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立命的这群女人】女人亥立命
时间：2018-12-26 04:35: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女作家是怎样的一群女性?智慧聪颖,特立独行,犀利反叛?或许并不特别,但无论她们身上标着哪样的标签,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文采非凡,并肩负同样的使命――书写世界与人生。
50后泯灭性别的一代
50后女作家出生于红色激情的新中国建立之初,成长于狂热混乱的“文革”时期,成熟于巨变多元的开放年代,她们灵魂中烙着伤痕,记忆里留着变迁,眼界既大,感慨遂深。由于特定时代,“女性特色”几乎等同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50后的不少女性作家因此消解了自己的性别,多数作品都体现出一种无性别状态。即使在表现女性独特感受,抒写了女性情爱和命运的作品中,女性主义角度也并不明确。
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都以男人为主人公,即使采用女人做了主角,也不能代表她自己,而往往被作家赋予了一代或一类女性的普遍生存意义。50后的女作家们喜欢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主人公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这样的视角理性、犀利,却未免共性不够,甚至有意忽略了主人公身为女性的独特心理与生理状态。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50后的女作家是公认的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素材的实力派作家,她们对都市化、个性化写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深度写实主义的手法切入历史,为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坛提供了最素朴最丰厚的收获。
毕淑敏 幸福守望者
接受采访时,毕淑敏刚刚从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不丹国返回,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山峦谷地,蓝绵羊、野罂粟和雪豹在其中盎然生长。去的原因并非单纯为了美景,而是渴望看看那雪山小国里,如何实践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理论。
与此同时,她的新书《破解幸福密码》面世了,这本书的内容来自她在《百家讲坛》上的系列讲座。《百家讲坛》的编导们邀请毕淑敏做有关幸福的讲座,足足邀请了4次。她说最后自己怀着革命先烈不惧生死的勇气接受了邀请,因为怕讲不好。事实上,恐怕没有哪个女作家比她更适合聊“幸福”了,因为她是个有心理能力幸福的人。
她对幸福的感知和体会,是多年来人生经历一点一滴铸成的。
她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1969年,不满17岁的毕淑敏,参军去了平均海拔5000米、空气稀薄的藏北高山上。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个姑娘,她们是此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批女兵。
她在西藏阿里整整当了11年兵,学了医,见过死亡,深知生命短暂,又整日面对大雪封锁的山,深感人类渺小。她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药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6000多米高山时,心跳急遽,头上顶峰云雾缭绕,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
1980年毕淑敏转业回京,做医生,结婚生子。1987年,毕淑敏在父亲鼓励下,一周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昆仑殇》,第二年作品在《昆仑》杂志发表,一炮打响,并获得第四届“昆仑文学奖”,也让她跨入了文坛。边行医边写作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毕淑敏发觉一心不能二用,两者必须择其一。那时候,她是北京铜厂卫生所的所长,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毕淑敏犹豫了足足两个月,放不下已经做了22年、吃过苦救过命,对此情有独钟的医生行业,也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最后她还是选择了一心一意写作,为了更有底气,她认真地读中文专业,拿下文学硕士,后来又攻下心理学博士。
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认为她善意而冷静,称她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
2008年,毕淑敏在将近4个月时间里,用自己辛辛苦苦写作所得的半生稿费(近40万人民币),和儿子芦淼一同乘“和平”号从日本横滨开始了长途航海旅行,其间经过了数十个国家,并到了一些还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成为华丽的首批中国环球游者。这场旅游造就了一本书:《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游记》,书中优美的文字,精彩的照片,开心笑脸的毕淑敏,无不诠释着两个字:幸福!
60后反叛的一代
60后一代作家是在“文革”的废墟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荒诞而压抑的童年对她们的影响非常深刻,她们的面前是一个政治的、信仰的、激情的大废墟,一个无法拼合的破碎的世界,一个断裂了的历史,从这个起点来开始写作,她们便成了真正的怀疑主义者。
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社会,她们不能改变,也很难接受,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相对于前辈,她们的作品加重了女性意识,强化女性经验,把女性最隐秘的感受、心理、情绪,都通过优美的文学表达出来。
从这个时代的女作家开始,女性文学迥异于男性主流文学,她们写出了从前中国文学史上不曾表现过的东西,写出了男人永远无从体验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段黑暗岁月,没有那样浓重的痛,虹影也许不会写小说、写诗,不会成为著名的旅英作家,也不会以她嚣张的才情,诡异华丽的姿态以及岩石般的自信,占有了一片属于她自己的自由天空。
虹影 自伤取血写真书
她是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生下的孩子,眼盲的养父接纳她,而母亲对她仿佛有恨,哥哥姐姐更视她为多余。18岁那年,她才知道自己的私生女身份,那年,她跟生父见了面,但不肯喊他,致死没有认他。现在她“懂得了人生之难,悔之莫及”。
也在18岁的时候,她爱上了父亲般的历史老师,历史老师为了摆脱被迫害的噩梦放弃生命,未婚先孕的少女虹影,躺在堕胎的手术台上,那痛封锁在她心中若干年,后来有一天炸开发酵成为小说的养分。
她离开家乡全国流浪,混迹于各个城市的艺术家之间,尝试各种生活方式。她拼命写作。不到20岁就开始写作,至今未曾后悔这一选择。“只要上了火车,就不愿意下来,宁愿就那样待着。没有家,就四处为家,家在路上,在心里,人在哪儿,哪儿便是家。”“夏天剪奇特的短发,不穿内裤,参加黑灯舞会,跳摇滚舞和迪斯科,有公安局来查,就翻窗夺门逃走。”“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疯狂约会,疯狂写作,疯狂做爱。”
但她是美的,像水中的火焰一样燃烧着,浓艳而独绝,温柔而刚强,笑容如美杜莎一样充满诱惑。后来,她成为学者赵毅衡的妻,跟他出国生活,认真写作,参加各类文学比赛,赤手空拳在文坛上打出一片江山。在成就了一段伉俪神话的同时,成就了一个知名女作家。
但是,她超凡脱俗的爱情和婚姻,以为会终身延续的幸福,有一日还是断裂了,爱去了,新的伤口叠加上旧的伤口,好在还有文字,还有生命。
几年过去的今天,她有了新的爱情――一个英国绅士,有了可爱的3岁混血儿,有了一本对着自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写成的新长篇:《好儿女花》。
70后个人化写作者
从60后那一代开始,女性文学已然在文学界独树一帜,到了70后更是出现娘子军团,男作家人数似乎远少于女作家。
70后作家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时代长大,物质得到了重视。她们比前辈的生活环境自由得多,也再不能像父母亲那样享受国家分配工作的待遇。比起上一代人,她们活得更艰辛,生活压力更大,写的作品也更商业化。70后女作家经常以“美女图”配文字的方式推出自己,并曾被统称为“美女作家”,各文学杂志则纷纷开设“70后作家专栏”,作者几乎都是“美女作家”。
她们还迅速占领了纷纷涌现的、报酬丰厚的时尚杂志专栏,成为最早一批从事时尚写作的弄潮儿,在撰写心灵鸡汤式时尚文字的同时,她们继续着纯文学的创作。于是所谓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界限逐渐模糊。之后,她们又渐渐进入了报酬更丰厚的影视编剧行业。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迅速为人所知。
赵赵你管得着我么?
赵赵开始出名是在2001年,那时,她在南北各大媒体写专栏,累得直喘,赚了一辆都市贝贝,开着满北京城跑,得意洋洋。
和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家不同的是,赵赵一直有种把写作当副业的心态,实在是因为她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歌编曲,还得过歌唱比赛的奖,据说她最想做的是女相声演员……她没有让自己的文字承担家国责任,一切随性,许多小事情经她笔下一转写出来,好像生食经过大厨爆炒,酸甜苦辣,别具风味。“她写的都是常人常景,柴米油盐,从来不以题材奇巧取胜;写法上也是直话直说,干净利落,什么隐喻啦象征啦,简直闻所未闻。她的随笔,因为篇篇切中一个‘情’字,就变得柳絮一般似花还似非花,叫人读了,忍不住有种春天的萌动,想要问问情为何物。这就挠到了每个时尚青年的心窝口,没有亲和力才怪。”
2003年,对于赵赵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事业的,感情的。
那年,王朔找她写剧本,就是《动什么别动感情》,电视剧播出一炮而红,让她一步跨进了收入不错的编剧行业。王朔后来对她坦承道,找她写不是因为她有才,是因为欣赏她的吊儿郎当、放荡不羁。不知道赵赵听了这话有没有深感知遇之恩。
那年底,赵赵嫁给了唐大年,一对大雅大俗组合的喜乐鸳鸯浮出水面。赵赵事后坦承,她找爱人的标准是有才华,不是因为唐大年看上去非常散漫、吊儿郎当的。
唐赵组合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着,他们不但生活志趣相投,还做了工作搭档:唐大年做导演,赵赵做编剧,合作了《青春期》。夫妇俩和诸多圈内的朋友,石康、张弛、杨葵、狗子等气味相投,交往的故事被各人记载,形成了京派文坛一景。
现在的赵赵开始转型,朝着严肃作家的方向努力。
80后外星来访者
80后女作家是在商业大潮的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的,经济条件好,独生子女,没有经历社会变动的挫折,有机会接受完整系统的各类知识――所有这一切,让她们比前辈作家们更特立独行,几乎颠覆性改变了从前的写作方式,这正是称她们为“外星来访者”的原因。
她们从最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作家”称谓。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是指以写作为职业的人,而80后女性作家很多从大学时代便开始写作,毕业后也不肯以专职作家的身份写作,主要原因在于,她们视写作为抒发情感或者个人兴趣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赖以“糊口”的职业。
另外,她们的写作环境也完全改变了。网络和媒体的普及,一方面使得信息爆炸,让80后们写作视角更广,想象力更离奇;另一方面,发表作品变得极其简易:只要按下手边的发送键,人们可以传播自己的作品。
女性写作在经历了仿男性写作、无性写作时期,经历了边缘化女性为己自恋、拒绝男性时期后,走到了目前的80后阶段:女性作家在解构父权神话的同时,企图与母连接,构建一个温情的女性联盟。假如说“五四”女性作家是在性别意识的觉醒期,“美女作家”是在性别意识的反叛期,那么“80后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和个人意识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她们有能力用自己的文字去构建一个属于女性的世界,不再通过反抗或抵制“男权社会”来确认自己的女性地位。
张悦然 职业作家是堕落的
张悦然小的时候,高知父母非常不希望她做和文学相关的工作,可能他们觉得女儿性情敏感悲观,情感激烈,如果学理科或许不会那么痛苦。但是机缘还是来了。父亲的同事到家里串门,看到悦然写的小故事,说写得好,就拿到他主管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那一年她读初三。
高三,她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之后,张悦然到新加坡读计算机专业。到了陌生的国家,她内心的失落非常大,孤独、不自信。沉默下来的张悦然开始写东西。如果不是那么孤独,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写作。
第一本书《葵花走失在1890》是短篇集,出版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从《萌芽》认识她了。第二本书《樱桃之远》又一次获得了成功,2004年6月和7月,张悦然回国到各地签售,看到那么多读者喜欢她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到成名的感觉。
当她再次回到孤独的新加坡,一边应付繁重的学业,一边写新书《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时候,压力让她自闭、暴食,觉得身体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缺口,空虚感强烈。《水仙》几乎无法完成,人快要分裂了。后来还是写作帮了她,完成的作品是对她内心的大支持,这本书获得华媒文学奖,她也从刚出名的那种不协调中走出来,安静下来,之后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誓鸟》。
一个25岁的姑娘,已经写了4本受到各方面好评的书!她的作家之路似乎是命定的,张悦然却表示不会做职业作家。“那样太自闭了。职业作家是‘不得不去做’的一种人,他们不是自己想成为职业作家,而是因为在写作时慢慢丧失了别的能力,丧失了和别人沟通的能力,丧失了和别人一起工作的能力,没有了责任感,甚至没有了时间观念。作家的稿子哪一个是提前给你的?因为他们就是不需要负责的一群人。慢慢地这种状态变得很可怕。所以我觉得职业作家是人退化的过程,你进入这状态很难再出来。”
“我希望至少有一个让我能够一直做下去的工作,或者不断地锻炼一点其他的能力,至少不让我‘堕落’到只能做作家的地步。”
上面这些话是几年前她毕业归国前对我说的,如今她是中国热销杂志《鲤》的主编,致力于推出优秀的小说。
《鲤》是主要针对女性读者的“主题书”,“使她们找到自己在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历程里的同伴,认识真正的自己。”它的作者也大半是女性,张悦然坦言,她需要高质量的作品,而男性优秀作者很不好找。
(摘自《中国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