨勒姆的历史，以沉迷、哀怨的笔触阐释了过去(也就是历史)对现在的影响；
即使是那些写给孩子们的童话，霍桑也是从历史故事着手，通过对“传奇的阿贝拉·詹姆逊(Arbella Johnson)、遭受磨难的印第安人、被流放的阿卡狄亚人、受迫害的规格会员、忠英主义者”等的记忆来完成对美利坚民族精神的书写表达(Brown 121-123)。

霍桑一再否认“福谷”与布鲁克农庄之间的关联，只是强调，他之所以关注该社团是因为想“在远离来来往往喧闹人群的地方设立一个舞台，并在这样的舞台上让思想中的人物演绎他们梦幻般的角色；
不是把人物与现实生活拉得太近，也不是把他们的行为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相对比”(225)。这实际上就是作家一直所坚持的创作基调：想象与虚构。在《海关》中，霍桑选择的是现实与想象交汇的“中间地带”；
在《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前言中，霍桑选择的是一个“与美国现实中任何一块真实的土地都毫无关系”的“虚构”的故事。类似地，在《福谷传奇》中，“布鲁克农庄”的历史只是虚构“福谷”的素材，是一种“文本性”的历史，霍桑只是将其“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进行编码”，并使其具有了“叙述话语结构”(White，Tropics Ds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83)；
通过迈尔斯·科沃戴尔、霍灵斯沃斯、泽诺比阿、普里西拉等几个普通人物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叙事，以冰冷的触角织罗故

事，毫不留情地让其笔下的人物在挣扎中走向毁灭。

在描写上述人物命运的过程中，霍桑将“催眠术”和“偶像崇拜”糅合在一起。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完全不同领域中的概念，但如果从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文化语境下来看，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30 40年代，美国的劳工、种族、阶级等矛盾异常尖锐，林林种种的社会改革运动和乌托邦实验风起云涌，各种新思潮、新(伪)科学大量涌现，催眠术就是其中一种“新的信念”(Coale 9)，它承诺给人们一个救赎和新生的契机，使人们通过普遍的个体救赎实现整个社会的改革。这与福谷这座社会主义改革农庄的宗旨也基本吻合，因此它在福谷盛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实际上，它贯穿于小说始终，小说开篇出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戴面纱的女士”(228)，她一直隐隐约约地在读者眼前晃悠，但不见其庐山真面目；
直到真正的催眠师威斯特韦尔特出现，这一形象才得以明晰。科勒(S.C.Coale)认为它与作品是“融合为一体的”，甚至是“是霍桑想象力的核心”(119)。

尽管将其当作“想象的核心”，但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哲学上霍桑对这种伪科学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介绍“戴面纱的女士”时，就将催眠术称作是“骗术”(228)；
也不愿相信这种事，认为如果相信了，“个人的灵魂就会当真消失，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甜美和纯净的东西都会堕落，人类永厘职责的概念会变得可笑，不朽的就会立即化为乌有”(393)。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的伪科学或欺骗性质，而在于催眠术对他人意识和精神的操纵作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神奇控制”(393)，是对“个人灵魂的侵犯”(Coale 3)，是一种“现代巫术”(Coale 4)。催眠师在使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后，“可以如魔鬼般占据和控制被催眠者”(Coale 3)，把人性如“软蜡”般捏在手里把玩。因而，催眠师与被催眠者之间形同主仆，是奴役者与被奴役者的关系，其实质就是“把人视为操作对象……的权力的特殊技术”(Foucauk 170)，是“主宰与屈服的权力关系”(Coale 121)。

这种“权力关系”在偶像与崇拜者身上得到更准确的体现。“偶像崇拜是霍桑小说中沿用的一种心理模式”(coale 114)，《福谷传奇》也不例外。小说围绕着监狱改革者霍灵斯沃斯的形象展开，他提出了一个人道的监狱体系改革计划，希望对那些野蛮的罪犯进行教化，“希望激起犯人的高级本能以使他们改过自新”，拯救其灵魂。他这种富有鼓动性的乌托邦信念赢得了一大批信徒和崇拜者，包括泽诺比阿和普里西拉。特别是后者，虽然从威斯特韦尔特的催眠阴谋中逃脱，被以自我为中心的霍灵斯沃斯所救，但她的获救并没能摆脱被控制的命运，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威斯特韦尔特是以催眠的方式来控制她的身体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而后者则是以信仰或蓝图引起她的偶像崇拜，使其成为自己盲从的信徒，并最终成为自己必不可少的“拐杖”(Coale 121)。对于另一位崇拜者泽诺比阿，为了获得足够的监狱改革经费，霍灵斯沃斯不惜利用她对自己的感情，使其误入歧途，并最终跳河自杀。

伊万·卡顿指出：“‘福谷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催眠师，都把自己的想象力强加给世界，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这个世界”(Carton 242)。威斯特韦尔特是真正的催眠师，霍灵斯沃斯的改革蓝图和慈善观念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和崇拜者，泽诺比阿关于世界新秩序和妇女权利的观点也使其成为被崇拜的对象，科沃戴尔“虽然害怕催眠术，但他能像催眠师一样随意地去窥探人的内心”(Donohue 110)。在霍桑看来，“那些将人生目标作为最重要的东西来对待并投身其中的人往往如此……他们有一个偶像，自愿为其献身，充当高级教士，并且认为为之献身是神圣之举……这尊假神只不过就是个教士，它只能使周围变得黑暗”(285)。泽诺比阿的自杀、霍灵斯沃斯慈善计划的流产以及整个福谷改革的失败都与这种扭曲的“权力关系”有关。

二、监狱改革与圆形监狱原则

对人物命运及其相互关系的书写只是霍桑在向我们讲述虚构历史断面上的故事而已，作者真正的意图是要利用这种“叙述话语结构”来调动其内在的讽喻性，通过文本的隐喻意义实现其对现实的关照。小说中，霍灵斯沃斯改造犯人的计划以及无处不在的“凝视”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霍桑提供了一个隐喻的架构：一方面是其隐含的“监狱”元素，另一方面是其所展示的“全景监狱式”社会模型。

就像“通奸”作为《红字》中一个重要的隐蔽元素一样(霍桑在小说没有明确描述这一行为的发生)，“监狱”也是《福谷传奇》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霍桑也没有直接描写霍灵斯沃斯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或者措施，而只是在人物的交谈过程中隐隐约约提到他的这一计划)。其实在霍桑的主要小说中大多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元素。比如《红字》的第一章就是“狱门”；
第二段开首即写道：“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不管他们的头脑中起初有什么关于人类品德和幸福的美妙理想，总要在各种实际需要的草创之中，忘不了划出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充当墓地，再划出另一片土地来修建监狱——文明社会里的一株黑花”(38)。《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的克利福德·品钦被自己的胞兄陷害入狱30年，获释之后又将自己禁闭在一个更加封闭的空间里面；
在《福谷传奇》中，霍灵斯沃斯“希望激起犯人的高级本能以使他们改过自新”(254)，希望通过对那些野蛮的罪犯进行教化，拯救其灵魂，最终使其遵纪守法，并获得新生。在他的计划中，关键在于对人灵魂的改造。

这种以拯救罪犯的灵魂为终极目标的监狱改革在19世纪40-50年代是十分盛行的观念，与霍桑同时代的玛格丽特·富勒就十分推崇这种改革。她当时为《先驱论坛报》写的许多文章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应该将罪犯当作一个有灵魂的人来看待……在物质生活给以足够的保障，在精神生活上，不仅要给予尊严，而且要以父母之爱去对待他。可能他也许会抛弃以前的恶习重新做人”(Fuller 179)。

在富勒看来，犯人也是人，“是有灵魂的”，如果否定这一点，就剥夺了他们成为正常人的权力，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
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对他们实施拯救的措施，才能通过改造让他们重新做人，从而改善整体公民的素质，进而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霍灵斯沃斯与富勒持相同的观点，后者将其归功于辛辛那提女监会会长，这位女会长特别强调“任何惩罚措施都不及那种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对道德体系的限制来得有效”(Fuller 107)，最有效的改革就是“用书，通过日常的阅读，使个人得以提升”(Fuller 109)。如果说霍灵斯沃斯的改革观念是激进的，其实他也并不孤独。因此，霍桑在“福谷”中塑造霍灵斯沃斯这个乌托邦监狱改革者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富勒监狱改革观念的呼应。

其实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存在着两种监狱改革模式，即奥本式(或聚集式)和费城式(或完全隔离式)。当奥本监狱在纽约建立起来的时候，是没有隔离限制的。隔离条款是在1819年才添加到。因为隔离而孤独的犯人常常感觉严重的精神痛苦，所以到1822年就又

废除了这一条款，并使用后来十分闻名的“奥本体系”，即“白天聚集在一起劳动，但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夜间使用单独囚室”。这种规训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眼睛朝地、行进快速、绝对安静、监视下劳动、慷慨使用鞭子，等等”(sullivan 10)。在早期商业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模式因为犯人的廉价劳动、开销小、能自给自足并带来更大的效益而确立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当奥本监狱体系失败后，出现了一种新模式——费城模式。规格会教徒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认为，“聚集式”监狱收效甚微，它不太像一个教化场所，更像一个罪犯集中的场所，因此认为罪犯应该在孤独中反思。正如苏利文所描述的：“奥本与费城两种监狱体系之间的论战从19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内战爆发”(Sullivan 11)。这种模式受到玛格丽特·富勒的极度推崇，因为这种模式下的监狱秩序井然，犯人也明显少遭受痛苦。不过在实际行动中，她经常光顾的只是一些女子监狱，就像她没有亲自参与但经常去参观布鲁克农庄一样。在霍灵斯沃斯的监狱改革计划中，似乎包含有两种模式的影子：一方面霍灵斯沃斯相信福谷田园式的环境将会使罪犯的生活恢复稳定；
另一方面他尝试的是费城式监狱，因为他只对拯救罪犯的灵魂感兴趣。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监狱就和改革联系在一起。考查美国的监狱改革史，我们会发现：霍桑通过《福谷传奇》关注的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社会改革现实。作家想象的翅膀借助乔装的“历史”，采取往事追叙的方式，将现实体验历史化，力求达到更高层次的本质和真实。

“监狱”不仅是霍桑关注现实的一个元素，而且也构成“福谷”社团体系的基本隐喻。巴马斯认为，自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出版以来，监狱体系逐渐被看成是社会的隐喻和缩影(Bumas 121)。霍灵斯沃斯的计划是希望把福谷从一个实验农庄转变为一个实验性的监狱，这与福柯所提出的权力说和乌托邦思想是一致的。

福柯权力说的中心隐喻是“圆形监狱”，并把它看作权力实施的基础。这是由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13)所设计的一种监狱体系，其构造如下：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并被分成许多小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这种设计可以将囚犯置于全天候的监视之下，而他们之间却不能互相交流，也看不见看守的存在。在这种全景敞视的“圆形监狱”中，权力可以持续不断地对某一点施力，然而受力点无法确知力的来源(Foucauh 200)。在描述这种全景敞视建筑的几何学原理时，福柯把它与乌托邦式的有序社会联系起来：“在18世纪后半期，这种环形建筑声名卓著，在众多原因中，无疑应包括一个事实，即它体现了某种政治乌托邦”(Foucault 174)。即现代社会的工厂、军队和学校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种所谓的“圆形监狱原则”，从而“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止息的监督”(包亚明30)。

通过对两个男主人公的描述，霍桑笔下的“福谷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福柯“政治乌托邦”的注解。正如巴马斯所理解的那样，霍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权力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运行机制(Bumas 133)。

霍灵斯沃斯之所以选择一座能俯瞰周围一切的山边小屋作为居住地，其目的就是建立一座“瞭望塔”，把“福谷”变成一座监狱，让所有的对象都置于全天候的监视之下，从而获得对他们实施有效的控制与规训的权力，特别是通过权力来控制他人的身体，上文讨论过的对两位女士的控制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泽若比阿试图反抗时，他的这一意图便显得尤为明显。泽若比阿相信，她可以影响社会变革。“如果我能再活一年，”她曾夸口，“我定将为女性更广泛的自由奔走呼吁”(328)。可惜她后来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一理想。作为改革者的霍灵斯沃斯希望通过使用惩罚产生足够的威慑力量，让那些要求权益的女性感到害怕。这代表了他的策略，握紧拳头，威胁所有敢于挑战男权的女性(345)。当然，霍灵斯沃斯也为自己这种强有力的攻击性承担了后果，霍桑安排他“谋杀”了泽若比阿(实际上是因为霍灵斯沃斯的欲望使后者误入歧途，最终导致其跳河自杀)；
泽若比阿死后，霍灵斯沃斯和普里西拉结婚，以让自己时常意识到，自己对泽若比阿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科沃戴尔后来遇见霍灵斯沃斯时，发现他一直有着羞愧的神情，“眼睛一直盯着地面”(432)。科沃戴尔意在表明，霍灵斯沃斯一直以来都在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谋杀犯”在“改造”(432)。这种惩罚触及了霍灵斯沃斯的灵魂，与他自己所认为的“高级本能”是完全相符的。

像规训的逻辑一样，注视的逻辑同样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基本部分。在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机制里，囚犯生活的场所是“众多的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又历历在目”(Foucault 200)。这种描写正好应对了科沃戴尔的情形：他的机制就是将其朋友置于自己的“显微镜”之下，依托他那个小小的“隐蔽点”(310)，研究他们的行为及历史，对其灵魂做出判断；
他有强烈的观察同伴们的每一个细节以求了解他们的愿望，有把泽若比阿想像成一名演员的愿望，也有把霍灵斯沃斯推到教堂后面去的想法；
这也唤起了他鬼鬼祟祟的行为习惯，以及他藏在幕布后面偷窥催眠师韦斯特沃尔特使用催眠术控制普里西拉灵魂的行为。“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Foucau-it 171)，这其实是科沃戴尔表达他权力的欲望。

“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一体的机制，因此，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定形式的对话叙述，就像科沃戴尔有时候也允许其他人观察他并对他做出评价一样。在科沃戴尔身上，间谍、偷窥者、观察者三位一体。“无论观察者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许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许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也许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Foucault 202)，所有这些与科沃戴尔的动机比起来都显得黯然失色，当他尝试着以“凝视”的权力去控制其他人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偷窥以求发现秘密，而他自己却认为这是一个“平静的自然主义者”(311)理所当然的一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霍桑之所以一再否认“福谷”与“布鲁克农庄”之间的关联，是为了说明“福谷”是一个完全虚构的社区，是作者构建的一座舞台以探讨美国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从微观层面上看，催眠和偶像崇拜展现了扭曲的权力关系；
从宏观的层面上看，“福谷”所呈现的边沁式“圆形监狱”，实际上就是当时美国社会一种权力趋向的缩影。霍桑在小说中叙述的是监狱(或者监视)的无所不在，意在表明，在现代社会“圆形监狱原则”的普遍性。作家以“最真实的历史学家”(Morrison 88)的视角，既表达了对创作自由的向往，也表达了自己超前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
既表达了对19世纪美国社会改革现实的历史关照，又以潜在的隐喻模式表达了对美国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思考，这其实是霍桑创作“文化政治策略”表达的延续(方文开70 74)。这座作家搭建起来的“福谷”，通过众多虚构人物“小写的历史”探讨社会权力运行模式的“舞台”，将会永远上演经典的剧目，惠泽后人，并为后人所景仰。

责任编辑：刘兮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