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街头诗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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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38年10月到1944年11月间，桂林抗战文化盛极一时，文化人士云集，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在民族危亡時刻，诗人们心怀爱国之情下乡入伍，创作了大批通俗易懂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街头诗。
关键词：桂林文化城 街头诗 民族化 大众化
1939年10月2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以下简称“文协”桂林分会）成立。不久，“文协”桂林分会也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桂林诗坛也在当时的各种报刊，特别是《救亡日报》（桂林版）上对此展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大会。毛泽东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文艺主张为创造新诗是民族形式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桂林诗坛诗人创作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通俗易懂的诗歌形式成了诗人追求的目标，从而能迅速反映广大群众抗日情绪“新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在这诗的创造的过程中孕育和渗透了，才能产生新的表现方法、新的语言和新的形式。”[1]街头诗如雨后春笋。正如冯乃超在他的《‘时调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诗人们“让诗歌的触手伸向街头”，“用诗的语言做民族解放的歌唱”。
在努力促进抗战街头诗、朗诵诗运动中，林山的贡献最大。他受边区文协委托抵桂并参加诗歌运动。他先后在《中国诗坛》《诗创作》《文艺生活》《抗日救亡》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街头诗并出版了诗集《战斗之歌》，还发表了许多诗论诗评。《警戒》是林山街头诗的代表作之一。诗中提醒人民要警惕，不要陷进敌人“摆布和的迷魂阵”，警戒“中华民族已经走到/最危险的悬崖/四万万同胞的命运……/生或死/自由，还是奴隶/这一次，是最后的关头！”诗歌完全走出了诗人“象牙塔里的低吟慢唱”，用简洁的诗句奏出了大时代全民抗战的主旋律。这首诗的每一节的开头都用“警戒”一词，再加上一个“！”号，使全诗蕴含的深沉和反省。林山的街头诗真正实现了他所主张的诗不仅仅是表现自我内心的情感，而且应抗战的现实要求，它担负起教育民众鼓动民众奋起抗战的历史使命。“到人民大众中去。用诗歌来唤起民众的抗战决心和信心”[2]。
王亚平，中国诗歌会的主要成员，先后在桂林的《诗创作》《自由中国》《文艺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一批诗作，有影响的如《反侵略的旗》《火雾》《中国人民之歌》《给造蜡烛的人》《他呼唤着黎明》《自由颂歌》等。他的这些诗歌正如他本人在《〈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序》中所道：“那就是她们的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反侵略的旗》是一首多人对口的街头朗诵诗，典型的“大众合唱”。全诗310多行。诗歌中的人物有诗人、群众、工人、伤兵、流亡妇女等数人。通过众口朗诗，表达各自的心声。这种类似戏剧舞台的诗歌形式，更加有利于表达中国各阶层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向侵略者宣战的决心以及保卫国土的意志。这首诗歌还是当时提倡的抗战文艺“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运用。因为它通过现实的表层挖出了现实的核心，表现了现实的真实性。[3]这首诗歌写于1942年，当时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而这首诗歌的发表和朗诵给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巨大的鼓舞。由于大众喜闻乐诵，《反侵略的旗》在紧要时刻发挥了“鼓点”“号角”的宣传作用。在今天看来，此诗澎湃的激情，磅礴的气势仍不失为一首有强烈魅力的鼓动诗。他的《火雾》及其诗作也多吸收民歌、歌谣的营养，以通俗的口语，抒写了一曲时代的最强音。
徐迟，1933年登上文坛，曾迷醉于西方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和“迷惘的一代”的海明威。1939年10月初，他作为《星报》记者来到桂南，又与韩北屏一起混入昆仑山战役的前线采访。1940年10月初，他由港抵桂，致力于桂林诗歌朗诵运动。[4]他在桂林的《救亡日报》《诗创作》《诗》《顶点》等报刊上发表了闻名的朗诵诗《最强音》。1941年10月，他的诗集《最强音》在桂林白虹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他挥手告别了“现代派”。《最强音》收入《最强音》《持久、冷静、坚强》《中国的故乡》《历史与诗》等14首诗。这些诗表现了诗人开始注重从现实中吸取题材，并对现实采取直接描述的方法，基调明朗，语言朴实，节奏感强，适合朗诵。《最强音》歌颂了人民的战斗力量，歌颂了人民的英雄壮举，这首长篇的朗诵诗成了诗人在桂林诗坛最洪亮的声音。《最强音》让人们认识到了徐迟，《最强音》成了一个民族在特殊环境中代码。诗人的另一首朗诵诗《持久、冷静、坚强》共163行，在桂林“文协”周年纪念晚会上，他与韩北屏一起朗诵。在场的听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此诗构思独到，诗人以“我”的“理智”与“感情”的对白，暗示了“情”与“理”的交融，从而使诗歌具有极强的思辨性。比如，“感情”说：“当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封锁着中国/黑暗中只有几颗星星……”，“理智”还手：“春天已经到了我们的心上/黎明已经进入我们的梦里/我们所要求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远大的眼光/从重庆到伦敦/从扬子江看到莱茵河/……钢铁一样持久冷静坚强的信心/反攻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就有自由和幸福/那时候，我们必定喜笑颜开”。从诗歌中“理智”的清醒表达了诗人对抗战形势的清醒，“理智”是诗人深沉的思索，“理智”的持久坚强的表现了诗人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首诗抑扬顿挫、回环动听富有鼓动性、感染力。徐迟还出版了《诗歌朗诵手册》，从47个方面论述了朗诵诗的若干问题，探讨了朗诵诗的形式以及创作方法，这些理论对于桂林的抗战文艺的开展特别是街头朗诵诗的创作具有指导作用。
田间被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在桂林发表的诗歌推动了抗战时期桂林街头诗创作。他的诗集《给战斗者》在桂林出版，其中的《给战斗者》《给饲养员》《多一些》都是鼓动性较强的街头诗。他的诗歌一直保持着电闪雷鸣的情感，灌注着诗人对祖国深沉的爱恋，影响抗战诗坛。
1941年4月，诗人任钧的《后方小调》诗集由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出版社附作者介绍时指出：“作者任钧是国内最早开辟讽刺诗路线的健将”。[5]他在桂林发表的诗歌《街头九歌》和《街头小景》是两首充满战斗激情的街头诗。
街头诗运动中还有个独特的人物曾可今。他曾是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抗战期间，他在桂林发表了诗了《朗诵诗二首》、《清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曲》等。[6]他的这些诗歌一扫曾经的“无为”和 “超然”姿态，直面现实，与“整个文艺界艺术观念的分歧开始逐渐弥合，歌颂抗战、呼吁救亡成为文艺派别的一致归趋。”[7]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街头诗既折射了历史的影子，又有时代气息，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深受读者欢迎，广为传诵。
注 释
[1]苏关鑫、雷锐、黄绍清、肖昭惠编著，旅桂作家（下）[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2]林山，到大众中去——给桂林的诗歌工作者[J].救亡日报，1939年12月5日.
[3]抗战文艺论集[M].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4]王凤伯、孙露茜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研究专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
[5]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抗战文艺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
[6]宇宙风[M].1940年5月16日第93期.
[7]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介绍：张习涛，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与传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