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论文推荐合集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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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民族自信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达达文档网小编为您整理的以人民为中心论文推荐合集三篇，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推荐1

　　论文摘要:重建民族自信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现代以来，中国各个阶级的文化势力和派别都曾为此提出方案主张并进行过文化运作，其中声势较为浩大的要数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但最终取得成功的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如果说抵御外敌侵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的一个主旋律，那么，与之相表里，在文化上，摈弃因国势跌落感染上的民族自卑，唤醒和重建民族自信，亦应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呼唤民族自信，始终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和核心的话语主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人关注和思索的一个聚焦点。期间出现的各种文化势力和派别，几乎都曾为此提出过方案主张，有的并不限于观念的发动，还付诸于实践层面进行了具体的文化运作。本文即对这一民族精神重建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回顾和梳理。

　　首先揭开近代民族信心重建史第一页的，当推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们起初还曾幻想，只要全面固守和捍卫固有文化，以“忠信为甲宵，礼仪为干槽”，就可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千古大变局”中构筑一道心理防线。而当发现这一古老办法已失去效应，并不能“以正人心”挽大厦之将倾时，他们中的一些开明之士则提出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急主张，应当说，这是近现代史上重建民族自信的第一个文化方案。它试图在不动摇传统文化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有限度的学习和引进西方的一些实用之学，来调和当时已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化解国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一文化重建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甲午惨败后，民族的信心危机更趋严重，而随着日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及其带来的民族自信精神的大面积崩溃，中国文化人对民族信心的呼唤亦愈于激切和急促，文化重建的规模和声势也越来越壮大。戊戌时期，维新派领袖康梁等人，为解除国人日甚一日的民族信心危机，在厉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也曾大声疾呼要“保学”、“保种”和“保教”。尤其是梁启超，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企图重建民族现代认同的“国性论”。在他重塑中国人国民性的“新民”理论中，梁启超特别强调新生的少年之中国，应具有“自信与虚心”的德性，摈弃那种“视欧人为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的奴隶主义行径。

　　进人辛亥年间，章太炎等人兴起的国粹派，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已酿成风潮的“惟泰西是效”的社会时尚，公然宣称要“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之所以要倡言“国粹”，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端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此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亦非常重视民族的心理建设，在他为中华民族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中，就专设有《心理篇》一章，极力主张我们民族在身陷落后境地面前，欲获得振兴的前提便应是“恢复我们民族的固有活力”，“坚信我们民族的固有道德与智能”。

　　20年代以后，特别是30年代后随着东洋日本人侵的日益逼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民族自信的文化重建则可以说进人了一个小高潮。当时，“民族自信力”的问题在文化界成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专门话题，各种文化派别几乎都参与了讨论，而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运动也一轮接一轮地被掀起。1925年，“国家主义”者就发动了旨在“唤起国人自信自强之念”的“醒狮运动”，1935年，由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的第二轮中西文化大论战，其初衷也是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陈立夫说得更为明白:“文化建设运动就是恢复民族自信力的运动”。在当时的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涌动着一股张扬“民族性”或“中国化”的民族主义旋律。以史学为例，这一时期文化史蓬勃兴起，有关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其原因正如一学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心，是这一时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

　　从文化思潮方面考察，在以往重建民族自信的过程中，声势最大的可能要数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了。这股文化思潮自辛亥年间兴起，便始终活跃在以后的近现代中国文化运动舞台上，其间“国粹派”、“东方文化派”、“中国文化本位派”、以及“现代新儒家”学派等等，都是它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文化保守主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近现代出现的一股专门致力于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力量，重建民族自信，是这一思潮不断兴起并形成谱系的一大心理动因。面对欧风美雨的侵袭，为了唤醒和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回归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方案，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这些工作和努力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注重对民族传统“优根”的挖掘和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质与现代价值进行肯定和阐发。五四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暴露出的西方文化弊端为契机崛起的“东方文化派”，就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和论证了中国文化的自创性命题，给了此前和当时流行甚久的所谓“中学西源”学说以沉痛一击。现代新儒家则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寄希望于中国文化“老树能发新芽”，试图通过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在维护和提升民族传统文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许多人士，还针对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传人和散布的许多贬抑中国文化、瓦解民族自信的论调，展开过颇有声势的批判，有力驳斥和揭露了像“西方文明中心论”、“黄种低劣论”、“中国语言落后论”以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殖民文化理论的荒谬性和反动性，这在当时极大的维护和唤醒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过去重建民族自信的道路上，与上述文化保守主义相对峙，还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左的重建思路及其文化运作。这就是陈序经、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五四”时期曾蔚然成势，后来虽然有所退潮，但一直仍以各种新的形式不断变幻出现。

　　对于民族自信力的文化重建，文化激进主义主张:“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上”。因为“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为此，他们强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乞怜于祖上的亡灵”的做法，认为传统文化已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信心，“几个圣贤豪杰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的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在呵佛骂祖，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后，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方案，这就是“全盘西化”，即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文化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意义，在他们看来，那个能充当我们民族新的“可靠信心的坚实基础”，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才是我们民族新的信心之所在。中华民族只有死心塌地的拥抱西方文化，才能获得生机和希望，才能再造民族新的自信。需要指出，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这套激进的重建方案，虽然于价值逻辑上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相互矛盾，但是不能否认这些学者重建民族自信的爱国热情和良苦用心。正如胡适本人所说的，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指责传统，主张“断根再造”，其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而是要起信心”。

　　民族自信的重建，核心工作是构筑国家主导价值观念文化，设置民族新的信仰支柱，以重建民族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在此，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激进主义，由于其在理论上存在种种内在的困厄和局限，都难堪此任。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证明，真正能完成这一民族精神文化重建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所构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说得明白:“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现象应当完结了”。

　　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亦非常关注和重视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建设，在文化上呼唤和重建民族自信，也是我党领导和开展的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五四”时期，就告诫国人:在此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之际，切“勿灭心，勿缺气”。而要蕴蓄和磨练“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志气”。而值日寇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更是强烈呼吁国人要树立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相信“我们的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针对各种奴化宣传，都普遍对民众开展了“灌输以民族的爱国思想，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思想战”。在对民众展开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此前曾一度流行的轻视自己民族历史遗产，动辄“言必称希腊”的洋八股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清算，将其纳入了当时党的整风运动的对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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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党的十中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族团结作用的研究，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的精神纽带，指导各族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中来，从而达到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国家富强安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前列而不断努力奋斗。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形成;意义;途径

　　党的十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灵魂与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它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理念与和追求，同时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精髓，逐渐得以凝练与提出，对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三个层次的相互联系与贯通，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追求与愿望，是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当代具体时代特征的理论，能够有着广泛的感召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引导力，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大局的重大问题，民族团结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探索与形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经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懈探索与努力，立足于基本国情逐渐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包括以平等为核心的正义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民利益至上观，以富强和独立为核心的国家观和以“不断革命”为动力的发展观等。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有着独特性，在一定程度是上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正确理论知识与经验，同时也带有一定的错误经验与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积极探索与创新，形成了包括共同富裕、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思想解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多方面的理论内容，打破原有的理论认知，不断开拓创新，以社会、国家、人民为主体，注重实际效益，达到价值观同真理观、历史观的统一。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创新的意义、强调以人民群众为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价值理论，其中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是谋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领导人积极探索，不断提出包括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荣辱观的理论思想，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包括，公平正义、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及其重要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以来，多次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做出重要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成24个字，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一定的理论来源，经过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懈努力最终形成具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我们也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社会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是历代领导集体在认识中国国情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形成的思想，在不断丰富民族团结理论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进程。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的地区所占国土面积的64%，这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将民族问题放摆在重要位置，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促经经济发展，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才能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立足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体现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的意义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文化指引方向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优秀的文化对一个地区社会价值的认同和民族内部的认同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更能够提供和谐的人文环境，化解民族矛盾和消解民族冲突的重要法宝，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的向心力是及其重要的，党的十中用24个简短的字，清晰而凝练地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高度概括，让社会公众从多元价值观中找到了一元的核心价值观，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是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上、道德生活的价值追求上异中存同、殊途同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借鉴、汲取世界各种优秀价值形态的积极因素，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共同精神力量，能够使民族地区形成良好的精神文化，促进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团结。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推荐3

　　关键词：民俗心态;文化;金克木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212-02

　　著名学者金克木在其著作《无文探隐》中提出了民俗心态这一概念，而且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那么，什么是民俗心态呢?民俗心态就是指一般中国人或说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它的大量表现就是民俗，也就是长期的往往带有地域性和集团性的风俗习惯行为。金克木认为，正是这种民俗心态成为指导人们的言与行的习惯思路。即使那些最是自认为出于自己的独立的想法也往往仍旧出于众人。他在该书“前记”中写道，“我们的言语行动的指挥者不是高深玄妙的思维而是感想，习惯性的感想，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民俗心态。”

　　民俗心态是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习惯性的感想。而这种感想从何而来呢?是从四书五经、圣人先贤那里得来的吗?不是，而是生活，是长期的人们的共同的实际生活。而“中国人的多数向来是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或者识字而不大读书的”。因此，民俗心态就是在多数的无“文”中形成的，而少数的“文”是处于多数的“无文”之中，“无‘文’的文化总是或暗或明占上风。”

　　金克木首先从被人们认为是从外国搬来的新诗人手，通过独特的文化解说方式，剖析了新诗的本质，并揭示出所谓的新诗并没能跳出中国民俗心态的掌心。新诗可以用新语言(白话)代替旧语言(文言)，但诗中的符号却变不了。一种符号，在诗中是一种道具，它反映的不仅是诗人的心态，也是民间的心态。诗人对诗中的符号不能随意改变，否则所表达心情与意境也会改变。例如，“走不完的路”是中国诗常见的意境，因此，长廊、悠长的巷子是直接的符号，还有间接的符号，如驴。因为驴走得慢而显得路长。所以陆游会写，“细雨骑驴过剑门”，而不写，“细雨骑马过剑门”，马太快，路就短了。意境也就变了。再比如，“淡淡的愁怨”也是常见的意境，新诗在酝酿此种意境时也避不开旧诗中常用的符号，如细雨、油纸伞或丁香，它们总不能被换成暴雨、雨衣或荷花的。所以，无论新诗还是旧诗，实际上都是有“文”的人表达出了无“文”的人的习惯心态。

　　在《论语》中，孔子等儒家圣贤把人和人的关系结构作了排列，为各种关系设定了轨道。但是这些关系和轨道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吗?是儒家规定了民俗，还是民俗规定了儒家呢?比如，中国历史上经常上演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悲剧，是受儒家尊者上者代表卑者下者的思想影响吗(最权贵者代表全族，一旦犯法，全族承担)?但是秦国对商鞅，奉行法家的秦朝对李斯，楚国对伍子胥，赵国对赵朔，都是灭族。通过对《论语》这部“高高在上的经典”的细致分析，金克木认为，它实际上和不识字的多数老百姓的民俗心态离得很近，圣贤思想和民俗心态是相通的，“(二者)恐怕是交互作用而普通人的民情风俗更有力量吧?”

　　那么在民族心态的左右下，人有没有选择的自主性呢?金克木认为，“人总是按照自己周围的群体的习惯而思想行动的，所谓自主不过是在不同习惯之间的选择。”…而外来文化可能会添加新的选择，但外来文化是否能进来，或者哪一部分能进来，又往往依照不自觉的原有习惯。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有强烈的选择性。“人家自己最为欣赏的，我们除了少数专家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则改头换面，以至脱胎换骨，剩个招牌。有的东西是进不来的，不管怎样大吹大擂，也只能风行一时。有的东西是赶不走的，越爱堵截咒骂，越是会暗地流行。”所有这些，归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民族心态。

　　民俗心态是不随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个人不可抗拒又不可制造的。但民俗心态(大多数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因素?正如金克木自己所感慨的，“可是人已经到了风中残烛的晚年，勉强作了一点‘文化的解释’的试探，再没有力量向前走了。”对于这些问题他也没有进一步地探究或论述。但他仍然认为对于民族心态，我们是可以施加影响的，虽然这个过程很缓慢很漫长。“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金克木描述了一个在发展上具有坚韧持续性，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又有很强选择性，而且在整个文化体系内居于上风的民族心态。这一点对于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中外文化的相互激荡冲击会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首先，民族文化的根在社会。民族心态(更多的是一种无“文”的文化)并不能为有文的文化所随意改变，相反，有文的文化是在表达、凝练无“文”的文化。真正影响民族心态的是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的兴衰根源于社会的兴衰，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今天要保障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发展，最根本在于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只要我们在政治上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在经济上追求公平正义，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们的文化就有了牢固的根基，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对内具有高度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吸引力，因而就不会有被外来文化所吞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