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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温家宝总理汇报编写民国史

    时间:2020-12-13 04:11: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编者按:2019年中央文史研究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组织编辑的《馆员履职轶事实录》(暂名)一书,今年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地方政府32家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近百篇文章,以馆员履职亲身经历为切入点,以独特视角讲述中央和地方文史研究馆馆员致力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文史研究、艺术创作、建言献策、统战联谊的生动实践,也是广大文史馆员心忧天下、淡泊名利、老骥伏枥、敢于直言、倾心公益的高尚风范的生动缩影。

    本期选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先生的《我向温家宝总理汇报编写民国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志坤先生的《我与李学勤共同主编〈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有悠久的编辑大型断代史书和隔代修史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重修《清史》。1956年,国家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列入“科学发展12年规划”。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1972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报请国务院批准,通过“出版口”将这一任务下达给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该所随即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机构,开始工作。当时决定写成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约100万字,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资料,约300万字。同时决定约请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戴逸、彭明、王琪等4人参加协作。不过,这4人中,后来实际参加编写工作的只有彭明一人,他为第一卷写了《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一章。

    中央文史馆馆员和国务院参事由国务院总理特聘,照例,每年可以和总理见面、座谈一次,通常都是馆员和参事到中南海去。我本人就曾多次参加过这样的聚会。2003年9月,听说今年不去中南海了,而是温家宝总理要到中央文史研究馆来。自然,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参事室领导都为此忙碌起来:物色和指定发言人,起草和审订发言。据说,还事先预演过一次。9月10日,温家宝总理到中央文史研究馆来了。他先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要一竿子插到底,直接面对群众。接着,以自身经历为例,讲述某次他选定去某地、某村做调查,当地领导以路况不好为理由劝阻,但自己坚持要去,于是一行人乘车出发。最后一段,路况确实不好,于是温总理等下车步行,走到该村,终于完成调查,掌握了需要的情况。接着,温总理从主持人手中接过话筒,声明今天“我主持”,要求大家“自由发言”。这下子,原来准备好、计划好的一切都打乱了。

    我见温总理鼓励“自由发言”,便讲了几句话,谈到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参加编写《中华民国史》的情况。我说。该项目虽已进行三十年,但原订一部书、三部资料的计划尚未完成,主编已经病危,希望温总理给予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工作,完成周总理的遗愿。温总理当即表示,要我写一份报告给他。9月18日,我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原编写组的耿云志、曾业英两位研究员联名写信给温总理,汇报现状,提出修订、扩编至4000万字,增加党派志、政府志、社团志、军事志、外交志、教育志、财经志、工业志、农业志等三十种史志和职官表、国民经济统计表、人口变迁及分布表、行政区划变迁表、灾荒统计表、地震及环境变异表、气温变化表、历年雨量分布表等计划,由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报。9月29日,温家宝总理批示,交文化部和教育部进行调查研究。10月17日,我们再次给温总理写信,上呈已经出版的著作三种、26册,表示通过修订、扩编,将既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又有较大的创新,从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全面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使之成为上继二十五史的传世断代史著。11月5日,温家宝批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阅酌”。2004年8月16日,辛亥革命元老居正的孙女居蜜博士在美国华盛顿上书温总理,要求“加速《中华民国史》工程的启动”,温总理批示交国务委员陈至立处理。我从居蜜博士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陈至立同志写信,表示如有必要,将书面汇报此前工作,并随时准备接受询问。11月5日,陈至立同志批示:“请文化部阅研并提出意见。”此后即无消息。

    我等了又等,一直等到2005年2月,向文史馆陈鹤良同志询问此事。陈鹤良同志很热心,转询国务院办公厅,才得知此事已交文化部主办。文化部的意见是,《清史》工程刚刚启动,《中华民国史》须“搁一搁”。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清史》工程是一项文化大工程,《中华民国史》也是一项文化大工程,而且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同时举办两项文化大工程也许不很相宜,将《中华民国史》“搁一搁”,集中力量,先行编好《清史》,以便取得经验,这可能是一项明智的决定。至此,我才知道事情的究竟。我想,关于此事,文化部有关方面肯定是向温家宝总理作过汇报的,但是,对于我这个当初向总理提出问题的人,却始终没有任何答复。如果能在向温总理汇报的同时,或其之后,也向我这个当初提出问题的人通报部分情况,使我了解有关方面的处理意见及其结果,从而得知自己的意见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其下文,这对于密切党群关系,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不是十分有益的事吗?

    由于我们的修订、扩编计划未能得到国家支持,只能按照1972年的原定计划进行,并且取消了其中的资料之一《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编写。至2011年,《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三种,共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算是大体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当年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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