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郑愁予的生命原乡|郑愁予《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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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愁予在其金门诗作中刻划了金门最具标志性的三种文化精神和性格:由“酒”所标示的豪爽侠义的民性特征;海洋所具备的自由、开放、宽容、多元的精神以及在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趋向中所散发出来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这三种文化性格和精神,与郑愁予固有的秉性和数十年的创作主题有深深的契合。
关键词:郑愁予;金门;酒;海洋;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2-0016-03
“酒”所代表的豪爽、侠义、友情,“海洋”所代表的自由、开放精神,由战乱经历和和平追求所铸就的人道主义情怀,可说是郑愁予创作乃至其生命的三大支柱,而这三者却在金门这一地方奇迹般地汇合在一起。近年来郑愁予选择金门作为他的落籍地,既是作为郑成功后裔向其先祖的自觉认宗,也可视为向其生命原乡的一次回归。
此前郑成功已多次造访金门,并留下一些诗篇。1967年时有《金门集》,千禧年则有《饮酒金门行》。这是一首至少可与余光中的《乡愁》诗相媲美的杰作。它同样有递进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写与自然的契合、交融:“醉得你形骸化入自然连影子也不见”。第二层次从“自然”转向“人”,对金门人的性格加以传神写照:“主人慷慨群贤豪兴”,“饮高粱酒者方称得性情中人”!第三层次多了人文的内涵――那“在山头举樽临风”的独酌者具有“侠者之姿”,“豪兴起时,大口吞浪如鲸之啸海”,“当怀思远人,就闭目坐定,轻啜芳洌犹吻之沾唇……”,显然承载着更多的责任、使命、爱情、乡思乃至无常感。第四小节更达到历史观照的高度:饮者“祭酒”、“酹天”,因金门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的风云,而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新的历史机遇。
三年后,郑愁予再次应邀来到金门,并写下《烟火是战火的女儿――贺金门厦门两门对开,同步放烟火共庆中秋》一诗。这首诗写得很短巧,巧在将节日燃放的“烟火”(代表和平)视为“战火”(代表战争)的女儿,正符合海峡两岸形势由严峻走向缓和、由对峙走向互助的历史趋势和进程。“战火”、“烟火”都是“火”,但“严父的火灼痛,女儿的火开花”;厦门、金门都是“门”,对门而居的本都是“洛阳儿女”,只要让他们能自由长大――不再受“战火”的侵扰――就能达到“门当户对”、守望相助的境界。
1967年的《金门集》含《树》、《岩》、《白骡》、《土》等4首诗,而2008年《联合文学》上的《金门集》增添了4首新刊之作,并显示了主题的移转。60年代作品的主题在于颂扬军人的战斗意志,后4首却转为“反战”主题。如《壕》写战壕是用来“望向敌人之乡的”,但“也许正和敌人的母亲相望”,其实只需一瞥即已触目惊心。又如《堡》写道:
无名碉堡
伫立着无名兵丁
因为无名
没有人在意这是谁
而风来有声却只是呼唤
你!
不!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他给了我名字
只有他在意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儿子
不叫作
你!
显然,诗人认为即使是站岗放哨的低层士兵,也是有血有肉、有尊严有亲情的“人”,并非无名无姓的机械。这些反战诗作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
作为为金门的发展出谋献策产物的《三角形的波浪――给台湾海峡的现代讨海人》,或可视为对于海洋精神的礼赞。诗人认为金门、澎湖、马祖正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三角形。金门人经历了不少苦难,但也养育了“海纳百川”的性格。诗的最后两句写道:“岛屿是海洋的中心等潮平的时候,两岸就是咱们欢乐的边缘了。”这一想法很新奇也引人深思,它提示了金门等海峡岛屿正可在缔造两岸的和平欢乐中发挥特殊作用。郑愁予还有一首《桥的邀请》。合起来看,作者的意思是:当有了“桥”时,海洋波涛就不再是阻隔,反而是通向自由和幸福的坦途大道。
《金门集》中有一首《帆――在云端道别》,作者显然乘坐在离别的飞机上,俯视金门海域风帆点点,“在云端道别/不道珍重而祝逍遥”,“方向未在意无由问往还”,“多样颜色的桅帆同时飘散”,都表达了一种自由、开放、多元的精神。而这也许正是郑愁予对海洋精神的理解。
不过,酒、海洋、人道主义精神这三种元素,并非郑愁予写金门诗时才出现,而是几乎贯串于他数十年的创作历程中。
人道主义是郑愁予很早就具备了的一种情怀,他甚至宣称“我的作品里都是人道主义的思想”。他述说自己的内心是“水火同源”的:一是来自古典的“宁静”,另一则是可以为理想献身、燃烧的“热能”。少年时代他就遍读30年代的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所以其“气质”中的“另一组基因”――人道主义――相应而出,积极参与了学运,并且总是“惴惴地顾及着大众”;读新竹高中时与几位同学暗中学唱《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南泥湾》、《一条大河》等;到台大后,曾参加左倾社团。但因大环境严峻,郑愁予气质中固有的“疏离的宁静感”,推着他脱离现实的执著,与生俱来的“热能”,“仿佛自己吐丝将自己隐藏起来”,让他转入写“文化乡愁”(参见郑愁予《我在五十年前就骨董了》)。由于诗人的真诚表白,我们得以知道他早年就具备的关切现实、关怀大众的人道情怀,如何在特定时代环境中迸发或隐匿。
但这种与生俱来的“热能”,终究还是会再次喷发。70年代初他担任爱荷华大学保钓会主席,一度被台湾当局取消了护照,无法返台。郑愁予分别写给陈映真和罗大佑的两首“赠达诗”,可说是他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1968年郑愁予与陈映真同时准备应邀赴美,临行前陈映真被捕。11年后,郑愁予写了《赠一位同年游美的旧友》。此时正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美丽岛事件”前夕,形势不可谓不紧张,但郑愁予仍写了这首对陈映真表达崇敬之情的诗,对陈映真坚持理想和原则的性格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写道:“这是我无论饮下多少壮烈的酒,也还是/无法模拟你那十年执著的形象于万一的。”
《你的真爱,来自生就的台湾良心――赞罗大佑剪断花旗护照》一诗,则为著名歌手罗大佑在演唱台上当众剪毁自己拥有多年的美国护照以抗议美国要求台湾协助出兵伊拉克而写。这些都与他在早年就已具备、并贯串数十年创作生涯的关心社会、关怀大众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很大关系。
郑愁予称“酒”甚至在“诗”之前,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酒”的意义,一是它乃郑愁予与中国古典文化、文学相连结的一座桥梁。另一首以金门酒为题材的诗《最美的形式给予酒器》开头就写道:“酒是李白的生命/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酒是杜甫的情谊/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酒是李白的生命,就在它能使人回归于自然,摆脱种种束缚和限制而获得完全的自由。《闻北海先生笑拒谈酒事有赠》一诗最后两句为:“不饮酒则自由安在/又焉有文艺之风流”,道尽酒与生命自由的关联。与杜甫相似,酒对于郑愁予还是交友的捷径,建立友情的桥梁。他称:“我数十年饮酒如一日,平生知己多是酒中定情”。在诗友德星婚礼中,与纪弦、叶珊等据椅登高,面向新人,一口气各干了一瓶清酒,让“一口口咽下咚咚的鼓声敲着心房”,而这是“写诗的人献出友情最真的方式”。由此可知,郑愁予的诗充满古典色泽,“酒”在其中占有重要角色。
不过,酒对于郑愁予而言,最重要是它代表着一种真性情的表达。郑愁予认识到:酒为“性情”之溶剂,即使平日设防藏真的人,一经醇酒融合,即城府大开。郑愁予是生于山东的河北人,而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行侠仗义男儿”,这或许本身就是他的“真性情”的表现。而闽台民众的‘好汉剖腹来相见/饮哪!杯底不可饲金鱼!’的豪爽,被郑愁予赋予“最美的情操”的赞辞。郑愁予发出肺腑之言:“喝酒吧!喝酒的人活一生却过两辈子”(《酒?侠?诗》),就在于酒能激发出人们的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与充满“自许、烦忧和私欲”的真实人生相比,有如另活了一辈子。郑愁予年轻时曾积极投身于“反帝”和“革命”的浪潮中,就是这种激情的产物。
同样的,从年轻时起,郑愁予就对海洋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家乡就在渤海边,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基隆,“唯一的目的是要去海港”,他不怕漂泊,愿意闯荡,更愿意当“过客”而非“归人”,宣称:“我的一生不存在故乡”,“我的故乡是portable(可携带)的”,如果硬要帮他定义“故乡”,无尽包容的“海洋”以及一缕人道关怀的“诗魂”,是最有可能的寄托,因此他选择最具包容性的海洋作为心的归宿(参见访谈录《诗魂伴海洋郑愁予把故乡带着走》)。
经过“寻根”,郑愁予发现自己是郑成功的后代子孙。他主动归宗并试图为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等先祖“平反”,倾心的还是他们所代表的海洋精神。
由此可知,郑愁予在其金门诗作中刻划了金门最具标志性的三种文化精神和性格:由“酒”所标示的豪爽侠义的民性特征;金门作为一个海岛所具备的自由、开放、宽容、多元的海洋精神;金门作为一个曾经的战地,在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趋向中所散发出来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而这三种文化性格和精神,与郑愁予固有的秉性和数十年的创作主题有深深的契合。由此可理解,为何郑愁予在退休之后会选择离开美国而回到金门落籍定居;也可理解郑愁予到了“古稀”之年仍对公共事务有那么大的热情和投入(如提出许多有关金门建设的建议),仍为金门、马祖、澎湖三个海峡岛屿的共同发展写出了《三角形的波浪――给台湾海峡的现代讨海人》这样气势磅礴、足以颠覆所谓郑愁予仅是“婉约诗人”成见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