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人民为中心论文四篇

　　有关以人民为中心论文四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是引导国家认同思潮、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塑造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公民。下面达达文档网小编为您整理的有关以人民为中心论文四篇，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有关以人民为中心论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思潮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17-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是引导国家认同思潮、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塑造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公民。培养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格公民的途径是培养具有现代国家认同、有能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身份价值观是公民国家认同和自我认同的载体，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思潮的兴趣。因此，必须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东西方理论、社会思潮和实践中找到适合我国建立既拥有高度国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可以把公民的国家认同与公民个体价值认同相统一的合格社会主义公民的培养方法和途径。

　　一、基本关系概述

　　目前国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的研究具有一定厚度，为进一步深入本文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个基本要素――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梳理尚不清晰，对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身份价值观的研究尚无深入展开;而且早期国家认同思潮研究已不适用于新的国家社会历史发展，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家认同思潮研究又多有争议，不能成为引领当代的旗帜。这一类研究也多重于理论而疏于实证，其对核心概念及概念的内涵关系尚需深入延伸。具体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关系研究。主要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统一。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体现国家认同，同时公民认同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而公民核心价值观不能凭空杜撰，必须有一定理论和实践基础(李建华，2012;吴双墩，2011)。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的研究。一般认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制度的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各民族人民共属一体的归属感，最终提升人们的国家认同感起到巨大作用(吴玉军，2011)。因此必须引导新的国家认同思潮。第三，公民身份价值观的本土化研究。以俞可平为代表的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研究倾向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社会阶层性。同时继承了我国对于西方理论“洋为中用”的传统，倾向于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分析我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工具。指出了公民身份的共同体――文化/社会认同特性。第四，公民身份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梁启超等老一辈学者都从社会史等角度研究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西方公民观如何引导我国国家认同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带动了以及新民主主义运动，从本身就已成为国家认同思潮的一部分。

　　从另外一方面看，西方的研究相对比较全面完整。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公民身份价值观以及国家认同思潮是三位一体的。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全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并与公民身份价值观相联系，使国家与个体在理论、制度以及社会阶层间相统一。从国家、民族和公民个体角度探讨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其一，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及公民身份价值观的关系研究。西方当代的相应研究主要建立在福利国家制度基础上的。从福利国家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逐渐演变成一种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实践为蓝本的、更全面系统的福利国家制度。而国家则在这一层面上与其公民建立了相互的国家认同(拉维莱特和帕拉特，2001)。其二，马歇尔的经典公民身份价值观学说。马歇尔(1992)把公民身份定义为一个为机制支撑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系统。有三个基本要素支撑着公民身份，即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市民权利是公民身份的发端，之后才是政治权利。最后是社会权利，伴随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公民身份存在的原则，则在于公民和政府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埃辛和特纳(2012)在延伸马歇尔公民身份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公民身份的政治起源。其三，国家认同研究思潮：此类研究一般认为国家认同可以分为种族文化认同、西方的(现代的)文化认同、族群性文化认同，传统的族群性文化认同以及生活方式。国家认同思潮从古希腊至今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息息相关。伴随着每一次产业革命而新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会引导新一轮的国家认同思潮。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各种文化所界定的群体存在于被民族地域划定的空间中，而民族又是认同界定的个体综合构成的。民族并不是由族群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相对于广义的公民身份或公民身份价值观，欧美学者对于当代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理论，则在公民与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连结公民与国家的社会契约亦即传统文化价值观(弗里德曼，2003)。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探讨

　　笔者认为，国家认同思潮是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理论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与公民个人认同的统一，体现了国家与个体的相互认同和我国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化与现代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价值观)的统一。同时，当代世界社会思潮对公民身份价值观的讨论是紧跟国家认同的，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以现代公民价值观为代表的国家认同思潮是世界思潮的一部分，它既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我国本土化的、传统的。而国家认同与公民自我认同是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是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思潮相统一的认同思潮。党的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即公民的价值观，广义公民身份的价值观即为现代公民观，而公民身份价值观则起源于早期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领域研究作为我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之一，通过学习研究西方的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领域来探讨我国的公民与政府及其责权关系在当代的重新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认同到公民认同，公民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合、共识之中滋养着核心价值观并促进其成长与发展。

　　因此，作为一次探索性尝试，笔者认为公民身份价值观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体，在历史社会学中引用政治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概念，进行研究视野的创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作为引导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思潮的核心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的关系。把当代公民身份价值观与传统观念、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用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认同问题，是与世界社会思潮相结合的创新理论分析视野。

　　三、基本分析框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认同思潮的关系，并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梳理出如何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国家认同思潮的可能的研究方向。由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如下方向进一步展开讨论。

　　1.历史性分析。在对历史思潮的定性中，国家认同思潮代表了政治思潮，这是我国的特色。在近代史中，在积贫积弱中不断寻求发展的中国人思索自我认同的主义目的就是思索国家认同。我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先国后家，只有解决了国家认同才能解决自我认同。国家认同是公民自我认同的根本。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可能进一步开展的议题有：第一，我国的公民身份价值观发展沿革。第二，我国的社会治理观的发展沿革：即：谁是公民、谁是政府、二者间相互的权责关系具体是什么、二者的历史发展衍变过程是什么、二者各自对应的坐标系是什么。在这一分析组中，将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分析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社会思潮，分析其主要性质(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国家认同思潮)及主要特点。第三，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理论在西方及在我国的理论根源，及东西方理论的关联关系。掌握国外基本的公民身份价值观建设实例，并验证现有的西方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理论;通过文献法掌握我国传统社会价值变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制社会、后单位制社会文化认同建设的例证，来验证我国公民身份价值观所体现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适用理论，并提出新的理论模型。从历史源流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公民身份价值观与国际认同的关系及其成因。

　　2.问题性研究。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的关系问题，可供展开的探索性研究方向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公民身份价值观是如何体现国家认同的。第二，西方的公民观是如何发展成为国家认同的、优势如何作为国家认同思潮反过来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这些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第三，公民身份价值观是讨论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它是如何体现现代社会“契约关系”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统一的公民观的实践的。第四，基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我国国家认同发展定位。第五，我国的公民身份价值观发展史与世界公民身份价值观发展史的综合比较研究。第六，秩序是如何成为公民身份价值观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系统与国家认同相联系的核心，是连接公民个体认同与公民身份价值观国家认同的纽带。第七，公民个体是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公民身份价值观实现与国家的互动，并形成个体的国家认同的。其研究对应项则试图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解答“新时期公民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1]Marshall，T. H. Bottomore，T.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M].London： Pluto Press，1992.

　　[2]涂少彬.探求均衡之治：基于公民主体性与儒家文化的论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11(6).

　　[4]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吴双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公民核心价值观建设[J].学习月刊，2011，10(492).

　　[6]Heater，D.Citizenship： the civic ideal in world history，politi-

　　cs and education[M].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2004.

　　[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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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观察》记者自始至终参加并采访记录了这场盛会,虽然全景式地还原和展现盛会的每时每刻殊非易事,但撮其要者加以描述和归纳,则是媒体的职责。我们将那些最亮丽的画面、最热烈的场景、最智慧的思辨、最犀利的观点、最感动的情怀、最磅礴的语言……留存于此,算是为中国的法院文化建设,为中国的法制思想发展,为中国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推进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论坛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要求的具体行动。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高智慧的文化盛会

　　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这次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讲话精神,以及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和王胜俊院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既是理论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更是鼓劲动员会、行动部署会。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专为论坛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论坛发来贺信。当贺信在大会开幕式上由山西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田甜女士宣读时,会场上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沈德咏在贺信中,首先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法官协会对论坛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王胜俊院长亲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王院长在讲话中,对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努力方向、工作重点、重要举措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为全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这次法院文化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贯彻落实宁波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主题,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这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他在贺信中强调,古往今来,文化的软实力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文明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王胜俊院长的大力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下,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先进法院文化,已成为广大法官的共同追求。法院文化分会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依照章程认真履职,当好院党组的参谋和助手,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探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法正风清、和谐友善的司法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百忙中通过省委办公厅专门关心此次论坛的盛况。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玉林,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杜玉林在致辞中代表山西省委、省委政法委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论坛的召开是“全国法院的盛事,是山西政法界的喜事”。他指出,论坛的举办,对于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提升审判水平和改进审判作风,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作用。申维辰代表太原市委、市政府对论坛在太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晋商文化之都”――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既是对太原两级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太原发展文化“软实力”工作的鞭策。左世忠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论坛召开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山西全省法院系统在法院文化建设上的探索和实践,他说,山西法文化历史悠久,这次论坛在山西召开意义深远,山西近年来涌现出了如太原中院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法院,要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加倍努力,把山西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法治文化大省。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谢安山、唐德华、李国光、刘家琛,纪检组原组长刘法合等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吕伯涛、李玉臻、姜联润出席论坛并分别主持大会发言。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权,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等领导也出席了论坛活动。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主管领导和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秘书长、委员及山西省各中级法院院长和太原市各基层法院院长等参加了会议。

　　正如李玉成会长所说的,这次论坛真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是一次全国法院文化研讨和交流的群英会。

　　在举行论坛的宾馆楼前,“热烈欢迎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参会代表”的红色横幅在七月阳光下格外引人注目。步入大厅,一块巨大的专为“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设计制作的背景板迎面竖立,像一位彬彬有礼的迎宾巨人,迎候参加大会的人员。大会会场主席台后面的背景墙上,黄河壶口瀑布的巨幅形象融入到蓝色天空的主色调当中,辽远而深广。“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的大字下面,是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的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10个行书体的黄色大字笔力苍劲,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翱翔于天幕之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灵动飞舞,呼之欲出。参加论坛的同志无不为这些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而怦然心动,啧啧称赞。大家都说:“从论坛的布置到会议的安排,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让人在炎炎夏日里如沐清凉,如饮甘泉。”

　　论坛活动是全国法官群体中优秀代表思想智慧的大汇集、大交流和大碰撞。文化之花开在法律的沃土里,必然结出别致而丰硕的果实

　　如果用“成果丰硕,大获成功”来总结这次论坛,一点都不为过。作为其最主要的标志之一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悉,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达1280余篇,经过专家评委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4篇获奖论文,其别奖5篇,一等奖6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优秀奖55篇,共有38名获奖代表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据了解,这次论文征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提供了论文,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有论文获奖。正如大会总结分析的,这表明,法院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全国法院的共同行动,学习、研究和运用法院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法院日常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论文情况来看,参与撰写的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比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撰写的《构建先进法院文化塑造法官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法院文化建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论文《为民司法价值观的时代意蕴――“陈燕萍工作法”的启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的论文《法官良知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岩峰的《法官的气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的《努力建设人民法官的精神家园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坤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仁善仁善的感召力在管理――关于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院长许建兵的《基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之构想》等;

　　有政法大学和法官学院的教授、专家,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斌的《论人民法院文化体系的建构》,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刘小宝的《论当代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等;

　　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的法官、普通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余士军的《论人民法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陈本亮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对法官人生修养的启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齐斌的《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文化建设》,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晁兰军、葛恒美的《西部地区法院文化建设之完善――以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文化建设情况为视角》等。

　　这些论文,多数是独立撰写,也有两人或多人合作的,还有以法院集体名义写成的,比如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虚”功“实”作:人民法官职业品格的培育与塑造――以成都中院为例》,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的《论新时期人民法官特质及修养》等。

　　论文撰写者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一主题,搜罗古今,征引中外,既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又幽微洞见,鞭辟入里;既注意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又强调实践中的可行和效果;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和法官品格修养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又突出新时期对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更高期待和要求。正像几位参会的老领导们在点评时说的,这些论文是全国法院致力于法院文化建设和研究的同志们心血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通过38篇优秀论文的大会现场交流,亮明观点,公开论“道”,各抒己见,效果很好。通过对法院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探讨和论述,使得大家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性质及实践运用的途径、方法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些优秀论文,代表了全国法院在法院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新高度。

　　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这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奉献和追求,大家齐聚一堂,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其中有白发老者,他们在全国法院系统德高望重,此次在会上妙语连连,诲人不倦;有青壮年骨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奋斗,此次在会上以文会友,收获满满。发言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张扬外向,或沉稳内敛;或引经据典,严谨细密,或层层递进,淋漓酣畅。听者时而凝神听,时而认真记,会场上时而是会心的笑声,时而是火热的掌声。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在倾情演奏,有慢板,有行板,而高潮迭起时的如潮掌声就是快板,冲决山谷,响遏行云,戛然而止,让人回味无穷。

　　论坛活动选择在山西、在太原召开,澎湃而活力四射的法院文化与古老而生机无限的黄河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东道主不仅以真诚和热情欢迎四方宾客,而且用丰厚、扎实的法院文化建设成果与大家分享。太原法院管理文化走向全国,其经验和做法受到各方肯定和称赞

　　参加这次论坛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除了在会上研究和交流文化,会场之外的文化特色同样鲜明,文化气氛同样浓厚。这种鲜明和浓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展示和体现山西文化、太原文化(以晋商文化为代表)的内容得益于东道主的精心安排而具有很强的标志性和观赏性,比如,为各位与会代表准备的10件具有文化特色的小礼品,深得大家喜爱;二是山西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以展板形式完整展示,既烘托了会议气氛,又为论坛提供了实例,成为会场外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7月26日晚,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讲述晋商故事和晋商精神的经典话剧《立秋》。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出现危机时由盛而衰的故事,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该剧已在全国公演 6 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历程的盛事。它被称为是一部诚信教育、危机教育、创新教育和解放思想教育的活教材。观看了演出的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晋商传奇让人赞叹,晋商精神让人钦佩,晋商文化中提倡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理念,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多相通相融之处,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对大家研究法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李玉成会长等法院文化分会的领导们看完演员的精彩演出后,激动地走上舞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李玉成会长说:“《立秋》是对‘诚信’二字的最好演绎和阐释,至诚能化,有信则立,做人如此,经商如此,我们法院执法办案同样如此。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法院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27日晚,参会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原晋商博物馆。该馆是以晋商历史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展现了晋商从崛起至称雄四海、名扬域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反映晋商50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层面的立体画卷。大家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和一张张照片,听着讲解员从古至今的讲解,思绪和情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数百年前晋商先祖们筚路蓝缕、打拼天下的万里征程和风雨岁月。百余年前,梁启超曾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当讲解员高声念出这段话时,现场掌声一片。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古色的庭院仍旧人流如缕,代表们争先拍照留念,驻足其间,久久不舍得离去。

　　相较于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展示山西三级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56块图文并茂的展板,给来自全国同行的印象和感觉就直观和亲切多了。这些展板从承办论坛的宾馆楼门前摆起,沿着通往会场的通道两侧依次排放,每位代表也许只要花费十几分钟时间,就能浏览其概要。

　　这些资料告诉大家,近年来,山西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涌现出了太原中院、晋城中院和芮城法院、阳泉矿区法院等许多法院文化建设工作特色鲜明、卓有成效的单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活动承办者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将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看似务虚的东西注入到管理的具体活动当中,使管理工作这个“严为要”的形,因有了文化建设这个“人为本”的神,而别开生面,活力无限。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死板教条、一成不变的,而是将工作文化、审判文化、精神文化、体育文化、制度文化等融为一体,形成高起点、大气象的全院一体化的文化建设格局;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坐而论道、口头革命式的,而是以贯穿全年的丰富多彩、人人参与的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为载体,鼓励和吸引全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成为活动的主角,放飞心情、调和心态、开阔心胸、净化心灵,有力地促进了法院全体人员修养的提升和品格的培养。正如冯少勇院长经常说的:“多年的法院管理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人管人,累死人,文化管理最文明。法院管理文化育公正审判、育美、育能、育廉。一个没有文化的法院是没有精气神的法院。”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一花独放的院内文化,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开明的文化。他们主动走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司法进校园、进医院、进军营、进监所、进社区……不仅把法制精神和法律知识带给社会,而且让法院文化的气息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全国法院文化活动基地”的牌匾。

　　或许是受到会里会外浓浓文化味的熏染,不少代表心潮激越,诗兴大发,艺趣盎然。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会场即席赋诗一首,其中四句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非等闲。当今发展耀世界,法院文化写新篇。”这首诗当场诵读后,赢得一片喝彩声。参会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都匀黔南自治州中级法院副院长袁承东迅即和诗一首,他写道:“皋陶刑鼎发源地,春秋五霸晋争先。古为今用体用别,中华法系换新天。”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吕伯涛则现场挥毫题字:“艺著学弘谦作本,行端品正德为先。”还有几位书法作者也慷慨留墨。

　　论坛活动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各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报道,众多网站相继转发有关内容。法院文化“墙里开花,墙里香,墙外也香”,芳香四溢

　　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络记者云集会场,文字、图片、影像一时间铺天盖地,联翩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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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文化强国; 文化本质; 科学发展观; 公民道德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04-0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部署，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原则、指导思想、具体措施进行了集中论述，对文化建设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本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要命题，从文化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等四个方面内容展开，进一步深化理解十报告对文化发展的理论创新。

　　一、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

　　学界对于文化内涵有着不同界定。总体而言，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而狭义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无论从广义抑或从狭义来理解文化，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文化的“属人性”。文化是为“人类”所特有，而非其他类存在物(譬如动物)所具备，这是因为只有“人类”这个种才具有主观能动性，才能够真正实现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造。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价值，其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突出体现在被恩格斯盛赞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譬如，在谈及费尔巴哈局限性时，马克思强调，“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等等。正是从物质实践基础上来理解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才为我们总结出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科学文化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将文化纳入到社会意识范畴来考察，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出发，进一步深化对文化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由此可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文化”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而且要努力与后者相适应。同时，马克思认为，文化具有相对性，即文化不一定永远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而且文化对后者具有反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党的十继承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内涵的新概括，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不难看出，关于“文化”本质的这一新认识，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本立场，另一方面深化了对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性、精神性的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日新月异的物质实践活动，我们党始终坚持对文化本质的科学把握，真正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关于文化功能，党的十亦作了新阐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这十六个字可以被视为新时期党对文化功能的最新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历程，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认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强调建设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为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吸收民族文化精华、剔除封建糟粕，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开创性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从党的建设高度，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以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党的十报告更是从“文化强国”高度来审视我国文化发展问题，特别是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统一的“五位一体”来认识，高屋建瓴、意义深远，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

　　二、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文化强国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报告开篇就明确了会议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决定党和国家当前、今后命运的关键抉择，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者构成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有机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党的十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党的十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科学地界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精神实质，并将其写入。报告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党的十报告作了明确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面对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真正实现批判武器向武器批判转化，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当前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因为该理论体系是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抓住事物的根本”[6]的彻底理论。

　　三、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党的十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了具体部署。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维度看，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毋庸置疑，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只能是空中楼阁、一句空话。党的十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做到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同时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界目前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抑或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所要实现的目标状态和未来呈现。具体来说，从国家角度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所应呈现的特征;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恰恰是我们所要努力形成的和谐社会的基本特质;从个人角度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说是构成社会主义公民所需具备的基本素养。关于三个“倡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学界同样存在争议。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三个“倡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概括，用二十四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体现出来;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未真正提炼完成，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继续培育。笔者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这三个“倡导”还不能被看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二十四个字表达尚过于宽泛、冗繁，不够精准，但是十报告这一新提法也反映出目前党和国家正在着手此项工作，这是一个不断提炼和论证的渐进过程。

　　四、把文化强国落实到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体层面上来

　　党的十报告从文化强国的宏观维度和公民道德的微观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分别作了系统阐述。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文化强国不是空洞的理论政策，而是与广大百姓密切相关的文化基因和道德素质。关于文化与道德关系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马克思认为，道德同文化一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与文化不同，道德更加强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从广义来看，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往往大于道德。从层次来看，道德处于较高的文化层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层次的重要标志，道德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道德问题。道德建设，解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维度来加强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就社会公德而言，公共生活领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7]。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呼唤公共秩序的产生。列宁曾指出，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也存在着“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8]。道德中的社会公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职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而职业道德是为了调节和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而形成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现在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贡献社会等方面，不同单位、组织、机构也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特质，是整个社会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家庭美德而言，家庭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单位细胞，家庭文化体现和影响社会文化内容，要大力提倡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先进社会文化熏陶、自身努力塑造等等都十分重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影响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与此同时，后者也反作用于前者。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将文化发展落到实处、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来。

　　参考文献

　　[1][2][5][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57，9，9，27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有关以人民为中心论文4

　　【关键词】知识分子;报刊表达;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 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 史”(许纪霖，2006：P1)在这绵延漫长一百余年的思想范式转换历程中，交织其中、始终如一 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转型时代的全面、严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既表现在道德和信仰层面 上的取向危机，又表现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秩序危机(张灏，1999;许纪霖，2006)。如此严重 的深层危机引致知识分子迫切的关怀：如何找寻一套作为共识基础的思想和信仰?自从“五四” 启蒙运动开始，甚至更早，中国知识分子便祭起“自由”、“民主”的大旗以试图作为应对之 路。为此，知识分子往往以报刊作为传播自由思想的重镇，通过办报办刊来参与社会变革，报刊 因而倚重知识分子并成为各种思想理念的重要载体，从而为中国近代报刊史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而遗憾的是，现有报刊史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刚刚起步，“举凡搜寻和整理史料，建立研究视 角，提升理论水准，和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都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李金铨，2007：P1)。2007 年4月26至27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办，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复旦大学信 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协办的“自由的理解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民国报刊学术研讨会”在港举行，来 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来自历史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15位学者汇聚 香港城市大学，以“民国时期自由报刊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为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余英时先生以“新典范”一词高度概括了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意义(余英时，1998)。胡适充分认识到了报刊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常“以舆论家自任”，身体力行地创办 报刊。因而，胡适及其报刊作为成为许多与会者的讨论主题。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谦平教授从《独 立评论》主要撰稿者身份入手，讨论“民主与独裁”论战之所以爆发的深层原因。这场著名的论战肇始于蒋廷黻1933年12月10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80号的 “革命与专制”一文，他在此文旗帜鲜明地鼓吹专制，从而激起胡适的强烈反对，一场论战就此展开。论战的主战场是自由报刊《独立评论》，几乎所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场论战。作者认为，“民主与独裁”论战 之爆发并非源于论战双方对民主自由理念信奉上的差异，而是缘于实用主义道路选择的不同：

　　“独立评论派的民主观念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即便如胡适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 此。大体而言，这种变化由原先他们积极主张的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为母本和参照，彻底改 造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改变国家政权性质和政府组织方式，实现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化转向 理解政权的统治方式，要求在‘法治’、‘提高行政效率’等技术层面进行体制内的改 革。但是这种变化并非他们对于英美式民主内在价值理念的动摇，而是对这种模式是否能应用于 中国现实的怀疑与思考”(陈谦平，2007：P12)。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看来，《独立评论》的自由主义思想，既承袭五四思想传统，办刊前提是“对于自由基本价值的肯定”;又置于“国难当头”的特殊时空格局，使之相关言论 呈现出了“特别的色调”，最终引发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其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得以 正面陈述自由主义的意义，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地位也得到肯定。论文认为，持独 裁论者的依据主要有二：西方因素和现实政治因素。“民主与独裁的争辩，焦点不在民主政治的 价值层面，而是将问题引向了现实环境……对于民主政治的价值，似乎参与论辩的任何一方都没 有什么疑问，分歧只是在实行的步骤上”(章清，2007：P76)。而作为民主政治最卓越的辩护 人胡适的辩驳同样立足于现实层面，带有“对策”色彩。由此而言，“国难”的压力驱使，既使 中国自由主义学说以受压抑的形态出现，又催生了自由主义的全面阐述，从而完成了“中国自由 主义”的命名。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张太原教授认为，《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 一，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通过这一刊物创造了“强有力的中心舆论”，具体表现在，《独立评 论》已成为时下“全国人的公共刊物”，其销量最高曾达到一万四千多份，读者群分布在全国各 地，并且大半稿件来自社外投稿，其文章风格广泛受到不同人群的褒贬。不过作者继而指出，刊 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了“领导社会”的作用，但“在‘以党为国’的制度下，《独立评论》对 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他们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又大都凭借办刊物的效益走向 了政治的中心”(张太原，2007：P16)。为谈政治者打开了走向政治的大门，从另一侧面说明 了《独立评论》的政治影响作用。

　　作为五四时期叱诧风云的两位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和胡适的短暂结盟很快因五四后的“主 义”之分而宣告终结。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高力克教授认为，陈独秀与胡适政治思想 的分歧，主要源于两人所接受的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差异。作者指出，陈独秀的自由观具有“积极自由”的取向，倡导解放式自由和自我实现，“强调的是自我主宰的行动的能力”。相 较而言，胡适的自由观念更为温和低调，具有“消极自由”的特征，注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之权与 自我的道德责任，追求“一种获得法制保障而不受干涉的私人领域”。与“积极自由”理念一脉 相承，陈独秀信奉的是“高调民主”观，主张国民政治应由大众参与，“以平民政治代替政党政 治……取代政党而行民主政治，使政府和国会遵从多数平民的意志”(高力克，2007：P100)。而胡适则崇尚渐进有序的改革，信奉“低调民主”观，信仰民主，相信民主具有教育的功 能，是训练公民的最好学校。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博士则着力研究胡适在1920年代的思想状况，以《努 力周报》为个案，以进行“浓描细写”式的考察。本次研讨会上，作者提交的论文是系列研究的 第一部分：对《努力周报》创刊初期胡适的思想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多研究些 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是胡适的政论导言，此后胡适遂打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政治 兴味大浓，并在20年代初发展出一套对于政治的整体观点：“政治的工具主义”，“从整体的脉络来看，胡适这套‘政治的工具主义’观点，更可以说是他的观念/思维世界的支配元素”(潘光哲，2007：P136)。与“政治的工具主义”相呼应的另一个思想是：胡适既责诸于人亦求助于 己的“干”的实践哲学，胡适认为一切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 石，并于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以其为舆论舞台，开始正式谈论政治。

　　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自“转型时代”传入中国(张灏，2006)，至民国初期已成为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济世思想。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赢得了又一个短暂的黄 金时期，此间，储安平任主编的《观察》杂志以鼓吹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己任，成为自由主义 政论报刊的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高瑞泉教授将《观察》作为分析对象，集中讨论“平 等”、“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的价值关联及其之间的内在张力。作者认为，就自由和平 等的关系问题，《观察》发表的意见大致可归为三种理论：“矛盾冲突说”、“统一互补说”以 及“以历史发展来统一自由平等”。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因而将西方自由思想引入 时更关心其工具性价值。储安平在论述自由与平等关系时，也怀有对现实关切之心，“《观察》 杂志同人希望他们的政治批评多少能够表达民意、影响未来中国的政治路径的选择。换言之，他 们的‘平等’理论是服从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的考虑的……他们对于‘平等’ 的诉求是相当全面的，不仅指政治平等，而且指经济平等”(高瑞泉，2007：P45)。这种诉求 与诠释显然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同样，由罗隆基、钱端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任主笔的《益世报》在对时政的密切关注中也 表现出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强烈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教授、禹江博士通过描 述《益世报》与“九一八”后的运动关系，揭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报刊为舆论阵地，积 极参与政治变革。作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运动中，报纸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 平台，成为意见和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在运动展开之前，报纸刊登大量社论，对的 训政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尖锐批评，呼吁开放、成立多党制。值运动兴 起之初，报纸高举言论自由与公民选举权的大旗，对宪法草案进行解读与批判，认为与言论 自由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在缺乏自由主义思想的专制社会中推行，必须要切实可行地维护 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的关键又在于维护人民的参政权和言论自由权”(郑大华、禹江，2007：P88)。

　　虽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之一――周瘦鹃以“哀情巨子”的形象盛享中国文学史，但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建华教授认为，周的时政言论以其特有的方式同样表达着对言论自由的 追求，而这一点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为此他提交的论文从《申报•自由谈》入手，着力分析周 瘦鹃及其同仁的政治见解。作者指出，《申报•自由谈》虽是文学副刊，但从问世伊始便承担着 某种“言论自由”的使命。“自由谈”以“游戏文章”的形式对民初时政冷嘲热讽，就每日发生 的公共事件略加点评，片言只语，与公众分享某种情绪，隐含自由、共和的价值观，以此力图在“不自由”的时政环境拓展言论空间。文章论及，在民国大众启蒙的格局中，周氏积极利用空 隙，往往挑战言论自由的限度，努力实践共和对‘自由’的承诺，“与他的时政批评的精神 一样，背后都贯穿着一种源自于欧美‘公民社会’及维护本土文化的理想尺规，其间以完美的个 人与家庭为基础”(陈建华，2007：P126)。

　　办刊同样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试图影响社会、整合力量、争取支持的重要手段。对此，广州 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将研究目光投放在抗战时期策划的学人办报现象，以此讨论战时 文教界人士与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试图借助知 名学者顾颉刚、张荫麟的力量，给予一定的资助，通过创办刊物的形式，希冀以刊物推行党务，企图影响战时文教界人士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然而双方在动机和目标上一开始 就有很大距离：大体共识的是灌输民族意识，宣传抗日思想;宣扬三民主义，部分学人或有共 鸣;而与左翼异党争胜及争夺青年，则鲜有人附和。故而双方难以配合，“使得学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最终导致文教界人士与的疏离乃至离异”(桑兵，2007：P27)。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对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原因及其意义进行了重新讨 论。文章从《解放日报》是不是党报、为何改版、为何突然在1942年改版、如何改造、改造的重 大成果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指出《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质是对时任《解放日报》社长 和主笔的博古及编辑人员“同人办报”倾向的纠正。其意图是在对党报的“改造”，彻底纠正并 制止报纸中有所流露的“独立性”，把党报完全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具，从形式、内容到体制统 一在党的权威体系之中。报纸版面的调整则是“改造”的突破口：在办报思想观念上，确立党报 是党组织的“喉舌”，不是报社“同人”的机关;在办报实践中则表现为强调党性，把“全党办 报”的原则具体制度化，使报纸的报道与党组织联成一体。作者最后指出，《解放日报》改版的 意义，不是确立了几个理论，而是树立了党报范式，“改造党报是为了改造党，改造延安《解放 日报》也是为改造其他党报树立典范”(黄旦，2007：P60)。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教授看来，以报刊为核心集结成的以思想、观念认同为基础的新生社 会力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开展的有力支柱。作者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分析对象，认为“通信”栏促成了主编陈独秀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 论坛，又为陈独秀等编者了解读者关心的问题、答复读者的疑问提供了机会，从而使一般性的报 刊报道转变为广泛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不仅如此，“通信”栏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其促进了编者与 读者的人际互动，吴虞、钱玄同、张崧年、陈望道等人先成为“通信”栏作者，以后又成为《新 青年》或其他报刊的撰稿人。在编辑思想上，“通信”走的是“政治刊物社会化”的路向，讨论 的问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实象息息相关，“通信栏讨论的话题、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生 活、编者与读者的政治生活、思想活动以及他们的精神追求，这一切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促动 的互动关系之中”(杨琥，2007：P117)。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林淇养教授着重讨论了雷震执掌的政论杂志《自由中国》 与政府的冲突与矛盾及其背后原因。文章认为，从“拥蒋”到“反蒋”，雷震 的政治立场看似有了颠覆性的转变，但究其实质，乃雷震从始至终坚守自由主义理念并将其贯 彻到杂志的编辑出版中去的结果。政治协商时期的雷震兼具“强人侍从与政治协商信鸽的双重 身份”，对“现代政治意识”抱有幻想。其后退守台湾，雷震发起创办《自由中 国》，希望“以言论救国”，一再以自由主义冲撞党国意识形态，双方屡屡发生冲突，冒 着生命危险却仍坚持自由主义信念。虽然《自由中国》并未成为让台湾民众享有完全自由的运 动，却成为一份深刻影响台湾民主发展的媒体，进而影响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变迁。“雷震，作为 一个身体力行的异议者，坚其所信，无所畏惧，向威权挑战，从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其中的转 折过程，足供检验，且终于成就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实践典范”(林淇养，2007：P180)。

　　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提交的论文同样涉及到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讨论。作者 认为，台湾从威权统治过渡到民主转型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视野看属于“小媒介对抗大媒介”的 故事。主流媒介与政体建立侍从结构以营造社会“共识”，而 “党外政论杂志”、“非 法的有线电视”、“地下广播电台”等三次游击媒介虽然具有边缘的特征：资源贫乏、规模小，由少数政治活跃分子非专业记者操作等，但它们结合了台湾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需要，善于运用“边打边躲”的策略，为政治运动充当“组织性的情报”，长期宣扬反权威的意识形态，最终，边缘威胁中心，颠覆了权力结构的控制。作者继而指出，民主转型后的台湾，信奉“扭曲的新自 由主义市场私有化”，游击媒介庸俗化、博出位的做法成为其无法突破的局限，“一言以蔽之，游击媒介为台湾留下的影响是‘自由化，而没有全面民主化’”(李金铨，2007：P189)。

　　胡伟希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纳与介绍称为“工具合理性行动”，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眼里，西方自由主义正是为达到一种合理的目的――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另外，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并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实际影响，还同中国近代参与型知识分子的形成有关。他们关心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以谋取官职为目的，更希望通过制造与鼓动舆论来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胡伟希，1996)，并且身体力行地倡导大 学新闻教育。

　　那么，中国新闻教育的理念和体系主要源自何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张咏博士、香港城市 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李金铨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美式密苏里模式。中国各大学的新闻系几乎 都是密苏里校友创办的，密苏里新闻教育在中国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遭遇阻力。作者认为，密苏 里新闻教育在中国之广受拥抱，其社会背景原因有：中国处于半殖民状态、西方列强在中国新闻 竞争激烈，尤以英美争斗为甚;美国人自以为具有“拯救世界的天命的理想主义，认为新闻是促 进社会沟通和防腐的利器。同时理想主义又与现实主义混合，认为中国新闻教育有益于扩张美国 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关注报纸的启蒙功能，希望建立有道德、有政治担当 的新闻媒介，以实现民族自强、促进国家现代化，“新闻教育就是培养有社会承担的报人最有效 方式”(张咏、李金铨，2007：P205)，美国实用主义的民主思想在中国广受欢迎，密苏里新闻 教育模式的职业取向，又进一步提供一个可以模仿操作的范例。

　　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式“公共利益”和“自由、独立”的新闻专业精神心向往之，但台湾 大学新闻研究所林丽云教授的研究发现，战后初期，政府所建构的理论中，新闻自由的主 体是报刊主，与国际倡导的“自由的主体是一般人”理念相去甚远。文章认为，以马星野为代表 的政府相关负责人，其建构的新闻理论既受到社会情境(国内内战)的影响，也为个人位 置(党国要职)所制约，基于国家主义的思维来建构自由理论，认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在 此脉络下，新闻自由成为媒体主的特权，而不是由一般人能享有的”(林丽云，2007：P150)。

　　注释：

　　[1]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 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2]陈建华：《共和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1921-1926》，“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J]，2007年

　　[3]顾昕：《民主思想的贫瘠土壤――评述一九三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知识分子》[J]，1992年春季号

　　[4]胡伟希：《理性与乌托邦――二十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J]，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C]，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6年

　　[5]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改版再审视》，“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6]高瑞泉：《：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观念》，“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7]高力克：《民初陈独秀与胡适的自由民主理念》，“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8]李金铨：《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湾的游击媒介与政治运动》，“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J]，2007年

　　[9]林丽云：《桔逾淮而为枳?战后初期“新闻自由”的翻译》，“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J]，2007年

　　[10]林淇养：《由“侍从”在册到“异议”于外：试论论述与党国机器的合与分》，“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 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1]潘光哲：《走上“歧路”的胡适：研究(之一)》，“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J]，2007年

　　[12]桑兵：《抗战时期策划的学人办报》，“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3]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M]，东方出版中心、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

　　[14]杨琥：《“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J]，2007年

　　[15]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M]，联经出版社，1998年

　　[16]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J]，1999年3、4月号

　　[17]张太原：《“强有力的中心舆论”：的社会影响》，“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J]，2007年

　　[18]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由的理解与实 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