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世界第一女记者】 奥莉娅娜法拉奇
时间：2019-01-01 04:30: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她是二十世纪的新闻采访女王， 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十六岁便进入了意大利新闻界， 在炮火声声中采访一位位风云人物。
她在她的文字世界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英雄，
最终成为了世界新闻史上的传奇。
小标：父亲，生命中第一位灵魂导师。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以绘画和诗歌闻名的文化重镇。也许没有战争没有法西斯，也就没有几十年后叱咤风云的新闻女王，法拉奇。
其父是一位佛罗伦萨的普通木匠，在墨索里尼还没有成为国家的首领前，他一心陶醉在绘画与雕刻的世界里。这个赋予艺术家气质的匠人，不仅具有浪漫的情怀，与生俱来还有一种对自由的狂热。
母亲则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不知是蓄意还是偶然，她的名字叫托斯卡，和意大利著名歌剧中的女主角一模一样，这个同名的女主角为艺术和爱情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木匠与革命遗孤的结合几乎就是理想和精神世界的结合――艺术总带着革命的狂热，而革命总被人赋予了某种艺术的解读。作为这个家庭中的长女，法拉奇从一出生，已经注定会经历一场人间的冒险。
法拉奇十岁时便受父母影响参与革命，成为了当时“正义与自由”反法西斯组织的情报员，小小年纪的她还曾独自将落入法西斯手中的盟军士兵引领到安全区。直到她十四岁时，遭遇盟军轰炸佛罗伦萨，和父母躲进了教堂里，，没有经历过真实的战争，她被外面的炮火声和教堂里其他孩子的哭声所影响，也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向她走了过来，照着女儿的一张泪脸便打了下去，厉声说“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
正是从此时起，法拉奇正式与眼泪告别。两年后二战终于结束，习惯了战争风雨的生活模式，十六岁进入了《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虽然仅仅是做一些警务和医院的报道，但在此的五年时间，她的文学天赋得到了进一步的催发。
小标：迷恋，那非凡而可怕的特权
新闻，就像法拉奇自己说的，“今天的历史在发生之时就会被写下来，我因此而喜欢新闻业，也因此而害怕，新闻是非凡而可怕的特权。意识到这一点，肯定会让你一次次地觉得自己无力胜任。”
在《意大利中部晨报》的五年，虽然每日只能采访小镇的警官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但在平凡的事件中，她总能用犀利笔杆挖掘出人性不同的侧面，这种记者可贵的品质不仅被她所供职的报纸赞扬，也吸引了欧洲著名的新闻媒体《欧洲人》的负责人。
二十一岁那年，她正式进入了《欧洲人》。此时的法拉奇已长成为一个漂亮的姑娘，佛罗伦萨女孩儿天生娇小的身材，让她出入重大场合时总让人产生怜香惜玉感。但只要她一开口，尖锐直接的询问质疑，才让那些受访者感到如梦初醒。
进入《欧洲人》之后，法拉奇的采访平台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格里高利・派克，玛丽莲・梦露等一系列国际知名人物。她在自己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当我碰到重大事件或大人物时，我会感到痛苦，担心自己的眼睛看不过来，耳朵听不过来，脑子理解不了，那隐藏在历史丛林中的虫子。”
六十年代初期，法拉奇正式走上了世界新闻舞台的中心，在各类重大的采访事件中都能够看到她纤细的身影，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观察和对当时科学家与登月宇航员的采访，以及美国人登上月球这件大事的发生，她也将自己送上了明星记者的舞台。
虽然在新闻界已经名声在外，但她仍然记得她的叔叔著名记者布鲁诺・法拉奇的忠告，除非你去真正的战场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否则在新闻报业这个行当里，你永远还只是一个孩子。于是她真的主动请缨奔赴越南，当时正是越战热火朝天的时刻。
在之后的岁月里，她将自己投入到了越南�南美�中东�中亚等一系列的战争腹地。她要向自己的亲人和前辈表明，她是一个真正合格的记者。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文字报道中，世人逐渐领略了法拉奇不断地用自己的世界与他者的世界做着对比，可以体验到类似历险小说般的刺激，也塑造出了人们想象中的为自由而斗争的女性形象。
法拉奇始终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仿佛要与那些偶像化了的大人物一辩雌雄。对于那些喜欢自我标榜的家伙，她毫不留情地给予讽刺――这种方式让全世界的普通百姓都为之击掌，但对于那些大人物而言，法拉奇就是一只时刻保持攻击模式的刺猬。
“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
小标：令智者尊重，也头疼。
在整个记者生涯中，法拉奇惯用尖锐的提问、雄辩的言辞、独特视角和新颖的新闻个性，加上尖刻刁钻的探询方式游走全球。为了保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现场感，她通常以公布与采访者问答全文的形式来行文。犀利的对话风格为法拉奇赢得了“记者女王”的称号。
对每一位采访对象，法拉奇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难得的是，她作为中立客观的旁听者，能保持追求自由、公正的态度，受到不少政要名流的尊重，美国记者形容她为“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
当然，生为一个娇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帮助。长长的中分直发，抑郁的蓝灰色眼睛，长期烟熏的沙哑嗓音，以及说英语时带有的可爱的意大利口音，这一切让法拉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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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邓小平主席的过程中，法拉奇直言不讳，提及不喜欢天安门广场上的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尤其是斯大林，堪称暴政与集权的象征。邓小平表示理解，但‘不会满足’她‘把斯大林画像从天安门广场上取走’的愿望。第二天早上，法拉奇却发现广场上的四大画像不翼而飞。难怪其传记作家圣・阿里科写道：‘要是有朝一日，有人在法拉奇的墓碑上写上：此处长眠的就是那个取走了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斯巨幅画像的人，我想，她定会心满意足。’”
“你就象一个愤怒的公牛”西班牙最著名的斗牛士对她说“你的问题就象那些牛角一样对着我”
以色列的沙龙在采访结束时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经验老道的政治人物基辛格博士，是闪避记者提问的高手，越战期间闭口不谈战争。而法拉奇面对他的第一个问题居然就是――
法拉奇：“什么时候恢复谈判？这是关键。”
基辛格：“当黎德寿再想见我的时候。我在这里等待。你们不愿意相信我说和平已经在握那时开始，一切都在按照我预想的发展，好像我当时已经估计到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够了，我不想再谈越南了，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不能让自己再谈论它。我说的每个字都会成为新闻。也许在十一月底，您听我说，为什么我们不在十一月底见面？”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因为现在见面更有意思。因为阮文绍向您提出了挑战。请您看看这则从《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消息，上面登着阮文绍的话：‘你们去问问基辛格，我们的分歧在哪里？哪些问题是我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请给我看。啊！不，我不回答他。我不理他的挑战。”
……
法拉奇：很多人认为您和尼克松接受那个协议实际上是对河内的投降，对此您也不愿意谈论吗？
基辛格：“真是荒唐！这样议论尼克松是荒唐的。我们没有加入新的条文，也没有作其他让步。我坚决，彻底地抵制“投降”的说法。真的不要再谈论越南了。让我们来谈论马基雅维利，西塞罗，谈论除了越南以外的其他事情。“
法拉奇：“我们来谈谈战争，基辛格博士。您不是和平主义者，是吗？”
基辛格：“不，我想我不是。尽管我尊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与任何一个和平主义者都格格不入。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本身是必要的，也不意味着国家必须通过战争来保持自己的威严。我的意思是国家对打仗应有所准备。”
……
法拉奇：“但是，您没有看到这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吗？”
基辛格：“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同意。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参与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为了制止北越对南越的吞并，为了使南越继续存在下去。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仅限于此。但是，今天我不是来判断越战是否正义，参与战争是否有用。
我们怎么还在谈论越南？！”
这就是法拉奇，让基辛格也头疼的记者女王。
小标：怀疑生命，无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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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生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成为那种我经常梦想的男子汉，对弱者赋予同情，对傲慢者给予轻蔑，对那些爱你的人报以宽宏大量的勇气，对那些想支配你的人作殊死搏斗。我只想要求你利用生命诞生的那种神奇优势，而绝不应屈从于人生的懦弱。你绝不应该回避冒险，即使在恐惧和退缩的时候也是如此。要知道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冒险，一场以后会为你的生命的诞生甚感懊恼的冒险。”
采访中浑身释放无限激情的法拉奇，曾发誓一辈子不会结婚，也不生育，并为人们制造了“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的名言。然而1975年，43岁的奥莉娅娜・法拉奇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此时医生已经检查出了她身患乳腺癌。
孩子的父亲是法拉奇当时的男朋友，希腊抵抗运动的年轻领袖，帕纳古里斯・阿莱克斯。这是一个即使散步也会带着手榴弹的疯狂男人，在革命的喧嚣中两人高调恋爱，但在相恋的第二年，法拉奇就明白了这位人民英雄在情感上只是个孩子，他可以在需要时让你一个小时内准备好登上快艇去见他，而不需要的时候却长时间的音信全无。
帕氏获悉后，不但没有喜悦和抚爱，而是通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在嘶哑、结巴、颤抖的声音中传递冷酷的建议――长时间的沉默，或问打胎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或表示怀疑，让已是47岁高龄产妇堕胎……失望之余，她却仍想生下这个孩子。遵照医嘱作为患有乳腺癌的高龄产妇，她本该呆在医院里好好安胎，可怀孕5个月的法拉奇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作四处奔波，最终因疲劳过度孩子在路上流掉了。
一番痛定思痛，她写下了一本名为《写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书。在书中，她第一次流露出了她作为女性柔软的一面，在这段时光的内心挣扎，以及真实生存着的压力和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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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曾急切地期望着你的来临，尽管我知道你有一天终会存在在某一时刻。我在这种意识中，一直久久地等待着你，但我仍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的心情冲着我大声哭喊，是谁赋予你权利，让我降临在这个世界？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
“我对家庭没有信心。家庭是一种建造来为了更好控制人的窠臼，是一个更好地让他们对法则和传统产生顺从的地方，它的神圣和尊严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切存在着的人们都是一群被迫以同样的名义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的，常常相互仇视相互憎恨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在信中，有伤心母亲的期望和希望落空的痛楚过程，但文本背后还有着一股更强大的内涵，那就是法拉奇赋予了生命作为存在的选择权。虽然她爱腹中的生命，但她并不因为这个生命而放弃工作，抑或按她自己的说法，让孩子来选择是否愿意降生于这个世间。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女人将成为母亲，生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你已经死了，或许我也将死去。但这没有关系，因为生命不死。”
法拉奇的一生都想证明，女性不是生活的弱者，她们智慧勇敢，机智毫不逊于男人，然而似乎法拉奇忘记了，女性除了是一个性别标识之外，还是一个母亲，一个生命的土壤。
她的人生也许是辉煌的，但也是残缺的。在男性的世界里她争得了一份不可忽视的荣耀。“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象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着永远的死亡。”也许晚年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一次为人母的机会，还失去了女性与生俱来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