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伯英“碑帖兼容”书学观的形成
时间：2021-01-14 18:02: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庄佩佩
摘 要：时至晚晴，“尊碑抑帖”的书学观因受康有为等人的鼓吹而盛行，但是张伯英并未受时风裹挟，在碑帖搜访和评鉴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形成了“碑帖兼容”的书学观。此书学观让其书艺也大放光彩，占据了清末民初书法史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张伯英;碑帖兼容;书学观
张伯英（1871-1949年），字勺圃，晚号东涯老人，江苏徐州铜山人，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诗人、收藏家、鉴赏家、书法家，彭城书派创始人。其书法广求博取，碑帖结合，别具一格，楷书含蓄遒丽，行书自然飘逸，其中楷书成就尤为世重。其所形成的书法风格，应归于其多蓄历代碑帖善本，精于鉴赏，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晚年著有《法帖提要》《阅帖杂咏》等，包括大量校记、题跋、评论等，分析各家各书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对后世书法碑帖研究大有裨益。同时，在此过程中，张伯英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形成了与当时所盛行的“尊卑抑帖”相反的“碑帖兼容”的书学观。
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张伯英的祖父、父亲、外祖父对金石学都有研究，尤其祖父张达对碑帖收藏亦有浓厚的兴趣。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祖父张达的带领下，张伯英第一次来到了金陵，张伯英也第一次看见了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在这一过程中，张伯英的书学眼界逐渐开阔。随后张伯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搜帖访碑和评鉴中，无论是在中年坎河的政治生涯，还是晚年穷困潦倒的鬻书生涯，几乎从未间歇。
张伯英在考释和评鉴《表忠观碑宋石完本》中，寻访碑帖的活动也有清晰的记录：“东坡在徐三年，石刻止黄楼一赋，重开失真。此碑在杭，而撰、书均在徐，潢者割弃系衔徐字，移自‘居于杭之‘杭字填补，可谓奇谬。余萝村访获残石，徵名流题咏数十家辑为《得碑记事》。”①从中还可以看出，张伯英对于客观的考释评鉴态度：虽然亲自访碑探寻谬误之处，但是并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为主，而是不惧繁琐辑录数十家之言。在《海山仙馆藏真帖正续三十二卷》中曰：“鉴古之事，人人以米海岳、黄云林自命及观其所刻帖，不免为王知微所窃笑。奈何以耳代目，珠玉粪壤合成器。”②可见在张伯英看来，“眼见为实”被“以耳代目”所代替，来辨别考证碑帖的真伪，其最后得出的结果恐怕会被人所笑话。清代早期著名的金石学家翁方纲在搜访金石时，也极其重视“眼见为实”的重要性，他认为“万事目睹方为真”③，“金石文，以目见为真也”④。可见张伯英此观点有理可依据，同时说明“眼见为实”对于碑帖评鉴的重要性。在《说帖》中张伯英还指出了《三希堂法帖》中諸多书法作品并非真迹，实为伪刻，后曰：“今非有意指摘先民，考古当实事求是，不容稍牵就，故为一一指出以祛观者之惑。”⑤张伯英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正是张伯英在碑帖搜访和评鉴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细致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碑、帖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不会受晚清众多理论家如康有为所宣扬的“尊碑抑帖”时代风气所影响，于书法上着自己理性的追求。诚如其在《玉虹鉴真帖二十四卷》所言：“因知一艺之成，非浅尝可致，而鉴古之事，尤非多见真迹，潛思力索，不能判断真伪而无所失也。”⑥其逐渐形成了“碑帖兼容”的书学观。
二、“碑帖兼容”书学观的形成
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根据康有为正式提出“帖学”和“碑学”而对二者做了解释：“‘帖学指宋、元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⑦“‘碑学则是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⑧
那么张伯英对碑帖是何态度？据其记录：“铜山张伯英，书名动海外，评者谓镕六朝唐宋于一冶，并世罕其伦匹，只以旅居北地，江南尚少传。书兹同人代订字价，属苏沪各大纸庄经收供赏，鉴定家购求直接函订，尤为简便，邮寄从速，字价列后。”⑨综合以上内容来看，张伯英书法取法六朝唐代碑版和宋人手札，并没有将碑帖隔离，而是融于一体。不难理解此书法实践源于其“碑帖兼容”的书学观。
在搜帖访碑和鉴藏的过程中，张伯英写了大量见解独到的手稿，包含评论、题跋、考证、题咏等内容，比如《庚午消夏录》《说帖》《阅帖杂咏》《碑帖考释评鉴文稿》《碑帖题跋》《法帖提要》等。张伯英的书学观便贯穿其中。
在《帖平》中其曰：“苏书天资学力兼至，洗院体之薄怯唐人之拘束，超逸绝尘如天骥不可羁勒，而无偭规错矩处。……山谷书出自东坡，变肥浓为痩硬。天资既高，泽以道德文章之气，尘俗陋习自无从犯其笔端。……米书工力在苏、黄以上而韵度舂容乃若弗及二家者。”⑩从中得知张伯英对苏、黄、米书法的推崇，且对三人书法均有着独到见解，所以张伯英对帖学有着很深的研究。其还将王右军的宋拓本法帖合印成《右军书范》，每日放于自己案头进行研究，不难看出其对帖学的喜爱之情。在鉴赏《碧山草堂藏帖二卷》时又论：“分书古朴具金石气，所见古刻既多，下笔自远于流俗。”11此金石观与沈增植《论行楷篆隶通变》“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12中的“质古”有着相同含义。同时，沈增植也是在精研碑帖后于晚期形成了“碑帖兼容”的书学观。如果以上其“碑帖兼容”的书学观不够明确，那么在《何太史〈易林〉四卷》中所表现的“碑帖兼容”的书学观则更加鲜明。“清何绍基隶书，光绪四年朱际斅勒石。际斅号半崖，能作篆、隶书，得何子贞咸丰十年所书《易林》勒为四卷。杨翰、邹湘倜、郭崑焘均有题跋。杨息柯云：‘子贞太史晚年尤勤隶课，所藏张公方、衡兴祖二碑，各临数百遍，故能深契程遗法，神与古会，此书可作两汉古刻观。郭意城曰：‘子贞丈以书名天下用功专勤，舟车不废，往见所临《张迁碑》，尚不免拈搓架险怪不当路之病。此《易林》疏逸古茂，宜与程蔡通謦欬。予谓贞丈书八分第一，八分又此为第一。郭杨二家所评倾服至矣。息柯学蝯叟书，行楷几无区别，惟稍弱耳。书家论书重在得笔，得笔则篆、隶、真、草，一以贯之，否则任作何体无有是处，此说甚当。书之用笔也，如行路然，得其运用之法，由此前进，不至误入歧途。不得笔者，致力虽深终在门外。……近学蝯叟者多矣，徒得其屈曲之状，而软若无骨，盖不解笔法，仅求形似，任习何家书均无一当，惟学蝯叟然。”13何绍基书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即将帖学的用笔融入到了碑学中，并且将二者进行取长补短。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知张伯英对何绍基书学的认可、对其碑帖中古法的借鉴、对“用笔”的重视等等，尤其是崇尚古法，在其论稿中多有体现。如“谓习字当学近人，易于肖似，以古帖为高远难几，不合时宜。其言为习折卷之人而发。所谓卑之无高论，于书道无关。”14“书不师古，而专精于折卷体，正山谷所谓俗不可医者。”15等等。倘若综合起来看便不难发现，无论学碑还是学帖，其学习目的均是为继承古法。正因如此，张伯英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取长补短，融为一格，乃至“碑帖兼容”。
清叶昌炽在《语石》中曰：“唐初之欧、虞、褚、薛，各擅胜场，难可杆轻王之敬虽未能方驾，然其所书《卫景武公碑》及《金刚经》，皆为世所脍炙。开、天以后，李北海、颜平原、徐季海父子，柳诚悬昆季，宋之黄、米、蔡，元之赵文敏，皆书林中百世师也。古之论书者，见知见仁，各明一义，今之学书者，是则是效，各专一家，丰于饶舌，徒为骄姆指而已也，不知有唐一代书学，如日中天。宋士大夫亦能染翰。入龙宫而求宝藏，骊龙领下之珠，固为至宝，不得谓珊瑚、木难，即匪我思存也。”16如果说叶昌炽提倡书家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拘泥于一家一帖，那么张伯英在此基础上则将书学的范围扩大至不拘泥于一家一帖一碑。
三、结语
张伯英在碑帖搜寻鉴评中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正是这样的理性，其才不会被“尊碑抑帖”的时风所裹挟，形成了“碑帖兼容”的书学观，让其书法实践也大放光彩，占据了民国书法史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其含蓄遒丽的楷书。启功先生回忆：“其时为人书墓志，厂肆时有拓本，折叠露其一角。功阅肆见之，以为新出魏志，展之见款字乃知为勺翁书迹。北朝书家八法之妙，已融于勺翁指腕间有如此者。”17可见张伯英书艺之高。
注释：
①张伯英：《碑帖考释评鉴文稿》，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②张伯英：《说帖》，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③④翁方纲：《苏斋题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
⑤张伯英：《说帖》，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44页。
⑥张伯英：《说帖》，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50页。
⑦⑧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⑨张伯英：《张伯英信札书法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7页。
⑩張伯英：《帖评》，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1张伯英：《法帖提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12沈增植：《海日楼书论》，见崔尔平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24页。
13张伯英：《法帖提要》，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197页。
14张伯英：《法帖提要》，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15张伯英：《法帖提要》，见《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16叶昌炽：《语石》，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30页。
17启功：《铜山张勺圃先生论书全集后续记》，见《启功从稿——艺论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6页。
作者单位：
泉州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