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性恋者和他的家庭:韩雪家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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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日，吴幼坚的儿子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成为广州第一位在电视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人。2005年11月，吴幼坚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台的节目当中，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
八年前
郑远涛已记不清向母亲吴幼坚“出柜”(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确切日期。模糊的记忆现场大概是1999年4月的一个夜晚，红棉花已经开了。
那天夜晚，吴幼坚给儿子说了说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其实没有准备好就在当天跟妈妈说，只是和妈妈聊得比较投人，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她说了。我了解家人，不会因为说了这些而被逐出家门啊什么的。”郑远涛回忆。
吴幼坚说，她当时听了儿子这些话之后“并没有感到什么惊讶”。“我说，是不是现在你还没有遇到优秀的女孩子值得你爱，如果你将来遇到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呢?你还没上大学，大学里可能有呢?或者再晚一点，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呢?儿子说，我不可能因为对方优秀就爱上她的。他打比方说，妈妈你有很多女朋友，你会不会因为她们优秀你就爱上她们呢?他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吴幼坚关心儿子，问，喜欢男人的男人不是很多吧，又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好不好找呢?
高三学生郑远涛觉得，自己还小，不着急，异性恋就很容易找吗，有的人找了一辈子也都没找到合适的人。
过了几天，吴幼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夫郑成波。
这是这个家庭的习惯，母亲是儿子与父亲之间沟通的桥梁，父子之间的话由母亲传达。
郑成波听到这些，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但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妻子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郑成波说，他现在还小，没有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郑成波考虑过，会不会存在对儿子后天影响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没有。儿子小时候，既没有被当成女儿来装扮，也没有发现他遇到过什么不良的引导……
郑成波甚至想到自己。“我小学的时候也很崇拜一个男同学，足球踢得真棒，人又很好，我都把他写到自己作文里了，但这是对一个男人的爱慕吗?小学生哪懂得什么爱啊，还有，我喜欢女同学啊。”
不管自己怎么考虑，眼前的事实是，儿子是喜欢男人的。
“柜”里来的人
郑远涛说话柔和，声音有磁性，彬彬有礼。小时候没变声音之前，说话听起来有些像女孩子。
很多男孩子小时候喜欢玩枪玩炮，但他不喜欢，他喜欢毛绒玩具和洋娃娃。
郑远涛读小学的时候，对自己的性取向朦朦胧胧，进入初中之后，越来越明白。“上体育课的时候，男生湿透的衣服，突出来的胸部轮廓，会吸引我，有时候还开玩笑地用支笔把他们的衣服撩开。”郑远涛笑。
悄然而至的青春期，当许多男生在梦中与异性云雨一番而遗精的时候，“我的梦中出现的是男生。”郑远涛说。
郑远涛高中的时候，有位女生与他很要好，经常在一起。“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不是他第一名，就是她第一名，不相上下。我和先生注意到他们俩关系密切，心里觉得挺好的。”
吴幼坚和郑成波以为，儿子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处在恋爱之中。实际的情况是，早在父母之前，郑远涛已告诉这位女孩子，自己是同性恋。“我对她的喜欢是友情，不是爱情。我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都是这样的。”
高一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男生成为了郑远涛的同桌。“喜欢他的性格，放得开，勇于承担，不会有什么畏惧，爽朗，和我很不一样。”
远涛陷入了对这位男生的迷恋。“当时并不是想追求他，只是想表达我喜欢他，因为我知道他完全是异性恋。”
他决定向这位男生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于是，他给他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结果是，“他还是比较害怕”。这位男生告诉郑远涛，他将信撕掉了。“他并不是忿恨，而是怕别人看到，特别是怕被他爸妈看到，对我不利，他愿意为我保留这个秘密。”
后来分班，一个理科，一个文科。
“当时他避开我，难过是有的，但也比较理解，自己会有些孤独感，也会和女性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但高中比较忙，也没去想太多。”
这个男生开始拉开与郑远涛的生活距离。后来，两人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渐渐没了联系。
郑远涛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英文专业就读的时候，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了一篇英文小说《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这篇小说打动了教他们作文的英文老师，老师让他在全班面前宣读。“读的时候，紧张，声音都是抖的，好在还是读完了。”当时，他还没有对大学同学“出柜”。小说读完，“有些敏感的同学猜到了。”
男朋友们
进入大学的郑远涛，通过网络认识了很多“同志”。读大二那年，他与从事美术设计的“扬”相爱了。
吴幼坚和郑成波不久就知道儿子有了男朋友。吴幼坚生日那天，“扬”买花前来祝贺，算是与家长见面。
“他的男朋友来到家里，就当是朋友，热情招待聊天，不谈这些事情(同性恋)，谈普通的家长里短，这样也不尴尬。”郑成波说。
在了解了“扬”的一些情况后，吴幼坚觉得他俩在一起很合适，“我挺喜欢这样的孩子。”
事情并没有在吴幼坚想象的轨道上前行，“扬”在跟郑远涛相恋不久后，又交了一个女朋友。“扬”自己说他对女与男的兴趣是三七开，他是个双性恋。“扬”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母不会接受他的同性之爱，他说他会选择与女性结婚。
“他甚至说他可以背着女朋友和我保持关系，这把我当成什么了。”郑远涛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决定结束自己的初恋。
这段感情对郑远涛打击很大，他说，在与“扬”分手的那个暑假里，为排遣郁闷，他走马灯似的跟多个男性来往，其中不乏一夜情。
不过，这样的日子止于那个暑假。
“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和温暖。”郑远涛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与自爱。
过了两年，郑远涛已经工作。他有了新的男朋友，他与在广州一所高校当外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森”，比他大15岁。
“看到他俩牵着手的样子，好像自己多了个儿子。”吴幼坚形容当时的感觉。
然而，郑远涛后来还是和“森”分手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两人并不是那么合适。
2005年，从广州去北京工作的郑远涛认识了“小周”，开始了他们延续至今的恋情。
每当“小周”在山西的父母要到北京看望儿子前，“小周”和郑远涛都会将房屋重新收拾一遍。最关键的是如何将床整理得像是两个人睡在各自的被窝里。这些“预防”工作做得不错，在小周的父母看来，郑远涛只是和儿子同租一屋的室友。倘若是郑远涛的父母来北京的话，上述情形并不会出现。
个人影集
郑远涛第一次在媒体上“出柜”是在2004年。
2004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为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做公益宣传。
郑远涛并不介意用自己的真名出现，但电视台还只是用了“阿涛”。
2005年11月，南方电视台找到郑远涛。南方电视台认为， 既然父母支持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让父母来说一下。郑远涛向妈妈转述了电视台的意思。
促使吴幼坚下决心接受采访的，“是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14年前的夏天。
14年前，1993年，46岁的吴幼坚出版了包含250多帧照片、280多首诗的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
吴幼坚回忆，1992年夏秋季节，在与两位同事的闲谈中，她告诉同事，曾与先生商议，到她50岁时要出版一本影集。“这两位编辑觉得，这是体现9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精神风貌的一本书，是反映普通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创举，他们俩鼓励我不要再等5年，想做就去做吧。”
为了出这本影集，吴幼坚和郑成波把仅有的两万块钱积蓄拿出来了，儿子也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都贡献了出来。但这两万块钱还不够，亲戚朋友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士还捐助了5万块钱。
据吴幼坚回忆，当时参与影集配诗的一对夫妇建议她增补一张背面裸照，使影集更真实全面，于是，她和丈夫从十年前拍的照片中选了一张正面的、近似体操动作的裸照。
制作影集准备了很长时间，吴幼坚没有告诉过自己的父亲。“第二天就要首发了，觉得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不怕说了。”
“我先生晚饭时问父亲，幼坚出这么本书，有没有那么一点意思?父亲说了三个字：有意思。”
吴有恒收下了有女儿女婿签名盖章的写真集。
“首发式第二天，我下班回到家里，父亲正在看报纸。我问，你抽空看了看影集吧?他答，我全看了，都是真诗，都有真情。”吴幼坚说她当时大感轻松，一块石头落了地。
家族的看法
儿子站出来为同性恋说话，吴幼坚觉得作为母亲，应该与他站在一起。
就这样，吴幼坚出镜接受了采访。母亲公开在电视上支持同性恋儿子，这在全中国是头一回。
“人家都从电视上看到了，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说不理解不赞成，还是很喜欢远涛，不会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对他不好，但不必说出去呀。”郑远涛的姑妈说。
有人在吴幼坚的博客上留言：“一个玷污了她父亲英名的无耻女人――吴幼坚。毛主席啊，你当年的革命者互相称呼‘同志’，可是，今天，‘同志’一词被同性恋所玷污，所取代。多么悲哀啊。”
“稍有阅历的人都不难判断，这样的行文出自哪类人之手。”吴幼坚气愤地说。
如果吴有恒还在世，他会接受自己外孙的同性恋身份吗?
“按照他外公的思想，肯定是不会干涉他(郑远涛)的自由的。1992年，我辞掉暨南大学教师的工作下海开摄影店，1993年，我老婆出写真集，他都没有反对啊。他的思想是很前进、很开放的。他的历史知识这么丰富，肯定知道历史上很多人是同性恋。”郑成波说，“只要是对历史对人性有了解的话，都能够理解的，而不会把他们当怪物看。”
吴幼坚和郑远涛同意郑成波的看法。
“父母是需要帮助的”
很多“同志”会羡慕郑远涛，因为大多数“同志”不得不在“柜子”里继续他们的生活。
吴幼坚的举动其实已经影响了一些人。
电影编剧程青松认为吴幼坚对他的人生有重要影响。1994年，从四川省云阳县电影公司停薪留职的程青松在家写小说。1995年，程青松将小说《明天》投到《广州文艺》得以发表，责任编辑是吴幼坚。“她给了我很多鼓舞，让我没有放弃文学这条道路。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考官正是看了我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决定要录取我。”
2003年10月，程青松无意中看到吴幼坚和同性恋儿子郑远涛一起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新闻。
“这个新闻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没想到我认识多年的一个老师，会勇敢地跟儿子一起公开面对媒体。我把这个报道也给了我的父母看，他们也同样震动。随后我通过广州的记者朋友找到了远涛和吴老师的电话。我父母跟吴老师通了电话。大家感觉像失散很久的家人。某一天，父母突然很平静地跟我说，他们会像吴老师支持远涛一样支持我。他们认可了我的同志身份。正是吴老师和父母给了我‘出柜’的勇气。一个多月后，我在新浪博客上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如今，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仍然无法轻松地放在普通中国人自家的餐桌上互相讨论，父母与子女的交谈似乎经常维持在单线的状态，就像电影《喜宴》里面那样，同一个家庭里，每两个人之间都有秘密，这是人与人之间奇妙的沟通景观。
即便是在郑远涛的家里，时至今日，这一家三口仍然没有同时在一起谈论过关于同性恋的任何话题。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