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如何纪念革命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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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红琴 陈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创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通过召集会议、报刊宣传、以烈士姓名命名地方、兴建烈士纪念建筑、成立博物馆收藏展出烈士遗物等方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种形式宣传纪念革命英烈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在当年发挥了缅怀烈士、鼓舞士气、团结队伍、推动工作的作用，而且培育了优良传统，传承了红色基因，对我们今天开展纪念活动具有启示。
一、党在中央苏区纪念
革命英烈的方式
红四军的缔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朱德对褒扬与纪念红军烈士问题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行。早在1928年11月14日至15日，在江西宁冈新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就明确要求在根据地内需建筑红军纪念堂，“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做纪念品”。这其中必定含有红军英烈们的英勇战斗乃至成长的事迹材料，从而开启了在人民军队中开展纪念活动的序幕。随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相继成立。党政军各界也在苏区军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梳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召集群众性会议（包括追悼会、纪念会、誓师会等），追忆红军烈士英勇斗争事迹及革命精神，表达对烈士的缅怀、学习心情和继承其遗愿、革命到底的决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多次举行这类群众大会，如1932年12月11日，瑞金党政军各界、社会团体共计2万余人在红军学校炮兵操场举行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1934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少共中央联合在苏大会场（即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顾作霖同志追悼大会，追悼在广昌保卫战中殉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年仅26岁的顾作霖。1933年7月12日，周恩来和朱德发布的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活动的训令，规定在“八一”纪念日要做的具体工作，其中有“八一”纪念日，军委会在瑞金举行建立国内战争死难烈士公墓奠基礼，各兵团须派代表前往参加典礼。
二是在报刊上进行宣传。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少共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等，都发表过红军烈士传略，悼念红军烈士的讣告、悼词及相关信息。《红色中华》第46期刊发的《追悼张人亚同志》一文，是该报第一次刊登悼念红军烈士的文章。第47期在头版刊发了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于1933年1月13日领衔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号命令，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赵博生军长。同日的《红色中华》还发表了1月11日中央政府致红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同志电。临时中央政府对赵博生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活动规格之高、范围之广、期望之殷，可谓前所未有。《红星报》第9期发表朱德亲撰《纪念张赤男同志》一文。张赤男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担任过中共长汀县委、闽西特委委员，以及红军团长、师政委等职。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这篇纪念文章分量何其重，影响何其深，都是不难想见的。《青年实话》则以画报形式纪念红军烈士。当年《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军报》的发行量，多时分别达到4万份、3万份和2萬份，它们对红军烈士纪念活动的报道，发表的烈士传略，宣传之广、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三是以红军烈士名字作为地名。这项工作通常由党、政、军某一部门或群众团体提议，而由政府批准决定、颁布实施。如1933年1月1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0次常会决议：为纪念赵博生，决定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1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同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6次常会，讨论并通过划分行政区域决议，增设赤水、洛口、龙冈、杨殷、彭湃、长胜、西江、门岭等八县。其中杨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西省委军事部部长，1929年8月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彭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遇害。1933年8月16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会，批准中央内务部提请增设泉上、代英、兆征、太雷、康都五县议案。
四是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建筑，供人们凭吊怀念，学习效法先烈斗争事迹与革命精神。前述红军烈士纪念塔位于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中央，塔高约13米，砖石结构，呈炮弹形，塔身嵌满鹅卵石，正面以七块青石板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隶体铭文。和红军烈士纪念塔同时动工兴建并竣工的红军烈士纪念建筑，还有同样位于叶坪红军广场的公略亭和博生堡，以及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呈三角形，为纪念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而建。博生堡呈四方形，为纪念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而建。
五是成立革命博物馆，收藏、展出红军（含牺牲者）使用过的各式物品，对观众进行革命教育。1933年5月，中央教育部决定筹建革命博物馆，由代部长徐特立签署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提请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各种物品寄予筹备处。其中“私人的物品，革命的领袖的，烈士的”，也在征集范围。二苏大开幕前夕，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成立并展出，吸引众多大会代表及干部、群众参观。
此外，中央苏区还运用文艺形式如诗歌、散文、故事、戏剧等褒扬与纪念红军烈士。
二、党在中央苏区
开展纪念活动的影响
党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发挥着强大的政治动员作用，并给此后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以至新中国以深刻影响。这些作用与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广泛深入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承袭了中华民族久已有之的崇尚外御其侮、内锄豪强、精忠报国、赤胆为民的传统，并加以无产阶级的改造，成为革命的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成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天地的强大力量。这股强大力量用之于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运动、支援前线运动、征粮筹款运动等中心工作，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扩红热潮，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悲壮场景，自带干粮、甘冒牺牲转输前方物资的源源人流，节衣缩食借谷给红军、积极认购公债筹集战争经费的感人画面。其间涌动的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红军烈士高尚伟岸的形象、受人尊崇爱护的地位。
其二，对重大事件纪念和对红军英烈的褒扬宣传，有力地维系着红军战士的荣誉和军心，激发红军战士的阶级意识与斗志，有助于部队的巩固和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军力与装备，技术与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如所愿，比敌人差，指战员的战场牺牲与疾病减员是常有的事，有时还相当厉害。提高红军战士的荣誉感及社会地位，成为巩固、壮大部队的先决条件之一。诚如毛泽东所言：“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是保证红军踊跃的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一方面让在生者亲自感受社会对革命烈士的崇敬怀念，感受社会的浩然之气;一方面从纪念活动中了解并学习革命烈士优秀的生平思想，进而效法之发扬之。顾作霖同志追悼大会结束后，“每个散会回去的人都在想着：‘学习顾作霖同志！粉碎五次‘围剿来纪念顾作霖同志！”由此可以想见其中的精神力量。
其三，形成了开追悼会、纪念会、研讨会，整理、出版和展出革命烈士遗文、遗物，编纂发表革命烈士传略传记，以及运用文艺表现等各种方式褒扬、纪念革命烈士的优良传统。长征路上条件再怎么艰难危险，对牺牲病亡的红军战士也要默哀致敬，掩埋好他们的遗体，拾起他们留下的枪支继续前进。在延安，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亲笔撰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挽联，并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张思德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张思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其四，当年纪念活动保留下来的红军烈士的文物、文献资料以及各类纪念建筑物承载的精神价值成为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瑞金全境保存的数百处革命遗迹旧址、数万件馆藏文物，奠定了瑞金作为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雄厚基础。叶坪革命旧址群的红军烈士纪念建筑，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寄托革命情怀、吸取精神营养的重要对象。《红色中华》刊登的《追悼张人亚同志》一文，几十年后引导张人亚的亲属千里迢迢来到瑞金，寻访到张人亚的下落及革命史迹，进而与党史界朋友一道，形成了全面介绍、宣传张人亚的一系列文章，使这位被埋没半个多世纪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进入了公众视野，以致后来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全党同志的关注、学习。
三、党在中央苏区
开展纪念活动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对战胜敌人、弘扬共产党人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培育苏区精神有着巨大的作用，为我们今天开展纪念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注重时代需要，突出纪念活动的凝聚力。“纪念仪式可以使人们能够在仪式活动中达成共同的观念认同，通过纪念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并能影射未来，引导人们为未来努力”。中央苏区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除了有情感联系、精神慰藉外，更重要的是现实和未来的需要。这就是“推翻反动统治，战争是唯一的方法，此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新时代举办各种纪念活动，要回顾、反思和总结历史，进行正面形象宣传，树立政治权威，更重要的是要指向现实和未来，要让广大党员和民众认同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身的力量。
二是注重规模活动，突出纪念活动的感染力。中央苏区的党政军领导人亲自参加纪念活动、发表纪念讲话、亲自撰文等大规模、高规格的纪念形式，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对英烈的保护纪念等日益规范，相继出台《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设立法定烈士纪念日，每年都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大规模、高规格宣传纪念活动，途径和形式日益多样。新时代开展纪念活动，仍然要通过对纪念人物的历史回顾、评价，总结出人物品格这个逻辑结构，塑造出一个个具体的革命形象，作为革命精神的人物符号，立体、直观、可触碰地呈现在受众面前，以拉近革命精神与受众的距离，达到宣传纪念的效果。
三是注重形式多樣，突出纪念活动传播力。中央苏区通过群众聚会、发表文章、让苏区群众参与捐款修筑纪念建筑物等多种形式和有效载体，传播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让人民在参与中分辨是非、善恶、对错，并通过他们的社会实践再次传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新时代举办纪念活动，依然要通过纪念活动这种方式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电影、电视剧等方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
（聂红琴：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陈洋：盐城市大丰高级中学）
责任编辑：彭安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