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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蔽战线上的特殊牺牲

    时间:2020-12-15 04:09: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杨星野

    在抗日战争时期,鸡西这块红色热土上曾活跃着一批特殊的抗日力量——邱家菜营、密山二人班、虎头关帝庙、密山知一站、平阳交通站等一批地下交通站的秘密交通员。在隐蔽战线上,他们出生入死、忍辱负重,出色完成了筹措物资、护送人员、传递情报、侦察敌情等一系列特殊任务。

    邱荣昌:父子三人,前赴后继

    鸡西市城子河区小城山附近,有个小村叫新阳村,红色交通员邱家父子的故事,至今还被家乡人民传颂。

    据鸡西地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马光普介绍,1933年,抗日队伍来到了穆棱河北岸一带活动,司务长张发到城子河收集粮饷时,在向阳村(也就是今天的新阳村)结识了农民邱荣昌。

    几次接触后,张发觉得老邱这人“特实在”,而且有很强的爱国心,就动员老邱为抗日工作。老邱深明大义,不仅痛快地答应下来,还让儿子邱凤玖、邱凤祥也参加进来。就这样,邱家菜营秘密联络站在向阳村扎下了根,老邱一家父子三人都成了秘密交通员。

    肩负特殊使命的邱家父子,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奔来跑去——保护抗日家属、接待转送干部、掩护抗日将士、收集传递情报、组织运送军粮、协助看护密营……在日寇疯狂扼杀抗日力量的情况下,“不知干了多少件要掉脑袋的事”。

    1934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邱荣昌接到任务:传递一份紧急情报。他戴上帽子就冲出了家门。

    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上艰难地挪动着;视线受阻,雪路难行,体力不支的邱荣昌倒了下去,再也没能起来。

    得知邱荣昌被冻死在送信的路上,地下党组织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他的遗体,和他的家人一起将他悄悄掩埋了。

    父亲倒下了,邱凤玖、邱凤祥兄弟二人擦干眼泪,继续为抗日队伍“跑交通”。当时,城子河附近出现两支民间抗日武装,邱家兄弟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立即给抗日主力部队送出情报。我党通过做工作,很快收编了这两支民间抗日武装,并在鸡冠区、城子河区两次成功伏击日寇。邱家兄弟为扩大抗日力量立了一大功。

    1938年,抗联第四军奉命西征,邱家兄弟从此与抗联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经当年抗联第四军的干部确认,邱家兄弟被授予革命家庭荣誉,邱家父子三人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才被世人了解。

    父亲倒下去,儿子接上来,相传的是一个民族顽强不息的抗日薪火。

    傅文忱:十年重逢,物是人非

    密山县有个二人班乡,几十年前曾有一家饭店,叫“徐家馆子”。

    据密山市委宣传部文化办主任王永刚讲述,早在1927年,二人班国际交通站就在这里建立起来了。当时,交通站以饭店的形式落脚,取名“徐家馆子”,挂了两个幌儿。交通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借着饭店人来人往、便于掩护的优势,由交通员护送我党的重要干部往返于中苏两国之间。

    说起二人班交通站的交通员傅文忱,可是个传奇人物,“徐家馆子”就是他父亲与亲家合伙开起来的。1933年,傅文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二人班国际交通站的交通员。

    在这条架在中苏边境的红色通道上,傅文忱以猎人的身份为掩护,出色完成了我党文件、共产国际指示的传递以及中央派往苏联学习的杨松、李范五、褚志远夫妇等重要干部的护送任务。傅文忱不仅胆大心细,而且善于见机行事,紧要关头总是临危不惧,经常“行走在生死线上”。

    1936年1月,党组织决定派傅文忱去苏联远东大学学习。临行前,他自觉严酷的战争中安危难料,安抚着年仅六岁的女儿,对妻子说:“你等我六年;如果我没回来,也没音讯,你就别等我了,改嫁吧。”

    就这样,他孤身一人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傅文忱许下的承诺是六年,他和家人都没想到,再相逢时已是十年之后。

    1946年,当傅文忱回到家乡,站在父母、妻子和孩子面前时,一家人不禁悲喜交加,抱头痛哭。

    母亲抱着他的头哭道:“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怎么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妈的眼泪都哭干了!”

    因为长期杳无音信,家里人都以为傅文忱已经死了,母亲便做主,让儿媳改嫁到当年傅文忱的把兄弟赵兽医家,此后又生养了两个孩子;而因为保密工作需要,傅文忱也重新组建了家庭,并生养了孩子。

    后来,傅文忱在谈及自己的家庭时说:“一家三窝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傅德海:裝疯卖傻,忍辱负重

    虎林市虎头镇的乌苏里江畔有个“东方第一庙”——关帝庙,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庙宇。很少有人知道,它在抗日战争中曾是我党的一座地下联络站。

    据虎林市文物保护服务站站长喻胜林介绍,关帝庙是当地相传已久的一处胜景。1936年,关帝庙里突然出现一个衣不蔽体的人,赤脚光膀,满脸污垢,说话做事更是疯疯癫癫,让人望而生畏,就连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见了他,都厌恶地捂着鼻子,挥手让他“开路”。没人知道他的姓名,只听说他好像姓郑,于是,大家都叫他“郑疯子”。

    其实,“郑疯子”是受党组织委派到虎头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交通员,他叫傅德海。隐姓埋名,是为了保护自己;装疯卖傻,是为了麻痹敌人。

    关帝庙不远处就是日寇的军事码头,常人不得靠近。因为敌人对这个“疯子”不加防范,他就有机会进入这个军事禁区,近距离观察码头运输兵员、军火、后勤物资等情况,然后向组织上汇报。由于情报准确及时,抗联部队对日寇的打击自然又准又狠。

    因为经常吃苦头,日寇就怀疑上了总在敏感区域转悠的“郑疯子”,于是在1937年春把他抓进宪兵队,施以各种酷刑。但“郑疯子”的“疯相”不改,指着敌人说“你们是抗日队伍”,又指着刑具说“你们也是抗日队伍”。

    敌人折腾了20多天,也没找到真凭实据,只好把“郑疯子”放了,但又暗中监视了一个月。“郑疯子”将计就计,走路变得一瘸一拐的。敌人以为,“这样的人就算想跑也跑不远”,也就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看到敌人信以为真,“郑疯子”觉得时机已到,1937年7月的一天,他终于撤离了虎头,成功到达抗联第七军第二师驻地。这时的“郑疯子”,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战友面前了。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看不见的战线》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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