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现象的中西文化差异
时间：2021-01-30 14:01: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琳琳
自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各国政府提出多种抗疫措施，西方政客频繁对中国抗议措施进行政治解读，但中国人民抗疫所取得的成就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抛开政治解读，各国人民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多方面的差异，从囤纸还是囤米面油，到居家还是外出，能不能封城，再到普通民众该不该戴口罩，这些话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戴口罩的问题更因多起海外华人因戴口罩而遭到暴力殴打事件引发关注与揪心，中国人全员戴口罩与西方少数戴口罩的人因戴口罩而遭遇歧视的现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戴口罩”甚至演变为文化认同问题[ ]。在中国人人戴口罩与西方因戴口罩而遭到歧视这一现象的背后， 除了制度差异，如官方要求，以及西方各国反蒙面法条例等，又体现了怎样的中西文化差异？本文从普通民众该不该戴口罩这一问题出发，分析口罩的历史及中西方对口罩的定义、疫情期间中西方对戴口罩的态度，剖析其体现的中西文化差异。
该不该戴口罩的争议
2019年12月8日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案例，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等专家明确新型冠状病毒可人传人，1月22日武汉全市要求外出必须戴口罩，此后在国家卫健委多次在会议上强调，普通民众外出需佩戴口罩，各地也纷纷执行外出防护要求，均包含：外出必须佩戴口罩。一时间，无论城市农村，大人小孩，出现了人人佩戴口罩的现象。
2020年2月份，西方開始暴发新型冠状病毒案例，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均表示“普通民众无需戴口罩”，自1月份开始，便不断有海外华人因戴口罩而遭到暴力殴打事件发生，也有议员因为戴口罩而被逐出会议。疫情期间，西方戴口罩的人极少，而少数戴口罩的人也会因此遭到歧视或冷落。
中国人认为外出戴口罩理所当然，既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而西方却普遍对这一行为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敌视。这种争议背后体现了中西方怎样的差异？
口罩的历史
口罩形似物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当时认为信众的气息是不洁的，故信众用布遮脸以遮挡俗人的气息[ ]。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撰写的《东方见闻录》记载，在中国，伺候皇上饮食的人佩戴薄巾以避免气息传到皇帝的食物上[ ]。
1897年，口罩开始运用于医学领域，德国医生米库利奇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在手术过程中应遮挡抠鼻，以避免医生的唾液感染受伤患者[ ]。自此以后，口罩的材质及用途不断发展，逐渐演变为现今口罩的样式。纵观历史，口罩用途的发展经历非医学使用，医学领域刚开始主要用于避免感染患者，再到西班牙流感期间避免双向感染等时期。口罩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最早是出现在西方。我们这里所说口罩不包括一些防寒或装饰性口罩，主要指的是外科口罩或医用口罩，维基百科对其中文定义为：指一系列戴在口鼻部位用于阻挡外界有害的物质进入佩戴者口鼻;或阻挡佩戴者呼吸道分泌物玷污他人或环境的用具，多为医护人员所用，亦被广泛地用于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流感的传播。而英文对surgical mask的定义为A surgical mask， also known as a procedure mask， is intended to be worn by health professionals during surgery and during nursing to catch the bacteria shed in liquid droplets and aerosols from the wearer"s mouth and nose.可见，英文的医用口罩指医护人员所佩戴的，而普通民众则很少使用;但从中文的定义来看，医用口罩不仅是医护人员用于预防感染，也在流感等特殊时期普遍使用，以预防疾病传播。中西方对于医用口罩的定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对口罩用途认识的不同。
新冠疫情期间中西方对口罩态度的差异
疫情期间，中国人民几乎全员佩戴口罩，不戴口罩无法出入公共场所，甚至无法进出所在小区，因而大街小巷，大人小孩，无一例外，都佩戴口罩;而在西方，疫情刚爆发期间，西方戴口罩的人少之又少，少数戴口罩的人甚至因此遭到群嘲，而海外华人也频因戴口罩而遭到歧视甚至演变为暴力事件。时至8月份，即便疫情仍然十分严峻，但戴口罩的人仍是少数。整体而言，中国人对戴口罩一事持接受态度，疫情期间戴口罩不仅可用于保护自己，也可预防传染他人;无论自己是否有病，都应做好预防措施。而西方则普遍持拒绝态度，排斥口罩，疫情期间戴口罩的人十分少，甚至因戴口罩受到歧视等一些不公正待遇。西方普遍认为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且生病的人应能够自我隔离[ ]，因而对戴口罩外出的人普遍具有敌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甚至因此而产生暴力行为？一方面，这与政府、官方的要求有一定关系。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疾控专家多次强调佩戴口罩的重要性，认为普通民众也应佩戴口罩，降低感染风险;而西方政府则表示普通民众无须佩戴口罩、应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等。一定程度上讲，政府的要求固化了中西方人民各自对待口罩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多有示威游行等活动，故西方多国出台禁蒙面法，禁止蒙面参与示威与游行，因而戴口罩又与紧蒙面法相关联而受到排挤。这种对待“戴口罩”态度的差异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差异呢？
口罩现象背后的文化的差异
（一）权力观念
中国人受儒家学说影响颇深，儒家学说强调的“三纲五常”，虽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但其核心的服从权威的思想深植于人心，无论是出于信服其正确性亦或是出于其威慑力，中国人更趋向服从权威。疫情期间，政府及防控专家提出普通民众也应佩戴口罩，不佩戴口罩则无法出入公共场所，因而出现了人人戴口罩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大众相信专家的建议是正确的，专家认为佩戴口罩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大部分民众则相信其说法，当然也有少数质疑声音，但这种质疑也会迫于权威而服从。而西方受“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影响，民众权力意识淡化[ ]，对权威常提出质疑、反对，如各种游行示威活动，疫情期间西方政府建议人们居家，尽量减少聚集，但绝大多数民众对其置若罔闻。
（二）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强调个人之上的家庭、宗族、家族，乃至国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必要时需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利益[ ]。中国人集体观念较强，注重集体得失，当然并不是完全不计个人利益，而是中国人更相信没有大家则没有小家，个人利益是在集体利益中实现的，不能为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因而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更愿意戴口罩。中国人认为虽然戴口罩会给个人带来一些不便，但对整个集体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新冠病毒，那么佩戴口罩则大大降低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他人的几率;同时，不佩戴口罩的人则常常被认为是缺乏公共责任心，缺乏集体观念，故而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響，西方的商业文化则更多强调个人利益，个人的成就，获得，凸显个人的存在感及个人的相对独立性。在出现症状之前，他们认为自己并未感染新冠病毒，则无须佩戴口罩，那些已确诊的感染人员应自身做好隔离措施。在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戴口罩是为集体负责任，而在个人主义观念下，戴口罩是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 ]。
（三）伦理道德
中国有“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的说法，强调“过犹不及”。中庸是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指待人接物要保持中正平和，要因时因地制宜。在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下，中国人处事谨慎、保守、求稳求和，不激进不冒险。因而中国人在疫情期间更愿意佩戴口罩或减少外出活动以避免被感染，即使人群中存在的已感染患者的几率极小，但民众也不愿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外出，或者不戴口罩外出，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谨慎求稳的心态。相反，在个人至上的西方社会，要通过各种方法凸显个人价值，如创新，冒险，放任等。在西方人看来，这种人人戴口罩的预防措施是没有必要的，他们对危险值的判断标准较高，人群中极低的感染患者几率不足以引起他们的警觉。
（四）思维方式
中国人重内省与体悟，主张以自身为中心，强调向内探求，对事物理解采取直观的整体的，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 ]。西方注重向外探求，物我二分，把主体看做是旁观者，对事物理解追求客观，真实，属逻辑推理型思维[ ]。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因而在戴口罩这件事上，中国人认为无论他人如何，自身应做好防护， 至于戴口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被感染的几率，则几乎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所得到的结论便是：戴口罩总比不戴好一些，因而在疫情期间，中国人都愿意戴上口罩。西方人注重分析事物及措施的客观有效性，他们则会考虑在人群中被感染的几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是更小，极小的感染几率则无需佩戴口罩。这种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也是导致中西方对口罩态度差异的重要因素。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措施都成了大众讨论的话题。而普通民众该不该戴口罩这一问题，更因为多起歧视案例、暴力殴打案例而引起民众的广泛讨论。随着西方疫情形势逐渐严峻，一些西方民众看到中国在防疫方面取得的成就，逐渐改变原来对口罩的固执和该不该戴口罩的纠结，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戴上口罩。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解释本次疫情期间中西方民众对“戴口罩”态度的巨大反差，文化因其历史、地域而不同，在全球化浪潮下，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反对文化全球化，反对以自身的文化背景批判他人的文化，因而了解他人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中西方文化之间加强沟通，交流，与融合，才是世界文明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