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摘 要]从衡量道德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三大标准――所有制标准、主体标准、价值观念标准的综合视角来考察当前我国道德建设所处阶段，可发现道德建设处于集体主义初级阶段。其突出表现一是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多元道德观念并存；二是人们道德水准存在高尚、一般、卑劣的层次性差别。从此实际出发，当前的道德建设要处理好义与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先进性和广泛性、道德与法制、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
　　 [关键词]集体主义初级阶段 所有制 主体和共同体 利益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022-0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经的阶段，它实质上是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特殊转型期。由转型期新旧体制转轨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所决定，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正在发生着一场悄然的革命。这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并成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但其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即当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实际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对此，笔者尝试提出“集体主义初级阶段”一说，并就教于方家。
　　
　　一、界定道德发展阶段的几个标准
　　
　　从唯物史观的辩证理性视角看，一定社会的道德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既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可以说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受社会历史生活制约的属性，是那些使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价值意义。”[1] （P20） 它并不是仅仅发生于观念中的东西，其内容和本质在于体现和维系人们生产、生活所依赖、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的结构、秩序和规则。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名言“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2] （P15） 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也才能谈得上道德作为规范化的人类主体精神的相对独立性。经济社会关系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道德发展的一定阶段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因此，界定道德发展阶段的标准必然存在于经济社会关系中。具体而言，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有制标准即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制形式、主体标准即主体发展水平和共同体形式、价值观念标准即以利益取向为标志的价值原则。
　　1. 所有制形式。这是划分道德发展不同阶段的最基本标准。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内涵并决定了一定的人际关系及其交往模式，所有制是属人的所有制，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意味着人们在谋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地位、关系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因此，马克思指出：“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3] （P431）
　　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所有制形式，二者的对立斗争展现为一个原始公有制――阶级社会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历史过程，由此从根本上决定了道德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原始社会，原始集体主义是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关系的纽带为基础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原始集体主义道德随之走向解体，个人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个人主义道德具有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 （P233） 从消极方面看，它带来了人的异化，“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5] （P123） 个人主义道德随着它的存在基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亦必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资本主义提供了其消灭的全部条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把此前家庭私有制条件下的家族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变成了极端利己主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成为公认的信条，资产阶级道德形态的反动性暴露无遗。它严重恶化了人际关系，激化了社会矛盾，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末日情节”，它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转而为新的道德形态所代替。在资本主义时代巨大生产力成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更高阶段上”“重新达到了原来出发点”的运动，它并非对原始共产主义的简单复归，而是把社会化大生产同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所产生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是高级得多的自觉、系统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并在联合劳动过程中，自觉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同志式关系，人们在根本利益上已趋于一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成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必然把集体主义提升为主导性的道德原则。对此，邓小平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反之，则“势必两头都受损失。”[6] （P175、176）
　　由此，所有制形式从血缘氏族公有制――阶级社会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嬗变历程，带来了道德形态上原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相应变革，其中每一阶段的所有制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形态来与之对应。
　　2. 主体发展水平和共同体形式。如前所说，道德是人类主体精神的自律。它是主体发展水平和共同体形式在精神―价值层面的反映。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视角，对文明社会以来依次更替的三大社会形态作了如下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7] （P104） 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体从自然人――经济人――自由人的发展历程。其中，主体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道德表现。
　　在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以自然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结构之上，其典型形式是“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人的依赖关系”转而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历史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人们从以往的自然依附和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自己相对于自然界的主体性，获得了主体人格的独立；另一方面，人不自觉地沦为经济动物，遭受社会关系“物役性”的种种压迫。经济人谋求既定条件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个人本位主义是两位一体的。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中，这种利己主义不断走向极端，其典型表现就是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泛滥，人们之间在利益上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从主体视角看，社会主义恰恰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人联合体”阶段。此时，人的物化现象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体脱胎换骨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其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质变，由以往的个人――利己主义升华为新型的集体主义。人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使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成为人们基本的价值取向，并在自由联合的共同体基础上实现成员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与合作，形成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健康、融洽的人际关系。
　　主体发展水平、共同体状态与所有制形式是密不可分的。与古代自给自足的小私有制相对应的是自然人和松散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应的是经济人和严重的阶级对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对应的是自由人和自由人联合体。依马克思之见，真实的社会共同体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建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对“虚构的集体”与“真实的集体”作了明确的区分：私有制社会“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构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8] （P82） 与此相反，真实的集体是“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8] （P83） 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真正的集体主义道德，只有依托真实的集体才能产生，否则就会失去其社会主体的基础，而真实的集体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
　　3. 以利益取向为标志的价值观念。任何道德都是一定时代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3] （P537） 因此，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不同的利益观成为道德发展一定阶段最典型的表征。利益观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人们究竟怎样去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根本上是由他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私有制社会，“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2] （P663） 这种利益上的根本对立，使“‘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9] （P275-276） 因此，“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9] （P275） 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本意在于确立一种合理协调人际关系的普遍价值准则，既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性关系，又突出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过程中正确理解的社会普遍利益的优先地位。事实上，个人和集体是密不可分的，集体是个人存在的社会形式，个人是集体的细胞，无集体的个人和无个人的集体都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集体主义内涵了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真正的集体必然代表社会广大成员之个人利益，并以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需求。因此，集体利益就是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所在，反之亦然。而背离集体利益的特殊个人利益，和背离社会成员普遍个人利益的虚构集体利益，则必然损害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上述界定道德发展阶段的三大标准是有机统一的，其中，所有制是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基础性标准，主体发展水平和共同体形式是主体社会关系层面的标准，价值观念是利益取向的意识和反映，属于精神方面。三大标准互动整合，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有机的标准系统。
　　
　　二、当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处于集体主义初级阶段
　　
　　从根本上说，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生产目的，内在地决定了人们利益取向上的集体主义原则。但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使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动。在此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并存、市场经济“物化”大潮的冲击、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赋予道德建设以复杂的时空背景。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复杂特殊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了当前的道德建设必然处于集体主义初级阶段。
　　1. 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条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一种社会化占有形式，基本特征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它消除了私有制条件下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不合理现象，使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成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共同财产，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具有私有制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基本特征是等价交换，是以产权主体多元化为前提的，包括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我国道德建设所处的集体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上是由现阶段特殊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相对于其他所有制形式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为道德领域内集体主义原则主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事实上，公有制正是集体主义在所有制形式上的典型表现。同时，我国的公有制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共同体所有制远未形成，公有制在实现形式上尚存在不少弊端，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量存在，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为个人――利己主义提供了赖以滋生的土壤。这些都使人们的利益追求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并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在此形势下，集体主义主导价值观在我国社会的全面确立，必然表现为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就分配方式而言，我国当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各类公有制企业里，生产成果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个人消费品按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它既以劳动者占有关系上的平等性为规约，又截然不同于“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合理分配机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在劳动过程中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这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是内在一致的。但是，我国目前尚不可能在全社会按统一标准实行按劳分配，而只能以企业为单位来实行，按劳分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现形式上还存在平均主义的弊端，同工不同酬现象也比较普遍。此外，还存在包括劳动力价值收入、资本收入、社会保障和福利收入等多种分配方式，社会成员在个别利益上尚存在差别和对立。这些都是集体主义初级阶段在分配方式上的表现。
　　2. 从主体发展水平和共同体形式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的主体表现就是“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初级形式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互交织，自然人、经济人、初级自由人同时并存。社会主体的多元生存状态，必然对道德意识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我国农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落后地区农民多处于自然生存状态，广大农村沿用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小生产习惯势力仍顽强存在，传统宗法式的血缘伦理仍固守在寻常百姓的心头。其次，20多年来，我国在市场经济征途上不断前进，从主体视角看，它是一个从“人的依赖关系”走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自觉历程。市场经济使人获得了主体人格的独立。但它在唤醒人们主体意识的同时，又诱发了人们对物的崇拜，形成物对人的奴役，使人有被物化进而滑向道德上的个人――利己主义的危险。这就是经济人“物的依赖关系”的双重道德影响。其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抑制其道德消极面提供了制度条件。在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组织，初步具有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性质，它表现为劳动者在同一企业内平等的联合劳动关系，然后再以企业联合劳动的形式贡献给社会。公有制的组织，既是人们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是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这样的集体里，连接着人们的不仅有共同的生产目标和任务，还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道德观念。初步发展的自由人及其联合体，成了集体主义道德的主体。当然，现阶段的公有制还只是初具“自由人联合体”的雏形，集体主义道德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正不断加快，农村社会“人的依赖关系”正处于消解过程中。同时，围绕“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有制企业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过程中，公有制的活力被激发，并不断发展壮大，它将在弘扬市场经济内发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抑制“物的依赖关系”的消极影响，从而将主体精神与集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就目前而言，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层次社会变革的影响，社会主体人格正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道德领域正处于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多元道统并存、竞争、消长、融合的转型期。
　　3. 从以利益取向为标志的价值观念看，改革过程中社会利益格局的整体性调整，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革命。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人们对自身、集体和国家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并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使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非对抗性经济关系，其总体运行机制和生产目的，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指向的，人们存在着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主体的为我性可以在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层次的关系中得到体现，并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有机结合。但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资源配置方式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均存在重大缺陷，规范完善的市场既未真正形成，而它对资源配置应有的基础性作用又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诸多干预，经济生活中“钱权交易”的暗流涌动，不公平竞争和假冒伪劣品的泛滥，扭曲了经济伦理和社会道德，激发了市场经济潜在的利己主义倾向，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现象抬头，对集体主义主导道德原则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所受的社会教育和影响不同，当前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客观上已分化为不同的层次。少数道德楷模已具备共产主义觉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愿为国家、集体、他人奉献一切而不求回报；一些先进分子达到了社会主义道德境界，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在维护公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正当利益；大多数普通民众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谋求个人福利，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行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道德要求；不法奸商和腐败分子等则构成极端利己主义群体，是十足的社会蛀虫。人们道德觉悟的层化现象，成为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
　　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主体多元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给当前的道德建设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新挑战。要回应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对当前道德建设所处的阶段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国已处于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道德形态。在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它必然要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攻坚阶段，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道德也在转型和重构过程中展现出集体主义初级阶段的种种特征。最典型的表现有：一是上述人们的道德觉悟和水准存在先进和落后的层次性反差；二是多元道德形态的同时并存。旧有的以血缘、政治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君臣父子”式的封建道德，因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存在，仍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的单纯奉献型伦理（忽视个人利益的虚构集体主义）仍不时出现在一些官方媒介中（由此反映出宣传工作滞后于现实）；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正持续传播并发生影响；市场经济中成长着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的新型集体主义道德，作为当前社会道德的理想形态，主导地位虽初步确立，但正处于与前三种道德观的激烈较量之中，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不仅要诉诸道德上的努力，更有赖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将同时表现为社会主义新人格的陶铸和集体主义新型道德的建构过程。
　　
　　三、道德建设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尚处于集体主义初级阶段，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改革实践，赋予道德建设以复杂的时空背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中国伦理与西方伦理、计划经济道德与市场经济道德三对矛盾同时存在，其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构成了转型期社会道德运动的基本内容。人们道德水准的层次性差别、多元道德形态的并存，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抓住主要问题，处理好若干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 道德建设与物质利益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义利之辩”一直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利与义是辩证统一的，利是义的基础，义是利的价值体现，利益关系是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内容。问题的关键是要对利益有正确的理解。事实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这正是社会主义道德在解答义与利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点，人民之利所在，就是义之所在。目前，我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功利主义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一种“义利合一”的实践变革运动。就义对利的关系而言，前者并非消极地反映后者，而是对后者有着积极的、能动的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它不仅为人们的功利行为提供道德规约，还可以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转化为现实之“利”。由义与利的关系推展开去，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这是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问题。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都是畸形的，也不可能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保证。正是基于对两大文明关系的深刻认识，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
　　2.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道德问题本质上是利益问题，其关键在于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正确理解。集体主义道德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是把广大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统一起来，并以集体利益的形式加以实现。社会利益是在公有制经济关系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利益的有机总和，它为个人利益的公正实现、为个体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和保证。这里，社会利益是“主体”，是“整体”，个人利益是“谓语”，是“部分”，必须使“谓语”、“部分”从属于“主体”、“整体”。反之，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就会像恩格斯批评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一样，“使主体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弄颠倒了。”[2] （P675） 同时，社会集体是以个人为构成基元的，它必须忠实地代表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否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虚构的集体”。应当说，这种“虚构的集体”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仍比较普遍地存在。如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垂直领导下的生产单位，没有活力和自主权可言，企业劳动者无法真正地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当前，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为了谋求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合理化，使它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事实上，个人利益并不是一条道德诫命，而只是一件科学事实，人要生存和发展，就离不开个人利益。但是，“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0] （P167） 个人必须在谋利实践中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至少不能损害集体、社会与他人的利益。当前，我国在保护和鼓励人们通过合法方式谋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更应当倡导一种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加大对各种损人利己、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遏制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狂潮。现阶段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客观上存在着高尚、一般、卑劣的层次差别，因此，集体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体系理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结构，以鼓励先进、照顾多数、带动后进，同时体现先进性和广泛性的要求。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基本点。一方面，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建设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服务。为此，就要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作为共产党人和一切先进分子道德人格建构的指向性目标，建设好共产主义道德主载体，以体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的、不发达的阶段，集体主义道德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社会财富远未达到极大丰富、劳动尚未成为自觉的“第一需要”而还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条件下，切忌脱离道德发展的实际阶段，对人民大众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对一般群众来说，道德建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线，把个人追求私利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与社会利益的一致上来，重点进行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公德教育，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互爱、互让、和谐、幸福的家庭美德教育，以遵纪守法、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广泛性的道德要求。
　　3. 道德与法制的关系问题。道德作为一种依靠内心信念、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来起作用的柔性规范，必须与强有力的法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实效性，摆脱目前存在着的道德无序和失范状态，并在社会行为层面表现出一种合理的秩序，在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准的同时，建立起一个规范有序的现代性社会。就此而言，法制是道德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存在不少制度漏洞，加上社会法制的不健全，给不法分子谋取不义之财提供了种种可趁之机。这既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带来了道德上的消极影响。这就使法制建设具有了丰富的道德价值和内涵。事实上，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刑法所规定的八种主要犯罪，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加强法制建设，打击违法犯罪，能扩大道德舆论的效果，为人们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4. 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问题。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多元道德观念并存已是不争的事实。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中国伦理与西方伦理、计划经济道德与市场经济道德三对矛盾相互交织，共同上演着一出“道德交响乐”，并在对立统一中演绎着道德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际进程。市场经济焕发了人的主体性，拓宽了社会主体的自由视域，带来了不同社会群体迥异的利益要求。所有这些，都使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单纯奉献型伦理（忽视个人利益的虚构集体主义）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带来了道德上的多元格局。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道德的历史性进步。与此同时，道德的多元化决不意味着取消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评价标准而主张道德相对主义，而是在终极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兼容多种不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多色调的“道德交响乐”中，每一种道德固然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但其中必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在唱响主旋律。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实际而言，这一“道德主旋律”就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一致的新型道德观念，它既吸收了传统道德忠诚、智慧、勤劳的精华，又吸取了西方伦理民主、自由、平等的成分，在弘扬市场经济主体精神一面的同时，扬弃其利己主义歧向，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真实的集体主义道德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道德观念上的必然反映和要求。它的产生过程，展现了我国新旧交替式的改革实践所内涵的否定之否定的道德发展逻辑。即社会利益取向从计划经济时代虚构的集体回归到真实的个人，又发展到在真实的个人基础上通过平等的社会交往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联合起来的真实共同体的过程。这一新型的集体主义道德形态，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进一步成长和壮大，依赖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依赖于改革开放全面的、进一步的深化，依赖于全社会共同的、自觉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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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何蔚荣